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丨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阎长贵新三届 2018-11-19

原题

江青利用鲁迅手稿遗失问题制造大案、冤狱

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阎长贵

“文革”中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有人撰文称为“震撼全国”的大案。此事的确云谲波诡，惊天动地。鲁迅先生夫人、全国人大常委许广平先生为此事急愤交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鲁迅手稿下落。杨成武又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具体办理。江青则借此大兴大案、冤狱。

一. 追查鲁迅手稿成为“杨余傅”事件的由头之一，即所谓在杨成武指挥下，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接受杨成武以及江青、陈伯达布置的追查鲁迅手稿的任务后，和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等几个人，废寝忘食，连续作战，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查清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十分高兴，急于向江青、陈伯达报告。

于是，1968年3月8日，傅崇碧带着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和他的秘书冯正午赶往钓鱼台，经请示陈伯达的秘书进来了，姚文元把他们接到钓鱼台16楼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一会儿，江青带着秘书杨银禄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大发淫威，冲着傅崇碧狂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傅说：“我们是来汇报的。”

这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睡觉，又有低血糖病，也没见过这阵势，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提包掉到地上，滑到江青脚边。江青跳了起来，说提包里有手枪。就是这件事，后来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除杨成武、傅崇碧被撤职监禁外，傅的秘书冯正午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治委员周树青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被逐出钓鱼台。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钓鱼台东门打电话到陈伯达办公室，说他和卫戍区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要进钓鱼台汇报鲁迅手稿的事。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接电话，适逢陈伯达不在，没法请示，他觉得卫戍区司令员有什么不可以进钓鱼台，又经常来，于是答应：进来吧。

为此事，江青通过陈伯达要王保春两次做检讨，还将其检讨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江青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钓鱼台工作了！”陈伯达无奈，只得将他多年的秘书调离钓鱼台。王保春就这样被逐出了钓鱼台。

三.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被投入监狱7年多。王广宇原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做秘书工作和服务工作，1967年1月到8月任办事组组长。他和这批鲁迅手稿的事毫无关系，只是此前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家取过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鲁迅手稿，取回后就交给戚本禹了。陈伯达把这件事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事混在一起。

3月4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带着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即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找到王广宇，要他交代。王广宇说了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材料的事，但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对不起茬来。陈伯达就说王广宇不老实，硬诬蔑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根本不听王广宇申辩。当场，王广宇就被抓了起来，投入监狱，一直到1975年5月才获释。

四.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总支书记王道明和工作人员周占凯被投入监狱关押了7年多。王道明是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刺杀能手，写有论刺杀的辩证法方面的文章，闻名全军。周占凯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他们都是“文革”初期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的。

他们之所以被抓，是因为他们曾受戚本禹指派到许广平家，告诉她不要和潘梓年、郑公盾联系。江青斥责他们：“胆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着中央文革去威胁许广平！”就为这莫须有的罪名，王道明、周占凯被抓，在监狱里关押了7年多，也是1975年5月才被释放。

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戚本禹奉江青之命从文化部取到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等人如此大张旗鼓、兴师问罪，而所谓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地说，不论从今天看，还是从事情发生的当时看，都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件事情。江青等人随意给戚本禹扣上“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这是别有用心的。我觉得，对戚本禹也应该实事求是。现在不论官方出版的书籍，还是个人署名文章，在谈到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时，仍然说戚本禹“盗窃”。实际上，这是因袭江青别有用心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不管按理讲，还是按法律讲，盗窃鲁迅手稿可是不轻的罪名。1968年3月3日江青就说：“……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指盗窃鲁迅手稿）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可是，我们看1983年审判戚本禹，戚被判18年徒刑，但不论是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法院的判决书，一句也没有涉及鲁迅手稿的事。这是为什么？是疏忽吗？显然不是。其合理的逻辑只能是：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不能成立。

戚本禹在1967年1月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鲁迅手稿，这是“奉命”行事（并给文化部写了收据），而不是“盗窃”。戚本禹在取鲁迅手稿时的讲话，应看作戚本禹和鲁迅手稿关系的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根据。

1967年1月14日，戚本禹在文化部大门口讲话，除了批判当时文化部负责人萧望东外，还谈到鲁迅手稿问题。他说：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各派都要派人封人事档案和档案室，文化部这里有毛选四、五卷的手稿和鲁迅的手稿，各派观点不同，不稳定，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大家看行不行？（群众高喊：同意）我今天就为这个任务来的，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带走。我的话完了。

酌情度理，戚本禹这个讲话是说得清楚的，取走鲁迅手稿，是为了“稳定”，即安全，是执行“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的“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并不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讨论过，江青或陈伯达说句话，或有所表示，也算中央文革小组决定。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傅崇碧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代说，他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取走这批鲁迅手稿的，如今就存放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应该说，戚本禹这个交代也是实情。换言之，没有根据说这是戚本禹在推卸责任。

这就是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的真实情况。1968年3月2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其心情是焦急的，但叙事却是平实的――她只是说戚本禹把手稿“拿走”，并没说盗窃。其信的原文是：

向您汇报一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原藏有鲁迅《答徐懋庸……》手稿15页，书信手稿1054封（1524页，大部未印）。1966年6月30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1967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全部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希望能帮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将结果告诉我。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看看这些手迹。鲁迅博物馆已有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此事。随信附上抄件一份，请您一阅。

这封信充分反映和表现了许广平先生对鲁迅的宝贵遗产和国家的重要文物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这封信看，许广平知道鲁迅手稿是戚本禹在“1967年春天”从文化部拿走的，那时戚是“文革”的风云人物，而到1968年1月戚本禹已倒台，被抓起来，她当然要查问鲁迅手稿的下落，这很自然，否则，不闻不问反而奇怪了。许广平先生因此突发心脏病以致辞世，这是一场悲剧――一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悲剧。

江青看到许广平先生这封信后，说什么：“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话：放在中央档案馆），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

江青说这件事“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看来只有天知道。而她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这不就是说明她知道“这个东西”当时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吗？！我觉得，江青这番话，一方面是假慈悲，一方面是推卸责任，是把许广平先生之死的责任栽在已经被他们抛弃的戚本禹身上，即认定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气死许广平先生。

江青正是据此制造了一系列大案、冤狱。而迄今仍不断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的所谓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云云，也盖源于此。看来，在“震撼全国”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上，必须分清两件事：一件是事情本身即鲁迅手稿遗失本身，一件是江青心怀鬼胎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这样或那样的事端。这两件事，或者说两个问题，显然是不同的。

鲁迅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没有任何人动过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鲁迅手稿的实际命运和遭遇，透视一下这件事情的真相。从戚本禹1967年1月从文化部取走鲁迅手稿，到他1968年1月14日“被抛出来”（即被抓起来），整整一年的时间，再到1968年3月2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下落，时间将近一年零两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手稿在哪里？

不论戚本禹的交代，还是事实，都说明鲁迅这批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到1968年3月8日傅崇碧经过艰苦努力查到它们时，看到的是装鲁迅手稿的“四只樟木大箱子，都用铁锁封闭着”。

这说明什么？就是说，到这时鲁迅手稿只是从文化部的档案室移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不要说“毁坏”，甚至动都没有人动过。实际上，除了后来江青利用这批鲁迅手稿所谓“遗失”制造大案、冤狱外，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说过戚本禹（以及其他人）利用这批鲁迅手稿做过什么事，派过什么用场。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是从1966年6月），我开始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并于1967年1月开始任江青的秘书（止于1968年1月）。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我没听戚本禹说过一次鲁迅手稿的问题，也没听江青说过。关于鲁迅手稿问题，我没有任何接触，一无所知。

唯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1967年春，有一次江青向我布置任务，对我说：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送我一套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我要表示感谢。你打电话不行，身份低了；你告诉戚本禹给许广平打个电话，代我向她表示感谢。我应道：好。我立即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我想这件代劳的事情，戚本禹肯定是做了的。

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2002年1月，读穆欣同志写的《震撼全国的鲁迅书信手稿遗失案》，从中看到这样的话：“江青心怀鬼胎，派戚本禹将这批手稿全部盗走。”对这个论断，我有些怀疑，就往上海给戚本禹挂电话询问。他说尚未看到穆欣的文章，还说情况并不是这样。

2月15日，戚本禹给我一封信。关于这件事，他写道：“穆文我最近才看到。关于鲁迅手稿问题，纷纷扬扬了好几年，我想以你的智力足够对此事作出正确判断。当年在文化界各派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办公室去接管鲁迅手稿，完全是为了妥善保存这位伟大文学家的遗产。此事首长有指示，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完善地执行了任务，没有过错。江、陈也没有错误，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穆文说什么“盗窃手稿”，“陷人入罪”，全无实事求是之意。“你既有我当年讲话，当可作实事求是之文，以留历史真相。”

在这封信中，戚本禹仍称江青、陈伯达为“首长”，说“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等等，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和意思，读者尽可玩味。但他要求恢复这件事的“真相”，应该说，是合理的。

鲁迅手稿全集

读者也许觉得，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听了戚本禹的意见。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当我在“文革”中红卫兵编印的材料上发现戚本禹当年关于取鲁迅手稿的讲话后，觉得应当对历史负责，还这件事情以本来面貌。

我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文化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无数事实表明，对现实，实事求是不容易；对历史，实事求是也不容易。但是，不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都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原载《党史博览》2005年第九期，图片选自网络

延伸阅读

鲁博老馆员：

寻觅鲁迅手稿是“文革”初的敏感事件

[摘要]寻觅鲁迅手稿的下落在“文革”初期是较为关键、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既与中央文革要人戚本禹相关，又与后来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所谓“冲击钓鱼台”牵连。叶淑穗认为，许广平突然去世也与此事相关。

鲁迅亲手绘制的家居设计图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老工作人员的嘴里，84岁的叶淑穗还是被习惯性地称呼为“小叶”。在他们的记忆中，从1956年转业到退休，“小叶”就在阜成门内宫门口头条19号博物馆内不停地忙碌，遇事最多，知晓不少，是目前鲁迅博物馆最难得的“活字典”。

记者日前在丰台区程庄路16号院家中采访叶淑穗，老太太笑意盈盈，她身后的整墙大书柜，装满各种版本《鲁迅全集》和手稿集、日记集，出版年代杂陈，纸张淡黄，显示主人与鲁迅遗物及研究的职业关系和时间长度。

1956年军队大批女同志转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文化教研室任教的叶淑穗来到鲁迅博物馆工作，从此就一直从事鲁迅文物的收集和研究。她回忆说：“我是那年7月到鲁博工作的，10月建馆，当时也就十几个工作人员，我既当讲解员、保管员，又当清洁员。”

初到时，故居所在的胡同狭窄，故居本身的格局也较小。此后叶淑穗目睹一次次扩建，参与展览陈设和库房建设。因博物馆建在胡同深处，所以将博物馆的牌子挂到面向阜内大街的胡同口，由此她说到一个细节：“‘文革’中有一次周总理坐车经过，发现原来胡同口挂牌处没有牌子了，就焦急地向市委询问鲁博的情况。”

恢复原貌的朱安夫人卧室

进馆后叶淑穗一直有记录的习惯，爱给报刊写些有关介绍鲁迅遗物、遗址等情况的小文章，几十年里剪贴成册。退休多年，单位同事遇到难题，还会打电话向她请教，问及文物具体事宜，她往往会脱口而出。前些日子，她和88岁的老伴孙曰修一起，花费了数周时间，用鲁迅和胡适的二百多封书信手迹对比，一笔一画细究，考证出一封《新青年》编委会文件应是胡适手写，纠正了1958年就确定的“作者是鲁迅”的原有提法。

失而复得：《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丢失的医学笔记

一说到鲁博，叶淑穗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她跟许先生是广东番禺老乡，是能聊得来的忘年交。每次许广平来馆，或者陪外宾，都由叶淑穗她们接待或做讲解。许广平每次捐献鲁迅文物，没有仪式，就是拿复写纸写个收据，接交手续就算完成了。老同学许羡苏调到鲁博工作后，许先生就更放心了，愿意把东西交到博物馆，陆续找到什么就交什么。

“有一天许先生通知我们去取新找到的鲁迅文物，使我们惊奇的是——这文物竟是鲁迅在《藤野先生》文中曾写过，丢失了的六册医学笔记。据许先生说，这是绍兴交来的。日本学者对此很感兴趣，多次来馆研究。”给她印象最深的一次，许广平带来用一白色包袱皮包着的东西，其中有许广平写的《风子我的爱》、《魔祟》等原稿，这是当年她表达对鲁迅爱情的文字，另外还有鲁迅1929年写给她的七封信原稿，内容感情亲近，落款“小白象”。交上这些原稿，许广平再三叮嘱：“在我生前不要发表。”

许广平在鲁迅故居前

许广平最早住过西城区大石作胡同，给叶淑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客厅里挂着一幅朱老总和康克清的全身生活照，这在当时家庭住所里较为少见。

叶淑穗对许先生的深情、苦心和愁闷也是体察得到的：

1961年的一天，许先生特地将我让进自己的卧室，兴奋地说，“我入党了。”当时我还不是党员，她就说，你要好好争取，你想入党，应该这样那样……

许先生直率，爱提意见，对馆里的工作、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我也不便回来说。每次许先生来馆里，弓濯之副馆长从不出面接待她，也不爱听取意见。弓是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对民主人士有些看不惯，许先生对这点是能感觉到的。许先生有苦闷，心里不愉快。

许先生原有一位秘书，叫金振钢，照料许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后来被精简到鲁博。因为此人有些旧习气，爱发议论，反右时馆里把他打成右派分子，实际上找不出真正的右派言论，许先生对此有看法，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不敢明说。她对周围有的干部结婚铺张等现象，看不惯，对我也曾唠叨，以解心中郁闷。

当年女师大部分师生与校长杨荫榆斗争后，曾在城区临时办校。叶淑穗知道这个史实后，有心寻找当年的遗存，发现西城区宗帽胡同14号像是当时的校舍。许广平亲临指认，当走进这二进院子，她立即认出这就是当年办学的地点，一一指出教室、小礼堂、饭堂、宿舍的位置，后边学生宿舍的边上一间是自己和刘和珍住过的，房间地下有一隐蔽的通道口，进屋观看，屋主告知仍在。

许广平说，此校址是在鲁迅热心帮助下找到的，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都在此授过课。在当年与鲁迅等先生共同操持上课、阳光洒落的院子里，叶淑穗看到许先生脸上露出难得的爽朗笑容，那不倦的讲解声音没有停歇过，因为曾经青春中的抗争，因为挚爱的鲁迅，让重返历史现场的许先生几次无法自持。

寻觅鲁迅手稿：“文革”中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患心脏病去世，病情非常突然。叶淑穗认为这与她担忧鲁迅书信手稿的下落有直接的关联：“‘文革’时我们经常去看大字报，记得1968年3月我正怀着小女儿，坐公交车去看大字报，突然看见‘戚本禹被揪出’的消息，很震惊，因为知道鲁迅书信手稿在他手上。馆里群众组织小头头召开会议，大家推举我向许先生汇报，看看怎么办。我赶紧去许家联系，许先生听后非常焦急，连夜给中央写信。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老朋友述说此事，心脏病发作，坐在椅子上往下出溜。本来心脏病不易动，要等待救护车，结果给抬到小车上，送北京医院。医院里正时兴‘打倒走资派’，没人出来接诊，等了好久，治疗被耽误了。”

许广平病逝的第二天，叶淑穗赶到许家探望，一派凄然的景象。周海婴低声地跟她说：“你准备的那么多问题都来不及问了，晚了……”她这才痛切地感受到，一位能说心里话、有很多故事要讲述的老人的离去事实。正因为有以往那么亲近的来往，在以后的岁月里，碰到一些疑难问题，周海婴总会时常相问：“在这个事情上，我妈妈是怎么说的？”

寻觅鲁迅手稿的下落在“文革”初期是较为关键、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既与中央文革要人戚本禹相关，又与后来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所谓“冲击钓鱼台”牵连。叶淑穗作为涉事人之一，清晰地记得当年移交鲁迅书信手稿的过程：

1966年6月30日下午，时任文物局副局长张恩起、文化部副秘书长雷仲平携带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介绍信，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坐车来到鲁迅博物馆，要求调取鲁迅全部书信手稿，说是“文革”运动来了，为了保存文物，弄到文化部保管安全，这是组织决定。

鲁迅的书信手稿装在一个个小楠木盒子里，是当年特批使用故宫的楠木，由前门小器作店做成的，里面是樟木的抽屉，有樟木的香味，防潮防虫。库房离馆长办公室很近，我们一箱一箱地抱过来，按原始目录清点，他们顾不上认真核对。后来我们把八个楠木盒子放进两个大木箱中，箱子没有锁，贴上我与徐鉴梅签了名的封条，就装车拉走了。车走了，我们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不知为何，只能服从。

叶淑穗至今还保留张恩起、雷仲平所写收据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兹收到鲁迅同志书信手稿原件共1524页1054封，此据。（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稿15页。）”

叶淑穗回忆道，收据写的是1054封手稿，实际上还有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件87封，没有写在收据里，可能认为鲁迅的书信比较重要，在匆忙中许广平的信件就不计了。

至于鲁迅文稿手稿很多，为什么只调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叶淑穗透露说，这篇文章涉及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较为敏感，“文革”前夕周扬因害怕，还派秘书指名调看过此手稿。

后来叶淑穗她们因故到文化部保密室查阅手稿，才发现保密室在西晒的三楼，手稿只装在一般的铁皮保险柜里，条件大大不如鲁博的库房。“我们心里嘀咕，说是好好保管，为什么条件那么差？大失所望。我们就给中央文革写信，说‘那里条件不如我们，希望改善条件’。没有得到回复，1967年1月14日戚本禹却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取走手稿，不知跟我们写信有否关系？”

鲁迅手稿事件导致政局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变动，多少改变了形势的走向，其间变幻莫测。叶淑穗分析说：“为何他们只要鲁迅的书信手稿？这个政治背景是有说头的，错综复杂。我们只是猜测，鲁迅在书信中无话不谈，江青是否怕被谈到她的过去，姚文元怕写到自己的父亲姚蓬子？”

初见周作人时的惊讶：讲究礼数的老派文人

叶淑穗忘不了第一次去八道湾见到鲁迅弟弟周作人的有趣情景：她们到后院北屋第一间敲门，说找周作人先生，门开了，出来一位穿背心的老先生，告诉说：“他住后边。”结果到了后院的人说住前头，我们又回来敲门，开门的就是原先穿背心的老先生，但这回穿戴整齐：“你们找周作人，请进。”这种见面法让人惊讶，周作人身上明显带有老派文人讲究礼数的特征。

1956、1957年之间，周作人带着鲁博业务人员走访教育部街，在教育部旧址介绍鲁迅当年上班如何抄古碑的情景。鲁迅原来的办公室已成了一个大饭厅，有几根大柱子，周作人比划了鲁迅办公的大致位置。后来还带着去看了绍兴会馆、国子监、历史博物馆旧址和宣外小市等地，详细介绍鲁迅早年在北平常去的这些地方的情况。

“我们看鲁迅手稿、照片有弄不懂的地方，就要请教周作人先生。他就托鲁迅的学生常惠带回解释的字条，现在这些字条成了研究鲁迅的宝贵依据。遗憾的是，当年问得太少了。”

1956年鲁博年轻馆员与鲁迅学生常惠（中）合影，

右2叶淑穗

最让叶淑穗纠结的是，1950年代末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提议买下周作人日记，而时任馆长却认为要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王士菁极力推荐，费尽周折，终于由市文化局特批1800元，让常惠带去一张支票交周作人家。

叶淑穗说：“1962年1月6日，常惠用包袱皮包着的1898-1927年的18册周作人日记转交来，检查时就发现日记里有几处开了天窗，如兄弟不和那页就缺失。”

“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抄了八道湾周作人家，一天北航的红卫兵通知鲁博说，周作人东西很多，如你们不要，就送造纸厂了。当即鲁博群众晚上找了一辆卡车开到北航附中，拉回几大箱蒙着灰尘的箱子，从中找出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珍贵信件。

过了一些时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处理一堆废纸，让叶淑穗她们去翻找有用的东西，结果看到好多封周作人给出版社的便函，内容不少是要钱。“周作人有时没到日子就去信索要每月的翻译费，这些信件可以从侧面了解到那些年他拮据生活的状态。”

想起与周作人的最后一面，叶淑穗称已成了自己的终生隐痛：“我们那次去八道湾，想去找找博物馆需要的东西。院子很乱，面目全非，原来后面爱罗先珂曾经养兔子的小通道已被打通。院里的红卫兵是中学生的模样，对周作人非常凶。周作人睡在洗澡间的地上，铺着稻草，身上穿着黑衣服，黑上衣的左边挂着一个白色的牌子，脸色蜡黄，身体极为虚弱，太惨了，没法聊。红卫兵叫他起来，‘你说不说……’要用皮带打他，我们见此情景赶紧走了。”

没过几天，就听说周作人去世的消息。对于叶淑穗来说，八道湾的凄凉与冷酷，就像时代的烙印刻在脑海中永远无法抹灭。

周家的人际关系：微妙之处外人难以理解

鲁迅的两位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几十年间不相往来，从不相问。叶淑穗曾听许广平描述，周作人来开会，周建人见状赶紧躲开，疙瘩一直未解开。因工作关系，叶淑穗常去周建人家求教，老人没架子，能随时解答有关鲁迅的问题。“周建人外形非常像鲁迅，有一次他跟我们说，他到访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里就给他在各个位置、角度照像，留存资料。”

“文革”后周建人曾因其母迁坟之事找过叶淑穗，希望知道北郊西北旺埋葬地的线索，后来经过了解，告知他“文革”中坟墓已被平。“以后周海婴提出想给祖母建一个衣冠冢，希望在祖母遗物中找个有代表性的物件。我们在鲁迅故居的衣箱中给他找了祖母的大斗篷，这是祖母晚年遗照中的服饰。但后来因故此事并未实现。”

1912年家人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

叶淑穗感慨而道，他们周家微妙的人际关系，有时不能让外人理解。譬如在外寄养的儿子周丰二将写给父亲周建人的信寄到鲁博转交，周家人拒收。“海婴去日本，常被问到周作人家的情况，海婴说不出来。海婴向我提出，希望我将了解到周作人家儿女的现在情况转告他。我就去找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他们写了一份详细的儿女及后辈情况。而后他们也想要海婴家一份，但海婴却没有提供，这事让我有些尴尬。”

鲁迅故居在1986年以前的30年间，一直没有标示鲁迅元配夫人朱安的住室，原来朱安住处挂着“鲁迅藏书室”的牌子，日本外宾参观时常问起此事。叶淑穗说：“没有朱安住室，有人说是许广平有意做的。这里有误解，实际并非由几个人有意为之，有其一定的历史、社会原因造成的。1943年4月鲁迅母亲鲁瑞去世以后，朱安就迁入鲁瑞居住的北房东头，同时将她原住房存放了鲁迅的藏书。再者当年鲁迅故居中只有一张朱安的床，放在鲁母的屋中，恢复故居时就将错就错作为鲁母的床了。”

叶淑穗还记得，以前在整理故居文物时，与周家相熟的许羡苏曾不止一次地念叨：“鲁迅母亲的床怎么没有呢？”有一次，周丰一爱人张菼芳与叶淑穗聊天时，突然想起鲁迅母亲去世后，这个床曾搬到八道湾周作人家，以后这个床给了儿子的老保姆。叶淑穗等人立即前去寻访，所幸床还在，她们就向单位申请，到工厂订制了一张高档的席梦思与老保姆交换旧床。“这张床的床栏床架仍保存完好，家人确定是从绍兴运来的。曾有人想考证，这是否是当年鲁迅出生时的床，但没把握。1986年建馆30周年，欲恢复朱安住室，海婴表示没意见。我们特意访问周家亲戚阮家兄妹，他们靠幼时的记忆绘了图，帮助恢复朱安原住室，我们又从旧衣箱中找出当时的原物件，加以布置。”

谈及朱安夫人，叶淑穗记住了一个有意味的细节：“常惠先生亲眼所见，朱安要出外买东西，正逢鲁迅接待客人，朱安前去告知，鲁迅特地站起来将钱递给她。”鲁迅尊敬她，但是敬而远之。

繁琐的文物征集：一个线索都不能放过

作为在鲁博工作36年的老博物馆人，叶淑穗谈到所经历的人与事，浮想而凝神。她举例说：“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令人称赞，当年就常常独自骑一辆破自行车，把车随便搁在门口，自己就进去了。对鲁博上心，看文物，看展览，库房怎么修，陈列怎么搞，谈的意见都很到位和朴实。”

周树人三兄弟画像

“文革”初起，王冶秋看到红卫兵运动的苗头，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心里忐忑不安。“有一天他突然要看鲁迅给他写的十封原信，其中两封上面有他当年涂抹的痕迹。他翻看时跟我们小心解释说，‘当年把鲁迅来信几处字迹给涂了，怕被敌人发现，想保护组织……’”看到王冶秋落寞、茫然的神情，叶淑穗明白这是政治风暴侵袭前的慌乱，透着多少无奈和后怕。动乱之后，《鲁迅全集》新版问世，把王冶秋所说的涂抹情况在注释中加上了。

几十年鲁迅博物馆历经凄风苦雨，所发生的艰辛故事大都为外界熟悉。问到有否少为人知的事例，叶淑穗说：“30多年里，我们光是征集鲁迅手稿就三百多件，一条线索都不放过。”60年代初期有一知情人告知一线索，追寻时发现收藏者已迁移多次，经过辗转查询，才从遥远的青海找到本人。“我们由此征集到了鲁迅录《说郛录要》手稿十七页和《柳恽诗》等手稿，当时供应困难，限制购买，我们特意申请买一个手表给收藏者，以示谢意。”

最有趣的是，一位有心的收废品者在北京大学内的一处废品中发现文物，就打电话告知鲁博，叶淑穗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张勉之。“我去过他住的那三四平方米小屋，满屋都堆着破旧的书报，他从废品中居然收集到鲁迅在北大领薪金的收据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手稿一页。那时粮票珍贵，除了单位给他十几元钱外，我还给了他几斤粮票。”

叶淑穗谈了一件惊奇的事例，口气中略带有几分感叹：“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得知，有一位科技干部在单位搬家的过程中，检查家具时发现抽屉夹缝有鲁迅致茅盾的7封信，后来这些信辗转送至姚文元处。我们负责手稿征集的几位同志专程赴沪，走访有关专案组，经过多方查询，最后终于查找出这7封鲁迅信手稿，并由专案组将这些手稿分两批转交给我们。”

“文革”期间鲁迅故居曾经一度关门，一群野猫在里面筑巢，呈现荒凉的景象。后来又依战备形势的要求，在故居不远处挖简陋的防空洞，叶淑穗她们参与其间的砌砖、浇灌，辛苦建成之后又被水淹。一座名人故居，显现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厚蕴涵，又浸染时代风雨侵袭的沉郁底色。老朋友曾经力劝叶淑穗写一部《鲁迅文物经手录》，她迟迟没有下手，但不时在心里一遍遍地叙说，静静地回放之中，透露出人世间的暖意和斑驳。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4-08-06，记者陈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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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文革反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