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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陈党耀：“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
作者：陈党耀
我当了九年知青，
听到“无怨无悔”的话，
就起一身鸡皮疙瘩。
如今最后一届知青也退休了。有人说，文革的中学毕业生，老三届活得最艰难；又有人说，新三届还不如老三届，他们没有老三届的文化功底，又不像更年轻的拥有新机遇。
无论哪一届，大部分人都是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比起更老一辈遭遇战争的苦难，老三届新三届受的苦与不幸或许算轻的。只是，我一看到有些知青说起那段经历，会言不由衷地发出“无怨无悔”的话，不免起一身鸡皮疙瘩，好似听到“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那样的感觉。
我心平气和地和三观相近的人说说实在话。知青，是个很大很沉重的话题，有关知青的书报杂志汗牛充栋，不是几句话几篇文章能够说清楚的。知青，无论哪一届都是被耽误的一代。就算分配到城里的青工，在长知识的重要阶段，为“读书无用论”、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所裹挟而随波逐流，“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口号……当知青回城后付出了沉重代价：名曰“知识青年”却近似文盲！大部分知青回城后从事粗重简单的体力活，还遭遇大规模企业改制转制，最后混到退休了事，这一届又一届的50后、60后他们都无怨无悔吗？
两年多前，四川社科院有个专门研究知青的孙某民写了一篇文章，拿知青上山下乡与不忘初心硬凑在一起，说什么知青上山下乡是“缓解就业压力，充实加强农业基础”、“培养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云云，滑稽。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也回城了？如果今天你还在农村，或者让你的子孙再步你后尘上山下乡，也许就不会这么健忘不会说那话了吧。
我觉得，绝大多数知青并非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所以不存在悔与不悔的事；但“怨”不会没有，如今也怨得差不多了。青春洒在泥土下，总不能连怨也不让吧；还记得当年农田里、围垦场怨声载道哭声连天吗？现在却将此编进幸福歌声中了？
一些曾经是知青的广场舞大妈大伯说当年知青岁月无怨无悔也就算了，一个国家养着的专门研究知青的学者也睁着眼睛说瞎话，真的是脑残还是居心叵测？如果在大会场或官样文章里，说几句“上山下乡与不忘初心”等冠冕堂皇的话，没几个人会当真；可真有人在朋友聊天在家人面前、在回忆录里也这么言不由衷地说无怨无悔不忘初心，岂不很累累于当年围垦挑河泥吗？既然无怨无悔，干吗想方设法顶替上调考试回城啊？说得让人像吃了苍蝇那样恶心，你还扯起“无怨无悔”的招魂幡洋洋得意；如果是迎合一下健忘的脑残粉也就算了，还一个劲地自欺欺人算何等卑劣；这种挑战常识的论调把奴性表现得自然洒脱还不自知，真是十足畸形的伪满足感。
其实，那篇文章是两年多前发布的，至今点击量不满千，而现在动辄十万+百万+的帖子都形不成热点，由此可以忽略不计。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邓小平的话打开了知青大批返城的闸门。
据原国务院知青办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称，是李先念在1978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而且是“四不满意”。他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我写本文的初衷源于王海容去世的一则讣告，作为毛主席的翻译，这个当年大红大紫的外交部副部长出镜率极高。因为是毛主席的亲戚，王海容的一生有很多故事，社会评价也很不一样，但有一件事，却关系到上千万知青的命运，这就是为李庆霖转信。
李庆霖是福建一名小学教师，生有二子一女，生活十分拮据。长子1968年插队务农，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劳动收入，病倒了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他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房东准备给孩子办喜事，要知青另找住所。
面对难题，李庆霖给周恩来写了一信，没有回音，就动了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念头。他在信中直言：“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李庆霖的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他知道，直接寄给毛主席多半石沉大海，于是多了一个心眼，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容先生收。他又给王海容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两信一并寄出。
王海容收信后，亲手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于１９７３年4月25日回了一封十分有名的短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信虽不足三十字，口气也很谦虚，但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却不能不倍加重视，很快中央发出“21号文件”，提出改进知青工作的一系列对策。
一个人一生只要做过一件好事，我们就要纪念她，不管怎么说，王海容对全国知青是有恩的，是个有善心正直的人。经过这轮“统筹解决”，全国上千万知青在吃饭、住房以至升学、入党、提干诸方面的待遇确有改观。
我也曾是知青，吃尽苦头。1973年的某日凌晨五点多，我被领导从被窝里拖起来，和农友集中到没有桌椅板凳的食堂，站立着听毛主席复信李庆霖的传达。因为刚到农场时间不长，我没有像老职工那样激动得浑身发抖，但总觉得是件“利好”的事。当时我身边有个66届高中生私下调侃说，告御状能拿到三百元巨款啊，给我三元钱也不错了。
现在可以想象，没有王海容，成千上万的知青还要痛苦地多熬。难道如今说“无怨无悔”的都忘记了天冻地裂的开河、高温酷暑的“双抢”了吗？
其实，那个年代十七八岁的知青没有现在那种“悔”与“无悔”的哲理狂躁，却在一晃间，都奔七奔八啦。
如果邓小平当年不了解知青的苦难，今天我们连争辩“悔与无悔”的可能都没有。现在总体上政治环境宽松，否则这种明显与“不满意”相违背的论调放在1957年或文革间，孙成民之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张抗抗说，知青们，别再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当然，如今没必要站在片断经历、个人得失、碎片资料的立场去谈见解，进而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决策是“违背人性”“逆潮流而动”的，这段历史且让后人评说吧。
半个世纪前的这一战略举措，身处基层不了解高层，站在局部看不到整体，各种看法难免偏颇，但客观来看：基本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1700多万知青，在不同时期奔赴农村、边疆，“文革”期间下乡人数最多的是1966年至1972年，实际下乡人数占同期中学毕业生总数的41.8%；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及同时开展的“四个面向”分配“老三届”，对“文革”所带来的“动乱”起到了限制作用，促进了由“大乱”到“大治”的重要转折。
毛主席的初心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不是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1998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之际，国内某著名网站对一千名曾经当过知青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年龄约在40—50岁之间，职业分布广泛，问卷预设若干问题，均备有多种答案由被调查者选择回答。
问：您下乡时父母和家庭的态度是：支持？反对？迫不得已？无所谓？
71%选择迫不得已，反对为20%，支持5%，其余无所谓。
问：您在农村（边疆）当一辈子农民：愿意？不愿意？无所谓？
百分之98.3%回答不愿意，回答愿意仅一人。
问：您认为您当时的生活环境是：极其艰苦？比较艰苦？条件较好？条件很好？
90%的人选择前两项。
问：您当知青期间是否有足够口粮：吃饱？基本够吃？常常挨饿？粮食严重短缺？
67%选择后两项。
问：您当知青期间吃肉情况：平均每月两次以上（含两次）？每月一次？两月一次？半年一次？一年一次？
选择第一项仅为0.1%，两月和半年一次各占46%和27%。
问：您认为您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是：不堪忍受？极其繁重？比较繁重？比较轻松？
84%选择前两项，认为比较轻松的人只有不到2%。
问：您对知青生活最不满意的是：住房？生活？劳动？远离父母？没有前途？
90%选择最后一项没有前途。
问：您认为知青生活对您来说意味着：一场苦难？蹉跎岁月？很有必要？青春无悔？
61%选择第一、二项，回答很有必要占6%，青春无悔占20%。
早在1972年初，这个问题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这年2月，国家农林部在《关于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从1968年以来，黑龙江共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本省知识青年77.4万人，三年多来，知识青年共死亡978人，据兵团分析，因管理教育不够而发生行政事故死亡333人；因落实政策方面问题而发生自杀、凶杀死亡84人，因病死亡102人，因医疗事故死亡3人。另外，因伤致残的也不少。报告还指出，少数干部和坏人违法乱纪，残酷迫害、摧残知青，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死亡者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究竟有多少尚无从详考，但晚些时候的官方统计可以得知，“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0%，即使40%的正常死亡人数中如果在城里应该能免于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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