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家丨周其仁：救灾援贫要用脑用心

此帐号已被封,内容无法查看此帐号的内容被自由微信解封。

文章于 2021年5月23日被检测为删除。

被微信屏蔽

思享家丨周其仁：救灾援贫要用脑用心

周其仁新三界 2020-02-26

学者档案

周其仁，1950年生于上海，1968年到东北农场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大学期间进入国家农委杜润生主导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参与农村改革的基层调研工作。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发展研究所，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1995年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曾出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原题

灾援贫要用脑用心

作者：周其仁

学经济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何处用心，何处用脑。这里所谓“用心”，就是对任何经济现象，我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好恶、是非标准或道德标准。所谓“用脑”，就是对经济行为的逻辑有一个理智的判断或推断。人是万物之灵，灵在人在有情感，又有理智。困难在于，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人的情感与理智常常容易用错了地方。
让我从简单的事情谈起。我们都看过非洲饥民的照片，特别是那个孩子，怎么可以饿成那个模样！任何人看到了，心灵和情感都不可能不受到冲击。要不要援助他们？只要力所能及，很多普通人都愿意伸以援手。要是国家出面援助，民众一般都赞同。至于那些富裕国家出手援助，大家更觉得理所应当。这是什么力量使然？当然是同情心。
但是，所有这些来自公众个人和国家的援助，能不能真正落到非洲饥民手里、真正帮助了那些非洲饥民呢？这就不是靠心灵和情感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了。我们都看过围绕这些援助物质和款项的丑闻报道，从联合国高官到受援国家和地区的权势人物，贪污腐败，上下其手。我自己看过的一个实地观察的记录，是那些免费的救援粮食和物资到了非洲以后，经过若干腐败环节的倒腾，最后交给不法商人到市场上出售。结果呢？不但那些饥民没有得到救援，而且那些本来还可以种粮食和做手工品的农民，也被这种“竞争”搞破了产，成为需要被救济的人。
国内救灾也有类似现象。北大老师听到灾情发生，都是一捆捆的衣被拿出来的。后来看到报道，什么地方的权力人物把品质较好的衣物率先占为己有——老师们的同情心被那些最不需要救援的人利用了。以后捐助衣物的时候，大家就多了一番心思：究竟哪些东西是那些权力分子不要的呀？
这说明任何来自同情心的救援性资源，并不能自动落到最需要救援的人群手里。在有的情况下，善良的救援愿望甚至引出了损害被救援人群的实际结果。当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很多的时候，以下逻辑就开始工作：人们的同情心被抑制或者萎缩，社会可动员的救援资源就远远低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上世纪30年代一位久居海上的老外写过一本Chinese Characters——被最近的一个译本翻为《中国人的德性》——其中认为中国人麻木，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这位仁兄一定没有看过同期在天津领馆工作的美国人塔洛克先生——后来鼎鼎大名的“寻租”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观察：当时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也包括他访问过的亚洲其他城市——不少乞丐把别人甚至自己的亲身孩子故弄残来博取路人的同情！中国人哪里就缺乏同情心？作为一个大国的国民，同情、援救等等都必定要经过诸多中间环节，在善良情感被利用来寻租的活动不能得到应有抑制的条件下，国人只好麻木以对。
学经济，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观察到任何一个经济现象，例如上文讲到的救灾援贫，人们不可不用心，也不可不用脑，可是用心用脑如果用错了地方，那就全盘皆输。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不但要关注行为的动机或愿望，而且一定要观察行为的结果和实际效果，对事与愿违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改进。
再举一例。1988年夏天，留美经济学会邀请国内几位同行参加他们的年会。带队的是当时国务院发展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现在已经过世了。那时去有一个调研题目，就是中国的留学生政策。背景是邓小平主政之后，中国大批向海外派留学生。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专业领域优秀人才，在美国学习完就被留下了，成了他们的高级人才。这就引起对“人才外流”担忧——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培养一个可以合格出去留学的学生，要耗费巨大的代价。优中选优挑出来，最后成了发达国的科研人才，中国岂不是吃了大亏？所以当时有人主张收缩中国的留学生政策。
这样的主张，看起来不仅用了心，而且用了脑——因为已经算过了帐，在中外科技人才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存在极大差距的情况下，大派留学生等于给发达国输送人才。但是孙先生带领的这几位经济学家，考察了美国东西两岸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后，却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要是收缩留学生政策，中国与最前沿科研水平的信息通道就被收窄了，因此即使中国人才留在发达国家工作，对国内发展科技也是有利的。从长远看，只要中国的经济、产业和科研机会增加了，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服务。因此孙先生主持给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从长计议，甚至在一个阶段里不怕“把人才储备于国外”，也要坚持开放的留学生政策。
回头看，这个主张不但用了脑，而且用脑到了位，因为打算盘有多种打法，算大帐不同于算小帐。现在的留学生当然也没有个个都回国，但学成回国的，特别是在国外事业有成后回国服务的，蔚然成为潮流和风气。就是留在国外工作的，也扩大了国人的视野和接触国际机会的信息通道，对中国的发展大有帮助。更重要的是，“人才”不是一个固定的存量，出去一个就绝对减少一个。前人学有所成——包括在国外有个好前程——会激励后人更努力地学习，涌现更多的人才。加到一起，当时坚持开放的留学生政策是正确的。倒是那些“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高调指控，不但用脑不到位，而且也谈不到用心良苦——一个坚持封闭的国家，怎么可能真正科技强大？
类似的辩论，多不胜数。我的看法，学经济难就难在不容易做到把情感的因素尽可能地放在一边，比较客观地看世界。不是说不要情感、不要价值观、不讲是非，但是一定要把情感、愿望与事情本身的规律和结果，冷静地分开来处理。建设国家当然需要人才，看到中国留学生为发达国家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工作，当然不免心里有点“那个”。但是我们必须问，究竟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究竟有没有一条路，任什么亏也不吃，就顺顺当当把一个百年以来积弱积贫的国家，一口气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自然科学家，他们少有这样的困扰。推断地震的发生条件，一般不会被人怀疑“喜欢地震”，正如研究艾滋病，通常不会被怀疑“究竟拿了艾滋病毒多少好处”。研究人在社会里的行为，麻烦从来就比较大。用脑得出的见解和判断，要经受情感甚至情绪的蹂躏和审判。不问青红皂白的“愤青”倒也罢了，可是居然还有“愤老”。有什么办法呢？慢慢来吧。

周其仁写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