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家丨蔡昉：中国奇迹岂是“意外结果”？

2018-02-24 蔡昉新三届

老编的话：智者熟虑深思，公号解读分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蔡昉，江西萍乡人，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5年和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著述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与林毅夫、李周合作）《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经济改革》（与卡特、钟甫宁合作）《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竞争、政策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与林毅夫、李周合作）《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迁移障碍、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

原题

中国奇迹岂是“意外结果”

——剖析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三种误读

提要

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高度赞誉中国奇迹。然而，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成就进行解释，话语权却常常不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里，国际上存在许多错误的解读，甚至从经济理论上唱衰中国。不认清这些，就不利于我们真正找准中国实践的国情特色，也不利于我们真正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更好认识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指导未来的改革，把中国故事转化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外经济学家的三种误读

过去这些年来，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在理论上对中国经验的解说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这三种都是误读，但却被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所引用，或多或少还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第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观点。他指出，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其含义就是尽管你并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结果靠瞎碰无意中达到了那个目标。说得通俗一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观点，很多经济学家还在引用，认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证，中国取得的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结果。

第二是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钱纳里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并进行改革，消除制度弊端，即便不存在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加速发展。这句话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过去实现的高速发展，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如果“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那这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从何而来?这就为下面的观点留下了伏笔。

第三是我概括的“克鲁格曼-扬诅咒”。保罗·克鲁格曼和埃尔文·扬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唱衰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两人都是严肃的学者，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很高，而且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逻辑是，当不知道特定经济体和特定时期的经济源泉是什么的时候，经济学家承认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认为这仅仅是因消除制度弊端导致的，只是经济增长回归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次性效应，很难有持久的高速经济增长。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报告，称东亚经济模式及其导致的高速增长为“东亚奇迹”，引发了“克鲁格曼—扬诅咒”。从20世纪90年代起，克鲁格曼、扬等经济学家就开始批评东亚发展模式，认为东亚所谓四小虎只不过是纸老虎，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持续。1994年，我和林毅夫、李周写了《中国的奇迹》一书。接下来，他们又转向批评中国，认为中国也会像四小虎一样，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成就体现了中国智慧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我看来，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过去占主流的经济理论，不管声称自己属于哪个学派，依据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这个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投入必然遭遇报酬递减。即便有资本积累可以给一个国家提供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根据有些人的测算，可能要花一两百年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这个观点其实很悲观，意味着后起国家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回顾中国发展，过去近40年实际GDP总量增长29倍，人均GDP增长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我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从数据上看，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的数量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两组人口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期间形成剪刀差状。正好在我们的人口变得越来越有生产性、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低的期间，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这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意味深长。

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贡献因素主要是: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4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达到9.7%，对这个增长做具体的构成分析，可以发现最大的贡献部分是资本积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认为，包括克鲁格曼和扬主要看到的也是资本积累的作用。经济增长需要要素的投入，自然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入。

实际上，资本积累本身也体现着人口红利的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人口结构特征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撑。为什么？第一，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可以使剩余得到储蓄、积累，进而变成投资。第二，资本投资需要回报率来维持，而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刚好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资本的投资也不会因为扩大而出现报酬递减。事实也证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有这两点做支撑，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劳动力供给充足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首先当然是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不仅如此，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即数量上不断有新生劳动力成长且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增量，可以不断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也因人口红利得到了改善。

伴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还有生产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这些年中，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明显的提高。1978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共提高16.7倍，其中5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4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率原则发生流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这充要条件的完美结合，绝非什么“意外结果”，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

原载《北京日报》2018年0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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