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丨张维迎：知识的本质与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1959年生，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1994年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教授。
张维迎教授
2017年4月2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EMBA开学典礼。张维迎作为北大国发院教授、联合创始人，为新一届EMBA学子带来了精彩的开学课：知识的本质与企业家精神。本文根据张维迎教授演讲实录整理。
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平庸的企业差距有多大？不会超过5%，我深信比这个比例还要小。
这听上去有点危言耸听，其实并不奇怪，想想人类和黑猩猩基因差距也不超过2%，人类和大部分哺乳动物基因差距不超过5%。但正是这个小小的差距决定了人类是这个地球的统治者，而其他哺乳动物不是。
对于企业来讲，这种小小的差距导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种差距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差距。企业家精神是1，其他是0. 没有了这个1，再多的0也没有用。
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要谈到知识的本质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争论中，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有过深刻的阐述。
他把知识简单分为两类：硬知识和软知识。
硬知识是指能用诸如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此种知识人人都能得到，也可以集中使用，比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硬知识。
软知识是指没有办法用语言、数字、文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递的知识，比如诀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是此意。
迈克·博兰尼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硬知识就是显性知识，软知识就是默性知识。
软知识的基本特点是没办法进行有效传递，但它对决策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创造性的决策非常重要。迈克·博兰尼认为，默性知识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甚至最形式化的与科学化的知识也是无一例外地遵循某种自觉或创造行为，体现的完全是默性知识。
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硬知识，但为什么是牛顿和爱因斯坦，而不是其他人发现了这些硬知识？因为他们具有其他人不具备的默性知识。牛顿是如何发现万有引力的？爱因斯坦又是如何发现相对论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们讲清楚。
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差别？简单说就是他们制定决策所基于的知识不太一样。企业家决策主要靠软知识，管理者决策主要靠硬知识。经济学和大部分管理学里讨论的决策都是基于硬知识的决策：给定目标和可选手段，如何选择特定的手段满足给定的目标。这跟真正的企业家决策相距甚远。
真正企业家的决策不是来选择手段满足给定目标，而是寻找可选择的目标和手段本身。企业家精神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选择能力的高低。换句话，管理者是使用工具，企业家是创造工具。管理者是实现目标，企业家是创造目标。
从决策的角度讲，如果手段和目标是给定的，并且是相同的，那么在同样的数据下，所有理性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就像我们考试，给定条件，每道题目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跟别人给出的答案不一样，或者是你错了，或者是别人错了。但企业家决策时，恰恰是同样的数据和硬知识，不同人做出选择完全不一样，你不能说谁对谁错，甚至多数人觉得对的，反而是错的。
为什么？因为企业家决策不仅取决于数据、硬的知识，更依赖于默性知识，个人对市场前景、技术前景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想象力、感知、判断力。而判断力不是计算出来的。企业家决策类似于科学家的发现，不同于所谓的“科学决策”！
企业家精神是超越数据的。有人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这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硬知识和数据尽管对企业家非常有用，企业家决策时确实也需要数据，但这些数据是谁都可以得到的，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这些知识和数据的，也超越我们现在讲的大数据。仅仅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这些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不同企业家看到的东西可能完全不同。
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的主要功能是配置稀缺资源，假定资源、技术和偏好给定，然后根据目标去选择手段。实际上，市场真正最重要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改变资源，用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来改变资源的可用程度，甚至获得全新的资源。这些改变就是我们讲的创新，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创新带来的，这种创新不是数据能提供的，包括大数据。
就创新而言，数据能提供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汽车出现之前有邮政马车，有关邮政马车运输业务的数据无法帮助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去发明汽车，否则，发明汽车的就应该是马车夫，而不是卡尔·奔茨、戴姆勒和迈巴赫。比尔·盖茨创造软件产业，也不是基于已有的计算机数据，否则，创造软件产业的应该是IBM，不是比尔·盖茨。同样，电信数据也不可能告诉马化腾去创造微信，否则发明微信的就应该是中国移动公司而不是腾讯公司。
所以，企业家的决策
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以计算机行业为例：1945年IBM推出第一台商用计算机以后，计算机经历了大型计算机、微型计算机、个人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再到智能手机的多次颠覆式创新。但每一次的颠覆者都不是原来的计算机厂家。大型机的垄断者IBM错失了微型计算机市场；没有一家微机公司制造商最终发展为台式计算机的主要制造商；笔记本电脑则是日本企业索尼、夏普、东芝独领风骚。
为什么？显然不是数据的原因，不是因为早前的主导企业占有的数据没有后来者多，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客户需要，而是因为他们判断失误！这样的判断失误与数据的多少无关。
之所以如此，与我们经常讲的不确定性概念有关。不确定性意味着什么？基于过去无法预测未来，这就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如果能用数据预测出未来就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管理者，甚至机器人即可。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不是基于统计模型，不是基于计算，而是基于自己的心智、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和勇气。
任何可以通过统计模型做出的决测，都不是企业家的职能，只是日常管理工作。所以毫不奇怪，企业家的判断通常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产业革命时期英国钢铁大王威尔金森在一片质疑声中建造第一只铁船，被认为是个“铁疯子”，他写信给朋友说：“它符合我的一切期望，并且说服了那些不相信的人，这些人的数目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奇虎360的创始人周鸿祎曾说，在他的互联网生涯里无论搞什么，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都不屑，甚至嘲笑。几乎所有伟大的企业家都是被嘲笑过的，是被嘲笑出来的。
让我用一个
有关冰的故事说明这一点
今天，冰是很重要的消费品，在西方国家你走进餐馆，服务员首先给你端上来的就是一杯放冰块的水。但在古代生活里，冰块是很稀罕的珍品，通常只有皇帝和达官显贵才能享受得起。冰是怎么变成大众消费品的？这就是十九世纪上半期一名叫弗雷德里克·图德（Frederic Tudor）的美国企业家的创造。他于1783年出生于波士顿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父亲是律师。十七岁那年，父亲让他带着他哥哥去加勒比海航行，他哥哥身体有残疾，北方太冷，希望南方温暖的气候能改善他哥哥的健康。但结果适得其反，热带酷暑和潮湿气候反而加速了哥哥的死亡。
但这个灾难性的经历使得弗雷德里克·图德产生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听上去甚至有些荒谬的想法：如果他能把冰块从天寒地冻的北部运到西印度群岛的话，也许能够赚钱。哥哥死后过了两年，他与弟弟和妹夫一块儿开始了这桩生意：把自家庄园附近湖水里毫无用途的冰块运到炎热的南方。
1805 年 11 月，图德派兄弟威廉去马提尼克打前哨，自己买了一条名为“至爱号”的双桅横帆船，开始收集冰块，筹备旅行。1806年2月，他从波士顿启航，满载一船冰块驶向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花了三周时间冰船到了马提尼克，但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弟弟威廉没能找到储存冰块的合适地点，冰块在急速融化，更大的麻烦是，马提尼克岛居民对来自异国的冷冻恩惠没有兴趣，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拿冰做什么用。他亏了4500美元。
这样惨淡的场面在以后几年不断重演，还遭遇过船难和海关禁运这样一些灾难性后果。所有人家嘲笑他，《波士顿公报》报道说：“这可不是开玩笑！”。1813年他负债累累还不了欠债，被债权人投入监狱。但出狱又重整旗鼓，1815年设法借到2100美元，1816年甚至以40%的利率借债3000美元，建冰库，修改冰库的设计，并不断改进运输和储存中冰块的保存方式，以减少冰块的融化速度，这涉及一系列的创新。但他利用了三种在市场售价实际为零的物品——冰、木屑和驶向南方的空船，最终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灵光乍现15 年后，图德的冰块贸易开始盈利了。
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他的冰库已遍布美国南部，里面堆满了来自新英格兰的冷冻水。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他的运冰商船远行至巴西的里约，西班牙的马德里，甚至印度的孟买。至到1864 年去世的时候，图德已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价值超过今天的 2 亿美元，被称为“波士顿的冰王”。当然，后来模仿他的人越来越多，冰块贸易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新产业。
冰变成商品还改变了美国的人口和政治地图，因为炎热潮湿的南方变得不再像之前那样令人难以忍受。冰块贸易还导致了冰箱的发明。发明冰箱的是佛罗里达州Apalachicola镇的一名医生，他原来用北方运来的冰给病人降温，但一次飓风导致的船遇使得冰的供应的中断。这个医生就想着怎么能够造出冰给病人降温，结果就发明了制造冰块的冰箱。冰箱出现后，人造冰逐步取代了自然冰。冰可以保鲜，就使得肉类食品的长途运输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改变了。
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非要对企业家精神做一个概括，我想强调以下以点：
第一是对盈利机会的警觉性：在别人看不到机会的地方，你能够看到机会，这是企业家与众不同之处。从北方去过加勒比海的人很多，但只有弗雷德里克·图德这样的企业家意识到把冰从北方运到南方能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收益。
第二是简单化：经济学家经常会被人批评说想问题太简单，我认为企业家把问题看得更简单。这或许也是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管理者通常把问题想得复杂，企业家则把问题想得简单。恰恰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他才能变成企业家，一个把问题看得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是企业家。
简单化当中包含很多道理，它能帮你抓住问题的本质，同时也给你解决问题的勇气。李书福为什么敢造汽车？就是因为他把造汽车想得很简单。他有两个著名的比喻，一个是，汽车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两辆摩托车并排起来吗？另一个是，汽车不就是把一个沙发放在四个轮子上吗？这就是他当时对汽车的认识。
正因为这个简单化的认识使他走上了制造汽车不归路，成为中国最有有影响力的民营汽车制造商。我曾听过多位企业家讲过这样的话：如果当初知道这么难，根本不会去创业了！
第三是想象力：熊彼特说，创新就是一种新的组合，一种产品或技术从无到有一定是组合而来的。组合是什么？组合就是一种想象力。斯蒂文森把轨道马车和蒸汽机想象在一起就有了蒸汽火车。
我这里引用一段奥古斯塔·埃达·洛夫莱斯夫人(Augusta Ada Lovelace)说的一段话，她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女儿，被称为“软件编程之母”，她在1842年就说过：“想象力是什么？这是一种组合的能力，它可以采用新颖的、独特的、无限的、不断变化的方式将事物、事件、思想和概念组合起来…它可以洞察我们周围看不见的世界，那是科学世界。”
大部分人想象力什么时候最丰富？睡觉的时候，所以才称之为梦想。对企业家来说想象力是醒着的时候做的梦，非常重要。
第四是毅力和耐心：事情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所有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不经过失败的。弗雷德里克·图德因还不上欠款而坐牢，亨利·福特创业三次，前两次都失败。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很大的耐心，你不可能屡败屡战，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冯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段永基说自己做企业最大的感受是“要硬撑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来到北大国发院学什么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学校能教给你们的主要是硬知识，可以形式化的知识，不是决定企业家命运的软知识。但硬知识也非常重要，没有一个企业能只靠那5%的软知识活着，5%发挥得怎么样，还要看那95%的基础好不好。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企业家也得承担一些管理职能。现实中没有一个企业家只履行纯企业家职能，尽管许多管理职能可以代理出去，但还是有一些管理职能需要企业家自己承担，何况寻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并监督他们的行为也需要一些企业家素质。
第二个原因是，知识还在水涨船高，一些软知识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成硬知识，原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后来可以模型化，人人都能很快学会。有这些知识，你不一定成功，但没这些知识，你也很难成功。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如果别人有的知识你都没有，你不可能成为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并且，硬知识积累多了，如果能融会贯通，也有助于提高你的软知识，使你的企业家能力提高；即使你做企业家失败了，还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管理者。
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从美洲回来后，成了西班牙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国王和王后也把他当作上宾，封他做海军上将。可是有些贵族瞧不起他，说这有什么稀罕？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就创造了海西边的那块陆地了吗？只要坐船出海，谁都会发现那块陆地的！在一次宴会上，哥伦布把一个鸡蛋放在桌子上，问谁能把它竖起来，许多人试了，但没有人成功。哥伦布把鸡蛋一头轻轻磕了一下，鸡蛋就竖起来了。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但以后你再用同样的方式把鸡蛋竖起来，就算不上企业家精神了。
附一篇：
张维迎：
市场的逻辑与君子之道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利已，而在于是不是损人；
圣人和君子的区分不是他是不是利人，而是不是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市场不要求我们变成损己利人的“圣人”，但市场会惩罚损人利己的“小人”。
讨论“君子”这个话题通常是文化学者和道德哲学家的事情，我作为经济学者谈这个问题是有点为难，但我还是愿意给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破解“囚徒困境”
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利的、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只有人们相互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两千多年前，荀子就讲过：人的力气没有牛大，跑得速度也没有马快，为什么牛马能为人所用？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就是人会合作。
因此，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利的人能够相互合作。在西方思想史上，这被称为“格劳秀斯难题”。格劳秀斯是四百年前荷兰的自然法学家，他说：作为存在物，我们确实是在追求私利，追求自我保持，并且爱争吵；但是，我们也渴望友善的社会交往。即使在获得生活必需品上无须相互帮助，我们也会渴望社会生活。人性的这两个方面因素使维持社会秩序问题变得非常明确：像我们自己一样喜欢吵架又渴望友善社会交往的存在者应该如何在一起生活？为了满足我们进行友善社会交往的愿望，我们必须对自己喜欢争吵的倾向作出什么样的限制？
格劳秀斯难题也就是经济学家现在讲的“囚徒困境”：尽管合作对所有当事人都是好事，但是自利的人基于个人理性的考虑可能选择不合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的基本功能就是使得自利的人能实现相互交往，不仅和平相处，而且合作共赢，“相偶不相残，相争不相害。”
这些行为准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道”。从古到今，伟大的思想家就是“为天下立道”，东西方都是如此。但不同的思想家提出的“道”不尽相同。儒家的“礼”，就是孔子为人类立的道。君子是“礼”的人格化表述。如果一个人按“礼”行事，就是“君子”。所以君子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做人的标准，是合作的楷模。
自利利他：市场的逻辑
但是在古代社会，由于人类基本上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 “利己”与“利他”经常处于对立之中，结果，倡导“君子”变成了要求牺牲个人利益的“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用儒家的语言来讲，就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类似地，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说基督教徒不应该成为商人，赚钱是不合道德的。但人类的本性决定了绝大部分人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做到“不谋利”“不谋食”，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的“伪君子”，他们以利人之名行损人利己之实。所以在古代社会，人类的合作程度非常低，基本局限在一个熟人范围之内。
两百多年前，人类发生了一场道德思想的革命，这场革命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动的。亚当·斯密之前，追求个人利益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颠覆这个传统观念。他证明，自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相反，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之心正是利他之行的主要驱动力。
斯密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自利心，并表示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容易展开。我们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是要谈对他们的好处。”
他还说：“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以寻找与其能力相称的最具优势的就业，这确实是出于对他自身利益而不是对社会的考虑。”但他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其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没有考虑社会利益，并不见得就对社会有害。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促进，往往比他有意为之还要有效”。
亚当·斯密揭示的自利和利他之间的关系，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就是：在市场中，一个人要自己活得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自己也不可能活得幸福。比如说，企业家要赚钱，首先要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让消费者满意。如果你不能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你不可能赚钱。这个逻辑不仅适用于企业家，也适用于每个人。
市场中的君子之道
现在，我按照市场的逻辑给出一个有关“君子”的分析框架。一个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个评价维度：第一个是对自己好还是不好（个人善），第二个是对他人好还是不好（公共善）。这样就有四种可能：第一种，对自己有利也对别人有利；第二种，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没有利，损害别人；第三种，对别人有利，但对自己不利；第四种，对自己不利又损害别人。
用这样一个框架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几种人：第一类人利己又利人，就是“君子”；第二类人利己但损人，就是“小人”。注意，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利已，而在于是不是损人；第三类人损已而利人，做事情给自己带来伤害，但是成全了别人，就是“圣人”。圣人和君子的区分不是他是不是利人，而是不是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后一类人既损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可以叫做“恶人”，也可以叫“愚人”，因为他不仅恶，而且非常愚蠢。
依次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市场不要求我们变成损己利人的“圣人”，但市场会惩罚损人利己的“小人”。
市场中君子做人做事的标准，
我归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利已先利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你要给他人创造价值。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老板，你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不应该超过你为他创造的价值。如果做到这一点，你再赚钱，那就是君子。在市场当中，不仅企业家，包括每一个人，我们在谋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要问一下我做这件事是不是给别人带来好处的，如果给别人带来的好处超过我从中得到的收益就是君子所为。如果你给别人带来的收益小于你自己从中所得，这就是小人所为。
用这个标准来看，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利用人性的弱点而赚钱。如果你明明知道别人买了这个东西之后会后悔，你仍然忽悠别人买，你就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这就不是君子所为。君子也不应该利用政府关系或者政府给予的特权赚钱，如果一个企业家不是真正的去讨好消费者，给消费者生产出最好的产品，而是怎么讨好政府，从政府拿到特权来赚钱，这就是小人所为，不是君子爱财应采取的道。
第二，诚实守信：市场经济不是一次性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玩的是重复博弈。重复博弈当中每个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你的名声，别人是不是相信你。如果别人相信你，就愿意跟你持续地做生意，买你的东西，或者与你形成其他的合作关系，这时候你才可以赚更多的钱。
所以诚实守信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好的商业政策。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声誉，不可能在市场上持续赚钱。靠坑蒙拐骗即使短期内成功，长期一定会失败。这样的人之所以是“小人”，不是因为他自利自私，而是他愚蠢，鼠目寸光，不知道诚实守信才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一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可以理解为长远利益，“利”是眼前的蝇头小利。君子注重长远利益，小人注重眼前利益。这样就可以把古代儒家倡导的行为准则与现代市场当中人们应该遵守的行为规则统一起来。
第三，换位思考或者叫“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来自人类换位思考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人类就不可能合作。忠恕之道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人与人是平等的，你是人，别人也是人，所以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不仅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别人，你自己想赚钱别人也想赚钱，你自己想从交易当中得到好处，别人也想。只有这样思考问题，你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利。这就是亚当·斯密讲“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是要谈对他们的好处”这句话的含义。一个人做生意时如果只想着自己得好处，不同时想着别人也想得好处，交易就不可能发生。
“忠恕之道”不仅对个人适用，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可以说他是愚蠢的，也可以说他是极端自私的。同样，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才是唯一重要的，其他的国家利益不用考虑，这就不是君子之道。
第四，尊重产权和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产权是市场逻辑的基础，尊重产权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意愿，任何交易要建立在别人意愿的基础上，只有别人愿意才是好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强迫任何人做交易。尊重产权是正义的基本要求，比仁慈更重要。一个人即使成天为慈善捐款，但是如果他不尊重别人的产权和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官员，这样的人绝对不可以称为君子。
第五，有创新精神：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来自创新。市场经济是创新经济，不是循环经济。我们今天消费的东西跟两百年前非常不一样，两百年前人类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2到3次方，今天是10的8到10次方，这些新产品都是创新的结果。
现代社会当中，每一个人如果要成为君子就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至少你不应该阻碍别人创新。一个人如果不仅自己不创新而且总是试图阻碍别人创新，这样的人也不能够叫做君子。由于创新总是面临不确定性，有失败的风险，君子也应该具有宽容精神。
法治社会与君子之国
依照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一定是君子主导的经济，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讲，只有对别人做出贡献自己才能得到好处。企业家赚钱的前提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员工如果不能为企业的生产做出贡献，也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相比之下，传统社会发财致富和高官厚禄主要靠强盗逻辑，而非市场逻辑。社会地位最高、积累财富最多、最受民众顶礼膜拜的人，通常就是那些杀人最多、掠夺财富最多、统治和奴役人最多的人。按我刚才讲的标准，包括古代好多贵族、骑士、将军、政治家，谈不上君子。
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初，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设了一些新的爵位，授予那些靠自己打拼成了百万富翁、刚刚置办了大片地产的人。这引起了英国一位世袭议员的强烈不满。当问这位议员“您祖上又是怎么得到爵位的”时，他厉声回答说：“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这是古代贵族的起源。
“利己先利人”当然是理想状况，在现实市场中总是存在损人利己的“小人”。为什么？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制度有漏洞。最重要的制度是法律制度，还有社会规范。如果一个社会中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不能够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这时候君子就很难在竞争当中胜过小人，小人就会多起来。
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能否用守法还是违法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简单地说，在理想状态下是可以的，现实中却不一定成立。在理想状态，合理的就是合法的，合法的就是合理的。此时，守法既利人又利己，违法既损人又害己，做君子就容易，做合法的事情就是合理的，不守法的人不可能是君子。但是，现实中，如果一个社会法律不合天理（自然法），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做君子就很难，违法的未必是“小人”，守法的也未必是“君子”。
如果一个社会当中对个人来讲，利人不如损人，君子竞争不过小人，这个社会就会小人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就说明这个社会真的出问题了。
（来源：财经会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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