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周艾若谈父亲周扬：他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最后以身殉异化

新三届 20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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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摇荡的秋千》书影

作者前记：

1988年完成《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之后，曾一度想写一本《周扬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传记虽未进行，但周扬一直在我的关注视野，谈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他是无法越过的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

1990年代初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感》一文，之后，四处寻访与周扬相关的人物，请他们谈周扬，试图借不同人的叙说呈现一个复杂的周扬，寻访人物包括夏衍、张光年、贺敬之、华君武、龚育之、王元化、袁鹰、梅志、曾卓、贾植芳、陈明等数十人，后结集为《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由海天出版社1998年出版。

在这些访谈对象中，周扬与原配夫人的两个儿子周艾若、周迈的回忆，实为难得。

老编的话：今年是周扬去世30周年，小号将分期转载李辉的三篇文章，对周扬其人做一番多方位叙事。

周扬之子周艾若

原题

对话周艾若：我的父亲周扬

作者：李辉

对话时间：1996年11月27日

周艾若——周扬长子（以下简称周）

李辉——（以下简称李）

青少年时期的周扬

李：这几年我陆续找了一些与周扬同时期的人谈周扬。作为家人，你还是第一位。我希望你能放开谈，尽量讲得详细一些。这样，可以帮助我和人们了解家庭生活方面的周扬。

周：父亲小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老生病，童年时常见蚊帐外面有鬼，祖母担心他活不下来。祖母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父亲是老三，还有一个哥哥。那时我们姓周的家族里有一家没有儿子，族里开会，决定要把父亲过继到那一家去。祖母非常心疼父亲，不忍心让他走，就天天哭得很伤心。看到这个样子，族里就改变主意，让另外一家的孩子过继过去。晚年父亲在医院里告诉我这件事，还这样说：“如果过继了，我后来就可能走另外一条路，整个人生肯定就不一样了。”

1948年周扬出版《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右为另外一个版本

左：1949年4月周扬编选《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右：1952年周扬出版的专著

李：听说你们周家在当地还是官宦人家。

周：不是官宦人家。但那一带周家从益阳城到乡下三十多里不走别姓的路。不过我们这一支到祖父辈就穷下来了。我母亲娘家吴家才是官宦人家。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在县城还有一个公馆。老外祖父三次见过皇帝，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人称吴军门，好像还是一品官，相当于军区司令之类的职务。母亲便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她是外婆的掌上明珠。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老婆，扬州人，她娘家也姓周，听母亲讲，外婆选择父亲做女婿，与他姓周也有关系。

李：你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家里的包办婚姻，还是他们自由恋爱的？

周：应该说是自由恋爱的。吴家和周家是邻居，吴家的境况要好得多。外公在家里办一个私塾，给孩子们请了私塾先生，邻居家里的孩子也来上学。所以说，父亲和母亲从小就认识。婚后母亲陪父亲上中学，外祖母很喜欢父亲。

罗银胜著《周扬传》

李：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周：15 岁那年。母亲和父亲同岁，还比父亲大几个月。结婚后，很快就生了一个女儿，但两三岁夭折了。我就算是老大了。父亲结婚之前，在长沙念中学时，由我外祖母的弟弟即我舅爷爷陪读。结婚后，母亲就跟着一起去陪读。不过，父亲念书没有正经一年年地往下念，而是跳着念，中学没念完就考武汉的一所大学。一起考大学的同学林柏森很有学问，但结果没考上，父亲反倒考上了。父亲回忆说，当时他去看榜时，担心自己考不上，就从后面往前看。后面看了一半还没有他的名字，他心里直打鼓，心想肯定落选了。没想到，他的名字排在第一。结果喜出望外。

延安时期的周扬

“文革”中批判讽刺周扬的漫画

1960年左右田汉亲笔抄写与周扬谈话记录原件

田汉赋诗赠周扬

李：他到上海念大学是哪一年？

周：因为林柏森没有考上，他也没有去上这个大学。后来到上海进了大夏大学。可能是1928 年，也就念了一年吧。

李：你是哪年出生的？

周：我是1927 年在家乡湖南益阳出生的。那一年父母正好20 岁。现在的资料，都说他是1908 年生，实际是1907 年生。父母同年，都是丁未，我是丁卯，相差整二十。祖母、母亲、姑母都记得很牢。家乡的族谱也可为证。我看这也应当求实。

李：你父亲当时从日本回到上海了？我看材料，你父亲是1928 年大夏大学毕业，当年冬天到日本留学，1930 年回到上海。你和母亲到上海，是不是应该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

周：这个还得查一查。

父亲和母亲

李：能否简单谈谈你母亲的情况？

周：母亲念旧书，有传统的道德观，依靠父亲，信任父亲，支持他的一切工作。母亲很善良，通情达理。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家乡的女县长受到国民党通缉，便带着妹妹一起逃到上海找父亲。父亲和母亲商量，就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父亲和女县长假扮夫妻。大概住了二十多天，她们才走。这两姐妹，姐姐后来出国了，现在可能还活着。父亲晚年病重住院时，她的子女到中国来还代表他们的母亲到医院看过我父亲。

李：我听说当时你父亲参加地下工作，经济上还指望你母亲接济。

周：是的。主要是母亲的娘家帮助。每年父亲和母亲都要带我们回湖南一次。一是外祖母非常想念我们，感情上需要；另外是经济上的需要。每次回去，外祖母都要给母亲一些珠宝银元，这些珠宝差不多都花在父亲的地下工作上。可以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我还有点印象。还让我拍过一次电影，但我没有拍完。梅志阿姨（胡风夫人）对我说，她还记得我们一家当年的一些情况。

李：听梅志讲过，你母亲喜欢打麻将。

周：那时父亲在家里楼上经常开会，母亲她们就在下面打麻将望风，实际上起到作掩护的作用。

李：你母亲和娘家的人知道你父亲做些什么事情吗？

周：当然知道。母亲自己没参加具体革命工作，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次，形势很紧张，我表叔来说服父母撤走，他们不听，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珠宝全部卷走，想以此逼着他们走，但仍然没有说服他们。过了一个星期，就只好又把珠宝送回来。作为一个年轻文人，在当时生活中，追求真理，充满热情，很有意思。而我母亲紧相依傍，带着孩子，也不怕危险。

李：你母亲看来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性。对于她，好像没有什么介绍？

周：最近湖南有个作家在老家作了广泛细致的访问，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写我母亲的一生，可能要发表。人都是很渺小的。其实，谈到历史，应该是越真实越能说明问题。历史有一半真实就不错了。

李：我的确有同感。要想真实地反映一个历史人物的全貌，实际上难度太大。你父亲和母亲最后分开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

周：父亲带母亲和我们最后一次回湖南是在我8岁那年。

李：那就是1935年。

周：我已经记得一些事情。母亲怀了老三，就是现在在石家庄工作的三弟周岳。她每次生孩子时，外祖母就要求必须回到家乡生。我们回到湖南，孩子还没有生，父亲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现在来看，是因为他已经爱上了苏灵扬。

1949年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周扬速写

李：你母亲在上海见过苏灵扬吗？

周：见过。还见过她写给父亲的信。在上海帮父亲收拾衣服时，从口袋里发现过她的信。但是她信任父亲，并不担心别的事情。父亲离开时，说好第二年暑假来接我们，但一年推一年，一直没有来。后来到了延安，也有来信。他还寄书寄衣服。他那时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刚刚出版，也寄回来。但别的事情，一直瞒着母亲。后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书信全无。

李：你母亲什么时候才知道真情的？

周：一直到1941 年，母亲才偶然知道了父亲另外有了一个家。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好像是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里面最后提到一句说孩子在上幼儿园。母亲这才知道。人一下子倒下去了，从此一蹶不振。

李：这也难怪，从分手到知道这个消息，一共是六年。太突然了。她的精神支柱没有了。

周：对外祖母打击也很大，当年她就生病死了。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祖母抚养，她的死对母亲影响很大，可以说也是导致母亲很快去世的一个原因。我还记得，外祖母去世之后，母亲几乎每天都带着我们到坟地去哭，十几里路，她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趴在坟上哭。这种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母亲很快就病了。吴家这时已经变穷了，主要是舅舅做生意破产了。母亲的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加上心情恶劣，第二年她就去世了。1942年那一年，她只有35岁。她去世时的惨状，我永远忘不了。

李：母亲去世后，你们兄弟生活怎么解决？

周：我们成了孤儿。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由破产了的舅舅照顾，生活非常艰难。母亲对我说过：“你只要能教上小学，我就满意了。”我后来真的在家乡教书，可母亲已见不到了。

被批斗时的周扬

又见父亲

李：后来你怎么和父亲又取得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周：1945 年日本人快打到家门口，我就参加了青年军，投笔从戎，大家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参军后不到一年，也就十个月时间，日本人就投降了。青年军解散，大家退伍。但在退伍前，一律集体加入三青团。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历史问题。在青年军，我与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书信往来不断，并通过他和父亲联系上。第一封长信，厚厚一摞，我详细讲述母亲去世的经过，告诉他母亲是因思念而死。何其芳告诉过我，这封信交给了父亲，这下子我心里踏实了。

李：此后，你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周：是在南京。何其芳介绍我到南京找中共办事处。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说是可以安排机会到延安去。到南京后，我住在表哥胡有萼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外交官，后来，1949年领导巴黎领事馆起义。姓何的工作人员让我在家里等通知，因为那时国共在美国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进行谈判，每个星期有一架飞机飞往延安，如果有空位子，就可以带我去。一次来通知我，结果我不在，到郊外去玩去了，错过了。但下个星期，父亲就从北平到南京来了。

李：是不是准备到美国去讲学的那一次？

周：是的。他们一行三人受到邀请，后来内战爆发没有去成。他来看我的那天天气很热。我正在表哥家楼下院子里乘凉，只见一个人西服革履，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进来，问我胡有萼在不在。我一看就是父亲。虽然分别了十年，但模样我没有忘记。可能我变化大，从一个8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但他似乎也认出了我。看到他，我很激动。我们一起上楼，在楼梯拐角处，他突然转过身来拉着手问我：“是艾若吗？”我点头。他就介绍跟着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记得是潘梓年。那天他在表哥家从晚上8点一直待到11点，和表哥大谈政治。

中年时期的周扬与苏灵扬

李：他和你谈到母亲没有？

周：第一次没有怎么谈。第二天之后，我每天都到他住的新华书店楼上去看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就谈得很深入了。国家大事，母亲，都谈到了。有时说到母亲，他痛哭流涕，说他非常难过。商议结是，他要我赶紧回湖南，把两个弟弟领出来。他给我一笔钱，我就回去把弟弟和堂姐、表哥、表妹等一起带到南京。等我们到南京，他头一天到上海去了，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到上海找章汉夫、邓颖超。我们又到上海，在火车上看到报纸，一则醒目的消息说“东方不利北方利，周扬日内返张垣”。我想，这下子完了。到上海后，男的住新华报社，女的住周而复家里。

李：后来与父亲联系没有？再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周：我参加刘邓大军后就与父亲又取得了联系。他又让我去把弟弟们接出来。我们到了北京，我进了华北大学，弟弟们也各自上了中学。

晚年周扬与苏灵扬

李：这时你是不是见到了苏灵扬？

周：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父亲当她的面对我兄弟三人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母亲。”第二句话是：“这是苏灵扬。你愿意叫母亲就叫母亲，不愿意叫，就叫同志也可以。”

李：你叫母亲吗？

周：当然没有。见面后不久，一次，正好他和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打电话，说到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王季愚校长来北京招生，要从华北大学抽300 多人去学习俄语。放下电话，他就问我想不想去学俄语。我说当然想。这样，我就到了哈尔滨，以后留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工作，一直到“文革”后才调到北京。

李：我听说你们和苏灵扬关系非常不好，是不是？

周：是的。其实也不复杂。她对我们很不好，我想她看到过我当年经重庆转给父亲的那封长信。她总是干涉我们和父亲的交往，有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主要看不惯她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是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因为她的原因，还有我们兄弟几个都还有些湖南人的犟脾气，和父亲的来往就淡了许多。不过，“文革”中受批判时，她的态度要好得多。那时我到北京来，曾经去看过她。她靠边站，父亲关进了监狱，她住在沙滩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我觉得那个时候她还有人情味，但获得自由后又变回去了。

李：看来有时处境还是可以左右人的性格。“文革”中你父亲受批判和关进监狱，你是否了解一些情况？

周：我当时在哈尔滨工作，具体情况不清楚。这方面可能二弟周迈知道得多一些，他一直在北京念书、工作。你可以找他谈谈。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合影。左起：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

以身殉异化的悲剧人物

李：你对父亲在文化界历次运动中的做法，也就是“文革”前领导运动的情况是否清楚？和你们在一起时，他和你们谈这些事情吗？

周：没有机会。我虽然在大学是教中文的，但原在哈尔滨，北京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介入和了解，有些事情也都是通过报纸才知道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文艺界的许多事情，实际上不是文章是非，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人的关系。

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左起：茅盾、周扬、周恩来、毛泽东、郭沫若

1979年，周扬与胡乔木在文代会上。一年之后，在文革中都受到批判的两个人物，因“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而分道扬镳

周扬与文代会的代表们在一起

左起：顾骧、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周扬秘书小丁。他们参与周扬的人道主义异化文章写作

李：“文革”后见到你父亲，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周：变化当然还是有。不过他对毛主席一直很崇拜，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在监狱里耳朵被撕裂，只能看马列经典著作，光《资本论》就看了好几遍。记得他刚从狱中出来，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讲话都不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