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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丨到咸宁“五七干校”看看沈从文，那里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城”
196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文推广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经验
原题
到咸宁"五七干校"看看沈从文，
那里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城"
作者：姚峥华
其规模浩大，人数众多，知名度高，影响力巨，向阳湖“五七干校”成了民间记忆中的“文化大师流放地”。
深圳北到赤壁北，全程高铁四个小时零七分钟。赤壁到咸宁，三十多公里，驱车一个多小时。无缝对接的话，五六个小时内就可以从深圳抵达咸宁“五七干校”。
查路线图时，我正看着这一段：
“1969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过着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住处先后迁移六次，最后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里，沈从文先生这么写道。
文中所指的湖北咸宁湖泽地区，便是著名的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1969年9月至1974年12月，文化部在此创办咸宁“五七”干校，原中央文化部系统的6000多文化人及其家属，分3批先后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因其规模浩大，人数众多，知名度高，影响力巨，向阳湖“五七干校”成了民间记忆中的“文化大师流放地”。 1998年，咸宁市正式立项建设“中国向阳湖文化村”。
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校部全景
向阳湖““五七干校””，如今已成了一个“朝圣”景点，很多旅游者慕名前往，力图在一砖一瓦中追忆历史车轮碾过的文化履痕，于今昔对比中感怀前尘以古鉴今。
趁着“五一”小长假，到咸宁“五七干校”看看沈从文去。
01
带了一本王亚蓉编著的《服章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上路，车窗外，景色一派葱郁，连绵不绝。
时光倒流回1969年，咸宁的景色，该也是郁郁葱葱。
那一年9月26日，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随《人民文学》编辑部人员第一批出发前往咸宁，11月31号，沈从文所属的历史博物馆队伍也依期抵达。这一年，他67岁。
干校分5个大队、26个连队，6000多人在这里围湖造田，短则一年，长则达5年。尽管同在干校，因不同机构，张兆和与沈从文住地相隔五六里，一个在工地挖沙子，一个则拾干苇，看菜园子。期间沈从文几次搬家，1970年2月，他搬到双溪，后搬到附近的杨堡小学。因患高血压，身体状态并不好。
咸宁“五七干校”大礼堂旧址
他给张兆和的信中说：“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那时要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经验，并且有个家，明白什么需要就拿走，用不着的，就分散给同事中较困难的。”1970年9月18日记又载：“阴雨袭人，房中返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
劳动锻炼中，很多人借诗抒怀。牛汉那一首著名的《半棵树》便在此地挥就： “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半棵树的原型是冯雪峰，牛汉为他在泥泞地里劳动的身影所感动。
沈从文也写诗，如组诗《大湖景诗草》，写劳动写心情写景色——“茫茫大湖畔，野竹丛杂生，本是蛟龙窟，人多执杖行”。他也记录身边的人，有一则写诗人李季——“连长还兼司务长，久停诗笔抓思想。同争改造勤学习，真理永远贴心上”。
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作者摄）
为此他写信给张兆和：“我最近又已写上了新诗七八首，旧形式新内容，有的似还切题”，“不宜成第三次改业依据，则极明显。因为生活深入有一定限度，接触实际面即不广，长久停留在一个点上，只近于走马观花，写到一定时候会枯竭的。”
但他惦记的还是北京家里的“一桌文稿”。思来想去，提起笔，给历史博物馆革委会领导写信，要求“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
他还说，“我因为一切学习都为了应用，所有常识都是从实践学来，再结合文献作综合分析，这工作分门别类的总结，不仅对于本单位同志搞陈列、说明、鉴定、登记等工作有用，对于编《通史》《文化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以及许多专题教材的编写，大致都还有点参考价值。”信由北京的儿子沈龙朱转交，但没有结果。
1970年10月10日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提到，“尽可能把廿个（小的约廿个）有关车、马、兵器等等制度发展，用简单散文，一个个写出来，也就够消耗我这有限余生了。”1971年8月，沈从文和张兆和迁到湖北丹江，也就是他文中写的“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
沈从文夫妇在咸宁“五七干校”（沈龙朱 摄）
这段时间，沈从文凭记忆写出来的文物方面的小文章竟有20多篇文物，如《谈车乘》，探讨古代车乘的变化轨迹；《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从石刻、砖刻、出土壁画方面论证马甲、马镫、马鞍等马具的演化线索……后来他对这一批文章自我评价是“毫无学术性，不过是写常识凑合”。
在极端孤寂简单乡居中，用默记方式，写出此等文物文章，当不是“作了十多年说明员，对事事物物稍微有点‘常识’而已（《谈辇舆》）”可为的。
02
抵达咸宁“五七”干校，下午三点许。
公路边一座灰色建筑，零星的几个工人正在敲砖运石。一问，是“咸宁‘五七’干校纪念馆”，还在修建中。沿着公路往前，见指示牌，“王六嘴文化名人旧居群”，绿荫下，一排排红砖黑瓦房隐约可见。
前一天，咸宁大雨，地上全是泥泞。往里一踩，鞋陷到泥地里，一脚深一脚浅。房子已经空出来，无人居住。每间门前挂着牌子，“冯雪峰”“陈白尘”“张天冀”“郭小川”“严文井”“ 萧乾”“牛汉”“冯牧”……一共17栋，我继续挨个找，沈从文、冰心的门牌在哪里。
王六嘴文化名人旧居群（作者 摄）
还剩一户人家没搬走。主妇守着门，两个孩子在房前玩耍，看着我们，并不惊讶，估计来参观的人不在少数。主妇说，这些房子二十多年前曾卖给农户，每间也就几十块钱，后来被国家列为抢救项目，政府出资回购，住户陆续搬离，他们因条件没谈拢，便搁置下来了。
“随便看看，都是文物。”手一指，她的眼睛烁烁闪光。
五六里地外，是咸宁“五七”干校总部旧址（“452”高地），现在已建成不小规模的陈列室，墙上的资料栏里罗列着“五七干校部分学员名单”，分“文化部领导”“作家翻译家”“画家书法家”“出版家”“文博专家”“学者”“电影工作者”各栏，在“作家”一栏里，赫然可见“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
“五七”干校部分学员名单（作者 摄）
工作人员称，当年这些下放人员居住分散，有好几个地点，除了王六嘴外，还有红旗山、向阳桥、王家寨水库、“五七”桥、红旗桥、奶牛场……
“这些房子都是当年他们来之后烧砖盖起来的。”阳光下，红色的砖房熠熠生辉，墙壁上砖与砖的衔接美仑美奂精巧雅致，如果不是实地亲眼所见，断不能相信这是一批“老弱病残”完全非专业的文化人所为。
那年咸宁老百姓曾有顺口溜：“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可正是他们砌好建成的红砖房，屹立至今。
干校成了历史产物后，一些从向阳湖走出去的作家纷纷拿起笔，张光年写下了《向阳日记》，臧克家《忆向阳》，郭小川《楠竹歌》，陈白尘《牛棚日记》……还有包括沈从文在内的很多人在文章中片段忆起。
“五七”桥
2000多篇有关向阳湖的诗作和散文随笔，让“五七干校”那一段时光泛起了别样的光辉。
陈列室墙上，有一个名字分外熟悉，“李城外”。对了，正是他，偶然中发现了关于向阳湖的史料，着手收集编著并四处呼吁，才让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引起重视并着手进行保护。
工作人员指着几本书封面说，李城外当时是咸宁市委研究室工作人员，他一直热心于文史资料搜集。1997年，他所编写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经历的作品。
陈白尘旧居（作者 摄）
灰瓦下的红砖墙，坚如磐石，沉默不语。惟有屋顶绿树抽出新枝，微风中摇曳令时光流动。50年的光阴已成“文物”。 恍惚中，陈列室里那位穿着白衬衣的讲解员，似乎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沈从文，他站在历史博物馆陈列室，对着橱窗内的文物，一讲就好几个小时。
03
这个镜头，沈从文的大弟子兼助手王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1953年7月，原为志愿军军人的他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参观，天气很热，他看完了东朝房，拐进西朝房。在铜镜展柜前，一位穿白衬衣的长者，站了起来，走到他身边，指着铜镜挨个给他讲解。一个柜子里展几十面镜子，老人竟一口气讲了二三个小时，关门时，两人相约第二天再来。
如此，王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西朝房。这期间每天中午两人到工人文化宫吃一个面包和一根香蕉，有时也到老人家里吃面条。这位长者得知王刚从朝鲜回来，与老伴多次认真询问巴金在朝鲜的情况。
王很是好奇，后来才得知，这位老人，名叫沈从文。
1950年代后期,沈从文一家在历史博物馆宿舍
熟识《边城》的王感动万分，回到朝鲜后，他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心想，为何《边城》小说那么美那么俏，而眼前的长者却如此平实，人与小说完全脱节。一直到1979年，调到沈从文身边工作多年后，王才有勇气询问，沈从文淡谈一笑，答，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
“规矩”，正是这种朴素的“乡下人”的个人魅力，使得后半生的沈从文身边伴有两名得力的助手，业界称“二王”——王和王亚蓉，两人协助工作直至沈从文人生划上句号。
如果说王早就相识并一直联络，20年后调至身边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王亚蓉的加入，也是机缘巧合。
上世纪70年代的王亚蓉，30岁出头，是设计玩偶的美工，后经人大教授杨纤如介绍，认识沈从文，开始协助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图，服饰研究里三四百幅图，都是她完成。
后在工作调动中，历博指派她摹古画，王亚蓉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一度每个月由沈从文自己掏腰包资助她20元作为生活费。王亚蓉至此兢兢业业，埋头服饰考古工作几十年，连张光直教授都夸“是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王亚蓉（右一）与沈从文夫妇的合影
说起二王，故事很多。有一个与沈从文的老友夏鼐有关，当时夏鼐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他俩一个讲湘西普通话，一个讲温州普通话，互相串门，各讲各的，虽听不懂，却很开心。
可有一次，都听懂了。夏气呼呼走来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挖走了王亚蓉，现在又挖走王。
1985年夏鼐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心痛之余，也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他把王叫到身边，每天嘱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1988年沈从文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6岁。
这两位半路出家的“二王”学生，在沈从文的言传身教下，随后几十年主持并开展了考古方面的重要工作，如复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修复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马王堆西汉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等现场发掘清理保护与修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04
在咸宁“五七干校”期间，沈从文心心念念的古代服饰研究，是上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派的编写服饰图录的任务，当时叫《中国古代服饰资料》。
梳理了一下《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研究、写作及出版脉络：
“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原计划编写10部，由1964年初夏开始，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说明文字二十余万，1964年文稿初成；1966年文革抄没；1969年沈从文下放咸宁干校予以默写并增补；1971年自干校返家，被告知图稿经新来主任重新看过，认为还像个有份量的图书，许多提法较新，印出来可供各方面参考，于是追索被抄之稿；1974年末，始得退还，沈自己换补了些新附图，文字重新做了修改；1975年起二王（王、王亚蓉）利用业余时间到身边工作；1978年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入中科院历史所，提出将二王调至身边，尽可能运用和增加了很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使全书增加到25万字，1979年1月最后完稿，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先交轻工业出版社，后人民美术出版社，皆因要跟日本合作出版而放弃，最后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得以出版，完成了一桩心愿。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
在沈从文身边，“二王”感同身受学到很多治学的态度和做人的道理。
沈从文说，“不要以为问题小而平凡，值不得注意；就是觉得由唐到清，书上有的是各种记载，想明白它，查查书也就成了，哪还算得是什么问题？其实，所谓不是问题，也许恰恰就是个问题。因为知识若只限于书本，常由于辗转抄撮，真伪虚实掺半，实不大得用。”
拿扇子为例，一把扇子，他既联系历史文献又联系文物，“战国晚期到两汉，一种半规型便面成为扇子的主流。其中以江陵马山楚墓出土、朱黑两色漆篾编成的最为精美。便面一律用细竹篾制成，上至帝王神仙，下及奴仆烤肉、灶户熬盐，无例外地都使用它。”
他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又从便面进展、团扇进展、尾扇进展、羽扇进展、摺扇进展等方面逐一画图，制成了扇子衍进表。最后完成了《扇子史话》，2005年由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
扇子衍进图（部分）
不单扇子，还有丝绸、锦绣、印染加工、纸张加工、漆器、铜镜、服装……他认为“这一系列小问题，内容虽不同，性质却差不多，大多只不过是一种常识性的探讨，远远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只由于业务需要。接触的问题比较杂，因此试就起居服用方面，依据手边所有，或见闻所及，把一些应用器物历史，试为分门别类排排队，做些图解性说明。”
凭着对古代文献和杂书笔记的功底，凭着对过目的几十万件丝绸、玉器、骨、角、牙器的排列比序，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沈从文有许多预见性的推论，在后来几十年中，被许多不断新出土的文物而证实。
对于1968年满城汉墓挖出的完整的玉衣，他早在1953年撰写的《中国织金锦锻的历史发展》，指明零零散散的长方形玉片就是金缕玉衣，同时引用《汉书·霍光传》中的注解作为证据。15年后的地下文物证明了他的判断准确。
对于织金织物，原来的一致意见是始于元宋，但沈从文在上世纪60年代就撰文说始于汉唐。1987年法门寺地宫挖掘，武则天供奉给释迦牟尼的织金绵袈裟中发现有捻金丝，再次证明了沈的判断。
法门寺地宫的丝织品
还有玻璃，夏鼐认为是西方传进来，但沈认为中国有生产平板玻璃的条件，只是因为纸张太好了，丝绸太好了，用它们糊窗户透明度够了，保温性和透气性都好，这些东西的应用限制了平板玻璃的形成。后化学分析认为，中国玻璃是铅主体，西方玻璃是钠主体，完全是两个发展系统，这又为沈的判断立下依据。
1982年，“二王”赴湖北江陵参加挖掘古荆州马山一号楚墓，80岁的沈从文到现场指导，这次重大考古发掘，沈从文誉为“打开了战国的丝绸宝库”，在他的引导下，中科院古代服饰研究室展开了服饰文化领域的实验考古研究，数年后取得重要成果。
考古学家徐秉琨说：“处处留心正史、笔记、古今著述，壁画、雕刻、画作、各时代的文物，从文物实证出发，解决不少文物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一些文物落实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名称、用途、用法，一些历史上的制度也得以从文物上给予还原。”
这是对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最中肯的评价。
05
沈从文一生中，学生众多。除了后半生的“二王”外，前半生的一些学生也很著名。在咸宁“五七干校”总部旧址下放名单中，有两个学生的名字煞是显眼，一是画家范曾，一是作家萧乾。
坦白讲，对萧乾与对范曾的感觉，我完全不同。从某种层面上讲，他们都是沈从文的学生。
萧乾
到去世前，萧乾还一直称沈从文为恩师。萧乾的成名作《蚕》，是沈从文把别字誊正了，把虚字去掉，细心修改过的。萧乾的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沈从文亲自为其写了《题记》。他俩还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
至于后来他们之间的小小误解，于我看根本谈不上“恩怨”二字，不涉及道德，无关乎人品，只是大环境中为人处事的方式不同，比如，萧乾与丁玲的“亲密关系”，等等。
萧乾1999年病逝，生前写了文章《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分析了与时代与环境相关的原因。2001年萧乾夫人文洁若把文章交给彦火于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世人读之唏嘘。
但对范曾而言，沈老与他完全可用“恩怨”二字描述。早在20世纪60年代，沈先生曾有过一套辅助他研究发表的绘图班子（历史博物馆配助手陈大章、李之檀和范曾），将当时选取的无法直接用照片表达清楚的文物，在研究的基础上勾画出来，便于辅助文字讲解。沈从文曾给当时年轻的范曾很多宝贵的指引和建议。
范曾被诟病的根源似乎延至今日。这里有王亚蓉的亲眼所见为例——
1975年夏，沈从文带王亚蓉到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有个人在画诸葛亮像，沈说，不要照这刻本上摹，这巾不对。你是代表国家博物馆在画，要研究一下当时纶巾的样式……不料，那个人说，你不要在这里指指点点，你那一套行不通了。“先生气得面红耳赤。再也不愿提这个人。”
画诸葛亮像的人便是范曾。这段事实已广为传播，但至今范先生依旧否认。
惜墨如金的王亚蓉是亲眼目睹的证人，她在《服章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里还原了这个细节，“借这篇小文我替沈先生述说这个经历，为鸣不平。人在任何时候有些事情是不该忘却的。”
1977年在北京小羊宜宾胡同的“窄而霉斋”
王亚蓉说，其实她想写的还有丁玲，同是受了难的人，有了丰富的经历之后，1978年11月沈从文夫妇在北京友谊宾馆散步，碰到丁玲夫妇，互相寒暄了几句。可是到了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联公开讲演，却指名道姓沈是反动作家。王亚蓉接受不了，沈从文制止她不要写，“她那么大年龄了，又有病，随她去吧，她这些年也没少受罪。”
王亚蓉她无奈地认识到，“我在沈先生身边工作，如果不知轻重地写出什么不妥的话，沈先生可能又要被人冤枉。”
06
“五七干校”期间，在双溪、丹江两地，沈从文共创作旧体诗32首，收录在《沈从文全集》第15卷的《云梦杂咏》《文化史诗钞》《喜新晴》等旧体诗辑中。
他试图在进行突破——“一种新的突破，必须突破前人也不断突破自己！这比过去写一二本小说有意义多了。我知道，我还可望在这个工作上，作出不少新的试探。”但是，终究没有突破下去。
1980年，美国学者金介甫到北京访问沈从文，他更关注的是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在3个月的采访中，沈从文对金介甫说，自己值得研究的还是1929年以后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我的文字成熟期，精力多，写得比较多。”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他“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边城》
而早期的作品，尽管很多，却是他一方面应付生活，一方面练笔所为，“底子不好，中学都没念过”。所以讨生活阶段所写的大量作品，几十年后很多他都忘了，“我不大看得起我的写作，因为我都把它当做习作，练习本，过去就过去了，不大看得起。”
1948年沈从文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此后，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2002年年底，在张兆和、沈虎雏、王等人的努力下，32卷本《沈从文全集》出版，其中400万字在作者生前未曾刊发，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9卷书信中有8卷写于1949年之后。（张新颖语）”由此，学者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立传，这样“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
很多研究专家和学者把沈从文的一生分为两段，一是文学的前半生，二是文物的后半生。也有很多人至今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后半生是被迫转向无奈之举，从而荒废了本可以贯穿一生的文学圆满。
但沈从文的得意学生汪曾祺曾回忆：“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
《沈从文全集》
因了“文”，前半生有“作”之“调皮”，后半生有“物”之“规矩”。沈从文的两个半生在历史上同样明哲煌煌。他，是获诺奖提名的小说家沈从文，也是中国服饰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沈从文。
夕阳西下，向阳湖暮色渐浓。眼前一大片开阔的土地，在咸宁“五七干校”解散几千人先后离开后， 成了一片奶牛良种场……2013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全国第一家被列为国家级文保的“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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