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健，1970年从上海去江西插队农耕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上海师范大学。现为同济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创新教指委秘书长、上海市新闻传播学学科组成员、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独创优势富集效应理论，主要著作有《让思想冲破牢笼》《非常规思维的力量》《超越性思维》《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以及《王者的智慧》等。向改革开放脱帽致敬
作者：王健
“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渐进、而又稳定的潮流——权力逐渐转移到大众手中”。
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曾经写道：“在历史中也像在艺术和生活中到处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些难忘的时刻并不多见。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那些平时慢慢悠悠按照顺序发生的事，都会压缩在某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从1978年12月22日开始的那个历史段落，某种意义上就属于这种性质。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张报纸所覆盖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随后仅仅几十年特定的单位时间里，发生了地表史上最摧枯拉朽的变迁。但真正令人感怀的，应该是在那些群峰般凸起的城乡建筑群的深部，冰山的水下部分，一个看不见的精神大陆正在缓慢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像整个大陆板块脱臼后历史性的复位那样地动山摇。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公理的转换，由此而延展出的所有引理，像血透一样革命性地更改和释放了人们的伟大天性，思想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创造出的一切奇迹都在为这个转换做注解。丁玲和方方都是女性、都是中国作家、都曾因自己的文字而遭到非议，但酷烈程度之所以完全不同，根本原因是因为她们中间隔了一个改革开放，从而使她们分别站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大地上，她们分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舆论板块和心理现场。当有人煽动用文革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时，反对和质疑方方的人们大多没有响应；当有人号召武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时，政府公权力决不会袖手旁观。这不仅是方方们的幸运，更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幸运。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伟大而感人的历史进步，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方方会因为自己的言论而成为当年的丁玲、卞仲耘、张志新，更没有人会因为支持过方方而像当时“胡风的朋友们”那样夜不成眠、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感怀这样的进步，不是因为我们糊涂，而是我们来自寒彻透骨的文革现场，我们能体察到改革开放的温度。我们惊讶，在卞仲耘被学生活活打死的北师大附中校园里怎么会没有一丝犯罪后的恐惧气氛。我们感叹，反而是卞仲耘的丈夫夜半不敢哭出声音而将床上的草席边沿咬到粉碎。我们庆幸，自己的孩子不再会因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打破了一个印有头像的水杯、坐在套红标题的人民日报上而惊恐万状。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许客观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却是主观臆断，其核心逻辑是：“八亿人不斗行吗？”这个逻辑的前提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源自策略需要，既然是需要，没有阶级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个证明。于是，客观上果然就造出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惧环境。阶级斗争真的就会溢出它本来的堤岸，而终于成了浸没一切的汪洋大海。帕瓦罗蒂说：“歌剧是假的，但随着一点点展开，它就是真的了”。今天的人们，对张春桥这篇凶相毕露的报纸头条早已恍若隔世，他们永远无法想象，当年的人们触目之下是如何的惊心，对那些历次运动中早已遍体鳞伤的家庭而言，佝偻在昏暗的灯光下，从字里行间琢磨深浅，在夜深人静时猜度轻重……普遍的绝望就是希望，历史总有一天会像几米说的：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风景。正是改革开放，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挽狂澜于既倒，把整个民族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恐惧症中解救出来，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巨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必然引出对人群进行严酷的阶级鉴别和分类管理。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社会、希勒特的犹太政策相近的血统论以及它的变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像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长期笼罩在数以亿计的“政治贱民”心头。让一个毫无过错的投胎者，一个尊严和上进心却完好无损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出身而天然地被剥夺升学、参军、招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平等机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古老歧视？最可怕的是，这种歧视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最终端的具体细节，让每一个当事人背负从天而降的政治原罪。笔者当年在江西插队时，村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不仅难以娶到媳妇，有一天我们几个知青兴冲冲去他家，敲开门的一霎那，我看到了一个永生难忘的眼神，极端封闭自卑的他勉强微笑中那掩饰不住的紧张、恐慌和乞怜，令人心疼的眼眸里折射出的是一个无可逃遁的巨大宿命，一个无助而绝望的滴血灵魂。很多年以后，历史也许很难查考那些淹没在岁月里的人生至暗，人类匆匆向前的脚步也可能忽略被铁蹄践踏过的无辜青草，但它就像被齿轮碾过一样，曾经那么真实地烙烫在一个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一天的生活里。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以阶级出身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政治审查逐渐淡出历史，横亘在数以亿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面前的历史栅栏轰然倒塌，这也许是对2000年前孔子“有教无类”和1000年前相对公允的科举考试的一键恢复，这是最清脆的对无数绝望心灵的一声惊雷般的解锁。是的，我们曾经赞赏美国黑奴制的废除、我们欢欣鼓舞于妇女选举权的开禁，可我们很少会公开庆幸，那些曾经深深插入我们生命的锈迹斑斑的出身标签，那看似天经地义的荒谬刺青，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地消失于无形。上图所绽放的不仅是亿万张发自内心的笑脸，更是源自灵魂深处即将喷涌的智慧岩浆和天地初创期所积蓄的最原始动力。通过高考所释放的，是全国范围内封冻了几十年的阶层流动性，改革让千万个饥渴的灵魂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努力又使伟大而古老的祖国恢复了青春的模样。如果说，高考的流动性释放，可以让张文宏、王行环（武汉中南医院院长）这些偏远农村的放牛娃跃迁为国家的铮铮栋梁，那么，相对刚性的户籍制、档案制、属地管理的改革则更是把几亿农民从阡陌地埂极大地释放出来。看上去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工作迁徙，实质却是亿万鲜活的生命自由而伟大的东征。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村长，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力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伟大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改革开放多年以后，我在同济大学北楼一个教室门口，看到一张贴着的A4纸，那是学生手写的鼓动班级同学一起去旅游的几句歌词：对一个当年“生活的脚步困居在偏僻的异乡”的插队知青来说，真是沧海桑田，足以泪目。表面上，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四人帮时期，严格的户籍制、属地制、档案制、是对几亿农民自由迁徙的空间制约，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系统性、体制性侵夺。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能更深刻地感知改革开放的解放意义，它所释放的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最深厚的人口红利，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长远的精神红利。因为，在本质上，它所释放的是公民谋生权背后更普遍的自由选择权。作为社会生产力最核心、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者，能否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正是从奴隶到自由人的决定性一步，这一步就像这块土地两千年来第一次在个体意义上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一样，完成了人的流动性最宏伟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所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然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物质的极大丰富又必然带来消费者更加广阔的选择权，选择所导致的竞争又极大地促进了产品（比如手机）的多元裂变，生命和整个社会终于在良性循环下，以它最该有的模样实践着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的预言：“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渐进、而又稳定的潮流——权力逐渐转移到大众手中”。改革开放也许是中华民族两千年历史上极为珍贵一段经历，是中国人民理性精神和自由品格最富有世界意义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革命性的变革中，以最开放的胸怀引领了这场以人为本的伟大解放。
我们深信：比高楼大厦崛起更重要的，是理性和常识的回归；比商品堆积如山更珍贵的，是尊严和自由的重建。
我们深知：不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叫没良心；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 历史不能，也绝不会走回头路，即便人真的可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水沟，也绝无可能两次坠入同一个深渊。
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主要不是灯火阑珊的不夜城、甚至也不仅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感，而是那些留在我们自由而奔放的灵魂里的，如同河流留给山川的，润物细无声的永恒改变。
王健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