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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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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丨张铁壁：北大"回炉班"与汉中653分校
张铁壁于北大石舫
说的是往事，又是几十年后的追忆，自说自话，心态倒也闲适。我曾经在北大毕业两次，一次是文革时毕业，另一次是文革结束后进修班结业。第一次离开北大是被军宣队分配到东北，我匆匆离开北大汉中分校，来到了辽西，感觉前途未卜，不知何日是归期。
当地民间有句顺口溜：“过了法库门，一半牲口一半人。”意思是说这里靠近内蒙古，人烟稀少，遍地牲畜。1970年3月，我们被驻北大的军宣队、工宣队发配到东北，来到了辽西。我们坐火车过了沈阳，在铁岭下车，又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经法库县到了康平县。这一路气候变化很大，离开汉中时是蚕豆花儿开、麦苗儿香，到了北京时有一点儿春意，可在铁岭一下火车，一股冷风吹来，噎得我喘气都困难，地上到处是厚厚的积雪，还是天寒地冻的冬天。
康平县属于铁岭地区，县城很小，只有一条大街，还是土路。在街上看到，大部分是土房子，没有楼房。人们烧烟煤，房子上的烟囱冒着青烟，空气中散发着股股呛人的煤烟味儿。我和同学们到县委报了到。我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这里火炉子上写着“烧死刘少奇”，厕所里写着“臭死刘少奇”，可见这里的人们是多么幼稚可笑。当年共有二十四位北大的同学被分到这里，这在康平县里也算是一件奇事了，以前从未见过有北大的学生分配到此地。我们大部分被分到农村中学当了老师。有一位数学力学系的同学说：“我神经衰弱，教不了书。”“那好哇！学数学的准儿会算账，你去煤厂开票吧！准不会出错。”还真是把他分配到了煤厂。
这里属于丘陵地带。我从前只是在地理课本上知道丘陵这个名词，到了这里才对丘陵有了感性认识。这里到处是山，海拔不高。公路依山势而筑，地势起伏不平，大多是上坡下坡。虽然那时年轻，上坡时我骑自行车也蹬不上去，只能推着走。当地农田不少，地是黑土地。过去听人夸东北的黑土地是一把能攥出油来，这里可不是，看着是黑土地，可里面净是小石头渣子，农民锄地时锄头碰在石头上哗哗作响，不上粪不长庄稼，土地又漏水又漏肥，穷地方呀！还有不少荒草甸子，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地，只长野草不能种庄稼。
我这辈子就没想到北大的学生会到乡下去教书。从县城还得再换乘一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方家屯。第一次到方家屯，学校派了一辆马车和几位老师来接我们。下了汽车，我看到汽车站原来建在一片小山坡上，坡下面是一山沟，屯子就建在山沟里。我害怕地问：“这一下雨还不把房子淹了？”人家笑了：“沟下边的小河沟比这低多了，这么多年房子也没被淹过不是？”那时我心中很不是滋味，这里没亲没故人生地不熟，难道我们就要在这东北的屯子里了却一生吗？说实在的当时哭的心都有，只有我和我未来的夫人相依为命，就要在这里闯关东了。
学校建在屯子西头，有四排房子一个操场，一排砖房，三排土房子，四周围有参差不齐的土墙，残垣断壁。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土房子，不是“干打垒”（在两块活动木板间填土夯实的筑墙法），墙是用泥好像燕子垒窝一样堆成的，有二尺厚；房顶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高粱秸秆，上面又铺着厚厚的泥土，墙也是用泥抹的。屋子里面有一铺大火炕，炕也是用土坯搭的，我们戏称之“土暖气”。这种房子的优点是冬暖夏凉，但是夏天一下雨，弄不好房子要漏，外墙皮会被雨水冲掉，那就只有和泥抹房子了。窗户不大，下面是玻璃窗，上面是糊着塑料膜的木窗子，塑料膜糊在窗户的外面。这正是东北三大怪之一：“窗户纸糊窗外，十八岁的姑娘叼烟袋，养了孩子吊起来。”学校分给我的女友一间小屋子，我和其他单身老师同住。就这样，我们在黑洞洞的土房子里一住就是八年。望着窗外冰天雪地，我都怀疑这里有没有夏天。
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买了一顶大皮帽子。这棉衣要穿到过五一节，一过国庆节就又要穿上了。有些当地的老农民就是夏天也不脱棉裤。这样的穿着是为适应这里的严寒天气，冬天时，气温经常是零下二十多度，大雪下到一尺多厚那是常有的事儿。地上的积雪是不会化的，要等到第二年的春天。早晨人们来上班，眉毛上、皮帽子上结着一层白霜。从入秋到第二年春天，那风真让人烦恼得很。冬天的大风卷着雪，叫作“白毛风”；春天的风更大，而且一刮就是连续三天五天，当地人叫作“风三儿”。那风中常裹着小石头渣子，打在人脸上生疼。迎风骑车根本骑不动，只能推着走。
说到吃，我也是不习惯，但没有办法，只能慢慢适应。东北那时是当地种什么就吃什么，主要是吃高粱米和玉米面，小米叫半细粮，我们非农业户每月供给两三斤大米、几斤面粉和三两豆油。每逢吃细粮时，真感到细粮和粗粮就是不一样，细粮对人的嘴和胃口是那样的抚慰和熨帖。好高粱米当地叫“文化米”，可我们吃的是杂交高粱米，连马都不爱吃。那米里面有壳，不是不好好加工，是碾不净。米里面还有砂子，就是仔细淘也只是好一些。冬天吃的菜只有白菜和土豆，夏天才有些别的菜，只有过年过节杀猪杀羊时才有肉吃。农民更惨了，用北京穷人打哈哈的话说是“韭菜长吃，黄瓜老吃，一年到头吃饺子”。翻译过来是韭菜要长长了才吃，黄瓜要长老了才吃，只有过年才能吃一回饺子。
刚参加工作时，当地有人问过我：“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是北京大学。又问我：“北京的哪个大学？”我说是北京大学，那人竟是一头雾水。可想而知，当地人的文化素质是多么低。一些人说话的腔调像赵本山演小品，要么油腔滑调，要么老实得像木头。当地有一个词儿形容某人或某物特别行、特别厉害，叫“有尿”。我们几个北大的同学在一起喝酒，就打趣说：“喝吧喝吧，多喝点，这酒没尿。”另一人则说：“不行不行，这酒有尿。”据说有一位语文教师给学生讲“苛政猛于虎”，解释说“苛政是战国时的一个人，他比老虎有尿”。我就职的中学里有一位颇有名气的语文老师，我拿《红楼梦》给他看，给他讲《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诗词和俚语。他都听呆了看傻了，因为他从没读过《红楼梦》，不知道天下竟有这样好看的小说。
细想起来，故事就是往事，故旧之事，是一种饶有兴趣的话题，也是对人生经历的一点儿补充和安慰。我以为人们需要故事，但是不一定都愿意再身临其境。往事如烟，但有时往事并不如烟。对于那些美好的往事，只有在梦中身临其境了；而那些悲凉的、不堪回首的旧事，就让它埋在心底吧。
1970年代生活在辽西的日子，日日夜夜盼望回京城。好不容易熬到快过春节了，可以回北京了。离开北京以后才感到北京的可爱，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在远离北京的乡下，从纪录片上看到北海的白塔、颐和园的万寿山昆明湖、天安门……那个滋味是很浓酽的。在辽西的乡下，北京是一个既近且远、既热且凉、既酸且甜的话题。当地老乡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就肃然起敬了，来自天子脚下嘛。也有当地人对我说“我们祖上也是在北京生活过的”，也有人说他的父母现在还在北京居住，他和我就是老乡了，听说北京像天堂一样，口中啧啧地说：“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更有人不知北京在哪里，以为北京就在他们家乡北边。
在辽西乡下过了一年以后，我回了一趟北京。在火车上熬过一夜，天亮时列车进入了北京的郊区，一会儿在窗外看到了永定门的铁桥、龙潭湖、东便门、北京站。出站后处处感动惊喜：公共汽车上的京腔，四分七分九分一角一的车票计价标准，马路上的自行车流，早点有豆浆、油饼、火烧、炸糕和豆腐脑，一切都给我别来无恙的亲切，一种依然如故的熟悉，一种贴心挨肚的友善。虽然那是1971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茶地进行着。
我兴奋得忘了夜车的劳累，上胡同里走走，听听乡音，上花市去看看，看看商店，逛逛小吃店，寻找着童年时的吃食。走亲访友、看望朋友和老同学是必不可少的。但北京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首先是买东西的地方，逛王府井、前门、西单，那个兴奋劲儿真美，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好像什么都想买，只是囊中羞涩，但看看也好。在外地，多年来物资匮乏，很多东西都买不到。就算是汽水、冰棍、饼干等在北京极平常的物品，在乡下也是无法买到。什么是天堂？北京就是天堂。那时的售货员欺生，看不起外地人。虽然离开了北京，我依然保持着地道的北京口音。但我已是外地人了，买东西都有点儿不那么理直气壮。看到那么多我们在乡下难以见到的东西，就说买“十个”。“只卖一个！”一句话给我顶了回来。过了好几天才找到了感觉，再买东西时尽可能说北京的土话，别让人把我当成外地人，这样就好多了。每每买到了大量可心的东西，立即拿了就走，生怕被人给追回去，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一晃假期就过去了，该走了。买完火车票，走在路上，看着繁华的市井，心想：此地已不属于我了……列车离开了北京站，转眼之间北京已属于回忆，我将要回到那荒凉的东北小屯子。但我是丰收的，大包小包，饼干、蛋糕、挂面、猪油、杂拌糖、的确良衬衫，甚至还背了几十斤白面……想到回到乡下后将与那里的朋友分享这难得的丰盛食品，吹吹北京的见闻，心中竟有些飘飘然了。
那年月，回一趟北京，真有点像改革开放以后出一趟国那样的感觉。
第二次离开北大是“回炉”，进修班结业后。
1978年，母校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期“回炉班”（进修班），招收部分1963级到1965级的学生，以使他们完成因文革而耽搁的学业，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以为自己是一个俗人，没有远大的抱负，我上“回炉班”的目的很明确：学点东西，离开东北，换个工作与生活环境。然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又当了一回北大的学生，又去了一次653分校，又和老同学们同窗学习两年。
1977年底，我还在中学当教书匠，拿到了技术物理系寄给我的招生报名表，兴奋激动之余，我想到了老同学魏根拴，一定是他逐个地通知了班上的同学们。寄走了报名表后，我们当地的几个北大的同学还聚在一起喝酒庆祝了一番，大家相约回去好好复习功课，秋天在海淀南大街的海顺居再聚。
那年6月，我们来到沈阳的辽宁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记得监考人员是几位来自数学力学系的教师。考场内，我们都是低头答卷，静静地思考，未见有违犯考试纪律的行为。监考教师当场兴奋地说：“十多年未见了，这样良好的考场纪律又出现了，我们监考老师谢谢大家，同学们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有的考生举手试探地说：“老师，我喝点水可以吗？”“没问题，我去给你弄。”于是又有人得寸进尺：“老师，我抽烟行吗？”“快抽吧，老学生了，写字时抽根烟很正常。”
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还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他们说：“这些年一直给工农兵学员监考，又生气又累人。今天又见到了过去老北大的学生是怎样参加考试的，我们十分感动。老北大学生真是好样儿的，来这里监考，心情舒畅，感到十分轻松。”
那年月，技术物理系还在北大汉中653分校，我们去回炉还要在653分校上课，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再去看看653分校。1978年10月初，我和我的老同学罗英铭结伴乘火车来到阳平关，又换乘汽车一路颠簸在褒城下了车。沿着熟悉的小路，来到了653分校的大门口，学校大门传达室的工友居然还认识我们俩，我们也看着他面熟（脸上有些浅浅的麻子）。没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班梁正路、程汉良、刘晓地和原二年级的李建宇等老同学。原来他们估计我们这两天会到校，几乎每天都来大门口看看。多么亲切！毕竟是老同学呀！互相捶打了几下之后，彼此指着对方说：“分别八年了，没变样儿！还是技物330班的好汉，只是老了一点儿，眼角、额头添了些细细的皱纹。”
离开653分校整整八年了，学校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山上还有我们当年修的护坡，食堂里还用着我和罗英铭亲手做的大木桶来盛粥，我们还住在那栋宿舍楼。教职工的孩子们在这山沟儿里长大了，但他们仍然说着道地的北京土话，京腔京韵字正腔圆。这次重回653分校，就不想去爬山了。河东店是一定要去的，穿过田间小路过了褒河大桥，来到了阔别八年的河东店。街面上没有什么发展，马路两边的房子仍是过去的老样子，只是各色商品、农产品比过去多了。学校的教职工们都是在河东店购买生活必需品，一到休息的日子，就背上竹篓去河东店采购。
工宣队、军代表早撤了，学校又恢复了知识分子治校。学校对“回炉班”相当重视，分校的校长还去宿舍看望了我们，抽着我们二角钱一包的劣质香烟，和我们谈学校的过去，大骂“四人帮”、康生，勉励大家克服困难，好好学习。告诉我们学校已经向中央打了报告，诉说当年来653分校是正确的，现在要迁回北京总校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中央已经批准，年底将迁回北京。
学习生活开始了，班主任还是周维金老师，王文清老师主讲物理化学，王湘云老师主讲物质结构，郑春开老师主讲数学，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英文。从1965年底到1978年秋天，我们差不多有十三年没上过课，大家都非常认真，仔细记笔记，认真做作业，没课时就去图书馆，只有在周末才去一趟河东店，星期六晚上打上一把桥牌。老师们对这些老学生也是另眼看待，王湘云老师多次提到和我们班同学一起去北京南苑下乡劳动，一块儿抓蛤蟆。还说他和魏根拴是同事，自然也和我们“平辈儿”了。1976级工农兵学员和我们在一起上课，看得出来，他们很难学会那些东西，据说就这样也比前几届的学员强多了，考试时他们特别喜欢坐在我们旁边。
那个学期好像过得特别快。1978年底，整个学校行动起来，人们打起了包包，准备离开653分校，回到北大总校。我们曾经参与了建设653分校，又有幸见证了撤离653分校，说走就走了。从1965年3月开始建设到1978年撒出，这期间到底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留下了多少人的酸甜苦辣，所有这些，用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1979年2月底，我们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燕园，住进42斋，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刚到校那几天，我感到对燕园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我们毕竟在燕园生活了六年多，熟悉她的一草一木，这些年也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说陌生，是因为物是人非，我们这些老学生与年轻人为伍，总感觉不适应。我们在“一教”“二教”上课，在中关村系大楼做实验，在新建的图书馆里上自习，慢慢地也就融入了这些莘莘学子之中。
那年月，正值文革刚结束，大学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人们学习的劲头非常足，校园内学生多得出奇，每栋宿舍楼前的空地上都黑压压地停放着一大片自行车。每逢上下课的间隙，校园的马路上人涌如潮，有如前门大栅栏或王府井拥挤的人流。“二教”的大教室内，每堂课都“客满”，有时教室里一块儿听课的学生有：本校的研究生、“回炉生”、1976级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招收的大学生，还有外校及社会上来听“蹭课”的人员。校方为保证我们能正常地上课，给我们发了听课证，对号入座。那些来听“蹭课”的外校人员不理睬正规学生的白眼儿，仍旧不屈不挠地坐在教室内过道的台阶上听北大名教授讲课。
北大教授们确实名不虚传，我们聆听他们传道授业，领略他们讲课的风采，那是一种享受。主讲物质结构的周公度先生，条理清晰，板书漂亮是一绝；主讲有机化学的张滂教授知识渊博，上课时手拈几张名片大小的卡片口若悬河，没废话、没语病。七十岁的人了，满头华发，一年下来竟没缺过一次课，好像连小灾小病都没生过。相比之下技术物理系的教员就有些逊色了，也许他们多年没上过课，也许有那些台柱子支撑着，他们没有上课的机会。给我们讲仪器分析、放射化学、算法语言的教员们，上课时忙于写板书，讲课时累得两嘴角冒白沫儿，真难为他们了。程汉良可是不客气，常常纠正他们的错误。
学习再忙，我们这几个老学生的爱玩之心却从未泯灭。程汉良、梁正路、刘晓地、罗英铭和我结伴，常在课余时间漫步于未名湖畔，寻找过去的足迹。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只是一群匆匆过客，我们只是想多看一眼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多走一遍临湖轩周围的小路，多摸一摸钟亭上的大铁钟，多感受一次风雨欲来时南阁北阁的壮观景色。我们还忘不了春天去柳浪庄（六郎庄）野外踏青，夏天去颐和园游泳，深秋去香山观红叶，冬天冒着大雪去品味燕园的雪景。每逢此时，大家都想起了郑世忠，如老郑在，他又会念道：“站在六郎庄乡下的田野上往远处望去，柳树身微微泛黄，低头看田边的小草刚露出嫩嫩的尖尖。走在乡间湿润的泥土地上，软软的。走着走着背上热了起来，于是脱下棉袄，横披在身上……”
真是没有不散的筵席，两年“回炉班”的日子转瞬即逝。大家各有所得，学到了不少东西，换了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增进了朋友之间的友情。送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和罗英铭将老同学们一个个送上了火车。送别程汉良时，罗英铭无限感慨地说：“又是一场梦。”从1965年冬天去大兴县农村搞“四清”运动，我们就中断了学业。文革刚开始时我还盼望着秋天能重新开学，然而开课越来越无望，直到我们毕业被赶到乡下。突然间又上北大读了两年书，这不是梦吗？
从“回炉班”到眼下又过了二十五年，那梦境好像就在眼前，然而我们不再年轻了。我现在不上班了，闲暇时常回忆起班上的老友，品味老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想则已，想来却是古怪：血统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习惯也不一样，彼此之间竟是如此情投意合；老同学们在同一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相互沟通时总能会心领意，情致怡然，我愿永远珍惜这份情谊。
每个在北大长大的人对北大都有不同的回忆，没有什么历史比自己亲身经历的更加刻骨铭心。我们从十八岁左右的青少年到如今年近古稀的老人，五十年包含了每一个人生命中最主要的岁月，也是这半个世纪社会变迁活生生的见证。在五十年前那个曲折动荡的年代，我们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亲身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我们的人生之路备尝艰辛，但我们的心里却仍然还保留着当年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模样，北大人的志气并没有被挫折和岁月磨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施展自己卓越的才华，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