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原题
从来佩服杨绛的文字,含蓄,典雅,韵味无穷。但也有朋友对她叙述往事的不露声色,乃至过于冷静和哀而不怨,感到不满足。一位朋友读过小说《洗澡》后说:怎么能把精神的痛苦写得那样冷漠?他说他不理解,也不喜欢。我想,这也许是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的缘故。不管怎样,作为艺术家的杨绛,的确达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超人境界。正像她和钱锺书刻意追求一种别人做不到的“大隐隐于市”的境界一样。
写《我们仨》的杨绛有了变化。毕竟是写家事,写家人情感,过去追求冷静、节制境界的杨绛,此时笔端的情感色彩浓烈了许多也在情理之中。再翻开她写于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仔细品味,发现说她过于冷静也许是误读。记别、记劳、记闲、记情、记幸、记妄,虽非横眉冷对,或者痛心疾首,但不露声色的叙述过程中,一直贯穿着苍凉、悲悯、感伤。
二〇〇四年春节之前,属猴的我应白岩松所邀,去录制一个谈猴年的节目。李谷一、我、白岩松、金铭,我们四代猴相聚各自谈自己的故事。岩松问到,一九六八年猴年的大事时,我脱口而出: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来又想,其实我只说对了一半,那一年还开始另一件大事:五七干校。从这一年年底开始,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要离开城市下放到农村的“五七干校”,开始真正务农生活,这一大迁徙一九六九年达到高潮。
杨绛和钱锺书都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杨绛在外文所,钱锺书在文学所。文学所先行下放,全所定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发,但钱锺书被列入先遣队,提前在十一日动身。杨绛到火车站为钱锺书送行,在现场她还看到了年过七旬的红学家俞平伯 :“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队,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从杨绛的叙述中知道,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干校先是到河南的罗山县,因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一个多月,干校又搬到息县的东岳公社。很巧,我收集到一些关于这所干校的材料,其中有一份为干校一年的总结,题为《继续革命,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乘胜前进!》总结为油印件,署名为“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时间为“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四日”。
“总结”写道:“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筹建学部五七干校,到今年八月上旬,学员先后分四批到达干校,共一千八百五十八人(不包括家属和知识青年)。……到了息县,干校的校址只是八千亩平川,其余一无所有……”
在这份“总结”中,我又看到了俞平伯的名字——在干校的“批判对象”之列:“……诸如俞平伯宣扬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红楼梦研究》,罗尔纲鼓吹叛徒哲学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孙冶方宣扬“利润挂帅”的反革命经济理论,在全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
遥望当年,息县茫茫原野上七旬老人俞平伯潦倒无奈的身影。
认识一位郑州朋友,当年是知青,下放在与东岳公社相邻的岗李店公社。他和几个知青到镇上赶集,见到一位老头不时俯身讨价还价。知青们知道他是干校的,每次来镇上都会买一只鸡。他们顿生恶作剧念头。找到卖鸡的老乡:“那个老头有钱,等他来买时你必须卖十块钱一只。不然,我们揍你。”老乡无奈,只得照办。老头走来,一番讨价还价,自以为便宜了一些,成交,殊不知多花了冤枉钱。
老头见到知青,请他们吸烟:“知青朋友,你们抽烟吗?”烟盒抽出一半,不等知青回答,又赶紧放了回去。
朋友后来知道了,这个老头就是俞平伯。“我们那时真不懂事!”讲完故事,无限感慨。
美轮美奂的俞平伯诗集
成为红学家之前俞平伯是诗人。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出版过一本诗集《忆》。诗集均为手书影印,丰子恺插图,朱自清书跋,俞平伯自书,精致可爱之极。扉页上写有这么一句:“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徜徉在息县集市上,七十岁的老人想必不会再寻觅遥远的童心。九十年代初,我去看望文艺部的前辈夏宗禹先生,他将这本书重新出版线装本,一看,非常喜欢,买了好多本。正好去瑞典访问,便带去作为礼物送给马悦然、林西莉等几位汉学家,他们翻看,同样赞不绝口。
二十几岁的俞平伯,在《忆》中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低首在没奈何的光景下,这便是没奈何中底可奈何。”大约半个世纪后,他哪里想到,真的又一次低头走进了“没奈何的光景下”。
1979年文代会上,俞平伯与五十年代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在一起
蓝翎(右)与从维熙在一起。这应是我拍摄的最后一张蓝翎照片
一九八七年,我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主任蓝翎先生,恰好是五十年代批判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我们办公室相邻,常常一起聊天。八十年代的蓝翎,以杂文著称,文字犀利,思想深刻。他为人坦诚直率,勇于解剖自己,从不媚上,有一代文人的风骨。“文革”之后,被打成右派的他重新回到报社,与当年的批判对象俞平伯来往颇多,他的办公室永远干干净净,墙上悬挂的是俞平伯为他题写的条幅,遗憾当时没有想到拍张照片。
一九八九年后,蓝翎很快被免除职务。退休之后,我找到他,建议他写写“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来龙去脉。后来他完成《龙卷风》一书,列入我主编的河南人民出版社“沧桑”文丛中出版。计划中,他还将再续写回忆录,谁料想,二〇〇五年只有七十四岁的他,因病去世,令人惋惜,再也不能听他讲述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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