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健，1970年从上海去江西插队农耕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上海师范大学。现为同济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创新教指委秘书长、上海市新闻传播学学科组成员、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独创优势富集效应理论，主要著作有《让思想冲破牢笼》《非常规思维的力量》《超越性思维》《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以及《王者的智慧》等。
网络暴力：群体盲思和群体极化
——兼评雷雷号召殴打方方事件
作者：王健
原载微信公号王健说一句
摘要：雷雷号召全国武林人士用拳头惩罚方方，就是一个极端偏离的网络暴力事件，这应该也是网络社会学一个最新鲜的案例……
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微信的低成本应用，人类集散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情绪密度开始达到了集体行动的临界，每一个半躺在自家沙发上的个体可以被瞬时连接成具有“广场”意义的意见主体，其数量甚至可以达到百万、千万级，这时候，一个新的巨大的“生命”就产生了。
这是一个集体生命，它跟单个生命的体征不同，就像一个蚂蚁只是一个蚂蚁，但千百个蚂蚁密集在一起，当它们缓慢移动时，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级别的“活的生命体”。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行为艺术，把将近百万个蚂蚁放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里展出，人们惊讶地看到，一个庞大的黑糊糊的不规则“生物”在某种诱惑的引导下缓慢运动着，实际上是用包裹着糖料的不断变化着的物体作为诱饵引导蚂蚁，制造出百万蚁群一起追逐、叠加、蠕动的令人惊愕的艺术效果。这看上去更像是人类的故事，有时候一本书，甚至一碗粥，也会让舆情掀起惊涛骇浪，慷概激昂的背后，具有了广场政治的群体行动特征，一个小小的扰动都可能掀起一波巨浪。比如张文宏说喝粥不如喝牛奶营养，这有什么错吗？但一个拥有百万级粉丝的大v立刻发难，对张文宏的“不要吃粥”大做文章。硬是给张文宏医生扣上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接下来又陆续有所谓“知名大v”接连呼应，瞬时就有了33万响应者跟贴排队、呼号蠕动。下图是主流媒体《新民晚报》对“崇洋媚外论”的驳斥：甚至连《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了，愤慨出面谴责，可见这波“崇洋媚外论”的群体声势不可忽略。
可见，无理性的群体运动天然地具有溢出边界的激昂动力。
这是贾尼斯(Irving Janis) 1982年创造的术语(group think)，他在研究肯尼迪处理古巴猪湾失败事件时，发现肯尼迪决策圈的群体由于过于迷信权威和从众倾向，导致反对意见被压抑，最终让肯尼迪说出了一句令整个美国大吃一惊的话“我们当初怎么会如此愚蠢呢？”说明一旦陷入群体意见和情绪的一致性之中，盲思就出现了。其实，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应该是珍珠港事件，可能正是由于日本军部一帮歇斯底里的好战分子高度密集在一起，互相恶性影响，终于导致群体盲思形成，最后竟然毫无征兆地不惜一切代价将整个日本捆绑并一头撞死在珍珠港，集体创作了堪称人类战争史上最完美的自杀行为艺术。 成全了罗斯福在国会动员时说的那句话：“关键不是谁开第一枪，而是谁开最后一枪”。
群体盲思本质上就是一种群体失智，特别在大规模群体行动中更容易形成，因为它很容易满足如下基础要件：
最重要的是，在群体行动中，需要的是情绪，而不是思考，就像蚂蚁不是根据思考来行动，而是根据气味来行动。单个的人可以是理性的，但无数理性人集合成的群体却可能是非理性的，就像德国洪堡大学的某个学生应该是理性的，可一旦他穿上党卫军服，在街上殴打犹太人时就变成了魔鬼。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非理性生命的一部分。正如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一书里说的：“任何事物的集合体，不论是原子还是人，都会呈现出单凭观察其组成部分而根本无法预测到的复杂行为......”一个群体的主导倾向不断得到加强的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ng），群体极化的后果常常伴随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的频发，也就是说，在群体无理性运动的前锋，那些冲动阈值比较低的个体（即比较容易唤起冲动的个体）会用自己的过激行为依次唤醒不同冲动值的人，导致运动出现失序和疯狂，当一种情绪被激发后，群体中互相震荡的激情会迅速传导。比如下图：一般而言，人群中每个人的冲动阈值（或者叫燃点）不同，比如从1到100，即便“燃点1”的人出格了，但如果燃点2、3、4、5的人不在现场，燃点18的人就不容易被点燃，但群体只要达到足够的规模，整个燃点序列就可能被填补和满足，当燃点1到100都在现场时，极端的行为就会被依次点燃，最后出现愈演愈烈极化现象，从而导致非理性失控。在疯狂的群体行动中，从砸车到砸人，有时仅一步之遥。毕竟，在那些极端的行动者看来，他的行为只是意见一致的群体行动的组成部分，似乎天然具有免责条款的庇护。
群体极化的更严重后果，就是出现去个性化幻觉，那些自杀式恐怖制造者就具有了这一特征。社会学在研究911自杀人格时，发现他们的行为就是群体极化的结果，一群想法一致的人长期互相影响。心理学家麦考利和西格尔（McCauley & Segal）认为，恐怖主义思想不是突然间产生的，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产生于一群由于不平等感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当中，由于这些人没有接触到其他良性影响，就在封闭的情绪空间中发酵并逐渐走向极端。恐怖主义研究者梅诺里（Merari）坚定地说：“没有一起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是由个人突发奇想而产生的”。正是在极端偏执和单一的舆论环境中，有些人会产生去个性化幻觉，从而愿意用个体的英雄主义牺牲来换取群体的非理性认同。
互联网时代，人类既可以轻松地躺在床上，又可以随时蜂拥到信息高速公路上，一个宽广无边的群体行动开始了。一篇普通的日记，可以被成百万数千万人连夜阅看，忽然间，一个普通的女性又可能被海啸般地倒灌，意见的掀起和倒戈竟然可以在转瞬之间实现，这是一个人类不熟悉的世界。但它已经扑面而来。值得关注的是，群体盲思和群体极化现象有可能在网络时代出现新的变异，那些没有底线的1号燃点人群也许会借助洪峰般的意见浪潮，展开网络暴力攻击，甚至传播恐怖主义的病毒。雷雷号召全国武林人士用拳头惩罚方方就是一个极端偏离的网络暴力事件，这应该也是网络社会学一个最新鲜的案例：
一切理性的人们，一切严肃的人们，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也不论你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我们都应该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谴责这种疯狂的、对人类基本文明的暴力挑衅。因为，人类正处在网络时代的伟大历史开端，我们正处在天堂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美国科学院院士刘易斯·托马斯曾经在著名的《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中的一段话，也许特别值得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留意：“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好像有趋同性，一旦出现什么蛛丝马迹，人们的脖子后的感受器就立即颤动起来，一群能动的头脑便汇集一处，如群鸦噪起，迎风飞去，团团围住信息的来源，这是一种智力的浸润，是一种炎症。”
延伸阅读
被徐晓冬打得满地找牙的雷雷，再次论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