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党耀，出生于上海的50后，17岁到奉贤星火农场当了九年知青。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宝钢。1997年获聘新闻系列高级职称，退休后喜读书健身思考。
原题
西江湾路574号轶事
我的大学复旦分校
约在五六年前，有个算有头有脸的M同学在班级群里发了一张图片，图片是一本装帧不错的书，看着颇有质地感，书名好像是《发生在西江湾路574号的轶事》，还有一行小字：M某著，人民出版社。我眼睛一亮，这不是写我几十年前的母校吗？顿时兴趣盎然。文革后，我考入复旦大学分校，地址就是西江湾路574号。我即刻在群里@M某，可否将电子版发上来一阅；他答，这是样书，目前正在定稿付梓中；我再问，能否将序言或目录发来看看；他答，目前尚不方便剧透等等，还发了个鬼脸偷笑。后来我估计此时群里很多同学都在偷笑我的痴与呆。疑惑间，我再定睛细看，是“人民的出版社”，多了一个“的”，这不是嬉搞恶搞吗？原来是新鲜出炉的小程序啊，新奇吗？我点开书皮上很小的二维码，在空格输入想输入的任何书名、著作者名，选择竖排或横排，再从多个大类中选择现代或传统风格，选择字体字号等。须臾间，我想要的装帧精良的“著作”就“问世”了，几可乱真，然封面底下“人民的出版社”不可更改。今天写下这个题目，非嬉搞，亦非著书，实乃兴之所至随手涂抹唤起记忆沉渣罢了。有道是：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故我眼里的西江湾路574号或与各位同学不尽相同，“不同”就对了，有关看客大可不必对号入座，此处绝无前途命运等原则问题，实为逗你一乐、好白相而已。尚未进入正题，已经破费了500字。言归正传，本文尽量客观冷静回忆，避开微妙的不合时宜的话题，先说说我的大学概况。复旦分校座落在上海虹口区西江湾路574号，靠近广中路大连路南侧，校门口有两条黄锈斑斑却身世显赫的铁轨，它是中国第一条运营的淞沪铁路，现在成了绿化地，上面是横空出世的地铁3号线。学校有中文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法系（法律系）、图书馆系等，我所在的班级属于中文系。此处不得不就背景啰嗦几句。十年动乱刚结束，高考恢复，年轻人蓄积的对知识的渴望喷发，而当时高校因校舍师资等一时无法满足其愿望而一筹莫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任天津、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大胆提出创办大学分校的设想，他上报中央经邓小平批准后，京津沪等许多大学分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当年高等教育领域的一股新生力量。复旦分校正是如此应运而生的，它最早诞生地是圣约翰大学旧址，即今日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后迁入西江湾路574号，现在是上海市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复旦分校得以创建，功臣当属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是他力排众议，向时任复旦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李庆云（后任复旦分校党委书记）下达创办分校的任务。1978年12月9日（很好记：纪念一二.九运动）复旦分校开学典礼上，夏征农亲率党委班子全员参加并即兴发言。我入校时，复旦分校校长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兼任，复旦分校师资大都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翁世荣等是复旦元老，钱乃荣、戴厚英等都从复旦大学而来，连教我们书法课的祝敏申也从复旦大学过来兼职；其他系的教师中不乏大师名流如周谷城、费孝通、邓伟志等；我们毕业时，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还为我们的毕业纪念册题词（见下图）。
复旦分校校舍小但历史底蕴深厚，仅有的两处历史遗址钧儒楼和辅成堂皆成为地标性建筑；操场也小，同学们常戏谑“排球发出去，立刻弹回来！”但我们照样完成体育各科目的训练及考试；图书馆小，但是满足一般借阅查资料是够了；新建教学大楼有六层，教室面积不算小，后面有一长排格子柜可以放书本碗筷等。宏观方面暂告段落，以下讲点鸡零狗碎的轶事，聊以延缓我痴呆症的到来。我的大学第一堂课由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王老师开讲，这是除了指导员我认识的第一个老师，虽然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班的讲台上，但因为是No1，就具备新闻与记忆价值。王老师眼光斜射教室后上方，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他语速快口音重，主要从宏观微观说了国内外形势、人生理想与课程设置；我感兴趣并记得住的还是微观方面。他说，我们学校完全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应用文科嘛，少一点研究类课程，多一点动手的本事，我将为你们开设什么什么课程A、B、C……对于一个长年从事体力劳动的我来说，每天吃罢早饭就想挥洒汗水干点什么，一旦坐进课堂里，每块肌肉像被绳子束缚住一般，浑身不自在。听着听着，我磕睡了，这还没开始正式上课呢，我却很贱地怀念起过去扛大包出大力的岁月了。第一堂课结束，大家领新书，这一大包书有的同学觉得沉重，我则轻松提起就走，四册许国璋的《英语》，四册王力的《古代汉语》，还有胡裕树的《现代汉语》，艾思奇的《哲学》……
部分大学教科书依然立在我的书柜里
在复旦分校念书期间，给我们开课的期末必须考试考查的前后凡34位教师，加上校外聘请的专家学者共48位曾站上我班的讲台。那时还没有一次性杯子，但已经有了袋泡茶，有的老师自带茶杯，年事已高的坐在讲台后面……我们上课的年代距今久远，只觉得我的精力有限，反正我着重抓住英文、古文、作文这“三文主义”（写作课教师李白坚原话，不知同学们是否记得？）。最头疼的是英文，我几乎没什么基础，高考英语卷瞎勾得了20多分（按30%计入总分）。入学后自然被编入低班，还有一半同学在高班，高低两班下课时闲聊英语复习迎考之类，高班同学都学《新概念英语》第二第三册了，我却没啥概念，所以一般两者形似“鸡同鸭讲”。前后给我们上课的三位英语老师中，有位年纪比我还轻的唐静老师外貌很洋气，发音很“牛津”，可是有点“高射炮打蚊子”。她不厌其烦地教授学英语的方法，还夹带着很多西方观念。我花了不少精力总算过关。直到大学毕业后很多年我才悟到，当年分配在英语上的时间多了，其实英语及格即可，花太多时间“性价比”不高，因为若干年后的职称英语还得突击应考。说到古代汉语课，教我们的是和蔼可亲的张乃立，她五十左右吧，短发，一副知识女性打扮，镜片后笑盈盈的目光总是带着鼓励与赞许。有时候课堂上同学开小差或答不上问题，她面含愠怒却嘴角上扬点点头：“请坐”。四册厚厚的由学术界权威、北大教授王力编撰的《古代汉语》，里面都是繁体字，篇目有《左转》《论语》《孟子》《战国策》《庄子》等，第一堂课，讲解“郑伯克段于鄢”，这和《古文观止》如出一辙。
我的古文基础比英文好，是在文革期间初中和下乡时阅读有限的杂书（有些是大毒草）积累的，我高考语文得了90多分（总分120）。课堂上，张老师在解释古文字词音义时穿插了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等语法。我勤做笔记，偶尔到图书馆查资料以相互佐证。两个学期下来，弄清了很多困扰我的问题，比如梁惠王就是魏惠王，他和庞涓、孙膑相互之间的关系；知道了“赤”就是公西华，“求”就是冉有，“由”就是子路，“点”就是曾皙等基本知识。课堂上，我们比上其他课紧张，很多典故、知识点，尤其是一字多义、一词多意的，不弄清楚，翻成白话文就讲不通，由此最怕被张老师叫到名字拎起来回答那些促狭的怪问题。《论语》有一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皙的理想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被张老师点名翻成白话文。记得我站起来捧着书这样回答：“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了，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孩童到沂水里游泳，在舞雩台上吹吹风……”最后一句我心里想着是“一路唱着歌回来”，但到了嘴边却成了“一路唱着咏叹调回来”，引起同学们一阵爆笑。上了两三个月的古代汉语课后，张老师的提问我基本能答上来，于是当她环顾四周无人应答，同学们会将眼光转向我，我成了回答课堂提问的“压轴”。有一次，张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竹肉发”，问什么意思？这前无铺垫后无启示的，确实难倒了全班学生。过一会，张老师狡黠一笑：昆剧听过吗？同学们顿时恍然大悟，竹，竹笛；肉，喉咙——张老师在我心中树立起“知识渊博”的形象。后查资料，方知“竹肉发”源自南朝的《世语新说》。我想任何知识的学习，悟道很重要，而多学多思才能悟道。现代汉语课由文革前的大学生阮恒辉讲授，儒雅的阮老师是广东人，但沪话讲得很好，他曾用半节课专门讲授尖团音，像煞上海老派男人，但是同学们不会的还是不会。记得阮老师解释“多劳多得”，在黑板上加了个提手旁，成为“多捞多得”，以抨击时弊。我自以为现代汉语没啥好学的，考试前也没认真复习，只得了八十几分，分析试卷后阮老师对我说：陈党耀，这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啊。毕业十来年后，一日在牡丹江路上巧遇阮老师，他说正在宝山北部农村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采风，以记录从江苏太仓浏河到宝山盛桥月浦语言发音的渐进变化——以前教授就是这样做学问的。我请他到我办公室坐坐，他在我的同事面前说我是他的高足，我嘴上说“惭愧”但心里泛起些许虚荣心。如今阮恒辉老师八十多岁了，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同样是教现代汉语的钱乃荣教授是我们的班主任但没来上过一节课，不知系里怎么安排的。记得上世纪末，钱老师荣获宝钢教育基金奖（国家级），我和戴着大红花的钱老师见了一面，他还是慢悠悠风度翩翩深思熟虑的学者模样。写作课有四位老师先后来授课。楼宇生老师原是教高中语文的，柯玉村老师不详，他俩各教授一学期，我们从记叙文、议论文着手练笔，有回家作业也有当堂作业。楼老师的“观察说”很有启发性。他说，你们看见学校门口那铁轨了吗？晴天雨天清晨傍晚，铁轨的色泽绝不会是同一种黄同一种锈色……我的作文两次被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第一次上墙的作文写我在农村养鸭子的经历，那些小年龄同学看着我说，哟，真人不露相嘛。我还洋洋自得。对我职业生涯帮助最大的是徐程老师的新闻写作课，如果其他课都是基础课、公共课的话，新闻写作等应该算专业课程了。徐老师和教授公文写作的李白坚老师及我班指导员金冠军老师都是本系首届入学即将毕业的老三届，年龄比我稍大。李白坚人称“大鼻子教授”，后来倡导中小学生快乐作文，现为上海市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写作研究会副会长；金冠军人称“大肚子院长”，当年他管我们最多，事无巨细，每天课后他总要进教室布置任务或安民告示。2011年10月17日，已卸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院长的金老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3岁。我和部分同学去殡仪馆送金老师最后一程，后我在其女儿的微博上又了解了一些金老师的轶事。话题拉回来，徐老师的课让我知道了新闻写作的技巧、格式及方法，怎样提炼导语、做标题，要把最重要的人事物和结果放在文章的最前面，消息和通讯的区别等等，这让我受用一辈子。徐老师的“要尊重事实，不要写得太满，多跑多想，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经常在耳旁回响。毕业后单位领导一搭脉便知我受过专门训练，不用从头开始教了。此后我靠着数千篇的“倒金字塔”和通讯、专访等养家糊口，我的新闻作品多次获国家级、省市级奖项，这些与启蒙老师徐程等教诲不无关系。记得最有意思的是连上了两个学期的哲学课，课堂上，邓忠岗老师镜片后闪烁着智慧的光，从他带着乡音的嘴里飘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大哲学家名字，其门派、学说、地位等真的很绕很搞；讲到中世纪出现的圣托马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之后我更是笔记都来不及做，几乎跟不上节奏。洛克、康德、休谟、伏尔泰、卢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各种体系思想学说，整得我一锅浆糊，剪不断理还乱。最不可思议的是，下课了，着了“哲学魔症”的两三个同学憋着一泡尿，与邓老师再战几个回合，继续论证狄德罗、黑格尔、叔本华与马克思之内涵外延。邓老师真会迎着同学的“杠”耐心释疑解惑，有时也张口结舌，直到下一节课铃声响起。11点半午餐时间到，老师夹起讲义准备离去，但“哲学魔”们继续与之唇枪舌剑，旁边同学也互相“以其人之道攻其人之身”，正诘反问没完没了乐此不疲。邓老师边争论边合上讲义，其实讲义上的小字我看不太清楚，我上哲学课是奔着通过考试去的，而他们可能是探究世界、物质、运动及规律等，以为考题会出“我是谁？”之类的终极问题。我不解地问同组的“哲学魔”孙同学，他不屑一顾地乜眼看我，甩出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也是从复旦大学来的郭扬老师年届花甲，身材孔武敦实，目光如炬，嗓音脆亮，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也觉得如雷贯耳。郭老师是闽人还是湘人很难从其口音上辨别，有时候“霍建人、晃花论”（福建人、方法论），有时候“妈克思聚义”（马克思主义）。他教我们逻辑学，可他在复旦总校教的是古代汉语。有次，他形象地解释“联系”一词之意，先在黑板上画了两组圆，一组是圆中圆，一组是相交圆；然后他又画了两个大大的分离的圆圈，说了一句80年代最时髦的流行语：粉（浑）身不搭嘎（界），引得满屋哄堂大笑。还有一次，针对口气特大的人，满腹经纶的郭老师吟出一首不知是否其原创的打油诗：天下文章在江南，江南文章属钱塘，钱塘文章家兄最，家兄请我改文章。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使枯燥的逻辑课气氛活跃了很多。我最喜欢上的课是文艺学，轻松有趣还有故事听，既可调节紧张神经又不需花大力气备考。三位博学多才的教师哈九增、斯宝昶、张成珊先后来讲课时还名不见经传，后来都名气大增了。哈九增讲鲁迅如数家珍，好像他就是周家人，他把鲁迅的晦涩隐忍很透彻地答疑解惑，让我对鲁迅由畏而爱，后来我背诵鲁迅诗歌张口就来；斯宝昶讲外国文学侃侃而谈，仿佛他和狄更斯、莎士比亚等曾经共进过晚餐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张成珊，有节课他讲解《城南旧事》时，把我们带入电影情境中：“小英子等人物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哀愁，伴随着淡淡的音乐、弘一法师的歌，大导演吴贻弓把台湾作家林海音的童年思念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时这种电影风格较少，像吃惯了大鱼大肉来一盘清淡的蔬菜。课毕，张老师竟赢得满堂彩，这也不多见的。沈同学在我班年龄最小油条最老，他天庭饱满鼻直口方浓眉大眼，我认为他堪称“班草”。“班草”经常第二节课才困思懵懂姗姗来迟，然而只要上张老师的课他从不迟到并热烈鼓掌。书法课请的老师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周慧珺、韩天衡、张森、翁闿运，我想以后的学弟学妹想要见到这些大咖恐非易事。不过我对书法理论不太感兴趣，老师在上面说颜柳道苏黄米蔡，我在下面看其他书。特别是翁闿运，好几节课连说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颠来倒去我听得都觉得累，看来书法写得好不一定能表达得好。总体上，那时的老师诲人不倦都有一桶水，学生如同海绵拼命吸取知识，师生关系单纯、情谊不错。综合各课程之外的，我记得出现频次较高、反复刺激我大脑皮层的词语是：党的十二大精神、霍夫曼“第三次革命”、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等。我们这个班级历届生应届生大致各占一半，应届生比我小七八岁。进校前以为我在班级能排上老大老二，因为我初中毕业下乡有九年之久，想不到还有四位大哥（三个69届一个70届），包括我在内两个72届另一个大我两个月；还有两个女生也是72届，不敢动问她们芳龄（出生月份）几何？这才知，我在班级里至多能排上老六，至少我只能排老八。我是带薪读书的，每月5日，从牛皮纸信封里能倒出51块大洋，这是我从奉贤星火农场带来的工资，据说由上海市总工会拨专款的，在当时不算少了。前几年遇到也是从农场考进大学的孙同学，74届的他说读大学时每月就36元，还一个劲地问我，你凭啥这么多？我不知道凭啥。那些应届生每月大概有15元助学金，吃饭应该差不离了。入学后有几个月的5日，学校对面的小饭馆总是聚集了几张像我这样沧桑的脸，两三元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
一进校，开头两周集中军训，走正步、卧倒瞄准。那位领训的士兵不到二十吧，和应届生差不多，他一遍又一遍喊口令，九月初的烈日晒红了大家裸露的皮肤。70届的梁同学文弱书生一个，大家都叫他梁兄，齐步走时经常顺拐，被同学们哂笑。他不气也不恼，但他急，越急越顺拐，以至于后来上体育课不仅一直拐下去，连跳长箱等都不能逾越，总是一屁股坐在上面无可奈何。梁兄是个善良厚道之人，与世无争，学习刻苦，我们经常一起讨论课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同学关系纯粹，大家相互帮助，团结友爱。那些比我小七八岁的同学下了课就聊汪国真、舒婷、北岛，聊朦胧诗还有邓丽君、中国女排、朱建华等；本系教师戴厚英的《人啊人》一度在同学之间疯传，对此书的感悟我应该比小同学更深些。课余我看了不少文学杂志，恶补了不少中外名著。那时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创刊复刊，如《收获》《花城》《诗刊》《人民文学》等，有时候看起书来废寝忘食。有天下午没课，上午第四节课后放学，我穿过离校门不远的两侧黑板报长廊中，只见中文系主任翁世荣铁青着脸发飙：一个文科生，连这么简单的字还会写错？再接再厉，厉者，磨刀也。右边有力的励，是鼓励的意思；你还是中文系的学生呢。一顿教训，着实让写黑板报的同学下不来台。我估计这辈子他再也不会写错这个“厉”字了。其实，黑板报图文并茂，视觉和宣传效果都不错。班级里我最佩服的是宋同学，入校第一学期假期里，他做了一次“独行侠”，一个人到北京走访中央各有关部委，实地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状况，后来好像写出了有一定水准的社会调查报告，我钦佩宋同学的闯劲、钻劲和专业意识。2017年12月9日，复旦分校四十周年校庆，几百名师生从各地赶来参加大聚会
王十禾，69届，班里备受尊敬的老大哥，刮得发青的络腮胡和发际线上移的额头透露出阳刚气和书卷气。他有一门统计课免修，但还是前来课堂帮其他同学答疑解惑；他的速记水平一流，每堂课结束或者备考之前，同学们都来借阅他的笔记本，蝇头小字工整且要言不繁；我记笔记只有自己看得明白，潦草的关键词，必须及时整理。毕业后，成绩优异做人低调的王十禾留校成为统计学教师，后去复旦大学考研，毕业后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同学中有豪放派也有婉约派，还有骑墙派。印象最深的是，班里有个戴啤酒瓶底镜片的白净女生郑同学，背诵古诗词十分了得，下了课被我们几个大龄同学拉到一旁聊以消遣。她落落大方声情并茂眼含春水语速极快：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还未反应过来，她又背诵“大江东去”“金戈铁马”了。毕业前她真的与本班一男同学“金风玉露相逢”且“暗度”了，不过没有过“鹊桥”生活，而是双飞双宿澳洲，朝朝暮暮厮守在一起了。据我所知，本班还真成了四五对鸳鸯。可以说，假如没有“文革”，我与这五十多位同窗“浑身不搭界”；没有邓公，这样的姻缘一定银河迢迢无望。我生性木讷，对同事同学鲜有溢美之词，而说到文采，当属劳同学。本班《班级日记》开篇由她执笔，写的什么我已记不全了，但印象有：千字文、很有启迪的抒情散文，曾多次被同学声情并茂地朗读而令人心潮激荡。直到毕业，全班用去几本笔记本，60位同窗记下400多篇班级日记，大家都尝试超越她。在此，我摘录劳同学日记的一小部分如下：假如你能说，我思索过，追求过，我曾经尽力歌颂过真善美，我曾经用笔为班级服务过，那么，你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这本日记……虽然只是细流涓涓，却终于从岩缝中曲曲折折地流出，这不正是希望的源头么？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吧——两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三十年后，当我们重又欢聚一堂时……在这字里行间寻觅您——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所留下的足迹……那将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啊！（见下图）
行文是否带有文艺青年范？当年的我们正是半路出家怀揣浪漫主义的年轻人，因此使用的语言用时下话说，正能量、走心。劳同学预言的三十年后的情景，多年前已经得到了验证。离校几十年后，同学之间的联系通过微信等多了起来。班里热心的同学张罗起全班聚会。斗转星移，有些同学成了大官，有些已是大款，而大多数还是升斗小民的工薪阶层，不过都吃好了做人的“三碗面”——体面、情面、场面。分别几十年，同学们“三观”都一如既往的正，无论有人做东还是AA制，都留下一片开心，“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望着“三观”很正的同学们，想起那篇日记，驹光过隙沧桑在颜啊。当然人生百态，同学中居然还有“除夕夜被抓进拘留所的”，极个别三观不正的同学看别人都是歪的，一有机会必将对同学极尽“软讹”而后快。记得那年圣诞节前夜，我班和隔壁班级共同整了一台烛光晚会，给小同学们过20岁生日，小同学们依次唱罢《橄榄树》《三月里的小雨》后，最后一个节目把晚会气氛推向高潮——27岁的我被他们用棉花粘满脸颊和嘴巴，他们还借来女同学王新华的大红滑雪衣给我套上，不知哪里弄了顶红帽子，就这样推我上台扮演一回圣诞老人。我的即兴台词紧扣晚会主题引来阵阵喝彩。事后有人道：他木哒哒的哪能会笑痛我肚皮？真是想勿到。应该说，我班的班干部都会来事，创意颇多，毕业后不去开个咨询公司、点子公司委实可惜了。我们班级在校时举办集体活动不多，记得有到大场参观南京路上好八连营地，到南汇横沔乡参观禽类加工厂，感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后全班首度聚餐。我读大学时两耳不闻窗内事，一下课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与同学并无多大交集，我从不打听同学家住哪儿原来干什么的，同学们了解我进大学前的工作经历，是从我的作文中知晓的，我属于一群人中“在与不在”的无关紧要者。直到毕业，约有半数同学我还叫不上名字或者人与名字对不上号。教室、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我读书方法很原始很粗暴，吭哧吭哧做笔记抄卡片死记硬背，有时自比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然终究难以望陶渊明之项背。当年意气风发胶原蛋白充足的小伙子姑娘们，如今皆奔六奔七啦，还剩没几个待退休。前些日聚会时，某某同学经意不经意间飘出两首古诗，第一首，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第二首，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一时镇住了同桌的男男女女，被认为很有国学功底可以参加诗词大会了。他谦逊地说，我是才刚看了外孙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面就有这两首诗——霎时大家陷入沉思。西江湾路574号，见证着我们被岁月尘封的青春记忆。我还是喜欢那个时期的文艺和伪文艺青年。也许很多人不信，我们班级居然还有班歌，还经常唱响。由韦班长作词，有学者风范的顾同学（毕业后留校，后任系主任）作曲，像模像样，四二拍，E调，类似进行曲，很有朝气，歌词如下：像那枝头初绽的新芽，我们属于绿色的希望，希望在明亮的课堂，希望在知识的海洋，今天我们是桃李芬芳，明天要做祖国的栋梁。啊，中华的希望，同学们快茁壮成长，我们的前程充满希望。只要我们心中珍藏的情意，漫长的年月就冷却不了我们的心；即使是凝滞的希望，在遥忆的暖流中也会哗哗解冻……
复旦分校办学理念和宝钢培训理念相似，即“学以致用”。有趣的是，我们全班六十人，毕业后从事文字工作到退休的寥寥无几，我可算其中之一。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宝钢总厂办公室，主任姓徐，是复旦大学1950年代毕业的老前辈，时年临近退休案牍劳形，有次午饭后他与下属的调研、秘书、文书、行政等几个科长副科长闲聊，他知道我刚从中文系毕业，于是不知怎么聊起了“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等，人微言轻的我一旁斗胆插话。嗨，这引起了徐主任的谈兴，他一肚子墨水趁机抖露出来，还适当地谬赞了我一下：你们看看，什么叫中文系毕业的，不要看不起学中文的，说什么万金油，至少国学底子深啊——弄得我从此不敢高调。
刚进单位，宝钢总部机关举办文史知识竞赛，我领衔的队伍一举夺魁；在全宝钢举办的智力竞赛中，我奖得一本辞海，十分高兴；我觉得大学里学的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鉴定。那时候还没有搬家公司，领导们每次搬家都是办公室人员出力，包括办公室人员自己搬家都是互相交换劳动力。我进入办公室调研科之前，科里尽是些文弱书生，在农场锻炼过的我成了实力派，冰箱洗衣机等扛起爬楼不喘气。搬家结束总经理家属请客，同事们打趣说，在书生里，你算力气大的；在做力气生活的人中，你文章写得算可以的。各位看官读罢，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烙印？我所记忆中的西江湾路574号轶事有限，如果众人拾柴，定能凑成一本书，也许并不一定从人民出版社“走一个”，但记忆一定是能触动青春心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