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家丨吴思：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
作者简介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插队时曾任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媒体界。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血酬定律》、访谈录《我想重新解释历史》等专著。
我看不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有一片纪念碑群，占地超过两个半足球场。2700多个水泥碑，长宽如单人床，密密麻麻排列着，没有任何文字符号。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碑群东南角，一道楼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个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长廊，七个展厅。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着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凝视着每个来访者。长廊一侧排列着历史图片，从1933年到1945年，讲述着一个被屠杀群体的故事。
行走其间，越进越深，严整逼仄，眼前一片灰色，困惑也愈发浓重：这是什么意思？
历史学家科佩尔回答了我的提问：首都不仅要漂亮，还要代表德国。我们要寻找德国人的特性，首都要体现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德国人到底是谁？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他们的特性何在？
我有点吃惊。这位历史学者居然把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联系起来，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尔说，建立这个纪念碑，是几个公民在1988年倡议的。他们征集签名，声势越来越大，1999年成为国家大事，进入议会讨论。联邦议会投票决定建立纪念碑，2003年开始修建，2005年建成开放。既然确认了德国的历史责任，德国人就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要有这个纪念碑。
从信息中心出来，我试图消化科佩尔的思路。我们熟悉“以史为鉴”的思路，却不熟悉“我们是谁”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国人征求意见，问他们“德国人是谁”。
伯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梅凯琳女士说，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说得太轻了。德国人，不仅意味着有担当，还意味着有罪责，必须认罪。翻译考尔夫（Oliver Corff）先生说，我们是负债者。还不清的历史债务，影响了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不是可以随意解脱的。
在重复问答中，我努力进入这种新思路，以这种思路审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对历史责任有承担吗？如何承担？如此一问，历史居然直逼当下，闯进了我们的人格和生活。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赔偿纳粹时期的强征劳工。会长贡特·沙特霍夫（Günter Saathoff）这样解释基金会的名字：“回忆不是中性的，回忆要带来保护受害者的责任。吸取教训，承担责任，走向未来。”
这个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直属联邦议会，以51亿欧元的财政拨款作为赔偿基金，在总计400万强征劳工和战俘中，找到并赔偿了166万劳工，包括两名中国劳工。2007年，赔偿工作基本结束，但基金会依然存在，工作重点转向保护人权，帮助受害者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逻辑，而是公民权利义务的逻辑，尤其是保护人权的逻辑。这个逻辑从何而来？如何保障？
沙特霍夫先生在介绍基金会任务的时候说：“纳粹时代不是法治国家，所有人的权利都受到侵犯。基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支持人权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的保护。这是我们从历史教训中得来的。”德国人把这条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写在了宪法的开端。
《基本法》（即《宪法》）
第一章：基本权利
第一条：人的尊严
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
2、德国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在纳粹之前的魏玛宪法里，排在第二编。二战后提到开篇的位置，并且增加了“人的尊严”条款，表示这些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力。
反过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旦遭受侵犯，就应该得到赔偿。侵犯者则要受到追究。
在追究历史上的法律责任的时候，保护人权的原则特别受到重视。前柏林市总检察长克里斯托弗·塞弗根（Christoph Schaefgen）介绍说，纳粹时期的很多犯罪属于执行元首指令，但这不是免责的借口。免予追究的条件是：必须有成文的法律依据。进一步说，如果这个成文法太恶，明显超过的普世价值的认定，那么，执行此法也是犯罪。
体制不能独自运行，
正是看似无辜者的参与，罪恶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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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德统一后，在追究东德时期违法案件的问题上，一派主张大赦，一派主张追究。塞弗根先生主张追究。只有在受害者获得了补偿，迫害者付出了代价之后，双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法治国家才能巩固。
我对德国人的思路越来越了解了。德国人是谁？从主流上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公民，他们从历史经验获得的核心教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最为重要，人权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他们在各个领域认真贯彻这个原则，反复强调这个原则。
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委员会专员普珀女士说，她们想通过历史教育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这意味着提高人们保卫公民权利边界的敏感性。这就是他们的核心思路，也是历史教育的核心思路。
艾希曼受审后，西德和以色列开始正视大屠杀历史
东德社会党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的米勒博士告诉我们一则笑话：德国人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去杀全欧洲的人，然后，又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来反思和处理历史。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1988年由德国女记者莱雅·洛施（Lea Rosh）和历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Eberhard J？ckel）倡导，1999年议会通过，2005年建成。纳粹在欧洲各国屠杀了50万辛提-罗姆人（中国人熟悉的名称是吉普赛人或茨冈人），但这个事实直到1982年才得到德国政府的承认，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国会大厦附近的纪念碑仍在建设之中。
两个纪念碑，以及对强制劳工的赔偿，都晚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的沙特霍夫会长说：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对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事。全国都卷入了运动，当时那一代，也试图掩饰。等到下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才有了比较彻底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
“处遗”基金会的米勒博士说：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才可以全面对待纳粹？因为要反思处理历史问题，就要克服社会精英的反对。七八十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和绿党在德国当政，人们才有了更多的权利，谈论这些问题。
中国历史中有一种现象，我称之为“平反清算周期律”：一旦最高权力制造出冤假错案，谁也无法对抗，只能等待下一代最高权力出面纠正。于是，每个王朝，权力更替往往导致一轮平反和清算。例如给岳飞平反。这是绕开权势的公正恢复机制。
给岳飞正名历时99年
对待历史，一方面需要正视的勇气，另一方面也需要时间，难免出现妥协和让步。
德国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罗马尼·罗斯（Romani Rose）先生说，德国战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到七十年代才开始转向公民社会。成为公民社会，是我们大家一起推动的。宪法规定的民主，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不是一规定就可以实现的。
综合上述观点，我的理解是：
德国人愿意赶在历史债务无法偿还之前还债，这是公民自尊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赖账的人。公民自尊也是纪念碑首倡者的主要精神力量。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促进会会长莱雅·洛施提到她们的座右铭：“我们的名誉要求我们，纪念欧洲受害犹太人，要有一个巨型的表达。”这些无钱无权公民发起人，冒着风雨在街头收集签名，用饼干桶募捐。十多年后大功告成，公民发起者之一迦库伯（Jakob）感叹道：“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比较容易一些了。”——作为一个不肯认错的共同体成员，他有丢脸之感。
其次，最重要的是：公民行动。公民的权利和尊严，主要是自己争来的。没有公民行动的力量，仅仅依靠人家的同情，自己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一个崇尚民主法治的国家也是如此。反过来，公民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把宪法规定中的民主和人权，落实为真正的公民社会。这是各方面共同发展，共同成熟的过程。大家共同走完这个过程之后，德国成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德国人也成了真正的公民。这样的公民说起话来，也透出一股参与历史创造的自信和自豪。
过去常见的处理历史创伤的模式是：胜利者将自己的历史观强加于人，在记忆领域里以强凌弱，禁止弱者发声。如果这种模式属于“强迫沉默”或“强迫忘却”，那么，二战结束后，作者观察到四种处理历史创伤的新模式：
1、通过对话而忘却
2、回忆以便永志不忘
3、回忆以便忘却
4、通过对话而回忆
第一种模式的核心是“分摊忘却”。
好比两口子打架，彼此伤害了，如果以后还打算过下去，就不能老翻旧账，尽快忘掉算了。这种模式主张“团结一致向前看”，适用于治疗内战造成的创伤。
不过，作者强调了一个前提，即相互伤害的双方势均力敌，彼此伤害的程度差不多。这不是强迫，而是双方在对话中达成共识，好比达成“忘却公约”，同意把沉默或忘却作为共创未来的基础。
第二种模式的核心是“永志不忘”。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不对称伤害，全副武装的强者屠杀缺乏抵抗能力的弱者，其严密的计划、工业化的方法和巨大的规模，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不可原谅，不能和解。对这样的历史，只能发誓永志不忘：面向未来无限的时间发一个巨誓，面向无边的空间发一个巨誓，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这种模式好比一个“记忆公约”，在行凶者后代和受害者后代之间达成，并获得公民信仰的半宗教性地位。
第三种模式：回忆以便忘却。目标是忘却，手段却是回忆。
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出来一种新模式。南非把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发展为“真相与和解”运动。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加害人与受害者参加，双方一起公开历史真相，听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受害者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尊敬，得到补偿，加害者公开忏悔道歉，请求宽恕，并得到有条件的赦免。这样的回忆可以起到宣泄和调解作用，清洗历史创伤，把这页历史翻过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从军人独裁转向民主国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历史处理方式。全世界出现了13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在人权框架之内的听证和讨论，万众瞩目，保护人权的概念深入人心。结果，人权框架在人们心目中取代了权力斗争框架——无论是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还是国家革命、政治对立。在讨论过程中，追究真相，避免重蹈覆辙，成为文化中的新规则。同时，凭借人权的概念，重新建立了社会的价值认同，消弭了回忆引发的对立和暴力。整个过程，相当于一次高效的公民教育。
第四种模式：通过对话而回忆。
国家记忆形成的常规不是对话，而是独白。曾经以暴力相向的国家，容易强调自身受害的经历，倾向于选择有助于提升自我形象的记忆，制造一个有关本国本民族的神话。例如，波兰和奥地利，一向把自己描绘为纳粹的受害者，实际上，他们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人类记忆有一个很糟糕的特性：受害的记忆，比起害人的记忆来，要求占据更大的位置。这种特性，在两个国家之间，例如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中，引起了持续的怨愤和冲突。
第四种模式要求，两国之间的历史学家和教师交换意见，共同编写涉及这段历史的教科书，共享双方的观点，承认自身的罪孽。在两国共享知识的基础上，双方和平共处，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发的谩骂和暴力冲突的压力之下。
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不同社会集团。不过，这种模式的例证很难找，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以上几种模式，只是忘却与记住这两种基本型及其变型，却汇集了人类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自己的方位，想像自己的未来。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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