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 | 陈党耀：侬是阿里一届个?

作者简介

陈党耀，出生于上海的50后，17岁到奉贤星火农场当了九年知青，退休后喜看书健身无效思考。

原题

侬是阿里一届个?

作者：陈党耀

我们这一代生于上海的50后，包括文革前出生的60后，还有比我们年长的40后，大都退休了，享受着人生的夕阳红。

好像有个约定俗成的现象，我们这一辈见了面，初看貌似同龄人，在介绍自己或询问对方，一般不问年龄属相，先来一句“侬是阿里一届个”？

问阿里一届，简单明了，以我为轴心，向上或向下推算，熟了叫老兄老弟；长得着急点的，如果像北方人问贵庚，南方人问高寿，对方心里明显不适宜，还不能发飙露在脸上，还是“阿里一届”比较中性；遇到对方回答68、69届，就直接讲年轻辰光到阿里上山下乡？

借用一段名言，无论你是什么肤色，无论你是在异国他乡，你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那么，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凭一句“侬是阿里一届个”找到同乡同龄人。

老同事老同学久别重逢提起没来的那位，记不起姓甚名谁，而是来一句：伊是阿里一届个?出门在外，互为旅伴的散客之间也发出“侬是阿里一届个？”只要晓得阿里一届，一般就长幼有序进而称兄道弟有了可以聊的共同话题。

一次，一位北方旅伴在饭桌上旁听阿拉几个上海人交谈后说：你们一会儿“阿里阿里”，一会儿“叽噶叽噶”（沪语“几届”的发声），我还以为是上海人专门发出的一种声音呢。

这个“阿里”不是马云的阿里，拼音的四声音调非第一声，要念第二声，是沪语“哪”的意思。

生物学分类按“门纲目科属种”，那么知道对方是50后或60后，只晓得了“纲”，只有知道是“阿里一届”，才晓得“目”，纲举目张。

进校那年称之为“级”，毕业那年才算“届”。比如文革后“78级”大学生，必定是“82届”，少数医科类除外。但是82届学生年龄跨度相当大，有十多岁之距，不像文革中的老三届和新三届，同届同学年龄跨度仅一年间。

文革结束后几年，“级”与“届”并非那么好推算了，必须解释一番，因为上世纪80年代前基础教育尚未步入正规，上海初中有两年制也有三年制的，高中亦如是。

我是“72届”中学生，以前不提“级”也没有小学毕业证书。因为我们那一届进中学时糊里糊涂，小学读了七年有余（以前几届亦是）。我是杨浦区许昌路第五小学七（二）班的，这也许在中国小学教育史上绝无仅有，而实际整体文化水平则停留在文革初期的四年级。

很多上海年轻人可能不懂老三届和新三届这两个词。1966、67、68年毕业的三届初、高中生，合称“老三届”，往后则称为莫衷一是的“新三届”；一种说法：是指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7、78、79级三届大中专学生；另一种说法：是指紧接老三届之后的69、70、72届初中生。我比较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老三届是从年龄排列划分的，如按前一种说法，77、78、79级大中专学生中有历届生也有应届生，年龄参差不齐。

我算新三届中的最后一届72届。上海没有71届初中生，当时因“文革”造成所有学校毕业生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亘古未有的三届初高中六个年级学生同年毕业分配的荒谬事，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老三届离校后约半数当了知青，68、69两届毕业生还“一片红”，除极少数人因重病外统统上山下乡。

（图片来自网络）

1971年“一片红”政策结束，70届毕业生分配又开始“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由于前几届积重难返，我们这届直到1972年底陆续走出校门。于是不知哪个高人或哪级革命委员会下了什么文件，直接把我们叫作72届，革命年代就是这么荒诞荒唐。

现在只有同学会上不问“阿里一届”，但会问阿里一年大月生小月生。72届，1954年的小月生（当年9月1日后出生）和1955年的大月生（当年1月1日至8月31日出生），如今都退休五六年了。以此类推，今年退休的是77届大月生和78届小月生的人。77届中有最后一批知青，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强弩之末了。我所在的奉贤星火农场六连只进了几个新职工，脸还没有混熟就不见人影了。78届中学毕业生被国务院发文彻底停止执行上山下乡政策。

以上我指的是男性，女性退休比男性提前五年或十年。

“阿里一届”的叫法，可能延续到82届吧，以后83、84届（不三不四）就慢慢淡化这样的称呼了。但不知65后、70后是怎么自我介绍或询问“阿里一届个”？现在传媒资讯或搜索引擎中看到的人物介绍：那些对自己年龄讳莫如深的女明星，一般可以从其某某大学某某级或“阿里一届”中窥出端倪。

也许我孤陋寡闻，印象中老三届之前，似乎没有盛行“阿里一届个”叫法，应该是文革中由66、67届溯源上去了。去年上了热搜榜的“两人的同学会在重庆涪陵市顺利召开”，参加同学会的是重庆涪陵市涪光中学初中1942级（45届）仅剩的两位同学，当时一位99岁，另一位97岁，令人动容。

现在的新闻稿，有些名人贵庚也以“阿里一届”亮相。如钱学森34届交大毕业时年22岁；邓稼先46届西南联大毕业时年22岁；袁隆平53届西南大学毕业时年23岁。

网上可查的著名作家有，写《隐形伴侣》《北极光》的张抗抗是66届初中生，写《蹉跎岁月》《孽债》的叶辛是68届初中生，写《69届初中生》《长恨歌》的王安忆69届初中生；当过知青的都知道上海有两个知青名人：一个是金训华是68届高中生，一个是丁惠民是69届初中生。

我有位宝钢老同事称得上忘年交，北京钢铁学院62届，毕业时27岁；他15岁参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九死一生；回国后自学高中课程考入大学；去年以八五高龄成为南极游轮的最年长者，并以此完成了“今生足迹遍及七大洲”的夙愿；今年十月，他将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我妻子的一位长辈56届同济大学毕业时21岁，另一位长辈63届华东师大毕业时22岁，都是新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了，这么一说就与我们这一辈很有年龄差距感了。前者今年85岁，居然还能骑自行车，自己动手换内胎；后者年近八旬遇老伴住院还能日夜陪伴在侧。

我学生时代所住的工人新村，和我家兄弟年龄相仿的邻居家小孩都是“同门师兄弟”，弄堂里有几家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居然都相差两三岁，比肩接踵，在同一年级读书，由此同一届毕业，好似说好的同时来到这个世界，毕业后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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