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张宝林：袁水拍的两封信

张宝林新三届 2019-08-29

作者简介

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

作者注：最近，整理岳父岳母的信件，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我会选择一批，做些整理、考证工作，也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评论。从这些通信中，或可窥见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的复杂背景，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化人的种种行状。（2011年7月）

【旧笺新读】之一

袁水拍的两封信

袁水拍

（1916-1982）

袁水拍1982年7月18日致高集高汾信

高汾同志：

我不久前约张宗汲同志，去他家录音。原定的是下午，后改了上午，却未及告宗汲。至则告以你也被他约了上午。真是不巧。他还说了，你报已迁移，地址未记下，就寄到人民日报宿舍——这地址是去年你们写信告我的。承你们为云珍去世写了吊唁信。谢谢！

我的问题仍无下文，乏善足陈。怀雨在钢院当讲师，刚健算是研究生。平时老大夫妇回来住，老二夫妇则周末回来。

你们必很忙，唯集兄在社址东移条件下，办公方便多了。丁一岚同志见赠追悼邓拓同志的铅印册。我对报社固留下难忘之记忆也。

祗颂俪祺

水拍

五、廿八

（此信因错写地址，被退回。最近去问了张宗汲，才知道号码被我记错了。）

高集高汾同志：

日前集兄来病房，甚感！

纪念杨刚大姐同志的大作，已在妇刊读到。写得很好。使我知道了更多过去不清楚的事。

近读到夏衍同志纪念金山文，其中似有人易犯错误之句。我最近的气喘，较入院时加重，与数月前趋府上“采访”大姐事迹并蒙赐饭时，已大不相同。想到下降势头不小，便希望高汾在方便时，为我向夏公代致歉意。“文革”前，即所谓“旧文化部”“整风”时，我在中宣部文艺处。“整风”中，我虽不分工在“旧文化部”的有关运动中，但曾与夏公接触。有什么具体的“左”的错误？非短信所能备述。总之，有。应该补向过去领导提携后辈的夏公道歉。这是一。还有，报载《上海屋檐下》重新演出。忆及五十年代，北京演出时，我也受“左”的支配，在整个地对它作浅薄的赏析时，也谬加挑剔，十分幼稚。我的错误自然不光这么一点点。只是想到，就想向他致意。在一个时期内，无法见到他。叨在老友，也许可能帮我把忏悔的心情转达，则非常感谢了。从悼金文看，夏公不见得在乎这点，甚至还要批评我，那也是应该接受的。

匆此祝好

袁水拍

八二、七、十八

注：“妇刊”，指中国妇女杂志。高集回忆杨刚文章刊登在这本杂志上。

袁水拍，作家、文艺评论家、诗人，江苏吴县人。中共党员。肄业于沪江大学。1937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候补理事、会刊编辑。抗战后期，任新民报、大公报编辑。解放后，任职人民日报，后到中宣部工作。中国文联第一、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全国第三、四届人大代表。

袁水拍也长期担任文化官员，最高当到文化部副部长，不过是在十年浩劫的最后几个月，像是一个倒霉鬼，在大厦即将倾覆的前夜，匆匆登上了通往顶层的电梯。文革后，他被作为“四人帮”余孽审查了很久。

我的岳父高集、岳母高汾，解放前曾在大公报、新民报工作，解放后岳父高集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所以，他们和袁水拍既是多年同事，也一度是相处不错的朋友。可是，在文革后，他们交往很少，只有有数的几次。

水拍本色是诗人。年轻时，喜欢写抒情诗，和徐迟、冯亦代被人称为“三剑客”。上世纪四十年代，热衷于写政治讽刺诗，出版了两部《马凡陀的山歌》，获得极大的诗名。马凡陀，出自世界语Movado，意思是“永动不息”，谐音“麻烦多”（吴语，苏州是袁水拍的家乡），这是作者喜欢的笔名。不过，尽管“麻烦多”，还是能公开发表，都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报刊上。

解放后，热情高涨的讽刺诗人回归抒情。1951年，一首《毛泽东颂歌》，获得毛泽东的青睐，甚至请诗人全家到香山双清别墅度工作周末，还设家宴招待。也许就是这杯恩赐御酒，奠定了他歌德派的底色。

袁水拍晚境凄凉，他的那段特殊际遇备受诟病，以致旧日好友，几无往还，甚至有绝交者如徐迟。袁水拍原本是个活跃、热诚、认真，但也有点简单的人。在那样郁闷的幽居年月，哪怕一句体贴的话语，一封问候的书信，也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宽慰。

这里的两封信，就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境遇下，极度渴望友谊、谅解的真实写照。

第一封写于1980年，他告诉老朋友，“我的问题仍无下文，乏善足陈”，表示了无可奈何的哀怨。又说“承你们为云珍去世写了吊唁信。谢谢！”朱云珍是他相濡以沫的夫人，1979年先他而去，他的孤寂晚岁又增加了几许凄惶。据岳母说，他们其实很久没联系了，但从朋友处得知他夫人去世，就写了封吊唁信，这才恢复了通讯，但也很少见面。

第二封信，是他逝世前三个月写的。首先他对高集到医院探望他，非常感动——“甚感”两字，包含了多么复杂的情愫。他回忆了几个月前，到高府谈天吃饭的情景。那时他已喘得很厉害，上楼都是儿子背的。这封信的重点是“忏悔”，向曾经提携爱护他的“夏公”忏悔。

他想起了两件陈年旧事，一件是文革前，他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曾在文化部的“整风”运动中对夏公“有”所批判。但具体什么内容，在信中没有提，他说“非短信所能备述”。第二件事，是1950年代，夏公的《在上海屋檐下》在北京公演，他“在整个地对它作浅薄的赏析时，也谬加挑剔，十分幼稚。”

他自知沉疴不起，无法当面道歉，特委托高汾在“方便的时候”，代他向夏公致意。1982年10月29日，袁水拍溘然长逝，享年66岁。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我相信，袁水拍一定是在深深的自责中度过他最后岁月的。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病魇折磨下，他想起了曾经伤害过的人，特别是想起了曾经赏识他、提携他的老领导，他迫切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宽恕，这件事对于他，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我问了岳母，她是否向夏公转达了这层意思，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是说，这个人，非常有才华，夏公、乔冠华都很欣赏他。我们都喜欢他的诗。但文革后，老朋友们都不理他了，太可惜了。

附：

袁水拍作品

诗集：《马凡陀的山歌》《沸腾的岁月》《人民》《冬天、冬天》《向日葵》《解放山歌》《政治讽刺诗》《诗四十首》《歌颂和诅咒》《春莺歌》；

诗文集：《华沙·北京·维也纳》；

论文集：《文艺札记》《诗论集》；

译著诗文集：《新的歌》《我的心呀在高原》《五十朵蕃红花》《聂鲁达诗文集》《诗与诗论》《煤烟和鸟》《现代美国诗歌》《伐木者醒来》；

译著小说：《旗手》《巴黎的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