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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家丨吴思：如何避免疫后全球化的终结？
学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吴思，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独立学者、知名作家，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作品。
原题
如何避免疫后
全球化的终结？
新冠病毒这根稻草，能否压垮全球化这只骆驼，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这根稻草有多重，压多长时间？第二，骆驼作何反应？
先说第一个因素。新冠疫情肯定提高了人际交往成本：外出，旅行，所有与人直接接触的行为，都包含了比过去高出很多的患病风险和死亡风险。控制这种风险，封小区，封路，封城，封国，大大提高了经济学所谓的交易成本。
问题在于，交易成本到底提高了多少？如果交易成本无限大，任何交易和分工都会消失，市场经济就不存在了，更别提什么全球化。如果交易成本变化不大，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就不大。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导致的患病风险和死亡风险，现在还难以确定。有的地方死亡率大约1%，有的地方达到10%。假定死亡率5%，感染率百分之六七十，这个世界将如何？餐馆，咖啡馆，体育馆，还能剩下多少？工厂，学校，如何运作？发达国家如何，不发达国家又将如何？可以肯定，死亡率每增减一个百分点，交易成本每增减一个百分点，这个世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人类生活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但是，如果特效药确定了，疫苗出来了，最后，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比流感死亡率高出一两倍的重流感，由此导致更多的人接种疫苗降低风险，或者群体免疫了，那么，新冠病毒就不那么重要。
从现在的诸多不确定，到最后尘埃落定，假定这个过程持续两年，即使两年后新冠病毒不再可怕，交易成本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这两年的危机应对，也可能对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这就说到了第二个因素，骆驼对稻草的反应问题。
骆驼感觉负担重了，当然想甩掉一些负担。负担越重，甩负担的动作越猛。
在疫情导致交易成本或交往成本急剧提高的时候，虚拟空间的交往技术就有了普及和提高的动力。电子支付，网购，网游，网上会议，网上签约，网上就医，远程办公，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如此对冲交易成本的上升。
面对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活动困难，政府也不得不应对危机，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例如降税降费，减少各种管制限制，简政放权，将来还可能放松对小商小贩的限制，以应对失业率的提高。总之，大幅度放宽搞活，提高经济自由度。
我想强调一种可能：如果应对得法，危险确实有可能变成机会。例如，早就有人提议零关税政策，在疫情横扫世界之时，宣布中国零关税如何？再如，经济下行肯定导致财政困难，顺势而为，大幅度压缩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减少甚至取消国企补贴，如何？对言论的过度管制，导致李文亮事件，引发民愤和中美关系紧张升级，顺势调整政策，逐步落实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又将如何？这些措施，都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减轻骆驼的负重。
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发展势头早已受挫。受挫的原因，主要是受损者的抵抗。美国蓝领担心就业机会持续外流，美国白领担心科技成果流失，自由经济体担心无法与享受政府补贴的企业竞争，民主国家担心专制国家在全球化中强大而霸道，威胁全球的自由秩序，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但找到一个各方认可的解决办法还是有可能的，例如严格遵守各种经济贸易承诺，公平竞争，然后接受公平竞争的后果，无论输赢。零关税，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顺势取消对国企补贴，与民企公平竞争，减税降费，压缩负面清单，放宽言论管制，这些降低交易成本的危机应对措施，恰好有助于缓解国外的种种担心。
如此改革之后，交易成本降低了。假如新冠疫情一两年后减弱到重流感的水平，新冠疫情给骆驼添加的交易成本也降下来了。在虚拟空间技术的帮助下，交易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那时候，骆驼的感觉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压垮骆驼的情况不仅不会出现，或许骆驼还能走得更稳当。
再进一步，如果新冠疫情不仅逼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还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都会改善，全球化就有了更加令人乐观的前景。
乐观来自正确应对，来自降低交易成本取向的应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一旦严格管制有效，严格管制的体制已经建立，这股力量就有了自我扩张的动力和条件。危机越大，管制越严，这是另外一种循环。这种循环的结果是交易成本上升，自由度下降。历史经验和逻辑推理告诉我们，如此走下去，经济衰退，社会萎缩，最后走投无路，折腾一圈，还是要改弦更张，放开搞活。
这个世界同样如此。全球化，思想、知识、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短期内，某些群体，完全可能受损。如果缺乏补偿，就会招致强硬对抗，互不妥协让步，对抗还会升级。相应的，各种主张主义也会上台争斗。在长时段上，全球化呈波动向上之势，但短期已有下行态势。波动是正常的，只要人类整体趋利避害的本性不改，只要少数人的利益适当得到照顾，只要相关技术和法规要顺应趋利避害的人性，全球化就不会被折腾死。即使倒退几步，折腾够了，感觉得不偿失了，还会重拾升势。
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各国政府当下的应对。大瘟疫的作用是改变当下的利害计算，改变某些要素的成本和收益。当年黑死病流行，欧洲人口锐减，劳动价格上升，这种成本的变化，在欧洲大陆冲击了农奴制，在英国刺激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为工业革命做了铺垫。人类历史由此改变。黑死病通过劳动价格的提高改变了历史，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交易成本的降低改变历史？
我在网络上看到印度农民工蜂拥回乡的场面，想起了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如果中国的决策者没有坚持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如果印度实现了惨烈的群体免疫，那么，大疫之后，印度大概会像二十年前的中国那样，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吧。全球化的潮流不会倒转，但可能绕开某些孤岛。
事在人为。那么，中国的决策体制如何选择最佳政策？历史展现的真实轨迹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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