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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辉
问题的提出 1979年春天，巴金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我曾见到一份巴金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作家严文井的交代材料，虽因价格太贵没有买下原件，但我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巴金当年的情况了解一二。 这份交代为两页信纸，约八百字。标题为“材料”，另在抬头写着“关于严文井”。交代写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严文井是儿童文学作家，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这份交代显然是严文井的“文革”档案中的一部分，似是由中国作协流失而出。可以断定这是当年外调严文井情况时，造反派组织特地派人到上海逼迫巴金所写。 巴金在这份交代中，主要谈他所了解的严文井在外事工作中的情况。不过，从字里行间看，巴金虽然免不了用“政治标准”、用“主席思想”来衡量严文井外事工作中的“错误”，但他的言词并不激烈，没有“无限上纲”，更没有恶意诬陷与诽谤。相反，我觉得，在造反派逼迫下不得不写交代时，他仍显得比较冷静，有一定的分寸把握。从内容看，他所交代的基本上是一些政治色彩并不严重、也“无伤大雅”的事情。应该说，在革命风暴中，这样的交代并不会给当事人增加多少新的罪责。
1968年的大批判专辑，封面为批斗巴金的电视现场图片 但，即便如此，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巴金对当代史的重要贡献之一。
1950年代巴金、萧珊和儿女们 永远的梦，永远的痛 尽管“文革博物馆”的建立遥遥无期，甚至招致不同人的误解与批评，但对于巴金，这却是他晚年生命中从未淡忘的主题之一。 永远的梦，永远的痛。 巴金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在干校期间，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 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诵“最高指示”。 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1987年10月8日，巴金重返成都故里 1997年，我到杭州去看望在那里疗养的巴金。我发现，尽管九十三岁已过，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他能敏锐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我将讨论会的情况向巴金做了介绍。自1989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气氛越来越活跃，宣讲论文、讨论、甚至辩论，真正开始了一种学术与心灵的交流。听了这些介绍，巴金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讲这句话。我理解，正如他这些年反复强调的“讲真话”一样，他也希望对他的研究，立足于实事求是，不切实际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谈话中，我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写的交代。巴金的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我便说，应该整理出来。的确，巴老一直为建立“文革”博物馆而疾呼，他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我想，类似于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我对巴老说：“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他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思维的敏捷顿时表现出来。我又说：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之后，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还是说，等他死之后再发表。我说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我和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他说：“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去问他，他还是执意不允。他说我：“你性子怎么这么急？”我笑笑，说：“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时候你急起来可比我急得多。”他说：“下次你来再说吧!“ 谁料想，随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
巴金与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甚至美化“文革”发起者的历史错误与罪责。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 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1980年代巴金接受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勋章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 草婴先生担任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在香港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很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出版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一位方女士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图录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下来，但说话已极其困难。因此，与方女士的见面，就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摘自李辉著《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延伸阅读 巴金《随想录》： 纸上“文革”博物馆
2003年11月9日晚，《凤凰周刊》记者电话采访巴金女儿李小林。李小林现在是《收获》杂志副主编，每天都要到医院去看望父亲。 记者：您觉得巴老建“文革”博物馆的心愿还能实现吗？ 李小林：很难说了。他是看不到了。他说他的《随想录》就是他自己建造的一座“文革”博物馆。 《随想录》写于1978年底，终于1986年8月。共5卷42万字。 传记作家李辉认为：“《随想录》贯穿的是对‘文革’的反思，这是它的主线。”李辉认为，《随想录》的贡献，是巴金提出两个重要命题：一是他第一个提出“文革”是整个人类的灾难，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二是他第一个提出我们每个人对“文革”都有责任，也都有对“文革”反思的责任。 李辉认为，与巴金同时复出的一些中年作家，包括经历“反右”的作家，他们对“文革”的反思，还没有达到巴金的程度。他们很多人仅仅停留在讲自己的冤案，没有超越一个人的恩怨去谈一个民族的事情和知识分子整个阶层的问题。而巴金做到了。 李辉认为，与巴金年龄相差不大的老作家里，冰心晚年的文章也对“文革”有过批判，但反思不系统。萧乾对“文革”进行批判，但不像巴金那样，把自己放进去。巴金把对“文革”的反思与自我解剖紧紧联系在一起。 李辉说：“只有巴金用《随想录》奠定了对‘文革’反思的一个丰碑，而别的人没有做到。”
文坛泰斗巴金（1904年-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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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凤凰周刊》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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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丨“文革博物馆”：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原题
“文革博物馆”：
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1980年代，李辉与陈思和看望巴金
巴金《随想录》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晚年写作《随想录》时的巴金
1923年巴金出四川前的合影。前排为继母、弟弟李济生、后排是年长的几位弟兄。从左至右依次为：李采臣、李尧枚、李尧林、李尧棠（巴金）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晚年巴金瞻仰鲁迅雕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文革博物馆图片集
线装本《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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