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陈党耀：1971年，上海没有初中毕业生

作者简历

陈党耀，出生于上海的50后，17岁到奉贤星火农场当了九年知青。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宝钢。1997年获聘新闻系列高级职称，退休后喜读书健身思考。

原题

初中往事钩沉

作者：陈党耀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2013年秋，失联了四十一年的初中老同学首度聚会追忆往事。席间有位女同学叹道：往事如烟，而往事并不如烟啊！此话缓缓激活了我初中三年一鳞半爪的记忆细胞，兴之所至，信马由缰，随手涂鸦如下。

上海没有71届中学毕业生

我的初中时代是在杨浦区阜新中学渡过的，1969年4月至1972年底，我就读的72届三班50余人在此同窗三年，它位于大连路和平公园斜对面，现在改称民办凯慧中学。

在上海，72届是个约定俗成的历史专属名词。往前有1966、67、68年毕业的三届初、高中生，合称老三届，后面则称为新三届，而新三届到底指哪几届就莫衷一是了。当时因“文革”造成所有学校毕业生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亘古未有的三届六个年级学生同年毕业的荒谬事，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因此老三届离校后约半数当了知青，68、69两届毕业生还“一片红”，除极少数人因重病外统统上山下乡。

上海就是没有71届中学毕业生，比我们高一届的叫70届。1971年“一片红”政策结束，70届毕业生分配又开始“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由于前几届积重难返，我们这届光小学就读了七年才升入初中。1971年肯定不能分配工作，于是不知哪个高人也不知下了什么文件，直接把我们叫作72届，革命年代就是这么荒诞荒唐。

蹉跎岁月的蹉跎师生

初中三年，鬼知道我们读了多少书。学工学农各一个学期；之前学军到南汇川沙野营拉练半个月；还经常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指示”发表；到车站广场欢送高年级学生上山下乡……即使可怜的短短不到四个学期课堂时间，每天还要唱《毕业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每周四还要上半天劳动课——将细铅丝穿入硬纸卡片铆钉圆圈中再用浆糊糊好——此乃校办工厂之雏形；还有到自行车厂劳动几周，到印刷厂劳动几周，算算留给文化知识课的时间还剩多少？

尽管如此，我们读书没有一点压力，课外作业很少，考试也可以小作弊，成绩优劣无关紧要。每周六中午放学，下午我要洗全家人的衣服，其余时间放学后，我经常沿着我家东边的台硌路走到张家宅姚红江同学家中与之下象棋，每次他赢了得意洋洋还想再赢，输了恼羞成怒再想扳回一局，期间悔棋赖皮不绝。我受其影响棋品也随之下降，一直要玩到天黑误了饭点，惹得父母发怒。姚家最吸引我的是江南丝竹。他家是很宽敞的私房，沿小河有几畦菜地，屋后朝东一个大凉棚。其继祖父朱少梅老先生解放前后开茶馆，也是远近闻名的竹笛高手，一代笛王陆春龄对朱老先生非常敬重。文革中，陆先生经常与一批批专业乐团闲赋在家的名家高手演奏“中花六板”“行街”等——轻快悠扬的江南丝竹令我痴迷。姚红江自小练就的二胡技艺也很不错，但他玩心重好像不屑于与这帮中老年人为伍。

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我们英语课着重教A 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等，有些同学毕业了光认识26个字母；语文课充斥了歌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篇章，记得还有一篇古文《触詟说赵太后》，是结合批判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竭力教导学生勇于上山下乡的。可见那时革命委员会文教组编选的篇目也并非一点没费心思吧。最搞笑的是物理课称作工业基础知识课，化学课称作农业基础知识课，课程表上简称“工基、农基”，不知那位“创新者”如今安在哉，是否还记得。

虽然课堂教学时间不足一半，但几位老师还是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教我们“工基”课的是副班主任陈老师，戴副眼镜，文质彬彬，一口流利的沪语夹杂着普通话，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模样。他上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还自制电路板等教具，让我们初识了电流电压安倍伏特，知道了马达线圈继电器、静电磁性变压机。至少日后我在农场打谷场上不至于完全抓瞎。陈老师年长我们十多岁，初三到南汇宣桥人民公社学农时，还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

近年我们找到了陈老师，他每年都很高兴地出席同学聚会。本以为年近八旬的老师需要专车专人接送，但是鹤发朱颜的他身骨还蛮硬扎，除了首次接其到饭店外，其余几次皆独自乘公交车前来；有一次还从殷高西路的家中转车到嘉定月亮湾农家乐和同学们一起同乐。退休后的陈老师多年注重养生，摸索出一套独特是穴位艾灸法，看起来气顺体健。

在当年“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环境下，教“农基”课的莫老师，教数学课的何老师，还有教政治课的曹老师都秉着一颗教书育人的良心，顶着工宣队的“革命”压力，尽量给同学们多一点知识。那时候条件有限，“农基”上做实验的烧杯、酒精灯都很简陋，莫老师有一套本事让昏昏欲睡的同学醒过来，吸引大家注意到他的实验和基础原理中去。有一次全校包乘公交车到位于上海西部的风雨操场，去听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中央文件传达。两个班级一辆车，车上挤得密不透风无法站立。莫老师道：只要汽车一开动起来就不觉得挤了，像糖放进水里晃荡几下一样的。后来果真如其所说。我佩服莫老师那种时时用专业术语轻松解嘲的人生态度。

当年何老师教我们时刚刚大学毕业，二十四五岁，属于身材姣好赏心悦目的瓜子脸美女。二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二次方程，还有函数对数、速度时间距离、几何图形求证……每堂课都搞得连学有余力的同学都七荤八素。何老师说，数学嘛就是搞脑子。于是课间休息时，下一节政治课的曹老师提前进教室，帮我们一起搞脑子。

世事沧桑，离开学校不到十年，很多同学又重回课堂搞脑子了。工余时间像阿混杜小西那样补初中文凭补高中文凭……有的女同学还腆着大肚子穿梭于夜校工厂家庭之间，为了立足养家糊口的岗位，也偿还了“读书无用论”的债。有几位脑子搞得灵光的女生如今六十出头还孜孜不倦地发挥余热做着财务等行当，不像我除了回忆，什么也剩不下了。

去年10月下旬，阜新中学72届三班和二班师生联合聚会，印象中的英俊小伙莫老师、漂亮姐姐何老师都有了岁月的印痕，虽然眼神与轮廓依旧——他们到每一桌向同学们敬酒，叫不出同学的名字，但还记得当年发生的一些趣事，其讲话的嗓音语气仍能唤起大家埋藏于心底四十多年的记忆——宛如昨日的课堂。

前排右四为副班主任陈老师

师道很尊严的班主任

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的谢老师真正是娇小玲珑，巴掌大的脸上一双大眼睛平时笑盈盈的，但发起怒来蒜鼻与雷公嘴挤成一团看起来煞是威严。据说她好像是华侨子弟，年长我们近十岁，住在学校顶楼的单身房间。别看其个子小，却很有气场特别能压住阵脚。我们班级只有上语文课是最安静的，其他课只要教室后门外小窗玻璃上贴着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也立马安静许多。

在师道尊严被踩在脚下的年代，我佩服谢老师第一堂课就能杀个下马威，让同学们以后噤若寒蝉。这种小身材里聚集的大能量在我的很多老师中都绝无仅有。只是谢老师的水平有限，据说她只就读于上海第六师范学校，不知如何进入中学任教的。有次教《送瘟神》这首诗，把“千村薜荔人遗矢”中的“遗矢”解释成“遗失”——人找不到了。我查了词典才知道是拉肚子。毛主席诗中“千村薜荔人遗矢”的意思是说：众多村民都像吃多了用薜荔做的木莲糕一样拉肚子不止。反正那个时代校长和教研组不会太管老师怎么教的，革命最重要。

后来我明白当一个老师不容易，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而不是简单的知识转手批发，更不能在学生与之“疑义相与析”时恼羞成怒。当然不能苛求那个年代那么年轻的女教师，即使现在很多科班出身的教师直到退休前才明白怎么样教育学生。

前排左一为班主任谢老师

有次上课前，班级里有个王同学十分调皮捣蛋，他在黑板上写了“华侨美人是个矮个子”几个大字。这下把谢老师气得脸色发青，她不知通过什么线索获知了“嫌疑人”，于是叫来了赫赫有名的学校红卫兵团团长张晓东（70届学生、相当于现在学生会主席），张一把将王同学揪到讲台前，摁住其颈脖当众批斗了一番，教室里顿时气氛肃杀，真正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也给平淡无奇的校园生活增添了一阵惊天动地。其后王同学老实了许久，而谢老师的威望也由此激增。

几年后，我在奉贤星火农场某连队邂逅了张晓东，当年一身绿军装意气风发呼风唤雨的他，披一件破棉袄缚一根烂草绳胡子拉茬一副颓败相。我怀疑是否认错人了，一交谈，他还真记得此事并不无得意。

学工学农学军

1971年9月到次年6月毕业，阜新中学72届14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为其两个学期的学工学农。

我们班级先是学工，在大连西路上的上海先锋石棉厂。这家厂生产用于屋檐下接雨水的半圆型石棉水落管，还有圆型空心石棉管。我和朱启明同学在拌料间劳动，朱和师傅将水泥和石棉拆包倒进搅拌机，我和师傅在烘料间将半成品石棉管从铁模子上脱下来。十六岁正是人生最好的读书年华，却在粉尘中和成年人干着同样的体力活，没有任何报酬，还要额外支付饭钱，真比童工还不如。当上中班每天有两三毛钱的津贴后，次月立刻有人通知我们提前一小时下班，津贴取消。

工间休息时，和几位师傅闲聊，他们都知晓石棉的危害性。那时候环保观念不强、劳动保护意识淡漠，为了生存也为了比别人多拿几元尘毒岗位津贴，他们也许会以生命的代价干十几年几十年。

权威杂志表明，石棉已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定为致癌物。石棉纤维能引起石棉肺、胸膜间皮瘤等疾病，许多国家全面禁止使用这种危险物质。这些细小的粉尘吸入人体内，就会附着并沉积在肺部，造成肺部疾病。

而当时的政府、学校和老师、造反派当权的石棉厂却无知地将学生放在这种尘毒岗位上。我在劳动之中累得大口喘气，吸入了无数的石棉粉尘。其实那时这家简陋破败的工厂已经生产汽车摇窗机等其他产品。大概没过了几年，这个厂就不知所终了。放到现在，周边居民也许会起来造反吧！

记得我劳动的车间里有个灰白头发的老师傅总是离群索居，不声不响地干活，有时候还打扫卫生。我来了几天后，带班师傅告诉我，他原来是这里的厂长，现在是牛鬼蛇神走资派。而就是这个走资派，午休时好心地拉着我到一旁说，要戴好口罩。

前排中为本文作者

1972年春节后，我们班级五十来人坐车浩浩荡荡开拔到南汇宣桥人民公社李桥九队、十队学农。男女生分成五六个小组分散而居，我和六个男生住在九队一间牛棚边上。生产队长说，这是社员活动室。后来我们得知就是养牛人堆饲料之地。十多平方的小屋并排挨着一张张竹床，床头顶着东山墙，床两侧并在一起像超大的炕，大家从床尾上下，烧饭也在屋内，洗漱要走几十步到南面小河边水桥头。有次班级举行庄严神圣的红卫兵会议，是在一位女同学的床边召开的，因为她不慎从水桥头跌入河里湿身了，只能躺在被窝里参会。

前排中为班主任谢老师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同学们每天跟着农民到田间劳动，干些割麦子、拣麦穗，打油菜等较轻的活。生产队男女社员集体劳动，男劳力一天10—12个工分，女劳力8—10个工分，一个工分不足一毛钱。在“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年底分红的收入仅够温饱，就像葛优说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我和朱启明的师傅分别是富农成分（不知是否贫下中农不够）的俩兄弟，家徒四壁，穷得响叮当。我师傅姓唐，四十来岁，有文化也很友善，对我们生活很关照，晚饭后经常来我们居所聊天，他对十大元帅十大将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等如数家珍，令人刮目原来农村还有这等人杰啊。

临分别的前一晚，我们几个学生和师傅们在柴灶前AA制嘬了一顿，每人大概花了一二元钱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晕晕乎乎地体会到世上居然还有这种液体能使人腾云驾雾。2007年夏季，我们一家三口专门去唐师傅家探望，他已是垂垂老矣，他的孙子也成家了，当年我们劳动的田野已经成了上海野生动物园的一部分。

学农期间，我被谢老师安排烧饭，我到镇上买米买菜，回来淘米洗菜，用煤饼炉烧饭烧菜，七个同学同吃一锅饭。偶尔空闲时出于好奇心我也到田里干些农活。学农结束临回沪那天，我被谢老师委以重任安排押运所有师生的行李。沾沾自喜的我还沉浸在洋洋得意之中，回到学校次日就被谢老师劈头盖脸一顿训，说我不负责任。

莫名其妙的我后来才知，老师在镇上辛辛苦苦挑选的砂锅打包在被褥里，回到学校后成为碎片了。我觉得冤枉，我是押运工不是装卸工啊，老师也应该明示我对其被褥重点保护是吗，可能她也是怕违反学校不得在当地采购物品的规定，我的领悟性太差。

学军就是野营拉练，是在初二下半学期进行的。第一次离家，打起被褥铺盖，跟着长长的队伍徒步行走了十多天，仅过了一两天好奇心就被思家情绪替代了。“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铁脚板练出前肯定要磨出水泡，没几天队伍里出现了不少一瘸一拐的。

最刻骨铭心的是那日雨天夜行军，天上，阵阵雨水浇在身上，时间长了雨具根本不管用；地下，乡村土路高低不平泥泞无比，踩在像土豆像山芋大小的泥疙瘩上湿滑无比，没有人知道目的地在哪儿，还有多长时间，只能一步一滑跟着走，滑倒了起来，还没站稳又滑倒，后来索性连滚带爬往前行。女生一个哭个个跟着哭。

我无意一瞥，连谢老师也呜呜哭了，觉得好奇怪。想想是啊，出娘胎谁遭过这等罪，谁都体会到了这练铁脚板的滋味，然而帝修反的鬼影却未见一个。

直到凌晨，这支游兵散勇才到达南汇老港宿营，个个倒下就睡着了。我一觉醒来一看，灶头边房东老伯伯还在为我们一件件烘烤湿衣服，那时的人淳朴善良啊。

学工学农学军，硬生生将我们从应该学文化的年纪拉向扭曲的社会，而后应当工作的时候又挤出时间重回课堂，真正违反个体生长的自然规律啊！那时候谈什么人性人格人权。

毕业分配与工宣队

其实，中学里读了多少书无关紧要，因为那时候“读书无用论”盛行，没有中考高考，真正关乎学生利害关系的是毕业分配，班主任主宰着每个学生生杀予夺的命运。而恰恰彼时谢老师心思不在此上，她好像忙于结婚抑或要急急赶回柬埔寨老家。于是，谢老师的少作为不作为引来了一个叫蔡师傅的工宣队员插手。

工宣队，这个曾经如雷贯耳的名词，近日百度一下其权威解释：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虽然对制止武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工宣队“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学校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我所在的阜新中学工宣队有没有上述情况，作为学生的我不能妄加评论，而撇开这些正规的文字表述，我印象当中的工宣队员大多数应该是出身好，活干不了，嘴巴能聊的一些大老粗。我家对门有个邻居，其同事说起他在车间里十分令人头疼，技术上不行还牛皮哄哄，每天迟到早退，在厂里晃荡，就像严顺开演的那个阿混。但是开起批判会来他劲头十足，革命理论一套一套的，车间主任工段长也奈何他不得。于是上面要从工人中抽调工宣队员，这位邻居立刻像被送瘟神一般送到了学校。

现在回想，蔡师傅的情况和我那个邻居是否大同小异我不清楚，但是他确实替代谢老师主宰了班级里每个学生的命运。

我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按当时毕业分配政策，如果是长子长女：1.不能继续上学读卫校技校等；2.不能安排到全民国营单位；3.与下一个弟妹年龄相差小于五岁一般分配到近郊农场或外地工矿或留沪代培训再去外地工矿。4.与下一个弟妹相差五岁以上，或父母一方因病长病假，或残疾人的可以照顾留上海集体企业。

我父亲长期患病，拿了单位证明给学校，我自忖属于第四类情况。但是蔡师傅和谢老师硬是将我划入第三类，于是1972年底我被分配到奉贤星火农场六连。和其他班级其他学校不同的是，我们班级有十来人像填空缺那样分散在星火农场各个连队或者制药厂、养鸡场等，而不是成建制地集中到一个连队，因而六连同年来的知青都奇怪为什么我是孤零零一个，而他们都是一群人。

当时政策偏紧，学生对分配去向很在意，老师也担心学生和家长闹事，尽量往好里争取，而我们班级却例外。据说全校只有三个分到杨浦区清洁管理站倒马桶的名额全部给了我们班级，在此并非贬低环卫工的行当，而是对班主任处处“高调口号歪调行事”不满，全然不念及与同学们几年的师生情谊。要不为何她连这三位女生的报到通知书都不敢发，而是由工宣队员蔡师傅领着三位女生先到杨浦区区委开大会洗脑，再发放通知书呢？足见那时谢老师和其他十三位班主任之迥异。

手肘不往里弯也罢了，有个男同学从小练武术有童子功的基础，其父已经为其联系好安徽一家文工团，却硬是被谢老师将其档案送到南京梅山铁矿，在负500米矿井下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人生前途毁于此举。

毕业分配尚未结束，谢老师就仓皇离校了，连班级毕业集体照都没有发完。近年老同学聚会一问没有几个人拿到毕业照。按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本不该如此评价老师，但是老同学都对这位怪异而奇葩又讲不出味道的“革命老师”颇多微词，我想大家仅仅只是不忘初心“钩沉”而已，花甲之年不至于让可叹的青春年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绝非泄私愤。

当年的工宣队员蔡师傅是否依然面无愧色，这个真不知道。我们班级大约超一半人去了农村和大小三线，留在城里不足一半人，分配到鱼市场菜市场电车厂等不甚满意的单位。那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同学们并非对蔡师傅等耿耿于怀，毕竟那个荒诞的年代，许多人都是牺牲品，包括蔡师傅等人，因而以成熟的心态宽容那个畸形年代的人和事，一切会释然。

相比之下，隔壁班主任就强多了，摊上何老师是二班同学的幸运。毕业分配基本由班主任起作用，她不愿意工宣队插手，而且也乐意为同学们向学校争利益，因而总体上二班同学对分配的满意度明显高于我们班级。当然也有事与愿违的，因为大学毕业后直接到中学教书，何老师不知道副食品公司是什么性质的单位，结果好心把班里几个表现不错的女同学分配到了小菜场。几十年后，何老师对着这些下岗职工连呼对不起……

往事过眼烟云，细节历历在目。昔日年少不告而别，各奔前程音信不通。光阴似箭四十余载，暮然回首夕阳皆红。

陈党耀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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