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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丨许晓铭:我幸运地扩招进了复旦大学分校

许晓铭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许晓铭,生于1957年,当过知青,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分校即后来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在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和大众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工作,2017年退休。

          

原题

回忆我的高考





作者许晓铭



我是上海七四届的中学毕业生,家中老大嘛,必须务农,这样我就被分配去了崇明的前进农场。


农场苦,农活累,大田班的女农工最可怜!给爹妈的信我总是实话实说,体力上的劳苦、精神上的苦闷……我爹妈都是小学老师,很单纯的,回信总是要我好好表现自己,努力工作,争取推荐上大学或上调工矿。


1977年的春天,我接到妈的来信,说,我那在华师大当教授的二舅传来信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可能要取消了,要恢复上大学必须经过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制度了。妈再三强调:闲下来多看书,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怎么复习?复习什么?我都懵懵懂懂,就在我稀里糊涂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刻真的到来了!


我的记忆非常好,清楚记得,当天《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搞好高考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连队那些有读书愿望的知青,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传阅《人民日报》,各自的心里泛起的波澜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想,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那年高考报名的门槛很低,三十岁以下的工、农、兵、商和学生都可以报考,那年的高考破纪录地定在冬天举行,离开学校多年的有志青年们,拿起已经生疏的课本,非常吃力、很不规范地复习迎考。我们农场因为报考的人太多,场部决定,凡是想参加高考的知青,必须先参加农场组织的考试,只有通过农场的考试,才允许你参加正式高考。出题的是农场中学的老师,我记得是语文、政治、数学集中在一张卷子上,大多数人都考得不好,尤其是数学,十几分、二十几分的多得是!还有零分交卷的呢!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是不大有知识的哦!


其实,很多人是知道自己考不取的,他们看中的是参加高考可以享受公休待遇。


也算是矮子里拔高个吧,我幸运地通过了农场考试关,这样我就有资格拿到准考证啦!还有不到两个月的复习时间,头子活络、手脚麻利的知青,立刻请假回市区复习迎考,可是几天后,场部通知来了,凡是参加高考的知青,一律不许请假影响正常的生产劳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连队有三个知青,也许是他们有底气高考成功?或者说什么都不在乎了,逼自己背水一战,非得考进大学?反正他们不顾上级通知,他们知道请假是自讨无趣,于是,招呼都不打就回了市区。把连长和支部书记气得要命,在全连大会上点名狂批他们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什么的。那三人既争气又幸运,两人考去本科,一人去了大专,回来办手续时,神气活现的样子,成了大家的谈资。


我爹妈给我来信,让我回家安心复习,说,家里吃得好,喝得好,复习中有啥不懂的可以找人辅导。我当然知道回家复习的种种好处,可是,我胆子小,不敢违抗场部的规定,即便我有稳操胜券进大学的底气,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回信说了场部的规定和我的胆怯,我妈既埋怨农场领导的做法,又责备我的懦弱和糊涂。晓得再说也无用,我妈寄来了高考复习大纲和语文数学等书,再三叮嘱我,好好复习,千万不要错过改变命运的好时机。


那年高考,全国有五百七十多万年轻人走进考场,限于当时的国情,只有二十七万幸运儿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正是人才稀缺的年代,苦读几年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单位和岗位,机会多多啊,几年后,他们都得到了重用和提拔,改变命运的同时,成了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


我爸妈根据我数学成绩差的特点,让我重点复习语文和政治,目标是文科吧!那届文科要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七七年、七八年的高考科目没有英语。我对地理一窍不通,历史也算是学过一点,什么十次路线斗争史、儒法斗争史、鸦片战争史,这就证明了,我们是开过历史课的哦。


我妈还寄来几本不知从哪买的油印小册子,让我一定背出,那上面有各科的知识要点。劳作之余,我就拿出这个小册子背诵。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忐忑,也很茫然,我对自己的知识水平实在没有信心,我又没有那种“勤能补拙”的刻苦精神,现在想来,我是多么的不自信、不靠谱啊!


前几年,家里乔迁,清理东西时,我先生看到我的那个小皮箱里居然有1977年的高考复习资料,那个羡慕妒嫉恨啊!他是六九届一片红的知青,当年在江西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比我们近郊农场的知青苦了不知道多少倍!他说,高考前夕,他向知青点请了两个星期的假,自己带上大米,在公社的中学食堂搭伙,晚上就睡在四张课桌拼起来的“床”上,“条件艰苦也算了,关键是,我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啊,当年我要是手里也有这样一份资料,怎么可能进师范大专?你比我幸运了不知多少倍,可是,你却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可惜啦!”现在想来先生的说的话很有道理的。


时间过得飞快,高考的日子到了,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考场。1977年崇明农场参加高考的人数超多,限于当时的条件吧,组织考试很仓促,防范作弊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不过,那时的人还是蛮诚实、蛮老实的。我去的考场就是农场的中心小学,小学的课桌椅都是根据儿童身材设计制作的,两人挤在一张小课桌上,这就难为我们这些大人了。


记得当时有两位监考老师。临近开考时间,进来一大龄青年,只见他挽着高高的裤腿,手里拿着一张用来做垫板的厚厚的马糞纸,扬着下巴,眼光扫视全场,神态很自信。就听几个考生议论,这人叫某某,二十连的,六六届的高中生,蛮有水平的。我充满崇敬地多看了他几眼,他一身布衣,似乎刚从大田劳作回来,虽然是农民的做派,但是,人家气场很大哦,大有王者归来的范儿!人家转身笔直地坐在前面,用后背接受所有人的崇拜。听说,他后来被复旦录取,本科毕业后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现在是美国什么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了。


也算是意料之中吧,我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倒是我那一向学习成绩优异的七七届妹妹,一考定终生,成了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妹妹很幸运,毕业后留校做老师,还被公派去英国进修了两年,她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系主任、教授啦,讲到我妹妹,我爹妈就眉开眼笑。  


1978年春节我回家过年,说起我的未来,爹妈态度坚决地让我好好复习,再考一次,说实在话,我这人还算聪明,学生时代我的学习成绩也蛮好的啊,可不知怎么搞的,我缺乏自信,更没有成功人士身上的特征,刻苦和坚韧。农场的艰苦岁月,没有成为激发我改变命运的动力,反而成了我破罐子破摔的借口。总之,我的状态就是稀里糊涂的混日子。什么规划人生、扼住命运的喉咙,没有的。


爹妈见我这样,着急啊!他们再三提醒、敲打我:原先下放几年就可以保送读大学、招工上调的好事已经结束了,现在时代变了,华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百废待兴,教育救国!年轻人要靠读书、靠知识改变命运了。你要看清形势,好好复习,再考一次!读不了大学,读个中专也好!我听了心里很烦,说“中专要考数理化,我更不行了。”我妈说:“那就再考文科!我们想办法给你报个高复班,有的放矢的复习,只要你努力、勤奋点,一定考得取的!”逼我上考场啦! 


我人在农场,来上海读高复班,只有请长假了,可是农场怎么可能批准?我们那时候都老实胆小,都不敢跟规定、跟领导说“不”的!后来是我妈托在华师大做教授的二舅,弄了一套文科高科复习资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惜时如金,苦读迎考。说实话,我没有苦读,但还是花时间复习的!  


六月,我在大田撒农药时不慎被药着了,双腿又红又肿,涨得难受,我现在想起来都寒毛直竖,那腿肿得差不多赶上腰粗了,可怕至极。连队的同事开着拖拉机送我去场部医院,医生给我开了口服的、涂抹的解毒药,又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单,拿着病假单,我忽然有了“因祸得福”的高兴——我可以回家了!


拖着肿胀的双腿,我回了市区的家。我妈看着我的病腿心疼的眼泪都下来了,伤感之后便是一番敲打:“你要拎清啊,读书苦,终有苦尽甘来的时候,可是农场的苦是绵绵不断、看不到希望的啊!既然回来了,你就待在家里好好复习,我想办法托人给你开病假,还有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在家,吃得好,睡得好,也用不着出工劳动,唯一的任务就是复习迎考!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妹妹周末回来了,你可以问她,还可以请教老师,我明天再帮你收集点复习资料和模拟卷子。


有爹妈的帮助和支持,我在家复习了一个月。顺便说一句,我妹妹对我帮助很大,每个星期天待在家里陪我做题,还帮我归纳重点什么的。直到高考临近我才回到农场。1978年农场参加高考的人数少了很多,考场设在农场中学,这回规范了,一人一张课桌啦!对我来说,所有的科目中,只有语文是我的强项,政治、历史和地理靠的是死记硬背,问答题拼的是理解力和写作水平了,最搭僵的数学了,第一小题是因式分解,我算了一张草稿纸还是错了,想不到的是,最后一道求圆轨迹的题目,居然被我做对了,我一直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高考成绩下来了,我的成绩是:语文78.5分,政、史、地都是70多分,数学只有14.8分。比录取分数线还多了一分呢!我是既高兴又激动,感觉离开农场上大学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我到连长那请假,说我要回上海,开始他不肯,说你已经休了那么长时间的病假了,怎么还要请假?我大着胆子说:“病假是医生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开的,我现在有事想回家……”连长是崇明人,脾气不大好,见我这样说话,火气就上来了,说出来的话也难听了,后来是支部书记出来打圆场,批了我三天假。我心里恶毒地想,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只能一辈子当农民!


正是晚饭时分,弄堂里好多人家是在外面吃饭的,我妈看到我背着马桶包满面喜色地回家,就大声地问:“考得怎么样?”我当着好多邻居的面骄傲地说:“考上啦!过分数线啦!”端着饭碗的邻居七嘴八舌的说,阿柳也是大学生了,阿拉弄堂又飞出一只金凤凰啦!恭喜恭喜!阿柳妈,你要发糖给阿拉吃的哦!我妈喜出望外地接嘴:“这么大的喜事,一定要请大家吃糖吃香烟!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这是盲目乐观、瞎咋呼啦,我那时不懂,严格地说,上了录取分数线,并不等于考上了。因为还有体检、政审什么的录取关。


进到房间,我妈对我说,我正和你爸爸打赌,你爸说:“今年的题目有点怪,比去年的难度大,只怕阿柳又要落榜了!”我爸在家为我估分,将我的数学估成了零分,比我自己还小看我,他说我的考分不会超过300。听说我考了351分,我爸高兴地说:“阿柳不得了,放卫星啦!”我妈说:“我是看好大女儿的哦!

 

接下来是郑重其事地填志愿。我爸拿出一张填报志愿的报纸,我们连重点本科、二本、专科的概念都没有,就一路乱填,志愿一共有三档,如果换到现在,明确知道自己只上了专科线,那上面二档根本不会去填了。


我的分数太低,以至于没有一所大学向我敞开大门。从自以为是的“考上了”,到实实在在的落榜生,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不说前途了,我首先就无法面对农场同事和连长的幸灾乐祸,和邻居们的嘲弄。更可怕的是,听说1979年要加考英语,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堵越不过去的高墙啊!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哀叹:完了!完了!


老天眷顾我啊!就在我万念俱灭的日子里,上海几所大学开办了分校,扩招了!我非常幸运地被复旦大学分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录取了!


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把读大学看成是使命,也是荣誉,我们别着校徽,青春的脸上写着骄傲和自信,那时的校园生活是美好的,读书的气氛相当浓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干净,老师、教授可亲可爱,真的,那个年代的大学太美好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区政府工作,我在那里从底层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处长的位置。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感恩我的爹妈,在我人生关键的时刻,站在高处指点、帮助了我,我也感谢我的妹妹,在我复习迎考的日子里,给予我提纲挈领的提醒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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