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徐丰盈：饥饿让我接触到黑暗中的罪与罚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徐丰盈，出生于1948年3月北平市（解放前）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8年赴山西插队八年，后因独生子回北京。参加工作故宫博物院行政处，1986年赴美至今。

原题

饥饿让我接触到

黑暗中的罪与罚

作者：徐丰盈

原载：30号院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己经上初中了，当时正是身体发育时期、对我来说记忆犹新的当然是饥饿。

我的中学在市中心紧靠王府井、当时是东城区有名的“流氓”学校。今天已经是北京市重点中学。我的小学是个“贵族”学校，培养了一群少爷、小姐，刚上初中极不习惯。虽然我在中学班里是身强力壮的，但仍然是天天挨打以至老师最后都认为绝对是我的过错。否则为什么人人打你？

没有办法只好去什刹海体校参加少年拳击班。我当年的教练是王守信，恢复拳击运动后中央台转播拳击比赛时的佳宾”，天天早上6点跑步到学校、练双杆、单杆。这下每天定量的9两粮食也就勉强半饱，上午10点课间操因为困难时期暂停。一到这时我马上跑出学校到街上一家中药店去买3分一丸的山楂丸10丸上课偷着吃，那是越吃越饿。

下午4点放学，一个人鬼魂似地从王府井北口穿过东安市场到王府井南口左转沿着小公园走。当时的王府井南口到东单上下两层路台上还有个小公园，每天沿着公园小路一直到东单，然后到东单邮局等着买北京晚报，再坐公交四路环行到东四。

《北京东单公园》  画家白雪石作品

东四北大街有家餐厅卖烧饼和白菜汤，烧饼要粮票没法买。白菜汤5分一碗、每天准时买一碗白菜汤喝完回家。

鬼鬼祟祟的人群

他们都在干啥？

不久，我发现东单电影院每天有场4点20的电影，打那以后下学后再也不瞎溜哒，直奔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暂时忘掉饥饿。那是冬季，进电影院时是白天，出来时己是华灯初放，几乎是天天如此。

慢慢地，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昏暗灯光下的小公园树簇中，三三俩俩总有人在鬼鬼祟祟地低声交谈。

6点半还有一场电影，也有许多人买票进入电影院，但这些人绝对不是看电影的，因为电影开映后，他们就三三俩俩又象鬼魂似地散去了。十几岁的我有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又好奇，想办法一定要弄明白他们在搞什么鬼。

于是散场后我也走到小公园里，假装没事慢慢溜哒靠近他们。但是这些人非常敏感，一见我走近他们马上就是聊电影，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怀疑我。可能是因为我几乎天天去，逐渐这些人的大致面貌我都记住了，他们对我也不陌生了。

终于一天，他们中一个人走过来问我：出还是要？实在出乎意料之外。我迟疑几秒在无法回答情急之下不知怎么冒出一句：我问问。那人回答：出细的1块8、要2块。我点点头赶快走了。这一晚上我在反复推敲这简单的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能判断他们是在做买卖、买一块八、卖是二块。但买卖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神秘？

第二天接着去，这回情况大有进步，这些人居然有的和我点点头把我当自己人了。这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问我：你要什么？这话好回答了，我马上反问他：你有什么？他说：小票粗的2块要么？我对照昨天的话、立刻明白这是买卖粮票、粗的是粗粮票、细的是面票或米票。

昨晚我己经知道了行情，立刻就回答他：粗的一块五行么？他想了想：五斤没零的。我回答他行，都要，于是我将七块五拿在我手心，他将五斤粗粮票拿在他手心，双方左手掌对右手掌成交。

成交后我头都不敢回，手握着粮票，一直到上了四路环行车才敢拿出看一下，虽然是严冬，但手心、头上己是一层汗。有一种做贼的感觉。

到了东四餐厅，第一次买了俩烧饼就着白菜汤，吃得那个香，这才忘了做贼的感觉。那年我13周岁。

自从我发现东单的这个秘密、我不再发愁吃不饱的问题。而且还经常带些烧饼回家，前几次都是借口同学出粮票我出钱糊弄过去。但时间一久，次数多了，家里怀疑我了。

我们家四口人奶奶、父母、我，除了我这个初中学生，剩下的全是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书呆子，这要是实话告诉他们，估计不吓死他们也得吓出病来。

所以不管是奶奶的温柔诱供，还是我妈的严刑拷打，始终我就是守口如瓶打死不说。最后他们也没办法、只能警告我违法的事不能做要小心而已。

其实只要他们断了我的财源，我也就没办法了，但也许我就更有麻烦了。当时我的家庭经济情况非常好，所以家长经常给我几块钱带在身上，如能碰上卖不要票的食品可以买些。

多年后父亲才告诉我，其实他想到我可能是去黑市买的粮票，才鼓励家里经常给我些钱。所以孩子蒙骗妈容易，骗爸难点。

“你不是这圈里的人

不要耽误自己，不要跟我学”

随着与这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罪犯来往增多，我逐渐了解了许多在我的年岁本不应知道的社会黑暗面。这些人属于不同社会阶层、有些是工人、店员、有北京人还有外地人。有些属于小偷的小规模有组织的、有些是从手中的权利偷拿的，像售货员。

一天我放学回来、因为早上与别人练拳击，所以我背着个单肩包装着拳套来到东单。一个人走过来问我：你会拳击？这个人当时20几岁，是东单南路口商店的售货员，是这一带黑市的头儿，在这群人中很有影响力，“份儿大”，曾经有人欺负我时他帮我骂了那人一顿。我回答他：会啊，打的还成。

这时的我己经不是刚上初一整天被人修理的我了。

初一的下学期开学第一天发新课本，班里最恶的一个同学把我的新书故意扔到地上，我让他拿起来他边走边骂：“一寒假不打你，痒痒是吧。”说着一耳光打过来，我顺势避开，回手一个上直拳。

他满脸开花，送医院鼻骨骨折，我们家付医疗费又陪钱。但学校谁也没处理，原因是他先动手，这一下的后果是全校出名，经常就有不服气的在校门口等我，放学后筒子河。还好胜多负少。这个鼻骨折的人后来终于进了工读学校，出来了，进大狱，出来了，再进去。改革开放后、真正混出样了，到了澳门，终成正果。

所以我有把握敢说会拳击，他说：好，有事我叫你。此人真名复姓欧阳，我之所以说他的真姓，因为以后还会提到他，大家也会知道真名对他来说己经无关紧要了。

晚上八点钟，那是1961年的北京冬季，晚上八点街上几乎没有人。我们来到现在的北京站外建国门城楼、那时是可以上去的。

路上欧阳告诉我对手是印尼华侨、当时北京中学有许多华侨留学生在阜成门外有华侨学校。原因是为某女人，当时我身高1.82米，外表是象个成人。但实际我不到14岁狗屁不懂。为女人？不明白、只明白约拳打吧。对方也是两人、当时的“流氓”比较守规矩，讲好几个人，绝对就是几个人。双方象古时欧洲决斗，助手安排好打三回合，每回合三分鈡，不服再打，直到一方认输服了为止。

我心情很激动，欧阳帮我绑好拳击手套。我们走到一起礼貌碰了一下拳套、我一看对方也就到我胸口，又小又瘦。但我的经验告诉我这种拳手不好对付，只能抵近挨他几下打，找机会一下制服他。

果然对手极为灵活，以致第一回合下来，欧阳担心问我：你还行么？看上去对方很得意，见我只是躲闪，便开始大力进攻，几拳击中我胸部，非常疼。但我仍然在找机会，终于第三回合中我抓住他防守失误侧勾落空时左头部露出，正在我右摆拳的位置上。我一记右摆击中他左下巴，闷的一声响，他应声倒下。至少迷湖了一分钟、他服了，认输。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外面打拳，真怕出事。那时体委禁止了中国开展拳击运动，拳击成为流氓专用，公安局也是没收上缴挙套。而这时欧阳也在阻止我去打架，反而劝我要好好念书。这期间欧阳和我讲了许多社会上的事。

欧阳虽然只读过初中，但他非常喜欢俄国文学，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文学著作都是欧阳介绍给我的。事实上他可以称为是我俄国文学的启蒙老师。

同样的，他也是我知道认识社会的老师。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这期间欧阳帮我很多，当然主要是在粮票和食品上。但他不准我再去东单接触这些人，以他的话说：你不是这圈里的人，不要耽误自己，不要跟我学。这样我们来往到64年。

一天我去商店找他，单位人告诉我：欧阳被公安局抓走了。后来知道他判了五年刑，在天堂河农场劳动改造。文化革命开始前，北京清理劳改农场将所有人员迀送新疆。虽然他罪行累累，但我隐隐约约中并不认为他是“坏人”。

曲终人散

日子过得飞快，1972年我己插队四年。这其间，队里原北京知青的六人己分配工作离开这荒凉的小山村，村里只剩我和另一北京知青。队里为知青盖的八间新房只有我们俩享受了，于是我们住在一间较大屋内。这八间房在村子路口上、相当偏僻。

大约是72年春天，天气己经暖和，一天午夜里同村知青已经入睡，我仍躺在炕上听我的牡丹8402半导体收音机。突然一些轻微的走路声音传过来，我一下关闭收音机，正准备下炕时，屋门已被猛力推开。

农村的门只是个样子里面顶个木棍，力大一点就可以打开。刺眼的手电光照在我脸上，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我感到一把匕首已经顶在我胸上，另一个人跳上炕骑在另一知青身上一声低沉但坚决的声音命令我们：老实点、找死说话。我们没有任何抵抗的机会，随即被喝令双手抱头跪在炕下头，顶着土炕边，不准抬头看。

其中一人问那个知青：你们村有多少知青？我那可怜的老弟只能抖动地说：我、我、我…...一句整话说不出来了。我怎么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这村是离县城最远、而我们县没有有这胆的知青，但他们操一口标准北京话，而离我们最近的方山县只有天津知青，更没有这胆量。老乡再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是谁呢？这么狠、又这么专业。

这时我对那人说：我们村就我们俩知青，咱们都是北京的，无仇无冤别这样啊。那人见我还能说话，反而平和了些。他又问我：你们村就你们俩？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小声对另一个人说：告诉大哥可以进来。那人出去听得见他从我们屋前直接进入对面的玉米地。不一会大约4-5人进入我们屋，点上了小油灯。

我们仍然跪在地上，被那小子用匕首顶着后背。我想这回大难临头，是来找我寻仇的，没和谁结这么大仇？

这时，后进来的几个人上了炕，低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能听清的也听不懂。只能知道其中居然还有一个女人、但都说普通话。这时其中一人突然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我们也是北京知青。在北京惹了点麻烦回不了晋南，在你们这呆几天，亏待不了你们，但如果……

我听着听着，不对，这声音我熟悉，是谁呢？怎么也想不起来。想快点，是朋友？还是仇人？怎么办？是拼命还是屈服？这时“呯”的一声，第一个进来的人拍在坑上一个东西讲：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敢找麻烦你们就死定了。借他这句話，我抬起头一看，炕上一把五.四式手枪，顺着抬头的机会，我向上看到了炕上刚才讲话的人，随口而出：欧阳！声音一出，全屋的人惊讶的呆了，我站了起来，欧阳一下抱住了我。

安排他们住下，做饭，一夜长谈……原来，他1964年因为流氓罪被判五年送入天堂河劳改。文革前全部天堂河、团河的劳改犯被迀移到新疆。两年前他从沙漠中五天五夜九死一生跑出来，重操旧业。带着些新疆北京劳改犯和各地北京知青、北京的顽主等形成当时非常有影响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疆里的”，全是些亡命徒。他们知道，一旦被捕结局只有一个——死刑。

他们一直借用北京知青名义流窜于陕北、山西、内蒙等有知青的地方。只有夏天会回北京。这五人中的女子，是晋南插队的北京知青，是他的女朋友。其它几个是内蒙插队的。不知网友有没有知道这些人和事的，当时在山西的北京知青仍在村中的许多人都知道。

他们只在我们村住了三天，他们当中有一个内蒙插队生带着一把吉它，他戴个眼镜弹得一手好吉它，忧愁的唱着一首歌。歌词：春风吹翠河边垂柳，水中花映月，忧云遮住了一轮明月，月儿出没水中，送郎出征漫游原野，情比月夜浓。为了独立，为了自由，勇敢的战斗吧！愿你建立战功！今宵离别但愿来日相逢，两厢亲吻告别！但愿来日相逢。

这首歌出自天堂河、团河劳改农场。这些人迀移新疆带到新疆，又由这些人带到知青点。

这些人住在我们小山村三天，我怎么也留不住他们，欧阳告诉我他们要在约定时间赶到太原去见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如果错开时间会被其它人认为己经被捕。

这期间欧阳告诉我许多他们的黑话、他们自称为春话。其中大部分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念点春”，意思是说话注点意。还有些：里码、外码、什么码？拆码、草青等等。有谁知道什么意思么？欧阳告诉我在别的知青点没有人知道他们底细，他们一直冒充北京知青。我想山西的知青即使见过村里来几个人也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走的时候，欧阳告诉我夏天他们在北京的见面办法。他说：北海公园只要是游船下水后，每星期日中午12至2点。你到北海租条小船，一个人沿五龙亭向白塔方向划，到岛边上再划回五龙亭，然后再划回岛边。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划船跟着你，你就慢下来，接近时如果你认得他，可以问他话。如果不认识，不要理他继续划你的船，他会马上找到附近的我，向我描述你的样子，我确认后会让他带你过来。并且告诉我这是他的最保密的联系方法，绝不可以告诉其他人。

临别时他说：你知道吗？第一天夜里，我坐在坑上看见放在坑边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就想到了你，没想到真是你。我说过欧阳是我俄国文学的启蒙老师，是他带我走进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库。插队时除毛选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我唯一带的文学书。

约是1972年夏季我回北京，一天突然想起欧阳的事。星期日中午我到北海租了条小船，沿着白塔至五龙亭划着，仅仅一次我就发现后边有人跟着，我慢下来，那人看都不看我过去了。如果不是就继续划船。一会工夫，他又快速划过来，接近我时他说：跟着我。

我跟着他到了后门附近的湖边见到条船坐了几个人，其中一条上是欧阳和他女朋友，又见面了。他们白天在北京，晚上买卧铺到郑州，白天在郑州，晚上买卧铺回北京。火车是他们的旅馆，今天郑州，明天去西安，后天去南京。

我们约好第三天晚上一起吃饭、他们吃饭有他们的点。那天约的是东四十条口的灶温饭馆。六点钟我到了灶温，他们己经来了。我比较紧张，这是在北京啊，那时即使是同学或知青们聚在一起吃饭、也常常有警察突然来查问。而他们如何敢聚集一起吃饭呢？

欧阳看出我的担心，告诉我这儿他们有道。一位50多岁服务员笑哈哈过来大声说：今儿怎么发薪了？欧阳递过一枝大前门，那老服务员接过顺手夹在耳边说：谢谢，我收了，一会抽。欧阳顺手将刚打开的烟放入他的白制服口袋内说：好，替我给灶上几根。

欧阳告诉我那烟盒己经改了、里边是10张5元钞票、卷成烟型5元票卷好与前门烟大小一样、而外面是十根真烟以防别人看出。

一会儿满桌菜饭上齐，老服务员过来大声说：哥几个吃好！随后小声说：放心吃，有电话我告诉你们。我才明白警察会先打电话问店里是否有嫌疑人吃饭，饭馆服务员说有，警察才来查。和当年一样，欧阳从不允许我参与他们任何事，只是问我有什么困难或谁和我过不去，告诉他。他替我办，但我已经长大不需要他的帮助。

如果没记错，那是1975年，一天，我看报纸突然一篇报道“河南警方抓获流窜做案犯团伙，首犯欧阳原北京人新疆逃犯，犯有……首犯欧阳……死刑，某女，原北京知青，山西晋南插队……死刑，某男，原北京知青，内蒙插队……死刑。已于某年某月某日执行枪决。某女有一私生子四周岁，某女家属不同意扶养，已由省民政局交当地孤儿院……我知道那是欧阳的儿子。

我凝望着天空，脑中一幕一幕在重现。时间能倒流么？人生可以再来一次么？不成，没有机会了，结束了，罪恶终于结了。他付出了他的一切，偿还了债务。这时，我恍惚中好像明白了，1963年时他推荐我看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当我还他书时，他问我：你怎么看鹰和乌鸦的选择？我回答他：我当然选择鹰的路。他拍着我肩膀没回答我，他不是知识青年，但是他象鹰一样短促的生命却至少影响了两个知青。一个是苟存于世的我、另一个是和他一起走向另一世界的北京女知识青年。曲终人散。

附：约10年前我从美国回北京照顾老母时受邀请参加了一次聚餐会，在东单附近一家餐厅，来参加聚餐的都是60年代的所谓“老炮”。有的是架着双拐，有的是坐轮椅，有的是子女扶着。有“疆里的”劫后余生者，许多人认识欧阳，大家祭酒一杯。

原载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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