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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陈党耀:票证流行年代与儿时的果腹苦乐

陈党耀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陈党耀,出生于上海的50后,17岁到奉贤星火农场当了九年知青。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宝钢。1997年获聘新闻系列高级职称,退休后喜读书健身思考。


原题
儿时拾忆
萧王庙与果腹苦乐



作者:陈党耀



静坐思幽,我想起四岁记事后的童年往事,尤其对早已消失的老家“辽源三村”的怀念更是涌上心头,逝去的一幕幕童年场景慢慢浮现在眼前。
 
1959年,我四岁,弟弟两岁,我家从老城厢的南市江阴街搬入杨浦区(当时称榆林区)控江路的辽源三村新居,这里处于上海内环线内,现在房价要七八万一平米,而当初周遭一片荒凉,多田野少街市,晚上黑灯瞎火的,比现在郊环线外的乡村还要冷落得多。

在此,我一直住到17岁半去奉贤星火农场,后来考上大学回沪又住了几年,直到1984年夏季拆迁离开。几十年来,童年时期记忆尤为深刻,辽源三村周边景象经常梦回萦绕在我脑海里。


(一)萧王庙

买米买菜等,父母和邻居们总说到萧王庙去。小时候听了印在脑子里的三个字是“小黄庙”或“小王庙”。

萧王庙这座庙给我的印象很模糊,其实它只是一个地名,准确地说它是周边鞍山商店、小菜场和米店等商圈的代名词,就像曹家渡、提篮桥五角场一样。大人讲到萧王庙去,不是烧香朝拜,而是购物或者兜兜。

早年,萧王庙位于控江路鞍山路交界处,用竹篱笆圈围。传说此庙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是正一派的道观。当年香火旺盛,庙堂内主祀的是跟随刘邦“月下追韩信”的西汉开国宰相萧何。但有人质疑,萧何没有封过王。据清朝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梁萧氏兴江左有功,故州县多祀之”,故萧王指的是南朝梁皇室萧氏。

萧王庙到底祭祀谁已经不重要了,其名气在外,被附近百姓作为一种地标性称呼叫了好多年了。

沿着鞍山路向北,一路上关乎民生的店家和修理铺很多。鞍山商店左侧是一家文具店,里面品种很全,卖各种颜料纸张;记得最清晰的是,有家很简陋的书店,有本不足一公分厚的《红灯记》剧本,0.32元,每次经过,我都要瞄两眼,因阮囊羞涩只能作罢。后来经常扒着一处围墙听半导体里《红灯记》唱段,居然能够大致背出来了,多日后再返回书店翻阅那本书,还纠正了记忆中几处唱词的写法,虽然遭到营业员的不屑。

小时候,我出门在外,初与陌生人交流,对方问我住在哪里?我答辽源三村、鞍山新村旁边、跳伞塔附近、电表厂对面,对方多少有点茫然,而一说起萧王庙,对方会清楚地回应“噢——”,说明萧王庙知名度蛮高。
 
打虎山路靠近控江路的跳伞塔

1937年萧王庙毁于日军侵华炮火,1947年重修。住持张湘荣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在庙内创立萧庙义务小学,成为中共榆林支部的地下活动点。张湘荣是我阜新中学校友吴同学的外公。

解放后,萧庙义务小学改名控江小学,庙观继续开放。1960年,设立道教经忏接洽处。1965年成立纸品加工组。重建的萧王庙后毁于1966年文革初期。1989年,因市政建设需要,上海市道教协会将该庙产权有偿转让给杨浦区城建局。
 
萧王庙庙后的街景

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宝钢,听人说起《宝钢报》副总编辑毛炳甫的不凡经历。毛炳甫(1931—1996年)从小失去双亲,是根正苗壮的工人作家,与胡万春等齐名。毛炳甫小时候家在萧王庙附近,他知道我童年住在辽源三村,很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热情劲。他的中篇小说《算命纪事》说的就是这一带三教九流的江湖故事。

萧王庙原址现在是杨浦著名的环球公司,生意出奇的好,每天人流不息,有老人说是因为过去此地香火旺。

萧王庙周边分别称庙东、庙西、庙后、庙南、庙西北及庙西南张家宅。张家宅有许多人以吹打为业,故得名“吹打张家宅”,我的很多中小学同学都住在这里。

沿着我家东面一条石块铺成的弹硌路向北一直走到控江路,河边有个茶馆颇具规模。茶客大多是住在附近的老年人,他们称茶馆老板叫朱先生。朱先生是我中学同班姚同学的继祖父,我随姚叫他老爹。姚同学二胡拉得行云流水,这是童子功。同住在此的张同学是隔壁二班班长,她也是张家宅殷实人家出身,会弹琵琶,常在学校演出时上台琵琶独奏。记得张同学家的本地房子很大,前后院子黑漆大门,内外花木扶疏。

我们那个年代,一般工人家庭是没条件学琴的。十四五岁的我路过茶馆总会被悠扬的丝竹声吸引,于是姚同学带我入内。每逢星期四下午,我放学了去听朱老先生吹笛,旁边围了十来个年纪不一的乐手,他们聚精会神合奏江南丝竹《紫竹调》《三六》《欢乐歌》《行街》《春江花月夜》,余音绕梁,听得我不忍离去。

后来知道,朱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沪上著名笛王,那些乐手也是赫赫有名的民乐演奏家。

大名鼎鼎的陆春龄来客串过;号称民乐四小龙的周炜周皓兄弟、马圣龙及俞逊发等名家也光顾过朱先生的茶馆。可能是文革时期,上海不少专业乐团都赋闲吧,后来要想见到这些名家是不太可能的。
 
 
茶馆南侧是一爿朝南开的小店,我经常被父母差去那里买油盐酱醋,那时这些东西都是散装的零拷的,我带的瓶瓶罐罐,根本不用怕假货也不担心被斩,那时所有商品的进货渠道和价格都是计划内控制的。

张家宅弹硌路中段矗立着一幢三层独栋洋房,在周边地区很突兀很有气派,竹篱笆内似江南园林,篱笆外有一大片菜地,门前小路边系了两三只羊。看上去像农民般的男主人留着山羊胡子,很神秘的模样。据大人们说此人很有来头,解放前支援过新四军,还见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女主人慈眉善目人称羊妈妈,粗看有点像俄罗斯大妈。

小学时我们没多少回家作业,放学后“忙趁东风放纸鸢”,还去羊妈妈的农田里,用手帕裹着手捉蜜蜂逮蝴蝶。后读杨万里诗句“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很是感慨,诗人就是诗人,其生活情趣和观察力异于常人。

张家宅还有几户侯门似海的人家,我家东北角的有幢陈家私宅紧靠许五小学围墙,门口树木密密匝匝,记得上体育课爬到高处可看到她家;她家两姐妹都学琵琶,好多清晨我是在琵琶声中醒来的。
 
萧王庙西南边控江路许昌路转角处,紧靠电表厂的一大片较高档的私房早就荡然无存了。而五十四年前的文革初期,这里天天晚上开批斗会,主角是一花甲老太人称“老狐狸”。我们小孩子不懂,穿着背心趿着木拖板远远看着就图个热闹。看着台上的“老狐狸”低着头胸前挂着墨汁叉叉的牌子,口中嚼着什么,她说是萝卜干,而一旁造反派红卫兵硬说她吃的是人参。那时候吃得起人参的不多啊,由此激起了愚昧公众的民愤。

这一疯狂场景同时在咫尺之遥的上海电表厂也出现过,只是主角换成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她声嘶力竭地高喊“打倒袁雪芬,造反有理……”。

前几天在微信上读到一句有意思的话——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文革无症状感染者,条件合适就发作——说的大概就是这一群群围观者。

(二)果腹苦乐

对于生长在杨浦区工人新村的人来说,控江路在心目中地位很高。“控江”路名大有来头,取自上海县地方志“华亭县负海控江”一语,即负东海、控长江之意!但是,那时候的控江路周边成千上万的百姓和全国人民一样,既控不了江也掌控不了肚皮。

从我记事起,肚皮经常处于半饥饱状态,四到六岁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饭桌底下老是堆着老茄子、甜菜和山芋,天天当主食吃,吃得反胃。后来有米吃了,只配给每人每月几斤有石子的籼米。那时听大人讲大米和肉被苏联人拿去了,由此恨赫鲁晓夫,极其奢望过他说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记得读小学前后,早饭天天泡饭,酱菜是门前及山墙边自种的洋生姜,此物繁殖快,母亲挖出来腌制几天就可上桌,每人分几片下饭。母亲最舍得花的是每天一角二分订一瓶牛奶,是给身体不好的父亲喝的。
 

小时候买啥都要票证,买米要购粮证和粮票,买菜要小菜卡,还有布票、肉票、棉花票,大到家具木料、电器手表,小到火柴手套、草纸肥皂,甚至两只电灯泡,统统凭票。那时候,不仅全国有统一票证,各省市也有地方票证。

 
所有票证中,用得最多应该是粮票了。那时吃饭是头等大事,除了买米外,到食品店点心摊上买一包饼干、吃一根油条,光有钱是不行的,还必须交粮票。粮票可以换钱,但钱不一定能替代粮票。上海的粮票最小票面是半两(25克),能买一块蛋糕或一根油条。那时候乞丐要饭真的只要饭,因为要钱没用,还得要粮票,而粮票更紧张。

从我出生的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到1993年粮票谢幕,票证时代整整经历了38年,成为我们这一代及父辈难忘的记忆。过去一切都凭票,现在移动支付,一部手机走天下。


我中小学时期,父母工资不高,我妈经常说,工人家庭粗布衣菜饭饱。记得最常吃的菜是咸菜豆瓣汤。甏里不断货的硬蚕豆抓出一大把,将蚕豆口放在菜刀刀刃上,用榔头敲蚕豆尾,一劈二瓣,剥去壳,浸酥,与雪里蕻咸菜同煮,再炒个蔬菜,就这么混了一顿。鱼肉蛋豆制品是凭票的,哪能天天敞开了吃。菜油每人半斤,也得省着吃,炒个菠菜端上桌,深绿色菜叶必是着了油的势必先被搛去。

有一年亲戚送来一只金华火腿,我妈舍不得吃,将其挂在墙上。饥饿的我抵不住诱惑,等大人上班去了,我翻转火腿,用小刀一小片一小片地削下来,放在煤球炉热铁板上烤得“滋滋”香气四溢,顷刻送入我和兄弟们口中,味道好极了。可是火腿肉再厚也禁不住经常削,终于有一日穿帮了,母亲看着靠墙那面像狗啃般的火腿哭笑不得。

 
文革初我读小学四年级,已经能协助母亲买菜。隔几日,凌晨四点多我就被叫醒,起床到小菜场已是人头攒动,蔬菜摊肉摊鱼摊豆制品摊分别要排队,我和母亲分身无术,有时还用砖头替代人头。母亲排在那条短的队伍,有几次我排的长队伍速度快倒轮上称菜了,我手中没钱没票证,母亲在那头还没有来,真急死人了……

天蒙蒙亮,我们母子拎着两大篮子菜返回家了,有时母亲犒劳我一下,一碗咸豆浆加只大饼,呼哧呼哧地幸福感绝对碾压很久以后吃到的佛跳墙等。
 
那时父亲星期一休息,母亲会做卷饼,她把茭白肉丝、甜椒毛豆等炒好后摊在薄薄的面饼上再卷起来,也算改善伙食了。除了纳鞋底做衣服外,只要有空,母亲还买了面粉擀馄饨皮子、做切面;逢年过节做汤圆、裹粽子,立夏白煮蛋一人一个,给我们放进网眼蛋套里挂在胸口。每年年夜饭时分,我们趁机疯玩,父母亲在煤球炉旁一个一个炒菜,然后看着我们四兄弟风卷残云……


那时候,谁家里都没余钱,可能现在会有人说,你家怎么这样穷?我们家有的吃,吃得多么多么好。

说这话的,一是他健忘,二是故意忘本,三是瞎显摆。年纪轻的不明白,那时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除非你有海外亲戚寄过来,可那也是危险动作,很多人为了太平,情愿少吃少穿的。

自然灾害过后,随着人口密度增加,沿街陆续开设众多商店,渐渐形成控江路商业中心。春节前,小菜场周边搭起临时摊位,人最多的是各色食品摊。而常年驻扎在此的有个卖熟菜的亭子,最热门的猪头肉0.56元一斤,猪耳朵0.70元一斤,偶尔父亲买一包熟菜,从牛皮纸渗出的油闻着真香啊。所有这些我们小孩只有看的份。

小时候我花钱最多的地方是辽源三村居委会门前的小摊,摊主是一老太,看上去已是风烛残年,满脸皱纹,冬天戴着绒线帽,天天出摊卖些糖块盐津枣话梅之类。小时候有几年春节前后,我们揣着可怜的压岁钱去她那里买关公或张飞的纸质假面具、火药纸和小炮仗等;邻居小姑娘们买零食吃的多,二分钱买半根泡泡糖,三分可以买一根,老太的生意经潜移默化在“划算不划算”的启蒙教育中。

拉拉扯扯,辽源三村的儿时往事似乎写不完。这是留在我人生记忆中的一页。如今人虽已老去,景沧海桑田,但记忆时时泛起,不易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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