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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陈小鲁：1966年，血统论和“红八月”
作者简历
米鹤都
米鹤都，1952年生于北京，祖籍陕西。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年到陕北地区上山下乡；1972年应征入伍，于陆军第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1978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1988年后，先后在美国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
原题
血统论和"红八月”
——《对话陈小鲁》节选
米鹤都：
就北京中学的一般情况而言，伴随着校园暴力的，是红卫兵组织的出现和“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的“辩论”。这期间，八中的情况如何？另外，你当时对这副对联怎么看？
陈小鲁：
进入8月份以后，各校纷纷成立红卫兵。八中也有些同学先后成立了红卫兵的小组织。我没有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我组织观念还是挺强的，虽然我还没入党，可是我是团支部书记呀。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成立红卫兵是要取代共青团吗？入团可是宣过誓的，而且这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当时，有的同学在学校广播，号召要“成立红卫兵，解散共青团”。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会退团的。这事后来就无声无息了。因为八中成立红卫兵和解散共青团搅在了一起，接着又和“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搅在一起，我觉得这怎么可以作为红卫兵的口号呢？红卫兵打出这样的口号，那我就不愿参加。
所以，有很多激进的红卫兵对此不满意，但我不组织，他们也没办法。八中实际上就没有成立过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没有红卫兵总部、没有负责人，也没这个组、那个组，这和其他学校不大一样。红卫兵的活动基本都是各班在搞。各班成立红卫兵我不干涉，他们最多也就是用高三或高二某一年级红卫兵的名义写大字报什么的，但是他们没法署名“八中红卫兵”，因为写了也没有用，实际上不存在这个组织，只不过是在外面创个品牌而已。
当然也有例外，这期间，以八中红卫兵署名发出过两个通令。一个是镇压流氓的通令，但这事我不知道，也没有人来请示过。跟我没什么关系，应当是某个班或几个班的红卫兵自己做的，用了八中红卫兵的旗号。事实上，因为当时红卫兵组织是非常松散的，人家也不用你批准，也就用了这个名称。另一个通令是我干的，就是取缔各民主党派。八中红卫兵事实上并不存在，但这个牌子其实大家都可以用，只不过因为我是校文革主任，我用起来稍微名正言顺一点。
在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八中的同学中、即使干部子弟中，也有两种意见，一些干部子弟对这种血统论也很反感。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一位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就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前面说了，我是不同意对联这样的口号的，但是我的表态比较委婉。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我开会时讲：有现成的呀，为什么不用毛主席的话呀？我劝他们用毛主席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谁都不能说我说的不对，毛主席的诗词你敢说不是？当时我不同意对联、也没正式组织红卫兵，很多同学、特别是很多干部子弟对我不满意。但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谈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是讲策略吧。于是，就成了各说各话。总的来讲，八中红卫兵内部、干部子弟内部在文革初期没有分裂过，有什么意见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没有红过脸。
要说干部子弟为什么那么热衷对联？当大家一讲起对联时我就觉得，这个对联有利益在里面。首先就是干部子弟要高人一等，这就是一种本能。讲起对联来，我很光彩呀，因为我老子是英雄，我是好汉，那我在学校里做什么就当仁不让嘛。而你如果出身不好的，尽管可能学习好一点，或者平时你挺牛逼的，但是你现在得老老实实听我的。这个对联的实质就这么简单。
有人认为干部子弟学习成绩不佳，是干部子弟热衷对联的原因。其实在我们学校，从学习成绩来讲，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间的差距不是太大。像我们班里，周小川、苏宁等干部子弟都是学习最好的，因为他们的条件好，见多识广。出身不好的同学里也有学习好的，他们很刻苦。四中的孔丹、秦晓等在学习上也都是佼佼者。所以，这取决于不同学校的不同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就八中来说，干部子弟飞扬跋扈并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我认为，讲对联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受等级制、血统论的影响。你出身不好，我就歧视你，这是有的。即使都是红五类，里面也不完全一样。甚至军队干部子弟对地方干部子弟还有点看不起，说是“歧视”太重了，其实也有点那个味道。军队干部子弟认为地方干部子弟太温文尔雅了，革命斗志不强等等。我们学校的几个军队干部子弟，就一直在背后议论我，这我也都知道。好在我父亲是元帅嘛，也是军人，所以他们不敢造我的反。
我不赞成的事情呢，就不表态或委婉表达不同意见，你愿意造反你就造反，我没耽误你造反呀。你要是不造反，那也怨不得我。但也有坏的，有些比较激烈的分子，就把学校领导等给打了。我当时就没划这条线，因为管不了。北京各学校都是如此，我怎么弄呀？如果被大家说成是“保皇派”，我自己也不愿意呀。这是我当时的心态。
说起来很多人可能都不信，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多朋友都上了天安门。可那天我就没去。因为我不是红卫兵，也不是那种“激进分子”，也不是不想去，事实是就没人通知我参加那天的大会。
1966年，陈小鲁（后排右7））与北京八中同学在校园合影
米鹤都：
在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运动中有三件重要的事情是和你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你挑头的。一是发起和成立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二是四、六、八中红卫兵联合在中山音乐堂召开批斗北京市教育界领导的大会；三是勒令停止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的活动。对这三件事情，你能不能把经过和你当时的想法回忆一下。
陈小鲁：
前面提到，以八中红卫兵署名发的通令之一，就是取缔中国各民主党派，这事儿确实是我挑头干的。那是在八月份，文革运动已经热火朝天了，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看到人家都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感到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那么搞点什么呢？我们没事瞎琢磨，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
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的政策没有错误——这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这样的话，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嘛。我们商量后，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起草通令，要求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发完通令，我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呀？我们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把人家民主党派的大印都收回来了。后来我看到你写的那本《聚焦红卫兵》书里也记述了这个事件的过程。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遇到李富春伯伯，他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了。我回家时，从他家门前经过，骑着自行车要进家。他正走出来，就把我叫住了。他说：“哎，小伙子，下来！我问你个事儿。”我下车后，他说：“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当时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想了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当年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了，出了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陈小鲁（后排右三）和八中同学合影
另外，在8月19日我曾发起组织了一次批判北京市教育界领导的批斗会，从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教育局局长李晨，往下还有区教育局的领导，以及西城一些学校的书记、校长作为陪斗。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觉得既然文化革命要深入，要批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我们批斗了学校的领导，可当时整个北京市教育系统好像还没有这么一个批斗会。这个批判会的筹备是我组织的，是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联系，邀请他们一起开大会。他们都很赞成。我又联系了四中和六中的朋友，大家也都同意。会场定在了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大家就分头组织人发言，各自准备批判稿。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批判发言，然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了主席台，暴打那些书记校长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这次会上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武斗，影响很大也很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不像在学校里，而是三个学校联合召开，还有市委教育界的干部群众参加，份量是不一样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后来还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我是反对打人的，他们都知道，但是没人听。
这个大会的前一天，即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对宋彬彬讲了一句“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1]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嘛”出来以后，我们就管不住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
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发通令解散民主党派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肯定是错误的，还因为我控制不住那个局面，在这个会上使他们都挨了打。这与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大不一样了。红卫兵们直接拿皮带打人，整个会场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心里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同时对文革看不清方向的那种感觉也越来越强。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一次有同学告诉我，公安局来给他们提供线索，说有一家人有历史问题，他们还有国民党的党旗什么的，并提供了他们的住址等情况，希望红卫兵们去抄他家。因为这家人当时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了过去。到那儿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个人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反倒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也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
与北航附中同学留影。左起郭德琨，贾炎炎，江辽东，李冀安，杨小勤，陈小鲁
1966年的八月份，中国、特别在北京是“天下大乱”。
当时在各个学校里，对老师校长们进行体罚、殴打，最后有一些老师或者是校领导就给打死了。对于这些情况我当时感到不对，这不符合我们党一贯政策，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我还是校文革的领导，华锦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学校，我有责任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这种情况吗？我感到很迷惘。这时候正好《十六条》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中央的这个政策规定，我们当然拥护。第二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就想，现在这些乱象没人管，谁也管不了，我们是不是要自己管好自己。这是我当时是从中央文件的政策上来理解的，或者说是学习《十六条》的心得。
当时出了一件事。苏联驻华使馆前面那条路叫扬威路，当年的中苏友好那种感情已经无影无踪了，此时已经是反修防修的敌对关系了，红卫兵们认为，苏联使馆在扬威路上，修正主义还能扬威吗？于是，有人出头联络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2]这个活动是谁发起组织的、怎么组织的，我不知道，也没参加。据说，周总理虽事先加以劝阻，但红卫兵们没有接受。这件事，八中也有人参加。
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北京市有几十万的中学生，是一盘散沙，找不着头儿，也不知道谁是头儿。教育系统瘫痪了，共青团系统也瘫痪了，党组织也瘫痪了，中央有什么事情想向下边传达，我们连一个可联络的人都找不到。总理意思是，组织和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机构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组织？八中的红卫兵当时就回答：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局面太乱了，文化革命这么下去不行。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而且《十六条》讲的是要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所以我们当时非常单纯地认为，这个《十六条》就是“圣旨”。文件说要文斗不要武斗，那我们就要制止武斗。既然文件说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我认为，这是我对文革运动大方向不理解的一种举动，直接的动因就是要约束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以真正实现“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号令。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
当时我串联了四中和六中，因为这两个学校的学生领袖孔丹和董良翮我最熟悉。大家一拍即合，于是我们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联席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之后简称“西纠”。每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当时在哪里开的会，多少学校参加，具体过程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开会我可能都没参加。但是我知道我当时提出这么一个想法，算是发起人之一，这个想法大家接受，或者说大家都有这一共同的想法。从我来讲，发起成立西纠的重要因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以及我和四中、六中一些朋友的互信。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认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
从定义上讲，西纠的目的和职能就是单一的检查纪律、纠正作风这么一件事。这和后来其他人成立的各种跨校际的红卫兵司令部，如大学红卫兵的一司、二司、三司，以及首都兵团什么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人家说它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产物，后来中央文革定性它是保皇派甚至反动组织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和整个文化革命的形势是背道而驰的。
文化革命初期是要充分发动群众，老毛甚至不惜用默许暴力的行为，为发动群众开路。如北京大学6月18日武斗打人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批示了工作组的9号通报，要求制止武斗打人，但这个通报随后被老毛撤回。又如红八月中，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批转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第二天又批转下发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毛主席批的公安部那个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谢富治要求公安机关执行的就是“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中学”的政策，这个政策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的实质。那么，西纠的作用给人的印象就是去制止群众运动发展，限制群众革命热情，所以站在了运动的对立面。
另外从外延上来讲，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是搞得牌子越大越好，换了别人搞这个事，可能就叫做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了。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我很实际，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节制吧，我们还不是那种目空一切、要造整个世界的反。而且西城区的面积已经很大了，有五六十所中学，一个学校要一两千人，也有十来万中学生了。我们只能管这一块，别的管不了，人家也不见得听你管。我的想法是我们先搞起来，然后其他人去搞其他区的纠察队，到时机成熟，最后再实行大联合，成立北京市全市的红卫兵纠察队。
为此，我专门去东城区，通知了姬鹏飞的儿子、65中的姬军等，还有谁我记不清了。海淀区的学校我不太熟，但之前有石油附中等海淀的红卫兵到我们学校来串联过，于是我们就去海淀，跟石油附中的红卫兵也讲了我们的意图。大意是：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要成立西城纠察队了，这个组织主要目的是干什么的，建议你们也成立一个，将来适当的时候我们再联合，来维持革命秩序、制止武斗等，这符合《十六条》的精神。
之后，西纠就成立起来了，但是具体工作就落到四中头上了。这个也很自然，四中本身是北京市西城区最好的学校，在各校中有天然的威望。另外像孔丹这批四中的同学，我都比较了解，也比较信任，他们是个团队，工作起来更得心应手。另外，关键是孔丹的母亲在总理办公室做副主任兼国务院副秘书长，这就相当于和总理有了直接的联系。因为最希望我们组织起来的人是总理呀。
很快，这个事就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公安部长谢富治，包括叶帅，都亲自到西纠总部来视察过。国务院给安排了办公用房，是一所闲置的小学校，另外给拨了汽车、摩托车，给了一些军大衣和被褥，还给了一些经费，用完再报销。这样，西纠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系统。我这人比较随和，很自觉的就不管了。西纠搞起来以后，我在总部呆了三天就离开了，并没有真正介入西纠总部初期的工作。
另外，成立西纠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我是动议发起者之一，至少我没有后台。这件事我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前面说过，我们在文革之初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他们说：“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怎么不认识你？
西纠成立以后，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说：有些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商标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
上海墓园的陈小鲁塑像
注释：
[1]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一项决定，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2]1966年8月20日上午，位于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北京女二中的红卫兵，将通往苏联大使馆的“扬威路”的路牌上贴上了“反修路”，并印发了《大造修正主义之反》的通告。而全市范围的红卫兵集会和示威游行，则发生在8月29日上午。据1966年9月11日出版的《串连小报》记载，“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反修路》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红卫兵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热烈庆祝《反修路》正式命名。”如果陈小鲁指的是29日的游行集会，而西纠成立于8月25日，时间顺序上有问题。另一种可能，则是女二中红卫兵在8月20日命名“反修路”和发通告时，就是与其他学校红卫兵的联合行动，故有周恩来之后的说法。还有一种可能是陈小鲁的记忆有误。
（原文摘自米鹤都撰写《对话陈小鲁》，为作者《回忆与反思》口述史系列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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