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邱根发，1955年生人。1974年毕业于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赴江苏省沛县大屯煤矿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入职西郊宾馆，从事酒店管理。2015年从丁香花园总经理任上退休。著有文集《墨西哥散记》，参与编撰《现代饭店管理实用手册》等五部专著。
原题
紫竹楼前忆“三老”
作者：邱根发
陈国栋 (1911—2005)，1980年4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胡立教(1914—2006)， 1981年1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81年4月至1988年4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道涵(1915—2005)， 1980年1月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85年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
1982年，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在上海西郊宾馆，左起钟民、韩哲一、夏征农、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陈锦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三位年逾花甲，有着非同一般革命经历的老同志，几乎同一时间来到东方第一都市上海，分别执掌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府工作。他们为上海的改革开放，为新一轮上海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广大市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工作关系，我与三位先贤有过一点小小的接触，亲身感受他们雄风犹存老当益壮的政治智慧，三位老人家的嘉言懿行可视作共产党人值得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1999年底我到东湖宾馆工作。那时，陈国栋老书记因年老衰弱在华东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基本靠流汁维持生命。有时候我会代表宾馆去探望他老人家。彼时，老书记状况不是太好，神智时儿清醒，时儿迷糊。有一次他意识十分清醒，看到我们来到他身边，示意我们将姓名留在床头柜的小本子上。我看到本子上签有王力平、朱达人等姓名和探望时间记录。特有意思的是，老书记会在签名字跡上画个圈。想来他画圈批阅已习以为常。由此让我想起80年代初，自己在西郊宾馆紫竹楼(俗称“怪楼”)工作期间，多次接待陈国栋同志的场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2年3月11日，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夏征农、钟民等领导来“怪屋”。那天来的市里领导比较集中，到的也都很早，他们站在门口向外张望着，似乎是在静候哪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到来。在等候的时候，陈国栋来到客厅，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看到茶水、毛巾都已安置妥当，频频点头表示满意。他问起在一旁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葛非，是怎样培养年轻干部的？还问起我们这些服务员今年多大了？这里服务人员的平均年龄多少？宾馆有没有提拔青年干部？这里是怎样培养青年干部的？又问这里平时客人多吗？当他听说招待处最近已培养了不少年轻干部，有些岗位都由大学本科以上，懂外语的年轻人独当一面时，陈国栋书记颔首称是。后来，我知道陈国栋书记和市委班子正在为培养青年干部的问题动足脑筋，也在各个领域选拔、培养有学识、有文化的四十岁左右的中青年干部。心中不由想起《二十年后再相会》唱词：“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那时的天噢，那时的地，那时祖国一定更美，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1981年4月，上海市主要领导合影。右九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左九为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右六为汪道涵
遐思中，我却感到纳闷，陈国栋等市委领导这么大官了，还有什么更大的领导来呢，要他们都等着？大约10分钟后，我在客厅看到市委领导都站着，原来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他们早早齐聚一堂，是来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汇报工作。从新闻中我了解到赵紫阳国外访问后途径上海，特地抽出时间，听陈国栋他们汇报上海工作情况。总理穿得很普通，一件浅灰色的夹克衫。原来在1982年春天，陈云到杭州休养时，约陈国栋作了一次长谈，中心议题是上海市要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市级班子里不仅要有50岁左右的人，还要有40岁左右的人，特别是40岁以下的人；不仅要有第二梯队，还要有第三梯队。他说，只有这样，干部交接班才能平稳地进行。陈国栋表示一定和市委班子成员一起认真落实陈云同志的指示。那一年陈云77岁，陈国栋71岁。
1987年10月25曰，上海代表参加党的十三大，图为陈国栋与汪道涵在天安门广场前合影
这件事可以看作是陈云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样板，也是陈国栋等市委老领导在陈云推动下，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组织路线和上海市级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做出的贡献，有着深远意义。1982年1月，上海市委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推荐优秀中青年干部，培养发掘优秀人才。同年6月，市委组织部增设了青年干部处。为推动从个别选拔到大规模选拔的转变，上海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要“深入到群众中去选拔人才”的指示，加快中青年干部选拔工作。市委、市人事安排小组和中央工作组通过请老干部、老专家、社会知名人士推荐青年人才；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同志中去寻找人才；到综合性研究机构和决策机构中去选拔人才；深入到经济实体中，选拔有改革精神、有创见、注重实干的青年企业家；在总工会、市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中建立人才开发基地；从市优秀党员、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机关先进工作者等先进模范人物中选拔勇于创新、具有组织领导才干的年轻人；从大规模群众性活动的积极分子和组织者中去选拔人才；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知识分子集中、人才密度较高的单位去发掘人才；从共青团系统中去选拔人才；到统战系统中去发掘人才；以及请青年人推荐青年人等各种方式，在全市范围内选拔出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在此基础上，市委经过认真的考察、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比较，提出了由吴邦国、黄菊、陈铁迪等18名年轻干部组成的名单，他们都是5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当年上海在主要领导班子中一下子充实这么多中青年干部，引起了邓小平极大的关注。上海得到提拔人员还有张定鸿、孙贵璋、倪天增等。在举贤荐才的良好风气下，各区县、局、公司甚至我们单位也培养了中青年干部，分批次组织新提拨的干部到香港参观学习。1999年，我到东湖宾馆工作时，陈国栋已经住院，上级领导叫我们照顾一下他的日常饮食。他家人对我们表示感谢并戏称陈老虽然神志不清，但却能分辨得出医院食堂菜和东湖菜的味道，并坚持按价支付费用。我曾多次去华东医院看过陈老，他看到我们，已经不认识人了。据医生说老人家已迷糊了，偶尔会清醒一阵子，找那个签名本子划圈。我每次探望他后走出病房时，都感到很凄凉、很伤感，20多年前陈国栋的神态仿佛就在我眼前，那时的他刚70出头，目光坚定，不苟言笑，微白的头发剃成了板寸头，走前走后、说这说那，和青年人聊聊天，有时事情比较着急，我还看到他能小跑步，身体还挺硬朗、结实，而如今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陈国栋连说话都那么吃力，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双眼无神、木讷地看着我们，有时会口中喃喃的说着：年轻人，年轻人......正巧，前两天我遇上一位当年被提拔到领导班子的老同志，聊起老书记陈国栋，动情地说，老人家眼光独到，唯才是举，毫无半点私心杂念。那批被陈国栋提拔的人中，出现了像吴邦国等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另外，鲜为人知的是，上海有个“国栋慈善助学基金”。该基金由陈国栋子女为了却父母生前的遗愿捐赠发起设立的，用来帮助上海市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克服暂时困难，顺利完成学业的助学专项基金。在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鼓励下，市委老领导杨堤夫妇捐赠40万元充入国栋慈善助学基金，许多老干部、老共产党员纷纷加入到了“国栋慈善助学基金”捐赠的行列，使基金总额不断增加，迄今基金总额达到了800万元，资助了千余人次品学兼优、家境贫困、富有爱心的大、中、小学生。老书记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备感欣慰。西郊宾馆有一处腊梅林，每到冬天就会散发出扑鼻的梅花香，常常使人流连忘返。宾馆绿化组的同志为了创收，会把修剪下来的梅花枝包装用绳子扎成一束一束的，对外销售。一般是5角、1元一束。1980年, 陈丕显与段君毅(左）、胡立教(右)在湖北为了提高销路，他们会骑着黄鱼车在大门口叫卖，有时还会到虹桥路、古北路口去，销量很好，广受欢迎。有些客人来西郊宾馆后，也会顺便买几束作为礼品赠送。1981年的冬天，胡立教到“怪楼”小憩，他和随行人员说说笑笑，突然想起什么事来，说前两天来宾馆活动时收到送来的两束腊梅，听说这些腊梅是对外销售的，所以他今天来要付这两束腊梅的钱。他问我腊梅多少钱一束，还问我西郊的腊梅林在什么地方，我手指着门外，原来就在门的左面，他车子进来时没留意到，说着他就走向门外。一大片梅林着实令人陶醉，梅花馨香扑鼻而来。胡立教说，毛主席最喜欢梅花，也最喜欢南宋词人陆游，因为陆游一生坚持抗金主张，虽多次受到投降派的打击，但爱国之志始终不渝。毛主席咏梅诗词就是诵读了这位抗金诗人诗词后有感而发的，说着他便诵起了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胡老又开玩笑地考问起我们，何为岁寒三友，我答道：松竹梅。他接着讲起古人称松丑而文，竹瘦而寿，梅寒丽秀。他还说起了戏曲《碧玉簪》，还和我聊起了另一部著名的越剧《钗头凤》，我脱口而出地背了开头的两句“红酥手，黄藤酒......”而后他还问我是从哪里学到的这些知识，我回答说是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里看到的。
2002年11月8日赴京参加党的十六大，胡立教（右）、汪道涵（左二）与机组人员合影
老人这么和气，我也胆大了起来，与他一来一去地这么聊着，我所接触的老革命个个知识渊博，通古晓今，胡立教也是如此，学识十分的宽广。原来胡立教也是个上海通，曾在上海读书、学习、工作。我了解到胡立教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30年就入党，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华东局的组织部副部长，纪检委书记，后又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书记，河南省委书记，上海市第二书记，人大主任。这时，绿化科科长周小弟过来，他说：“领导送来的腊梅钱多了，要退回给他。”原来，胡立教把其他两位的腊梅钱也付掉了。他说：“没多付钱，我把其他两位同行的腊梅钱一起付掉了。”当我把腊梅钱交给绿化科的事告诉胡立教时，他很高兴，说：“买花付钱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
1983年11月20曰，李先念视察上海，与市委领导合影。李先念（左四）、陈国栋（左三）、胡立教（右四）、汪道涵（左二）
我还记得胡立教在1981年7月18日曾到“怪屋”休息聊天时告诉我们，他曾借住过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改为华东政法学院），1956年初调到北方，聊天中说起他曾任黑龙江省常委，牡丹江地委第一书记。他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奋斗了七十多个春秋。80年代还发生了一件轰动社会的案件。胡晓阳是胡立教的养子，与陈小蒙、陈冰郎（陈其五之子）、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在1986年严打犯罪行为中被执行逮捕，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更是被判处执行枪决。但胡立教的精神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看不出岁月给他带来的磨难与不幸。1999年我调到东湖宾馆工作的时候，胡立教虽已高龄，但身体依然健朗，常常来打网球，有时也会来东湖宾馆会见客人。记得2001年的一天，他在东湖接待童小鹏、熊向辉、罗青长等一批在统一战线工作过的老前辈来叙旧。那一天，他们特别高兴，话也特别多，胡立教年事已高，他的秘书吴宝弟想搀扶着他，他甩了甩手拒绝了。
胡立教（右二）出席庆典活动
我知道童小鹏是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熊向晖是打入胡宗南身边做卧底，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罗青长是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从小敬仰、崇拜的老革命，老前辈。如今看到他们风采依旧，精神爽朗，也特别高兴。胡立教和他们同是战友，非常熟悉，谈笑风生，可知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党的统一战线上工作的骨干。后来，我知道解放初期主席夫人贺子珍在上海休养时，就是由胡立教具体负责的。当初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说过，上海难道养不起她吗？自此，贺子珍就先后居住在虹口区的溧阳路、长宁区的泰安路，最后住在徐汇区的湖南路，在上海整整居住了35年，直至1984年过世。这一天他们聚会结束后，感到十分满意，我对胡老说：我见过你，80年代你在西郊宾馆付腊梅钱。时隔久远，估计胡老没什么印象了。他哈哈大笑了起来，笑着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
1990年7月，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左四），原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右四）会见旅美回沪的黄埔军校1期同学李默庵（左五）
接着，他询问宾馆的营收情况，我回答东湖盈利状况良好，西郊宾馆也早已扭亏为盈。他想起了西郊80年代初期，用腊梅的五毛一角增加创收，这2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从吃国家拨款到如今的盈利，他笑着说：现在西郊宾馆再也不会用一束束腊梅去增加营收了吧！我问胡老高寿，他说属虎。并兴趣盎然地说，上海有三个大老虎，我是最大的那只老虎。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脸糊涂。他接着说:“我1914年出生，江泽民1926年出生，还有一个黄菊1938年出生……”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此时的胡老已年过九旬。原来他说的“大老虎”都是属虎的，说着又爽朗地大笑起来。小小一束腊梅，虽只值五角钱，这属虎的老人家给我留下为人处世光明磊落，性格则异常达观坚毅的印象。“汪市长一天忙到晚，有时一个电话就要说一个多小时。今天是休息天，可一大早，就有不少人来找他，夫妻分居问题啊，解决工作啊，住房困难啊，什么都有……我一定要让他过来休息一下。”汪市长就是曾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说这话的，是汪市长的专职司机小邱。那是80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汪道涵及其爱人、学龄前的小儿子来西郊宾馆紫竹楼小憩。小邱说，是他硬把他们一家拉过来的。周日的西郊宾馆，格外清静，花草树木，分外迷人。可汪道涵根本无心赏阅眼前的美景。在紫竹楼的室内花园坐定后没多久，他就说起当天一早去居家附近的武康路菜市场逛逛，了解市民群众“菜篮子”供给情况。
1982年9月29日，陈国栋（左二）、汪道涵（左一）等视察金陵东路商业街和三角地菜市场
兴许，汪市长仍沉浸于菜市场行情中，随意地问我们这些服务生：你们觉得市场供应状况如何？蔬菜是否买得到？猪肉调价后买的人多吗？这样的对话，其实经常发生。因为我们是他“熟悉的老百姓”，所以，这也算是汪市长倾听民意的一种方式。小寿自是怔住了，连连点了点头。不得不钦佩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汪市长眼光可真准。接着，他问起小寿家里情况。当他得知小寿父母退休每月可得150元，两个兄弟姐妹月薪也有70多元时，笑吟吟地说：“收入还可以。不过小寿工资不高。”汪道涵市长偶尔会用他并不熟练的上海话和我们聊这聊那，使我们这些小同志忘记了拘束，有时还能增添几分乐趣。接着汪市长询问我们工作情况，并建议：“你们空闲时，可以看看书。”“我们领导讲是八小时工作制，规定上班不能看书。”显然，我是说给我们客房科长听的，规矩是他定的。汪道涵听罢委婉地说道：“下午空闲的时间可以看些业务方面的书，也可以组织一些学习培训活动。现在刚对外开放，服务接待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北京建国饭店服务员就是严格的八个小时工作制，严格培训，收入也很高。”那天，汪市长还特地询问了我一些有关上海住房的情况。
1983年2月21曰汪道涵（左三）陪同邓小平（左二）视察上海胶州路农贸市场
我实话实说：“上海这几年变化不小，但住房情况普遍困难。现在青年人结婚没有房子，想在本已拥挤不堪的市区借间房子根本不可能，只有到郊区借农民的房子，一个月也要15~20元的租金。”他听后沉吟片刻说：“这是个问题，要尽力解决。”接着，又神情凝重地对我们说：“住房困难是长期积累下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但我们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为老百姓住房困难多想想办法。”听市长这么一说，我想领导还是把老百姓“急难愁”问题放在心上。虽说，我根本不懂如何反映基层老百姓“蜗居”困难，而且又是面对如此高层的领导，但我确实也非常盼望解决住房困难问题，尤其是自己作为大龄无房户感触尤深。遇到市长对住房问题如此关切，我还是很冒昧地说了一点想法：“譬如是否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等房结婚的青年人，是否能由单位无息贷款3000~5000元，在自家私房的基础上扩建加层，5年或10年偿还。这样至少可以满足一部分年轻人建立小家庭的愿望。”
1983年7月26日，汪道涵（左二）出席上海市利用外资兴建的第一幢高级公寓——雁荡公寓开工典礼
汪道涵听了点点头。其妻也在一旁说：“目前分房政策不公，现在不少人家身上有点钱，一般生活用品也不缺，就是没有房子，是否造一批房子卖给私人，或是租赁，房租可以低些。”汪道涵说这是个好办法，他正想拟定一个方案，准备在7月份召开的市政府有关会议上集中讨论这一问题。他还特地提到，上海有400万人仍居住在棚户区，这是个问题。“我们老头子尽力做，也不知道你们是否满意。”其时，汪市长也不过六十七八的模样，他风趣地说，“不过，再往后还是要靠你们年轻人了。”汪道涵和我们年轻人交谈兴趣正浓，他年幼的儿子玩兴更浓，几次想叫他去宾馆花园溜达，他都没走。看得出，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多些时间和我们交谈，从中可获得来自基层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见他那么诚恳随和，也就没有什么顾虑，话也更多了。“上海高层建筑太少，只有万体馆对面和共和新路上有那么几幢。”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这点，准备要继续多造些高层，这样占地少，居住的人也可多些。多占土地不行，尤其是农田，上海人吃菜要农田喔！”最后一句上海话把我们都逗乐了。但他的妻子对高层建筑却有不同看法，她说：“高层建筑不好，因为这样还要付电梯费，老百姓钱又不多。”我说：“高层或五、六层都是一种办法，因为也有人是愿意住高层的，有电梯上下楼总归能轻松一点。”汪道涵说：“现在有些卫星城，人们都不大愿意去住，可以住70万人的房源，却只有30万人愿意去住，主要是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商店、电影院，配套跟不上。年轻人，总要玩玩嘛，没地方玩，他们可能就不愿去了。”我不知道，汪市长是不是指当时“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心理状况。我说：“报纸上不是刊登过，鼓励人们到卫星城镇去吗？主要是交通出行不便等各方面的条件滞后，所以人们不大愿意去。”汪市长还问我多大岁数？我说快30岁了，都没有房子。他听后说：“就是这5年的困难时期，需要各方协力去度过这个难关！你们这个年纪该结婚了，该结婚了。”说到这里，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1984年9月18日，汪道涵（左一）视察上海控工机械制造厂
“五十年代生育高峰，现在也到了结婚年龄了。”他喃喃自语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建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我接着他的话把这首诗诵了出来。他问我这首诗是在哪里看来的。我说：“前几年看了郭沫若在70年代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书中有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三吏》《三别》……”汪道涵说：“这是他一家之言。”看来汪市长在古文学修养方面有所造诣。他建议我看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唐诗宋词方面的书籍，例如《中华活页文选》《古文观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谈》丛书等，以及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所著的《唐宋词选释》等。他还特地推荐了《辞海》。我说我购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文学分册。他说很好，但其它类别的书，也要有所涉猎，例如医药卫生、经济等等，多读书才能长知识、长才干，为上海改革开放服务。后来我听从他的建议，陆陆续续购买了十几本其它类别的书，并坚持看完。说着说着，他又谈到了住房。“住房是个难题，是个难题。”他若有所思，重复地自言自语道。时间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很快流逝。回头一想，我们实在已经在耽误他的休息啦。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不耽误我休息，是我麻烦你们。”他的一句话，使原先拘谨的我们立马放松了下来。我不知汪市长还有多少个休息天，就是在调研、思考民生问题中度过。后来，只要他来到“怪楼”，都会问及我的读书情况。有一次我提及近期阅读了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记及诗歌，汪道涵对其大加赞赏，并随口诵起了他的一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接待美国里根总统，中间为汪道涵市长作为一名身居高位的共产党人，汪道涵时时关切着底层大众的衣食住行、家家户户的休戚冷暖。现在想起来，那天这些谈话和探讨，对他着手解决全局性的问题，至少起到了掌握实情的作用。当初他谈及的住房解困方案，其实就是当今经适房、廉租房的萌芽。后来，我从原爱建董事长范永进处了解到，八十年代初，汪道涵曾对爱建公司在零陵路宛平南路口建造的2幢大楼侨汇房很关心，并多次提出，要打破房地产一家建房的格局，各区县、单位都参与到建房中来。那时“住建办”如雨后春笋，很大程度上纾解“蜗居”之困。以后住房市场化，与之也有很大关系。从80年代末的人均6平方米到如今上海市区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5平方米，要真心感谢一批像汪老这样的老领导，他们在不断改善普通老百姓生活质量方面，做了无数探索研究和开创性的工作。汪道涵任内推动改革开放，凡是以民为本，他都从善如流，赢得了市民群众广泛的赞誉与爱戴！前不久，我参观由江泽民同志题词的、位于上海现代管理中心二楼的“道涵藏书馆”，其中收藏着他留给上海的六万册珍贵图书，这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老人家深厚的学养。
1998年4月19日，陈国栋（中）、胡立教（左一）、汪道涵参观经济学家孙冶方纪念馆当初他推荐我读的书籍一直放在我的案头。看着它们就想起当年博学儒雅、和蔼可亲，令人尊崇的老市长汪道涵先生。他当年还计划着有机会前往他老家安徽明光市，那里建立了汪道涵藏书楼，他真是学到老，做到老，读书到老啊！我至今养成的读书藏书好习惯，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他的鼓励与影响。
1993年4月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签订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邱根发专列
丁香花园往事：三个老头
朱永嘉、戚本禹、白桦
邱根发：上海“钓鱼台”，
没有门牌的414招待所
邱根发：从大屯煤矿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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