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邱根发，1955年生人。1974年毕业于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赴江苏省沛县大屯煤矿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入职西郊宾馆，从事酒店管理。2015年从丁香花园总经理任上退休。著有文集《墨西哥散记》，参与编撰《现代饭店管理实用手册》等五部专著。
原题
三个老头
作者：邱根发
疫情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呆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脑、查资料，有时一个人阳台上发发呆。偶尔，陪小外孙玩玩、逗逗乐，给他讲故事。讲来讲去，就是我父母小时候常对我们说的：“老头，老头，老头没有咯，老头出来咯！”还用手指交叉成三指在前，三指在后的模样，名曰：“三匹马在前头，三个老头在后头。两个小孩在打架，王大妈劝劝他，小明躲在树底下。”
朱永嘉
朱永嘉的名字是从《学习与批判》杂志上知道的。1975年初，我在江苏沛县大屯煤矿工作。每个月最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能收到一本从故乡上海寄来《学习与批判》的杂志。身边的同事、朋友会争先恐后一睹为快。那时允许阅读的书刊少得可怜。轮上回家探亲，就会想尽办法去借一本《学习与批判》来看看，哪怕是过期的。在连《铁道游击队》《欧阳海之歌》都在禁读之列的“枯水期”，除了阅读鲁迅先生的书，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所谓的红色作品外，其它就没有什么读物可看的。彼时，《学习与批判》聊以填补自己的阅读饥渴。记得曾认真阅读过萧楚女早年慷慨激昂的檄文、余秋雨的《胡适传》、司徒伟智的《拉萨尔传》等文章。不论我在淮北煤矿工作，还是在徐州庞庄煤矿学习，只要能看到来自上海新出版的书刊杂志，那真是满心喜欢，业余生活不再觉得枯燥乏味。1976年10月，王张江姚“四人帮”轰然倒塌。我回上海探亲，看到了许多揭发“四人帮”的大字报，他们在上海滩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悉数“破产”。几乎在这时候，我知道了他们的“文胆”朱永嘉。据说，中央对“四人帮”审查初期，他大唱反调，胡扯什么：“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公然抗拒，气焰嚣张。事后，还说“春桥对我不薄，我要说良心话”云云。真是反动透顶。“文革”时期，朱永嘉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号掌柜。我真正走近他，那是在2009年的一个下午，我的朋友司徒伟智带我到朱永嘉家里去做客。带着好奇与疑问，来到他国政路上的复旦大学宿舍楼。哇噻，我惊呆了。门前凌乱不堪，辟有一小块空地，种了些青菜、小葱之类的农作物。窄小的院子里，用枯木杆撑起的电线和塑料绳拉起来了晾衣服绳子，乱七杂八地缠在一起。杂乱无章，分辨不出横七竖八架设派何用场。大门纱窗沾满灰尘，破旧不堪。门前一把旧椅子，想来是供平时坐下歇歇脚的吧。推进门时，脚下咔嚓、咔嚓响声，差点跌倒，原来门口地板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当我走进去，推开主人房门时，眼前的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曾经叱咤舆论风暴的朱永嘉。小小的房间里到处堆放着书，非常凌乱，里一层，外一层，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卧室的门是用一把铁锹撑顶住的，如果不用铁锹撑着，连门都关不上。见此情景，马上使我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农村学农，生产队放农具的库房门，也是用铁锹撑着的。这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事先想好请教他的几个问题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也没记住当时他说什么话。只是感觉他兴致不错，喋喋不休讲了很多话。此时此刻心情无法形容，难以置信一个大历史学家居住环境竟如此糟糕。
我没有看到过这样场景，各种各样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心中有一种说不出话的感觉。不管怎么样，他曾是上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模范学生。毕业留校后，历任历史系、哲学系的总支书记。“文革”时期，曾是上海市委列席常委，市委写作组一号红人。粉碎“四人帮”后被判14年。1988年，朱永嘉提前出狱，时年57岁。一介书生朱永嘉，纵有千错万过，在出狱后的一二十年，居住环境明显落后于一般市民，这已超出了我对问题的认知水平。几天后的休息日，我请木匠师傅帮个忙。利用旧房拆缷的废弃木料，到他家又锯又刨，敲敲打打修缮一下，地板不再有咔嚓，咔嚓响声了，门上铰链、插销换了换，至少门能关上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此后，我经常去看看朱老先生，逢年过节更是如此。时间一长，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无话不说。去了次数多了，连小区保安也认识我了。朱永嘉老人见到我总是笑咪咪的，他用带家乡口音的蹩脚普通话，热情地、沉稳地说这说那；有时也会把他近几年写的书，签了名给我，书架上迄今有朱老先生撰著的《论曹操》《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刘邦和项羽》等近十本签名书籍。朱老与我毫无拘束地闲谈聊天，除了听他讲时事分析，还听他讲讲一些趣闻轶事，由此知道一些有意思的掌故。有时我也请教、问他一些问题。随着交往、交流的增多，彼此有了近乎师友的关系，他热情邀请我参加他们原市委写作组老同事的聚餐，聊天活动。有时候，我俩会在复旦附近的苍蝇馆，或相约丁香花园休憩餐嘎嘎讪胡。参加类似的聚餐嘎讪胡，我是觉得原写作组这些老年朋友，蛮有意思的，一见面先嘘寒问暖，然后问长问短一番，身体好不好，天气变化要注意冷暖之类的套路。此外还会交流彼此近些日子做学问的心得，交换出版的论著、文集，互相签名，送来送去。这些大多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见一次面少一次了，内心不禁为之唏嘘。我曾见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已故徐景贤的夫人葛藴芳等，皆垂垂老矣。他们也不见外，就跟司空见惯的同学会聚餐聊天似的，东拉西扯唠唠嗑，离开时，还合影留念。但我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人对我有点不解，为什么我对他们这样热情、客气，是不是有什么组织的行为？一言以蔽之，还真有把我当成“卧底”，这么一想，不禁为之噗嗤一笑。他们有疑惑，又不便问我。事情终于在2013年4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谜底解开了。朱老先生的孩子来找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朱老有三儿一女，那天来找我的是朱老先生的大儿子。他见到了我，起先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大概意思是想问我何以对他老爸热络。对他而言，这是萦绕心头的疑惑。其父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儿女们正值青春成长期。彼时，兄妹几个处处受歧视，在学业上得不到深造的机会，职业前景不被看好。由此造成的伤害和余悸，自然对周边的人和事格外敏感。听说老大是一家超市的运货司机，为人老实谨慎。原来，他来的目的是来问我，我经常去他父亲家，是不是组织上的行为。他认为，像他父亲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什么人真心实意来接近、关心的。他的意思是说，堂堂丁香花园的书记，经理，是不是有领导关照过，叫我这么做的？他那将信将疑的神态，至今让我感到委屈与沮丧。我对朱公子说，我很敬佩你父亲，他学问好，人也和气，经历坎坷，一生很不容易，十分值得人尊重。我每次来到你家，都深受教益，学到了不少知识。我也要像你父亲一样，拿出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精神状态。谈话气氛缓和一点后，我对他絮言道，令尊年纪那样大，还这么沉醉于阅读；每次去看他，看到房间里堆着的书山，就歆羡不已。老人家身体不好，有糖尿病。年过八十，仍然严苛自己，非常刻苦地读书、写作，从不懈怠。确实是让人挺感佩服的。我常常想，一介书生朱永嘉老人在经历这么大的人生坎坷，仍孜孜不倦沉潜于学术海洋，对我们晚一辈人何尝不是莫大的激励与鞭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看书学习，真正弄懂弄通人文科学常识。这么敞开心扉的交流与沟通，朱公子似乎也如释重负。大千世界，各种各样人都有，我也是另类吧。那一天，我们一起吃了个饭，还在丁香花园小院子里散散步聊聊天，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午。以后我仍然经常去看望朱老，我们的师友情分更轻松熟络了。朱老告诉我，他一生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件，“文革”伊始，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夺权。告《上海人民书》是他写的，对稳定当时上海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受到毛主席表扬；第二件，在毛主席老人家晚年，需要看一些大字本的古书、古文，他组织学者做了不少勘校工作，他感到很欣慰。此外，在“文革”时期，他也间接帮助了好多人。如书法家沈尹默，受冲击、批斗，逝世后，家庭经济捉襟见肘很是困难。正好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姚文元字写得很糟糕，就说：“要好好地把中国的书法学好，写好。”随后，朱永嘉顺水推舟举办了一个书法展览，也借机把沈尹默的作品拿出来展览。以后沈尹默遗孀写信给朱永嘉，反映家中困难，他就和当时市文管会负责人老绳说了此事，使沈尹默家生活困难的问题得以解决，每月有1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还譬如，对著名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后暗中助力。那时候国务院组织班子编辑《二十四史》，谭其骧也在组内，工宣队、造反派粗暴对待谭其骧教授，称他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朱永嘉在大庭广众面前，称其为谭先生。工宣队、造反派知道以后，对谭其骧再也不敢放肆了，因为他们知道朱永嘉的后台是张春桥。何况，老朱那时还是上海市市委列席常委、市委写作组的一号红人，谁也不敢得罪他。那时候，周总理曾点名老朱，想叫他到国务院做科技组或者文化组任组长，实际就是部长。因江青、张春桥反对，不肯放人而作罢。放了一个金冲及。以后金冲及成了大笔杆子，著作等身，官至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老朱则成了阶下囚。当然，历史不能假如，从这件事中，可知老朱当初的地位和声望。金冲及现在回沪见到朱老，有时开玩笑说：假如当年你去北京，我留在上海，我们现在就换了身份了。去年春节前夕，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去看他，第二天朋友打电话很尴尬问我，去了朱老先生家后，身体有没有异常反应？我说怎么啦？他说他全身都是被虱子咬过的斑痕，现在咳嗽，全身发痒。原来，老先生家多年没有打扫卫生、太脏了，生虱子了，他们都被虱子咬，皮肤上的小肿块，痒极了。我这个朋友是个很善良的人，一个月以后，他痊愈了。对我说，他很敬佩朱老先生的学问和他的为人。他说，老先生年纪这么大，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想出资替老朱家里装修一下，搞得干净一点。我和老先生说了几次，他总是连连说，谢谢！他说习惯这个环境，习惯这个现状，以后再说吧。 我能理解朱老内心的真实想法，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宁可清贫，不食嗟来之食。这个主要把心思倾注于做学问的老人，对自己生活是彻底地不讲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朱永嘉老人的真实写照。今年我去看望朱老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1931年出生的他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他还对我说他还要抓紧时间，把张春桥的全集搞出来。因为《张春桥传》一书，文汇报老报人郑重已经写好了，在香港出版。他觉得从某种角度上看，张春桥是个历史人物。他跟张春桥很熟悉，所以他说在有生之年，把《张春桥全集》编辑好，也是一件要做的事，对后人算是有个交代吧。老人语气中充满着对自己体能和精力的信心，不过我已经听他说过几次，最担心是他身体状况，是不是允许他心想事成。
戚本禹
知道戚本禹(1931—2016)的名字，是在“文革”初期。那时是1967年3月，由戚本禹署名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风靡全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不少地方报纸也跟着转载。那时，我就听闻戚本禹的大名了。可是不久又从报纸、广播新闻中知晓戚本禹一伙要搞乱军队，毁我长城，甚至叫嚣”揪出军内一小撮”。最高领袖震怒了！戚本禹，一下子跌下了神坛，成了千夫所指的反革命。所谓的王关戚，也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反革命集团。
几十年过去后的那一天，在某个场合见到进入人生晚年的戚本禹。那是他们老朋友的一个聚会，由《文汇报》老报人施宣园召集的。客人中还有朱永嘉等人，都是一些原来“文革”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年逾八旬，但记忆力很好，会把以往的一些人和事，甚至毛泽东的一些日常生活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彼此间的语言交流很是幽默风趣，时不时还会相互打趣说说笑话，完全看不懂，也看不出来他们是号子里待过十几年的人。神态淡定侃侃而谈，岁月的销蚀，起伏的人生对他们来说，是一部可以镌刻又可放下的心灵史。唐代诗人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用在这里，我想应该是恰当的。毕竟这些老人为自己的过往付出了颠覆自己连累家人的沉重代价，人们没必要在他们的风烛残年施以额外的睥睨与苛求。2013年5月那次在沪上丁香花园碰头后，他给我手机发来一个短信：前日多蒙关照，非常感谢。来沪后，虽多次在金茂，锦江等五星店就餐，但感觉丁香最佳，你属厨师中有高人，毛说过中华饮食会给世界有做大贡献，切望发扬之。请代谢厨房师傅。戚本禹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门卫来电话说，有人找我。出去一看，是戚本禹。他说今天约人来相谈一点事情，就安排在这里了。戚先生文绉绉说了一番客套话：“丁香”花木葳蕤，流觞曲水，是吟诗作赋的好地方，一壶香茗助谈兴。我说，承蒙短信夸奖，“丁香”菜肴有特色在于原料，而不是名贵。他说，现在吃，吃偏了，追求山珍海味，而忽视家常便饭，实际上家常便饭最健康。大概他看时间还早，或者说，他是有意早一点来此游览赏景。我就陪他在丁香花园小院子里走走看看。这里曾是“闲人莫入”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官邸”，当年如雷贯耳的“丁学雷”、“罗思鼎”等笔名在此起家。眼前这位曾经是毛主席的红人，中央排得上号的笔杆子戚本禹，此时对沪上当年“刀笔吏”同行优渥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想的，旁人无法揣摩。现如今物是人非，我猜想他难免会有隐隐作痛的失落与伤感。我和身旁“文革”伊时官至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大人物”悠闲散步，聊天倒是有一种时空错位的幻觉。我们边走，边看，边聊。他问我丁香花园一些情况，对此我了如指掌，一一回答，甚至连花园面积也告诉他。我说，“丁香”在上海滩私人园林中名列前茅，外传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为其小妾丁香建造，是以讹传讹。丁香花园里的龙墙，一号楼建筑风格的中西合璧，李鸿章时期怎么可能呢？这是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的私人院子。解放以后，先是华东局办公室，后归上海市委接待处。他问我，陈赓大将是在这里逝世的吗？我说，1961年3月16日在一号楼因心肌梗塞复发而过世的；聊了历史，又聊眼前。他对院里景色，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园中有园，颇有见解，对江南园林特色，说了一番，什么移步换景，构思巧妙，体现了建筑美，结构美，自然美，人文美等理论套路。接着，他又说是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典型；是浓缩城市花园，有”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水之乐”等学院派说辞。戚先生不愧有诗文功底，加上一口京片子，口吐莲花，滔滔不绝。他还讲到了上次餐桌上没讲完的“掌故”。眼前这位30多岁就暴得大名的笔杆子，曾得到毛主席赏识，真够厉害的。不管怎么，他是一个人物，至少他的经历，工作的痕迹，就会有很多故事。东晋权臣桓温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戚本禹显然不属于前者。陪着散步的我暗暗思忖，他侃侃而谈，天南海北，兴趣盎然。我对他讲的人和事，也蛮感兴趣的。不经意中，我还问了一直有疑问的地方，他也一一作了解答，大概他找到一个认真倾听他回忆往事的知音了，他的话如决堤的江水，向着不善言辞的“话伴”汹涌而来。为了不扫他的兴致，我问他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毛主席这么欣赏你，为什么几个月以后，突然又把你和王力，关锋一起作为”毁我长城”的罪魁祸首而打倒呢？第二问题是：为什么江青对他如此仇恨，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呢？按常理说，毛主席当时已是70多岁老人了，他才30多岁，可谓是青年才俊。毛主席既然欣赏他，一般来讲，是不会轻易发火，作出这样的决定——把他作为毁坏军队的罪魁祸首。甚至他已给毛主席写信求饶，毛主席都没有网开一面，最终使他成为阶下囚，关了15年，再加3年，判了18年徒刑，遭受了这么大罪？18年，这是常人难以想象。他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丝毫不以为忤，大概之前也常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倒隐约感到自己是不是有点唐突？因为这个问题对他来讲太敏感，太致命了。他说，毛主席对他有看法，主要是陈伯达从中挑拨离间起了作用。因为陈伯达，原来是跟他们一伙的。他想丢卒保车，就把他抛了出来，自己可以逃脱干系。另外，他认为江青对他有看法，主要是他接触过江青的一些往事文字材料。30年代在十里洋场上海滩的演员生涯，是江青挥之不去的心病。他拿到这些材料，没有及时给江青，惹火了她；而江青偏偏又是睚眦必报的狠角色。正巧，毛主席说是王关戚是揪军队一小撮，江青一伙趁火打劫……总而言之，按戚本禹的说法，是陈伯达嫁祸于人，江青公报私仇的“双节棍”，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虽然戚本禹被关押了18年，但是对毛主席没有一点怨言。他说，毛泽东是伟人，他还讲了平时毛主席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细节给我听，他说毛泽东就是神。写毛笔字，从来都是站着写的。而且，手臂悬着，不碰桌子，龙飞凤舞，一气呵成；另外，中央开会不论开什么会，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只要毛主席一到场，马上静了下来，全场寂静，鸦雀无声，连彼此之间呼吸声都可以听到。他又说，毛泽东讲话中，喜欢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口悬若河，滔滔不绝，他听了津津有味，但下面的许多人都听不懂。所以毛泽东威望很高，人们敬畏毛主席。我感觉到，他有点信马由缰，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这关键问题是毛主席最后决定要抓他，主要是他自己原因，野心大，得意忘形，心术不正，人缘不好，一下子的被权力冲昏的头脑。不然的话，毛主席不会出尔反尔，轻易去把一个刚表扬过的人一棍子打死。当然“文革”非正常的政治生态，纷繁复杂，普罗大众根本无法搞懂。戚本禹遭惩罚多半咎由自取，因为他做了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白 桦
新华路上新华苑的邻居余锡君教授组织了十几位老年朋友，去桐庐两夜三日旅游。很感谢他热情相约，我欣然加入他们的旅游团队。很巧，在车上幸遇他的哥哥、沪上资深报人兼传记作家余之老师。以前经常在《文汇报》上看到记者余之“露脸”，这回才真的初次见面。而余之老师听说我是丁香花园的前总经理时，颔首报以“幸会幸会”。他说，早就想和我认识了，想不到在这个场合见面了。接着他又说道，听白桦老师(1930—2019)说起过我，说我在白桦老师生前，对他很照顾。我笑了笑，说没有什么，这是应该的。
转瞬，白桦老师逝世快两年了。我不禁回想起和他相处的日子，那一幕幕又在我眼前出现——那是在2009年9月30日上午十点半，丁香花园餐厅。这天，在此用餐的老干部较往常热闹了许多，因为那天正逢中秋佳节领月饼的日子。许多老干部一大早就从全市各处赶过来。有从宝山、闵行、青浦等地区过来的老同志要转地铁＋公交，多有不便。老干部们集中到来的原因，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要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主题座谈会；这天又是9月底的最后一天，来此用餐的同时还可以领到一份（申粤轩）餐厅特制的中秋节月饼。午餐时间还没开始，排队的人已经延伸至餐厅门外了。我和往常一样，招呼着每一位准备用餐的老干部。为了这顿午餐，之前我对餐厅负责人小王关照过，多弄些清淡可口，酥松易嚼的美味佳肴。菜单上有茄汁大虾、北京烤鸭、清蒸鲈鱼、秘制红烧肉……突然间，我听到管理人员大声对来买饭的保姆阿姨大声嚷嚷，原来这阿姨是代户主来买饭菜和领月饼。由于初次办事，不熟悉这边流程，管理人员又不认识她，引发一些误会。这个阿姨呐，一听说我是经理，就从口袋掏出一张小纸条给我看，上面有手机号和主人的姓名。我至今记得，那个手机号最后三位数是204，白桦。呵，这么了不起的大作家、大剧作家。我连忙对管理人员说，快给她买饭。还跑进库房拿了盒月饼给她。瞬时，这位阿姨神色中充满着疑惑。在她眼里，我这么个丁香花园“管家”看到白桦名字，就这么客气？也许在阿姨看来，自己的主人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吗？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对阿姨说，问白桦老师好。阿姨说，白爷爷住院了，我从华山医院过来，挺方便的。第二天，10月1日。天空下着濛濛细雨，我一早就来到厨房，让厨房师傅现包一些饺子，说我要送到医院里。厨师们见我神色急切，就加速包好了新鲜菜肉馅饺子，烧好装盒，我又三步并作两步到对面超市买了些水果，马上赶到华山医院病房看望了白桦。
老人对一个陌生人的到来，除了说些感谢之类的话，一脸疑惑。此时的白桦，已是满头白发、垂垂老矣。根本没有以往那种风流倜傥，那种潇洒和锐气荡然无存，他的眼神似乎也有点呆板。我安慰他说，好好养病、休息吧，我有空会经常来看您的。至此，他大概也不明白，我这个丁香经理，和他无亲无故，怎么会对他这样热情客气呢？我匆匆告辞了。赶紧去参加市委办公厅韩正代书记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小型会议。上海主要领导都参加了。电视荧屏直播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会上的讲话。大会庄严肃穆。但此刻我心里还开着小差呐，想着刚才那个白桦。一头零乱白发，无奈且无助病怏怏的样子。面对老头白桦病房那一幕，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我第一次知道白桦，是在四十年前。那时候，我参加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被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扩大招生录取。从460米深的千里江淮煤田，回到东海之滨的上海旅游专科学校读书，仿佛是从浓烟呛人的地窖，迎来海平面上初升的太阳。在旅游专科学校，我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看书、读书、背书，力争把被“文革”剥夺上学的时间追回来。平时不去逛街，节假日都不回家。其他同学回家了，我则留在学校，尤其是在藏书并不多的学校新建图书馆里，我几乎翻遍了馆内所有的全国各地刚出版的文学杂志和主要报纸；我清楚记得有《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十月》，以及我喜欢的《历史研究》《文史哲》《新华文摘》等。在那个被喻为“知识爆炸”的阅读氛围中，我恨不得整天趴在书案前。一天，我在《十月》杂志上看到了《苦恋》的剧本。虽然我对剧本不怎么喜欢，但我还是被剧本那优美的文字，奇妙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我第一次知道了白桦的名字。在流行伤痕文学后的不长时间，所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接踵而至，白桦的《苦恋》首当其冲被点名批评。《解放军报》社论点名批评他，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评了他，更厉害的是邓小平在一次讲话批评他，讲话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仿佛一夜之间，一个诗歌散文剧本小说，样样拿得出手的文坛菁英，一下子被颠覆到了人生的谷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白桦被彻底边缘化。而就在他人生的失落期，上海电影节上放映《巴山夜雨》广受好评。朋友告诉我，该电影剧本出自叶楠之手。叶楠(1930—2003)和白桦系同胞孪生兄弟。这真是天赋异禀，令人羡慕的老哥俩。对白桦更感兴趣的是我的朋友，做编辑工作的徐先生，他知道我对白桦老师很是敬佩，特地请白桦老师写一幅书法作品送给我：默默无闻，唯有花香。我一定要想法去拜访他，想不到从那一次平常的客饭开始。近十年时间相处，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惜，我和白桦老师建立了情同父子的关系。我经常去白桦那里去看望他，捎上他喜欢吃的菜肴、特色饺子到医院病房，到北京路上他的家里。不论刮风下雨、节假日，我从不间断。在他住院的时候，我天天到华山医院看望他，病友们都以为我是他家人。匆匆送来餐点，又匆匆走了。每天中午我几乎是在丁香花园和华山医院之间穿梭，十分钟内解决，从没拉下过。白桦老师非常感动，以他作家的灵敏度和观察力自然会疑窦丛生。他的夫人王蓓老师，此时已经有点痴呆了，她见我就说：你是好人，你是好人啊。他的保姆阿姨，常常感到奇怪，这个经理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无亲无故，怎么天天送饭菜呀？老人其它方面还好说，只是一日三餐自己解决该是多麻烦的事，我替他们解决了。这能省不少心啊。逢年过节，我还会给这位保姆一个红包。我对她说：好好照顾白桦老师，他是了不起的人。那位保姆是位从农村来的老实人，她每次到丁香来的时候，门卫不让她进，只要说到找我，门卫就很客气。有时候，看我送来那些老人家喜欢吃的饭菜，阿姨喜笑颜开，一则白桦老俩口能吃到满意的饭菜，二是为她减轻不少家务劳动。 就这么持续了好几年。一次周末的上午，我又和往常一样，去白桦老师北京西路七楼寓所。这是一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房子了，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这一天，他坚持要送我出门，我婉拒了。但他十分固执地陪我走到电梯口，我猜想他大概有什么事要问我。这么大年纪，健康状况又不是最好，怎么能送我呢？我们站在电梯口旁的阳台上，面对面地对视片刻，没说什么。耄耋之年的白桦老师虽然行动滞缓，可他毕竟有着“灵魂工程师”的深厚底蕴，思路非常清晰。伊想，侬这个有着一定职务的“陌生人”，任劳任怨坚持数年关照他，究竟想图啥名堂？老人有这方面的想法毫不奇怪，我也早就预料他疑窦丛生的情愫，只是彼此一直不想打破那种平静的状态而已。江宁路上，中信泰富建造的恒隆广场俨然成为沪上地标性建筑。变化的街区，不变的老房子。我对白桦老师说，您大概要问我，为什么我到这边来看望您，照顾您？其实，我没有受任何组织的委托，也没有什么人安排我来，我只是感到您年迈不便，需要照顾。您是一位受到社会广泛尊重的老作家，用老话说，您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您年纪大了，生活多有难处。您家阿姨从北京西路到丁香花园打饭菜来去不方便，我骑车既快捷又力所能及，丁香饭菜适合您胃口，仅仅就是这个理由，您老就心安理得吧。为消除老人家多余的想法，我东拉西扯，和他谈了些自己与作家朋友的交往经历——十多年前我在东湖宾馆任职时，隔壁马路就是上海作家协会。作协的客人不论是住宿，还是宴请；也不论是座谈，还是会客，我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给予热情照顾。在长达十年的东湖宾馆工作中，我有幸认识了王安忆、赵丽宏、叶辛、王小鹰、宋路霞等作家朋友，前不久过世的程乃珊，更早几年过世的陆星儿、蒋丽萍等作家与我都有过交往。经我这么说，白桦老师似乎不再将信将疑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料固然重要，他们更加需要精神上的抚慰，更需要和人慢言细语谈天说地，排遣心中的寂寞。因此，在休息天我会尽量抽时间去白桦老师家唠唠嗑，老人家也挺喜欢这种聊天方式。我跟他说，作家很累，很了不起，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碗饭不好吃。我还告诉他，我曾经和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的金文进交谈过。一次他在东湖花园大堂酒吧见某位海外华裔作家，当谈到余秋雨，把人说得一无是处，有些话很难听。我无意中听到，心里挺不是滋味。当金先生和客人告辞时，我叫住了他，此时已经快中午12点了。我请他在餐厅里吃了一碗虾仁汤面。我对他说：金老师，1996年在邓云乡老师主持人的上海十大藏书家评选会上见到你，也看到你在《咬文嚼字》上写的文章。我觉得你很棒。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与人交谈中把余秋雨讲得一无是处，那没有什么意思，人家也未必认可你的风度。我说，每个人都有短板与缺点。过去的恩恩怨怨，为什么要无休止纠缠下去？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得饶人处且饶人。不然的话，年年讲，月月讲，永远生活在互怼中，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水平就会往上走？他觉得我直言不讳，话糙理不糙。我跟白桦老师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是为了显摆，而是想让老人了解一个普通读者的文化情怀和对人对事的一些基本理念。我对白桦老师说，虽然我和余秋雨也不认识，听过他一次演讲，看过他的一些书籍。应该说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只是他自视甚高，把对他开展批评的文化人说成是“利益集团”，显然错把傲慢当情商的防卫过当。再说，伊对“文革”写作组的事讳莫如深，不作自我检讨与否定，基本可以归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颟顸……我对白桦老师滔滔不绝说着，老人则默不作声瞅着我，他明白了。打这以后，感觉白桦老师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和信任。他会告诉我，他要参加什么活动，有时候他也会说，谁要来采访他。有时候甚至会跟我说他要到北京看彩排，会会老朋友。我听了后，就叫他多保重身体要紧！难忘的是那一天。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我去看望老人家。他特别高兴，跟我聊了特别多，还把他的夫人叫过来，和我合影拍照。那一天，我感觉是咱们认识交往以来，谈的时间最长，最开心的一天。我想，假如此时，我提什么要求，他大概也有准备了。我如果叫白桦老师题一幅字，作个序，签个名，估计他都会答应。但是我一无所求，君子之交淡如水。越是这样，无论是白桦对我，还是我对白桦，彼此间的心灵感应历久弥新。有时他会等我来，像小孩撒娇似地说饺子馅好吃……假如没有余之老师那次在车上讲起，没有作家徐编辑的鼓励，我会把和白桦相处的秘密，永远保留在心中，直到永远、永远。“三个老头”的故事交代完了。有人问，你写他们干什么，我说，我从小就知道他们，对他们的感情，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在共和国这段历史中，是绕不开的人物。在他们的晚年，我有幸和他们相识相处，建立了彼此信任的感情，我感到这是我的幸运。我没有把他们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只把他们当作邻家老伯，当作教我读书的老师，当作在公园椅子上坐着的羸弱而又寂寞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三个老头”需要我们晚一辈的人有一种善良而又阳光的心态。他们极有才华，种种原因使他们卷入人生拷问、考验的旋涡中，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他们在时代背景中的人生风浪。 “老头、老头，老头没有啦，老头子出来了”，“三匹马，在前走，三个老头在后头”……我又和小外孙说起来这些老掉牙的故事。现在三个老头，其中已经有两个老头没有了，先后已于2016年4月和2019年1月逝世了。现在还有一个老朱头，也已90高龄了。我祝他健康，长寿，把他念兹在兹的《全集》编辑好。但愿老朱头在有生之年，能为我的书架再添一套由他签名的“大部头”。
反思文革
刘鹤：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
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人民日报1984年一锤定音：
彻底否定“文革”
冯骥才：一个民族不怕犯错，
就怕记不住教训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