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丨程和平：国企的出路未必是民营化

2017-08-30 程和平 新三届

作者简介

程和平，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执教，1987年旅美至今。

据新华社7月26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今年年底前，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要全部完成公司制改制。

为什么这样做呢？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通过公司制改制，实现出资人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赋予企业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有助于促使国企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从而激发企业内生活力，深入转换经营机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换句话说，要把那些由国家直接插手，兼具多种社会功能和目标，政企分离不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体，改变成以盈利为目标，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这些企业将与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现代公司”无本质区别。即便这些企业仍为国有资本控股，即便国有资产在改制过程中没有流失，实际上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国企变成了唯利是图的资本，而且是垄断资本——资本中最容易腐败的那一部分。

如果这次国企改制不是走过场，真正实现了出资人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改制后，国企将有一个可预见的质变：企业将按资本规律运行，国家不能再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让它们去开发和经营那些不够肥厚，但对社会整体发展有意义的项目。资本有自己的盈利目标，而且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作为控股大股东的国家和由其任命的企业管理人，都不能让企业从事那些不能保证本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活动。先企业后国家，先局部后整体，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再加上企改后，当这些企业经营者的个人股权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时，这些经营管理者们再也不能因为于己无关而坐视不管了。改制后，混改进去的私有资本逐利本性与经营管理者的个人利益，再同这些企业的垄断性质结合在一起，企业自身的迅速盈利是可以预见的。但曾经因“政企不分”而由这些企业行使的那部分社会职能，今后要指望谁来承担呢？

一些经济项目与企业自身利益不很和谐，但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公平和谐息息相关，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都无法胜任的。难道中国的国运今后要仰仗资本的良心，指望它们能像曾经的国企那样去“牺牲局部利益”来“顾全大局”吗？事实上，整个社会从这些前国企的经营活动中的收益，远远大于他们的资产增值和赢利的总和。

不改变对国企的不公平的评价方法，而是让这些国企用摆脱社会责任的方来取悦于财务报表，社会将为自己的愚蠢而付出沉重的代价。盈利的印度铁路公司和亏损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我们要哪一个呢？

当然，让企业自己专心牟利，国家用税收的方式来二次投资社会项目也是一个选项。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效果怎样呢？看看那些国家的基本建设状况，看看令那些国家羡慕的，主要是由国企完成的中国基本建设成就，我们有什么必要用一个复杂的方法来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呢？

此外，试图用改变国企性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巨无霸的“大企业病”更是不靠谱。除了中国的国企外，世界前500大的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但也都是各有各的病。因循守旧，缺乏创新，低效冗员，浪费，等等等等，是大家的通病。在股票市场上，没什么人敢指望“蓝筹股”有高于个位数的回报。

尽管人们在管理领域有各种探索，传统的官僚式（金字塔式）管理体制仍然是大企业的主流管理方式。特别是当它们大到不能倒时，对低效和长远发展的忧虑，常会不得不让位给对眼前稳定和可靠性能的考量。适用于大企业的管理模式，一直是一个极具挑战型的难题。如果中国国企的改革，能提供一个成功模式，将是管理世界的喜讯。但如果只是将国企改到一个已经由各国无数实践证实过的，并不比中国国企更成功的老路上去。为什么要改呢？

有人说，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因为：“很少有国企领导人会考虑企业三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三年以后他的位子很可能属于别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会竭泽而渔，为短期利润损害企业的长期发展。”这又是一个并非国企独有的问题。

用相同的逻辑（而不是思想界流行的评价政治与经济问题分别使用的双重标准），我们是否还可以说：很少有民主政体的领导人会考虑国家四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四年以后他的位子很可能属于别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会竭泽而渔，为短期利益损害国家的长期发展。回到家天下的政体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对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选择和管理，是诸多管理问题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还没有形成一个专业的高级职业管理人的阶层和群体。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与之相称的老板和商业文化之前，我还是宁愿继续押宝目前这个有瑕疵但还基本能够运行的体制。尽管目前只读人事管理的书，还不足以保证能让既有本事又有德行的人来决定企业的命运，也总比依靠研究优生学和探讨如何嫁对了人更靠谱。

人们应该还记得前苏联政体及其经济体制行将瓦解时的情形：俄国精英们看够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并对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也未必适合于他们国情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充满憧憬。俄国老百姓则受够了官僚主义和经济短缺，不管是什么在等待着他们都在所不惜，只要不是当前的这个该死的体制就好。饥不择食，尚可理解。可中国现在有那么绝望吗？

中国的国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物质依托和载体。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任何经济体制一样，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有无数弊病。借用一下丘吉尔的逻辑：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是一种罪恶的经济体制，但同其它可供选择的经济体制相比，它的罪恶最轻。正是这个背负原罪，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造就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在它的辉煌面前，那些比它更“政治正确”的体制们都比它的罪过更大。

经济学家们的理想模式是，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加上私有和自由的经济。但在迄今为止的现实世界中，尚无任何一个在具有一定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国家里的成功范例。经济学家们经常以每个不同国家的某一种局限或缺陷来解释，为什么这种体制没能奏效。那么，我们即便不去争论这个体制的利弊，仅就这种体制在当今现实世界里缺乏完美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就足以被摒弃了。除非，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再过几个月，关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讨论将被画上句号。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已经事实上停止运行了，原来那些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物质载体——不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国有企业都将不复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即将完败于它自己。

201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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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张图说明白国企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