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丨张维迎：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非奴隶

2017-06-07 张维迎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张维迎，1959年生，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1994年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教授。

张维迎教授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除非损害别人，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时，按照这一假设，所有的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无论有没有经济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人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学问更好，也不会更坏。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从事前看，每个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尽管事后可能运气不好，如投资亏了，事前讲并没有错。但事实上，人类犯了好多的错误。其中历史上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支配世界的

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认为，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其实是由他们支配的。他还说，或迟或早，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的合作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

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和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乔治·华盛顿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他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解释。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很多创造者属于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也是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资助。如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是贵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尽管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东西。

人们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

长期以来，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定义得比较狭义，即指物质利益。经济学假定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是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不像传统经济学所狭义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我们的名望，因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很多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的幸福水平。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正当，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有关正当性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而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据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理念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如果理念不影响人的行为，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如果人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就追溯到，人生活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目的是eudaimoni-a，一般翻译为“幸福”。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是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在道德和肉体上的潜能。我理解，康德讲的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延伸。时间维度很简单，我们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快乐。比如我们并不是就这一件事考虑这件事，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考虑，今天做的事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按照短期利益来决策。人类在意的很多问题，甚至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所以有时候，为了身后的名声，人们愿意忍受一些身前的痛苦。

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我们要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如果更为理性地思考，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幸福的空间维度来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如名誉、地位、权力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幸福。如果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损害你的名声，从而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质的利益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

而不是奴隶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要做一点自我批评。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意味着我们尽量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我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

2000多年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什么意思？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理性指导我们的欲望，这时候就达到了乐而不乱，否则，我们只是简单地满足给定的欲望，却不对欲望本身做选择，就变成了“惑而不乐”。

一个人伟大与否，是低俗还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越是短期内易满足的欲望，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质的快乐，你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对名声的重视，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变得高尚。所以说，仅仅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宗教家与经济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强调的是目标理性。因为目标理性如此重要，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

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我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因素，是一种自我满足，是一种近乎神性的生活，自身就是目的。

（本文是作者5月12日在北京大学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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