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至今日，这个知青的老婆孩子还因没工作，没住房，为生存而挣扎。
——作者
1970年冬季，知青们都回了北京，我一人住在大队唯一的一排房子里，里面是会计室，平时没人，锁着门。草原上滴水成冰，清晨，我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还未起床，窗外人声鼎沸，“火勒旮弃（小偷）！火勒旮弃！”牧民们用蒙话喊叫着，有人发现会计室窗户被撬。
大队领导闻讯赶来，门没坏，贼是从玻璃窗钻进去的，查来查去，唯一值钱的半导体收音机没了。这是台上海产九个管海燕牌半导体收音机，全公社绝无仅有，当时几乎是最好的。没有任何线索，一年后，人们把这事快要忘光了，忽然，北京市公安局的长途电话打到公社，问大队是否丢过一台这样的收音机。
兴安大队北京知青陈文生与我队不少人是同学，两个队部相隔四十里，没想到他半夜走单骑撬了会计室，一年后回京探亲，他把收音机拿到委托行去卖，由于手续不全，警察没费力就破了案。火勒旮弃的恶名不胫而走。
同包的战友提起过这个人，原上草J博客中的《包长相亲》说的就是这位仁兄：“从别人家借来一对红色的木头箱子，放在屋子里最显眼的位置。还找来点煤堆在外边。陈文生对此很满意，他笑呵呵地对我说：‘我先把她骗来再说，办完事就把箱子还人家。’陈文生的家当是一无所有，就连下乡时从家里带来的被子都没了。白天穿什么晚上就盖什么。每天离不开的就是那个烟袋锅子。吃啥都不讲究，不饿即可。晚上睡觉说梦话都是蒙语。”
陈文生一无所有，与我当年的窘迫如出一辙，要说骗，与我的邻居北京知青L某有一拼，他到坝前农区相一位北京女知青，脚上的马靴、身上的蒙古袍都是从大队会计那里借来的，却生生把人领了回来。
插队11年后熬到了1979年，牧区分产到户，连最穷的牧主都分到了数额均等的牲畜，在草原上，饲养牲畜几乎是唯一的来钱途径。陈文生有了老婆、孩子，贫穷却如影相随，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养家糊口。这一年落实知青政策，西乌旗没工作的北京知青几乎全部分配到东部最偏僻的宝日格斯台牧场各个分场，穷归穷，每月毕竟有三四十元工资。1979年以前没牲畜，改革开放包产到户，该分牲畜又把人赶到牧场，走不了的知青何其命苦。
陈文生的心理彻底失衡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老婆是哈日根台农业队的农民，穷是不必说，人家嫁给你知青图什么？陈故伎重演，在一个刮着白毛风的黑夜，他认为暴风雪和黑暗会把一切痕迹都掩盖，冒险把牧民家的几十只羊赶回自己的家。因此被判蹲大狱十五年。
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在白音花粮站，有位穿黑棉袄的妇女正往牛车上装粮食，那身打扮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别人告诉我，她是陈文生的媳妇。我问卖粮的，大老远的她为什么从哈日根台跑到这儿来买粮。卖粮人说他们一家的户口还在白音花。那女人长的不难看，除了一身脏兮兮的棉袄与草原风情格格不入，脸上看不出什么悲苦的神情，她一个人在哈日根台农业队养活着三个孩子，一直等到数年后陈文生出狱。
原上草J说：“他非常适应牧区的生活环境。老乡们都对他的套马技术赞不绝口。”陈文生能放马，蒙话也不错，绝非等闲之辈，人们有所不知，他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心仪的姑娘是同来的一位北京女知青。
女知青的罗曼史是从陈文生的追求开始的，初恋让人怦然心动，他约她在沙窝子里见面，也曾在彦吉嘎河畔徜徉。她最终拒绝了他，不是因为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也不是因为他声名狼藉，而是寒冷、空旷、荒凉、度日如年的大草原。同包的一个姐妹，回不了北京，在寒冷的冬季百般无奈，与丑陋的年纪与她父亲相仿的干爹同居一室，结下了孽种。干爹被打成反革命，轰回了农村老家，女知青却因此沉沦堕落，后来嫁给了外来的大车老板，孤苦伶仃在草原上生活了二十多年。
一河之隔的敖日淘队有位女知青，也因回不了北京，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大队部过冬，好心的有家室的大队保管员照顾她，让她有吃有喝有烧的，可一男一女单独在一起就是干柴、烈火，就是发了情的母马、追逐的儿马，结果也把肚子搞大了。回家的路上，姑娘住进西乌旗朋友家，左思右想交不了差，清晨，人们叫不开门，闯进去掀开被子一看，姑娘躺在血泊里，昏迷不醒，手腕割得血肉模糊，幸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逃离草原是所有知青的心愿，陈文生的初恋女友慌不择路，曲线救国，先回河北老家，再择机回京。
陈文生的梦想破灭了，他躺在荒凉凄冷的旷野上......没人知道他是谁。
陈文生在狱中表现良好，监狱的领导也同情他的遭遇，大约十年后提前释放。哈日根台农业队聚居了一群农村来的汉人，改革开放后保护草原，禁止开荒种地，他既没牲畜也没有土地，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当年的帅小伙儿变得粗俗难看，在外人眼里，他是劳改释放犯、一贫如洗的北京知青。夫妻二人相依为命，他决心抛弃过往的生活和过失，静下心来赎罪，再难也没去偷。
回城知青经过一番奋斗，大都在北京站住了脚，有些老三届成绩斐然，教授、研究员、医生、老师，小日子蒸蒸日上，1990年代初，大家纷纷结伴回第二故乡探望父老乡亲，在几间小土房里，陈文生悲惨的命运令人震惊，以锦达夫妇为首的兴安队知青纷纷慷慨解囊，战友们的情义让陈文生感动，出乎意料的是，最大的一笔善款竟来自当初弃他而去的初恋情人。
这位女知青不但为他捐款，还把他的一双儿女接到北京，舍着老脸，到处托朋友帮他们找工作。草原来的孩子文化不高，将就把他们安排在一家超市打工。可惜，时间不长，没文化，没修养，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两个孩子，与城市格格不入，只好打道回府。
陈文生用大家资助的钱买了些羊，殊不知，靠养牲畜挣钱极不容易。牲畜要慢慢地繁殖，慢慢地长大，由十只变成二十，三五年后也许就是一片。牲畜不能病，不能丢，人要寸步不离，冬天的草料贵的出奇，饲养牲畜的成本大大提高，一年熬到头，只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何况这些年草场退化，自然灾害频发，夏天干旱，冬天暴风雪，盖牲口棚，买草料，钱从何来？知青们的好心没能挽救陈文生，牲畜不成展，孩子们一事无成，贫病交加，生活无着，绝望中陈的生命戛然而止。
陈文生的初恋女生回到河北农村老家，一来离北京近多了，回家方便，二来有亲戚照顾，少受不少罪。塝地除草割麦子，农村又是另一个世界。她一个姑娘家，哪受得了这许多苦，年轻人躲着她，干农活知青不是好手，只能拖累人。好歹住在亲娘舅家，虽然每天累得臭死，土屋子暖炕，不愁吃不愁烧，也算丰衣足食，可无法排解的寂寞接踵而来。
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正是情窦初开时节，哪个女孩不思春，在牧区看到儿马母马交配也禁不住想入非非，舅舅是小队长，对她体贴入微，依仗权势给她派了不少轻活，什么计个工分，看看场院，舅舅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一来二去与外甥女有了关系。男女私情，什么都能瞒，唯独这肚子瞒不了，当她挺着个大肚子回家，在父母的逼问下，不得不招了实情。
一家人气疯了，通奸也就罢了，可这是自家的亲舅舅啊！这不是人啊！丢了大脸了啊！父亲一怒之下，跑到县城告状，舅舅强奸外甥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闹得整个县城沸沸扬扬，法院把小队长从严论处，判了几年徒刑。闺女丢了人，在家乡呆不下去，母亲早早地回家，把工作岗位腾给了自己的女儿。
城是回了，在北京也有了工作，可她心灵的创伤却从此无法愈合。三十大好几，好歹找了个二婚草草结了婚，硬着头皮入了洞房，却从来不与夫君过夫妻生活。也怪不得男人，一来二去，就在外面有了相好的。过不下去可以离婚，可这男人也是没能耐的主，玩的起，养不起，关键是没房。一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个是同床异梦终其一生闷闷不乐。
没有爱情的滋润女人易老，易病，绝非危言耸听，恰似一朵美丽的花，失去了阳光雨露就会枯萎一样。女知青终日忧心忡忡，郁郁寡欢，没有爱情，没有性生活，不满五十癌肿缠身。她受尽了肿瘤的折磨，瘦得皮包骨头，蜷缩在病床上。她临终前，弥留之际，神志稍有清醒，向看望她的知青闺蜜吐露心扉：如果我跟了陈文生就不会这个样子，就不会这个样子……
她一个工人，并不富裕，对自己十分吝啬，却把大把的钱给了他，她心里一直装着陈兄，一生都在懊悔，有生之年想方设法弥补当初拒他于千里之外的缺憾，在生命之火将要熄灭的时候，她至死没能说出，我们爱过，永不后悔。
一百多年前法国贼种冉阿让幡然悔悟，当上了市长，一生行善赎罪，为女儿创造了享受不尽的钱财和真挚的爱情。陈文生的梦想破灭了，他躺在荒凉凄冷的旷野上，与白音花东部六十九名知青烈士墓隔山相望，没人知道他是谁。他的老婆、孩子时至今日依旧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居无定所，老无所依，几十年靠打零工过生活。
“火勒旮弃”是陈文生一生洗不掉的耻辱。
知青和草原的爱恨情仇
——《 火勒旮弃 》续
作者：冷明
这是《 火勒旮弃 》的续篇，时至今日，知青后代不得不用打官司的手段，试图得到生存。
1968-2018，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知青们欢呼雀跃，著书立传编写花名册，表演聚餐追忆似水年华，北京知青念念不忘草原人民的大恩大德，为草原义演赈灾，一大款带头为高力罕打了几百口机井，还有一知青二十年如一日拖着病体为草原治理干涸的湖泊，这样的情操就不单单是对草原的一往情深了，难怪受到了联合国的表彰。知青们为病儿募捐，牧民来看病，大家跑前跑后热情相助，婉如家人。能者多劳，老知青们以各种形式反哺草原。
蒙古族牧民淳朴厚道，额吉阿爸老喇嘛与生具有菩萨心肠，牧马人的彪悍，生性宽厚善良的马上民族让知青们永远难忘。许多人以草原人为傲，感恩牧民，向往宽广无垠的草原，蓝天绿草雪白的羊群，与几十年前慌不择路逃之夭夭判若两人。
2018年5月，一场法庭审判迎面而来，知青遗孀及后代起诉原插队牧业大队的官司在西乌珠穆沁旗法院开庭。想了解这场旷世少见的民事诉讼，先从我的新浪博客文章《火勒旮弃》（小偷）说起，原告正是文中主人公陈文生的遗孀及子女。
兴安嘎查（大队）知青，曾是陈文生同一蒙古包的战友，把拙文拿到东乌知青的一个群里，众说纷纭，泛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涟漪。
@ 霍勒嘿！（可怜）陈文生！
@ 陈文生算是底层弱势的知青了。
@ 这位陈文生与我是同一个学校，同一批到白音华苏木，并在同一个蒙古包生活了多年的插友。
@ 混的实在太惨了！
@ 他的经历很是耐人寻味，既让人同情，也叫人痛恨！
@ 悲剧中的悲剧！
@ 时代和个人共同酿造的悲剧。
@ 我相信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什么样的悲惨命运都会发生，只不过是由冷明清澈见底的笔记录了草原知青陈文生和他初恋情人的命运。还记得白描（笔名）笔下四个陕北女知青的命运，更是血泪凝成的血淋淋的事实。
@为了解决陈文生家属子女的草场问题，我们曾经一起下乡现从事律师工作的知青协助他们向西乌旗法院提起诉讼，想通过法律程序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但几经周折都没能取得好的结果，与苏木，大队的领导牧民搞的也很僵持。
@那个荒诞的年代虽然过去了，可那些更荒诞的事又回来了！
@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些知青都没返程，都在草原扎根生儿育女，那和牧民争分草场的矛盾会造成什么景象呢！
北京知青陈丽霞与丈夫前达门
@我们队的陈丽霞曾经也被打发去过乌尼特牧场，回队后也正没赶上分畜群，后来老乡们不忍看她们那么凄惨，只好从每家凑了一百多只羊给她家。但因此也被受冷遇和伤害，那些分到的羊，毕竟是从人家已到嘴里扣出来的肉呀。1988年我和武征回去看她时，喝的是黑茶水，连碗奶茶都喝不上，因为没分到一头奶牛。老咩那几年真难熬，她也是多少次想到死，一了此生。
@如果都不回北京，那我们就都是牧民了，是外来户。至于如何和牧民相处，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肯定有人会融入牧民……
@ 是呀，不少人想回到那个荒诞年代，但是我们不想在有生之年再受二茬罪了。想让我们跟当年一样没头没脑的像傻子一样拥护是万万不能的了。别把大家都当无脑儿，凡经过文革的人，头都长回在自己肩膀和脖子上啦。
@看来陈丽霞也有类似的经历，但她毕竟是嫁给了当地人，又没有像陈文生“火勒旮弃”的前科，所以她能得到牧民的同情，而在乌珠穆沁牧民是最恨偷盗之人，更别想分羊分草场了！但从道义上讲，陈文生的后代是无辜的！
@我们若留下当牧民，赶上分畜群，估计有个别牧民会计较，多数善良的人会包容我们的。
@是。陈丽霞的丈夫前达门的家族也不少人，也会帮他们，但很有限。
@我们要是留在草原，可能就像华人在美国，有人会融入主流社会、有人被边缘化、有人会成为“陈文生”……
@是的。毕竟是背景离乡的外来人。
@那些不太会说蒙话的知青生活肯定会不尽人意。
@ 现从西乌旗政府有关部门表示，与苏木，嘎查两级政府无法协调一致，只能从政府拿出一些钱来资助陈的家属，因陈毕竟是当年的知青。
@据我所知前达门和陈丽霞家从西乌旗迁回大队后按户籍人口分到了草场，而大队里有些牧民的孩子出生晚了几天却分不到草场。
@1965年插队到我们大队的几位未走的锡盟知青，1980年也一同被旗知青办安排到西乌旗某牧场。
@分草场以户口和1980年分牲畜为条件，有个原则，增人不增草场，减人不减草场，理论上讲当时分牲畜，草场不会太难，没牧业户口肯定分不上，锡盟有个情况苏木所在地非牧业户口的都不能分草场，牲畜，这个是政策，现在这部分人最难了，既没地就业，既便是租草场放牧，有关政策，法律不允许，他们很可怜，政府也很无奈。
所以陈丽霞他们，及时从西乌旗牧场迁回大队分到了草场，还是幸运的，具体没有分到牲畜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你们那个知青户口什么的可能不在大队，当时分羊，分草场有部分人还没从文革中转变观念呢，应该属于非牧业户。如果有当时牧业户口，应该是能找回来一点，因为草场分完了，各队只有点集体草场。
@知青的户口应该在大队，由公社掌管，自己手里有粮本儿可到粮站买粮。1970年代末，有些知青已经是正式职工、国家干部，为了回北京，也只能辞退工作返回大队，办理知青病退、困退回京。
大家对陈文生充满了同情与不解，陈的经历与众不同，1979年分配到宝日格斯台牧场工作，因盗窃，很快被判刑入狱，一家人的户口始终在白音华公社兴安大队。1979年大队分牲畜，后来分草场不分给他似乎名正言顺，何况人走茶凉是特色国的国情。
问题是陈文生数年后被提前释放，宝日格斯台牧场的工作丢了，他想回兴安队，他住过的房子大队给了别人，队里不收留他，只能投奔哈日根台公社农业队的老丈人家，一家人的户口始终在白音华兴安队。
我道听途说，对陈文生家人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想像不出，据了解详情的人讲，陈文生死后，既没牲畜也没有草场，病与贫总是如影相随，要不老祖宗怎么留下“贫病交加”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他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也死了，剩下一儿一女和他遗孀住在贫民窟似的土房里，破弃拉撒，令人惨不忍睹，一家人靠打零工过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早已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还有比这家更穷的吗？陈的老伴因嘎查（大队）不承认她家在兴安的户口，连最起码的低保也无法享受。
在最绝望的时候，听说内蒙古有政策，凡1980（82？）年户口在牧业大队的应分给牲畜和草场，可这一家口讷笔拙又不会蒙话，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谁尿你，正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兴安队的北京女知青祁春芳挺身而出。祁春芳一生坎坷，甚至充满传奇，是“赤展”式的人物，1990年回的北京，好在孩子长大了，都有出息，她在北京可以安度晚年，虽然经历过悲苦，却看不得别人的惨状，她不顾年事已高，一趟趟跑西乌，白音华，兴安嘎查，找各级领导沟通协商，希望能为陈的家人落实政策，分些牲畜、草场，却遭到大队拒绝。1960年代草原收养了三千上海孤儿，文革初接纳了数万名知识青年，草原额吉博大的胸怀让不少知青至今提起来热泪盈眶。祁春芳仿佛得到了额吉的真传，为穷人雪中送炭谁能说不是最大的善举。
在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锡盟知青律师满达建议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并主动帮助他们，否则要文化没文化，要钱没钱的穷知青后代，哪个律师肯无偿帮忙。
案子起诉到法院，马上就要开庭。满达是蒙古族，在与兴安大队一河之隔的金星大队插队多年，与牧民的关系最好，为牧民在法律事务方面没少帮忙，为陈文生家人代理出庭，车马舟船差旅费自掏腰包，恐怕连一顿饭也混不上，何况他要面对的一方是他最要好的牧民朋友，一方却是穷得掉渣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知青后人。满达敢于仗义执言，他是否怀着悲壮的心情走上庄严的法庭，面对曾经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却为一名不沾亲带故的知青振振有词，我们对这位豪爽善饮的蒙古族老知青真要刮目相看了，在他粗犷的外表下藏着怎样一颗悲天悯人的心！
古今中外匡扶正义劫富济贫的大侠永远是故事的主角，面对这样一场官司，知青们谁也不好意思发声，嘎查（大队）、知青，无所谓正义邪恶，都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受害者。
知青们回第二故乡，牧民倾其所有热情招待，美酒炒米手把肉今夜喝个够，老知青著书立传歌颂草原，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草原人民作梦也想不到遇见陈文生这样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败类。但歌颂的前提是这样：79年以前知青在大队与牧民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无非是放牲畜或干零活，挣工分；79年分牲畜分草场，各户按人口均等，假如知青们没走，结婚生儿育女，一个大队牧民不过四五百人，知青近百人，分牲畜占去四五分之一，肯定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回不了城，我们每个人都会跟牧民争草场，争牲畜，你多一份，牧民就会少一点。陈文生口碑不佳，赶上这个队的领导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不给，就是不给！
下过乡受过罪，不妨碍人们有深深的草原情结，有些人恨不能回到过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说，那是你呆的时间不够长，东乌的老咩（陈丽霞），西乌的陈文生就是明证。
说起来大队也是够冤的，一个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如邓小平所说：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却让我们一个牧业大队背黑祸，我们凭什么要为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买单？！
这个事情如果从法律的层面上说，政策就是政策，法律就是法律，80年陈一家人的户口在你们大队，你们就得分给他们牲畜草场，至于公平不公平是国家的事。国际上有“人权大于主权”一说，用在这个案子上也许有点牵强，但这一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下顿，靠打零工过活，他们要生存的权利一点也不过分。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官司，一方面，北京知青与草原牧民情同手足，一方面，但凡有点同情心的人都希望“火勒旮弃”的家人会得到救助，希望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北京知青后代有房住有饭吃。
插队的故事总是由学者专家事业有成衣食无忧的人书写，有病的，穷困潦倒的，为生活为子女忧心重重朝不保夕的，他们也是知青中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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