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丨程和平：从国企改制看思想界的混乱和误导
程和平，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执教，1987年旅美至今。
关于国企改制，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有益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思想界的混乱和对舆论的误导则不可思议。
这种误导表现在，把那些与企业性质无直接关系，全球各大企业几乎都有的通病，说成是中国国企独有的弊病。而且，给出的解决方法，也是已经由各国民营大企业的实践证明过的，无济于解决类似问题的私有化（民营化也是一种私有化的形式）。提出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的人，竟然都是些应该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管理方式，企业运作都十分了解的专家学者们，这就更令人费解了。
《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一文是主张国企民营的代表性论述。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典型范例。就其两个主要观点详析如下：
主要观点之一：
“很少有国有企业领导人会考虑企业三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三年以后他的位子很可能属于别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会竭泽而渔，为短期利润损害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所有制不重要的观点是错的。”
这个开门见山的提要，提出了为什么国企需要民营化的最核心的理由是：由自然人组成的财产所有者，要比代表国家股权利益的“虚拟股东”更优越。所以，要先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所以，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
企业经营管理者可能的短期行为，并不是中国国企独有的弊病。是一个令世界上所有大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都头痛的问题。而且还是世上任何一个代议制民主政体的通病。目前，管理学和政治学都无法提供一个终极解决的方案。不是一个用改变所有制就能解决的问题。目前，只能由人们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一个总统一个总统地去摸索。
不管人们在此问题上的运气如何，还很少有主流学者们按此逻辑这样引申下去：很少有民主政体的领导人会考虑国家四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四年以后他的位子很可能属于别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会竭泽而渔，为短期利益损害国家的长期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把由类似虚拟股东构成的全民所有的民主政体改制为由国王和少数贵族们为实体股东的家天下。
如果不采用目前思想界流行的那种，评价政治与经济问题时分别使用的互相对立的双重标准，这个核心理论的逻辑是无法成立的。矛和盾，到底哪个更厉害呢？
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其它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类话听着耳熟。就象当年曾认为，公有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样，今天以为私有化才是国企的出路，是对复杂管理问题的简单化和对管理科学的庸俗化。
主要观点之二：
“官员选不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人……”
这又不是一个大国企独有的问题。当今世界，最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企业领导人，大都不是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公司里被选出来的，或是被大公司的股东们任命的。恰恰相反，这些最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大都是在大企业体系之外自己创业出来的。这些人最受不了的就是令人窒息的大企业文化，也正是这些大企业的缺陷，给了这些人创业成功的机会。
看看当今最耀眼的那些企业家明星：微软的比尔.盖兹，苹果的斯蒂夫.乔布斯，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等等。他们要么离开了大公司自己创业才有后来施展才能的可能性，要么连个本科学历都没有，在大企业里，绝无出头之日。
在大企业文化中，学历，经历和业绩是选拔企业领导人的可供衡量的客观标准。是否具有企业家素质，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主观判断。因此，在公司阶梯上一节一节地往上爬，是通行的法则。大企业领导人成熟稳重但创新不足，往往是一个两害取其轻者的无奈选择。因为，在大公司所面临的那一类竞争对手面前，容错率往往是很低的。
比如，美国的施乐公司曾是数码产业的龙头老大，世界500强企业。仅仅因为，1999年新上任的CEO 里克.托曼推行的一项对销售系统和经营方式的颇具创意的改革的失败，在一年之内，丢掉了 90%的市场份额，公司的股票也从63.69美元下跌到4.43美元。施乐公司从此一蹶不振。
大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主要是由董事会来制定的，企业的领导人的主要职责是执行董事会的意图。不能指望大企业的领导人，包括那种极具企业家素质的领导人，来创造任何背离董事会太远的奇迹。当年，由斯蒂夫.乔布斯自己请来的原百事可乐CEO约翰.斯卡利，就把特立独行的斯蒂夫.乔布斯从苹果公司里挤了出去。
对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正确选择和企业重大问题的正确决策，需要专业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仅有股东们的责任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选择和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否正确的判断，是在事后才能作出。在此之前，只能是预测。
因此，那些不够专业或不参与公司运作的股东们，靠什么来判断和选择决定企业命运的主要管理人员呢？用对自己本人的忠实程度吗？他们凭什么去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外行指挥内行吗？他们能比国家这个“虚拟股东”做得更好吗？那些将要承担个人后果的股东们与那些“虚拟股东”的不用之处，也不过是在产生了后果之后，能去惩罚责任者，并再去试试另外的运气，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即便第一代股东都是由称职的人组成并对对企业实施有效的掌控。但企业在他们身后的持续发展，就同继承了他们股权的外行的继承者们，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如果这些外行的继承人能仅仅分走公司的成果，不用手中的股权去影响企业的命运，就已经万幸了。代表国家这个“虚拟股东”的代理人如果犯了错，是可以被换掉的。而要是摊上了个不中用的私人股东，法律将保证这个错误不能够被纠正。总统不称职，可以被选下去。皇帝要是个昏君呢？受用吧！
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还没有形成一个被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专业的高级职业管理人的阶层和群体，这与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与之相称的老板和商业文化是一致的。在此之前，我还是宁愿继续选择目前这个有诸多瑕疵，但还能够创造出中国经济奇迹的体制。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押宝在一个能从三教九流中倾轧出来的人才，也总比依靠优生出来的二代或嫁对了人的幸运者更靠谱儿。
当然，如果股东们不称职，他们的权益和职能仍然可以由各种顾问和诸如独立董事那样的职业代理人来实现。但这又同时提示我们，如果公司财产的所有者不胜任或不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企业仍然可以有另外的机制来保障它的有效运行。那么，对这种机制的探讨和建设，不是要比依赖公司股东们的运气更可靠，也更便宜吗？
那么，就需要由那些主张国企民营的人们，来回答那个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要用一个复杂的方式解决简单的问题呢”？
2017.9.9
1991年程和平（右）与友人在芝加哥
（点击肖玉环：友谊地久天长）
附：
2008年写给于千同学的话
呆鸟（于千笔名）:
你谦称自己呆，但下面的一些人和事可以让你觉得，你比很多人要聪明得多：
这几天，美国朝野正在争论是否出手救助通用等三大汽车公司。这些年来，我也同通用汽车公司这个庞然大物打了些交道，眼看着它走到了今天。
1970年代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建设了一个世界上最先进，也是最昂贵的决策信息系统。1980年代初，我在国内当老师讲课时，就常向学生们炫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这个杰作。直到1987年到了美国后，才真正地领教了它的决策支持功能。
1980年代初中期，也就是这个决策信息系统落成后不久。世界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日本丰田和本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工业，以生产体积小省油的车作为策略回应。而以通用和福特为代表的美国汽车厂家，则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生产那些个庞大的八缸大车。结果可想而知。通用等美国汽车公司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日本对手打得唏哩哗啦。
我至今也没能想明白：是那个花里呼哨的决策信息系统不中用，还是那些个决策者们无能。其实，那段时间的决策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任何一个人问问他的老婆，当油价飞涨，家里入不敷出时，该买什么样的车，都能得出个理性的判断。
不知为什么，学术界无人把这件事作为案例，去告诉学生们，别叫那些大人物和大事物给吓着了，千万别瞧不起自己。这个世界上，有得是比自己还蠢的人。
我在美国的这些年里，同通用汽车公司打过两次交道。第一次是1990年代中期作为他人团队的一员，挤进了通用汽车公司原厂配套供货商的行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年只能拿到一张类似奖状一样的，数量为零的订单，暖暖被窝儿而已。
再往下的事，就不那么好玩儿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2002年，福兰克的位于俄亥俄州的铸造公司遇到了财务危机，面临破产。他所拥有的七个工厂中，有一个曾帮助通用汽车公司研制开发了一个零件。但因成本原因，失去了批量订单。我就把这事接过来，在此基础上，继续争取把它拿回来。主要策略是，把批量生产拿到中国，在美的工厂提供备份保险。
（……省掉中间的过程……）大概是因为其中的中国因素，使通用汽车公司对我们的努力采取了一种按美国标准来说，很不公平的态度。福兰克因成本原因，失去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批量订单。而我用了福兰克团队的原班人马和远比当初拿走订单的对手低得多的价格，也未能把订单再拿回来。
2003年的一天，贷款银行给福兰克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不能在规定的日期内，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银行就将把他的公司破产拍卖掉。为了给公司贷款，60多岁的福兰克把自己的家产都抵押给了银行。这也意味着他的个人破产。
福兰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我是否能找到中国的投资者购买他的工厂。我回答他说，没有通用汽车公司落到实处的订单，可能性很小。就在贷款银行给福兰克下最后通牒两天后，福兰克自杀了。
我不想因福兰克的死而责怪通用汽车公司或是我自己。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项目是福兰克最后的希望，而我们曾有过拯救他的机会。
去年，通用汽车公司负责此项目的人又请我们重新报价。我让介夫转告他们说，“我没兴趣”。介夫说，“我想到你会这样说的。”
不知怎么了，我的话题开始沉重起来。就此打住。以后换个轻松点儿的，再聊。
和平
2008年
后话 ：
三年前，我的一个朋友——丹.德鲁再次向我提起这件事：
“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你还会对通用汽车公司这样说吗？
“不会了。”
“那你会怎么说呢？”
“我会说，F#%k you！”
在2009年金融风暴中，通用汽车公司申请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工业公司的破产案。奥巴马政府动用国家资金出手救助。在重新组建的通用汽车公司中，美国财政部持有60.8%的股份，使得通用汽车公司成为事实上的国企。在国家控股的管理模式下，2010年通用汽车公司再次在股票市场上IPO，通用汽车又获得了新生。
2017.9.9
本号获作者授权推送，图片由肖玉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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