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李维治:我在大学的冤案
作者档案
大学时代的作者
李维治,1944年生人。1965年考入西安外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1970年蒙冤受迫害。直到1974年平反昭雪。先后从事过教师、律师等工作。
原题
我在大学的冤案
作者:李维治
我是1965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只学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大家知道,文革一开始,是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先是在自己学校搞,不久就和西安各大学联合在一起了。
到1970年初,文革的方向就变了。不再是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搞“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对象也由原来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学生。这样,我的冤案就开始了。
西安外语学院1965年开设了西班牙语专业。据说,这个专业是为外交部代培的。所以招生时政审条件很严。
我们班的专业老师蔺加群
我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有一次,我班一个姓周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班一个姓赵的同学有问题。我说你的根据是什么?他说从赵的日记就看出。此时我马上心里想:1.我们专业学生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能有什么问题?2.当时都反对偷看别人日记。周偷看赵的日记不应该。这可能是周赵关系不好,周夸大其词。
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答周说,我提醒他以后注意。也就把这不当回事了。
谁知一天晚上我们刚睡下,忽然有几个人“哐”一声,踢开门冲了进来,掀开我们被子一个个看。最后把赵同学带走了。第二天就在广播上说抓获了现行反革命赵。过了些日子,学校开大会,公安机关宣布逮捕了赵。又过了些时候,听说西安开公判大会,赵判了无期徒刑。
事到如今,我只好总结教训,默默承认自己看问题还有些片面,阶级觉悟不高。
我总以为赵的事完结了。可我又想错了。赵的事还在暗中深挖。因为“挖”出来的人越多,说明专案组成绩越大,觉悟越高。终于有一天把我和一个姓梁的同学被牵扯了进去。对我们开始了隔离审查。我每天24小时都有人看守,上厕所也有人跟着。
有句歇后语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我确实是这种情况。我真不明白怎么能牵扯到我。后来我才听他们说,赵的日记里有句“三人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他们认为,赵是反革命分子,这“三人”也肯定是反革命集团。加之他们又有赵和我与梁的一张合影。所以就审查起了我和梁。
自发生了此案后,学校展开了全面搜查。听说到赵的老家搜查时都穿了公安服,把赵的母亲吓昏,赵的妹妹吓得跳了井。同样,到我的老家翻箱倒柜,逼我不到十岁的小妹说我的东西藏在哪里。
我年轻,想问题很幼稚。由于在以前批斗中我目睹了无数人为了显示自己政治觉悟高,打人真狠。所以我确实是明哲保身。专案组问我时,让我说明,我就实话实说。如果他们认为我实话实说是不老实,态度不好,那我就承认下来。我更错误的是认为把事情闹大,专案组上报到公安机关时,公安机关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文革中的公安机关不是这样。1970年10月,我和梁被公安机关拘留了。这下我才彻底失望了。一切听天由命。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被拘留所关了14个月。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拘留使我才明白了“专政”的含义,那就是你完全失去自由,完全失去话语权。
下面我不得不说这个叫屈瑞的人。听说这人原来搞司法工作。我也搞不明白后来既是学校保卫科干部又是俄语系老师。因要把他再培养成西班牙语老师,所以和我们一起学西班牙语。停课后他就成了我们专案组的主要成员。我进拘留所后,因学生离校,专案组就他一人。我在拘留所时,公安人员提审的并不多。倒是这个屈瑞来拘留所审问了我好几回。审问的过程我不记了,他审问我时耍的伎俩我至今历历在目。
他一本正经地对说:枪毙我的布告都印好了。他说我还年轻,又是他的学生,才给了我这个机会。听了他的话后,我信以为真,只好等死。反正我也麻木了。
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三人合影留念的事。那是听说红卫兵袖套要回收了。我们为作个留念,三人戴红卫兵袖套在西安大雁塔留了个影。仅此而已,哪是什么反革命集团啊!那时有些人真是抓反革命分子抓上瘾了。
我又一个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枪毙布告都印好了”的人,在1971年底释放了。但不是无罪释放,而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天啊!我家1952年离开原籍,让我现在回去怎么生活呀!但又想能逃一条命,那就再想办法吧!
老家劳动了两年后,我心平静了许多。觉得自己实在冤枉,便试着申诉,希望能平反。可真难啊!公安机关说,我的平反必须和学校结合。因为牵扯到工作分配问题。
后来我才知,之所以平反时间拖得长,完全是因学校,具体说就是屈瑞在做梗。很明显,平反就是否定他的“功绩”。他怎么会不设障呢?可形势的变化,他终于胳膊拧不过大腿。
在1974年4月,我终于获得了平反,有了自己的工作。梁和赵也先后平反,分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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