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丨周其仁：大城市收入为什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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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丨周其仁：大城市收入为什么高？

周其仁新三届 2019-06-06

学者档案

【周其仁小传】

　　1968年：周其仁去黑龙江插队，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1969年~1978年：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傅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父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

　　1978年：周其仁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他参加各种读书活动，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在一次读书会上，他听到了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的消息。

　　1981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其仁参与其中。这之后，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拨一点调查经费”给研究组，周其仁和小伙伴们便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研究。

　　1982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取代国家农委，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办公，杜润生任主任。往后七年，“九号院”成为了农研室的代称。周其仁不曾在九号院办公，但研究调查工作由“九号院”直接领导，“所以，从大学毕业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

1990年：经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介绍，周其仁到芝大经济系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约翰逊是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周其仁认为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1996年：周其仁结束留学之路，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不久即去“接地气”，参加了一项从黄河饮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历时三年。

1997年~2001年：周其仁带领学生对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电信业市场，组织了系列调查研究，开展有关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成为其调查研究对象，考察了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

原题

大城市收入为什么高？

作者：周其仁

我国现在的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体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一点，世界水平是50％，中国是52％～53％。拿中国自己的情况看，已经取得很大进步。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18％，所以这几十年的进步很明显。

但也要看到，我国城镇化率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仍然不相适应。在中国GDP的结构中，现在农业只占10％，可是户籍还在农村的人口，要占到总人口的65％。想想看，如果65％的人口只占总国民收入的10％，只创造10％的产出，那国民经济的失衡将非常严重。

幸亏人口和劳力已经可以流动，所以户籍在农村但常年（6个月以上）在城镇谋生的人口要占到总人口的47％～48％。不过，常住在农村的人口还是超过50％。也幸亏今天常住农村人，其实并不全部以农业为生，而是通勤模式，白天去附近城镇工作，晚上回村里住。譬如常住上海郊区的很多人，其实是每天或每周到昆山、苏州、上海市区上班。不过除了这部分在城镇工作却居住在农村的人，常住农村又主要以农业为生的人口，仍然有20％～30％。

这样来看城乡收入，就理解为什么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还要高出两倍以上。问题在结构，源自占20％以上的人口只提供10％的产出。讲到底，还是以农为生的劳力偏多。另外，常住农村却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并不是很经济的配置，因为这些经济活动不同于农业，非靠近农地、非散居不可。工商服务业，可以也应该在空间上集聚，汇拢需求，刺激分工。

相差两倍以上的城乡居民收入差，也是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人往高处走，总要向着可能获得较高收入的地方移动。从趋势看，通过重新配置人口劳力在城乡的布局，可以持续释放我国经济的潜能。这是一个对基本趋势的判断。

简单回顾这个趋势的由来，不难看到改革是决定性的。1978年仅仅有18％的城市化率，甚至比1959年还低。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从城市向农村反向转移劳力。知青上山下乡当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特別是体验到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

但对发展国民经济来说，恐怕没有多大好处，因为那等于是把人口从高生产率部门移向低生产率部门，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而被拖累。改革打开了城乡之门。过去农家孩子除了考上大学和当兵，是没机会进城的。当兵也必须当上军官，否则农村来的战士还得回农村去。改革首先允许农村人口进城镇。

其次，劳力在城市之间也可以流动。闯深圳、闯海南，包括“北漂”，不少人来自其他城市。粮食过去靠配额，所以最早允许农民进城，在1983年中央“1号文件”里专门写上一句，“要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这个限制后来通过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市场化解开了。

再就是住宅，允许出租，很多地方还可以买卖。这就帮助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先有地方立脚，再慢慢融入城市。这些都是改革给国民创造的机会，基本逻辑是用法律保障公民寻找更高收入机会的自由。

经验证明，只要增加了经济自由，城市化进展就加快。因为城市集聚带来较高的收入，会吸引更多人向城镇移动与集聚。现在每年春运几十亿人次上路，应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纪录。问题是，老是这么流动下去吗？一到春节，北京、上海和大城市就空了，小城镇乡村就热闹起来。过了正月十五，再来一个大换位。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一直就这么过下去？看起来不会的。人口流动里已经出现了集聚现象，好像水流过后，沙石会沉淀下来。那我们就有兴趣关注，流动中的人有多少会“沉淀”下来，他们更有可能会沉淀到哪里去？

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近79％的流动人口到东部地区，其中80％在大中城市，44.1％在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和四大直辖市。看10年间的变动数据，北京、上海、天津常住人口増长了37％～40％，而同期全国平均常住城镇人口的増长只有5.8％。这说明大城市更具有“招人”的吸引力。全中国一起算，65％的流动人口被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吸收，29％被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吸收。同时，数以千计的县、县级市或地级市，常住人口绝对减少，人口净流出。流到哪里去了？到另外一些城镇去了。

上述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该如何理解？我认为最简明的动力机制就是收入差。为什么大城市“招人”？讲到底，还是去大城市能挣到较高的收入。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三倍左右，但如果拿大都市与落后省区的农村相比，收入差更大。警如上海与贵州比，上海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贵州农村居民收入的8.8倍。差那么多，还不来？过去不让来，开放后太老的想来也来不了，但农村年轻人可以来啊。上海生活指数高，贵州农村生活指数低，但即便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农村劳力进入大城市的净收入水平，还是大大提高。没有这一条，招呼人家背井离乡来城市，怕是做不到的。

大城市收入为什么高？第一原因是人口集聚、需求汇拢带来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大家看城市分工细，农村分工粗。你到了村里一般看不到有人卖早点，农村人不吃早饭吗？不是，但要自家做，因为村庄规模小，分工分不出一个早餐业来一一只有那么几个人买早点，谁卖谁赔本。到了城市，早点就是大产业。是人口集聚细化分工，而分工细化是生产率提升之源。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讲明白了的道理，到今天，在我们这里也管用。

城乡收入之差，本质上就是生产率之差。在此之上，还要加上资源再分配格局，进一步拉开城乡距离。人们议论很多的几件事，好学校、好医院、好的文化设施等，哪里多？大城市多。这里当然有分配方面的城市偏向。不过也要容我讲一句，全国最好的医生放在哪里比较合适？放在偏远乡村，还是北京上海？不怕挨板砖，我认为还是放在北京、上海比较合适。理由是那里交通便利，全国医患者有需要到那里找，比较方便。放在偏远农村，全国患者都受损。当然好医生多多为善，真多得不得了的时候，城乡配置无差异当然很理想。

不过，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在城乡收入差还显著存在的情况下，允许人们对一时挥之不去的收入差做出积极反应，还是一条收缩城乡收入差的可取路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允许收入较低的农村劳力，到收入较高的城市务工经商，并逐步融入城市，也成为城里人。如此假以时日，农村减少人口分母，城市増加收入分子，渐行渐近消除过于夸张的城乡收入差，是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问题是，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但妨碍人口、劳力、资源在城乡之间按经济规律流动的摩擦系数还是太高。最大的问题，是城乡居民的财产权利，尚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知道，城市居民拥有的房屋是可以转手买卖的，于是城市居民或多或少拥有分享城市用地増值的机会。城市居民的房屋可以用于抵押，便于得到金融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房屋、土地既不能合法流转，也不能普遍获得抵押。中央政策早就说要増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农村居民财产换手的法律障碍未除，财产性收入又从何谈起？

城乡间收入差距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过大。不少城市居民与生俱来可以享受的公共服务，农村居民一辈子望尘莫及。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解決问题。但久拖不决，高速增长几十年还不把这个题目提上日程，转向主要靠内需的增长就是一句空话。现在也有变化的苗头，一方面部分农村居民移入城市，享受城里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那些人口大量外移的村子，经合理的集中居住，尽力扩大农村社区的集聚规模，也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过更根本的是还需要统筹城乡的财税体制改革，否则所谓“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是无米之炊。

总之，在城市化这个大题目里，必定包含进一步改革的诸多内容。从我自己接触过的研究来看，以下三大领域的深化改革无可回避。

第一是土地制度。现状是三个圈：第一圈是农业用地，过去集体所有、集体耕种，包产到户以后明确了家庭经营承包权，从政策到法律都有了比较完整的一套，余留一个“小尾巴＂，就是要不要随农家人口变动而调整农地承包的数量？悖论在于，如果随人口变化调土地，“长期不变、长久不变”就没有真正落地。不随人口变化调地不少人觉得不公平。解决方向是以确权保障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加大农地流转，终结把人口作为再分配土地筹码的过时体制。让市场准则和市场机制在农地获得、使用、经营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圈是城市用地，原来是无偿划拨，现在已经改为市场竞价的新体制。但要继续解決行政垄断独家供地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方向是让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特别是如何形成跨行政区的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其中，城市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年期设计，要与将推行的房产税制度相匹配。城市用地的二手市场，伴随都市更新的进展要加快发育。

第三圈问题最大，就是原来城市很小，城郊、城外都是农村土地，但随着城市扩大，这部分本来属于农村农民的土地，究竟通过什么体制纳入城市用地的范畴？现状是一律用征地制度。本来宪法里限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用农村土地”，但实际情况是大量商业用途的土地也靠征地办法解決。

在这方面发生大量冲突和群体事件，而征地的社会成本也水涨船高，难以维系。下一步改革，还是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部署，逐步收缩征地范围，逐步允许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第二是城乡公共服务。原则上没有人反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因为要反对也说不出口，城里人、乡下人这样的二元体制，总该在这代人手里结束。但是真正要改，牵扯的既得利益又委实不小。

光是开启异地高考，沖突就很大。因为历史原因，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小地方和农村人的机会空间就很小，想考北京、上海的好学校难度很大。当年我是从黑龙江省考到北京来的，来后才发现北京考生的录取分数比外地的低。那怎么有平等可言？

另外义务教育，财政负担是地方化的，安徽管安徽的孩子上学，贵州管贵州的。地方财力强弱有别，义务教育的水准差別也不小。所有这些问题怎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加以解決？把各地城乡之间差別很大的公共服务，调成一个大体相当、可接受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事关全体国民对国家的一致认同，因而是一场重大的现代化革命。

第三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传统上中国拥有管理农业文明版图的长期经验，历史上的城市主要是行政网络的节点。到了现代，因工业商业而起的城市越来越多，但城市管理体制依然是高度行政化的，或者说由行政主导。

到今天我们城市还讲行政级别，究竟是县级、地级还是省会级或直辖市级，一律由政府审批決定，不完全考虑城市所集聚的能量，更不考虑城市对其他地方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现在很大的一个实际问题，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过了50％，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满拧的现象：凡是人们乐意进入的城市，大都觉得承载力不堪负担，要求管控人口流入。

但同时存在为数不少的“空城”甚至“鬼城”，房子盖了一大堆，基础设施也挺像样，就是不“招人”、无人气！这构成双重的资源浪费。问题症结在于，城市所穿的行政外套，与流动的人口和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优化配置，有不小的矛盾。如果要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作用，那么有必要追问一下，这里是不是也包括城乡空间资源的配置呢？如果也包括，那么，我们的城市管理体制就要大改。

周其仁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