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五月七日，
回看“五七干校”的日子
作者前记：今天5月7号， 五十年前，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做出“五七指示”，两年后，“五七干校”应运而生，遍布全国。二十年前，1996年1月，我曾在《收获》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中，写下关于“五七干校”的文章，题为《旧梦重温时》。这些年来，与许多年轻人聊天，不少人都不知道“五七干校”。特将旧文压缩与修订，在“六根”推出。希望这些叙述，可以让人们对“五七干校”的来龙去脉与生存状况，略有了解。
2016年5月初
柳河“五七干校”，引发全国“五七干校”遍地开花
我想，现在再有机会到黑龙江，我也许还会去一个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十分不著名的地方——庆安县柳河。在那个柳河诞生的十分著名的“五七干校”。 从地图上看，庆安县离哈尔滨并不远，不过“柳河”这个地名就无法在分省地图上找到了。它实在太小了，以致连在地图上占据一个黑点的位置都没有。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柳河当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之所以值得提起，是因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一座被命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首先出现在那里。在历史的卷宗里，它分明是一个门类必不可少的开篇。翻开1968年10月5日的《人民日报》，便会看到一整版与柳河有关的文章。通栏标题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这篇通讯加的编者按，传达了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大迁徙开始了。 “五七干校”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大风暴之后的自然延续。当“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思路必须付诸实施的时候，“柳河五七干校”应运而生，星罗棋布的干校应运而生。刚刚经历过“文革”初期疾风暴雨冲刷的干部们、知识分子们，重又开始一个新的历程。是喜是忧，是苦是乐，是庄重是荒唐，是一种现实必然的选择，还是一种历史的随意之笔，恐怕谁都无法轻易地做出回答。而对此的描述，归纳，也不可能圆满。不管怎么说，“柳河五七干校”在历史的记载上会留下它的大名，大概是可以确定的；“五七干校”，一个涉及到千家万户命运的大壮举，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话题，大概也是可以确定的。“文革”时期的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两股声势浩大的人群几乎一夜之间开始了他们的流动。这两大人群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是“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在1968年的冬天，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着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开始涌动。在柳河“五七干校”被树立为典型之后仅仅两个多月，《人民日报》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通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了甘肃会宁县城市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情，从而向所有城市的知识青年发出了到农村去的号召。两股人流由此而形成，开始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状态流动。尽管年龄不同，知识层面不同，在“文革”初期所处的身份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但在由城市向农村流动上，在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途径和要求上，他们没有差别。踏上上山下乡征途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开始未必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改变，他们的经历和经验，远不能让他们深刻理解上面社论中所说的含义。他们不会想到，他们这些“文革”初期的闯将，辉煌与荣耀即将或者已经成为过去，未来日子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身影不再会令人瞩目。到农村去，那里是一个能够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样的号召和许诺，在最初的日子里，对他们仍然有相当大的诱惑和激发。
漫画家方成（右2）与同事在人民日报社干校劳动时留影
于是，他们依然满怀豪情，依然有“革命舍我其谁”的壮志。在这股人流的最初流动中，自愿踊跃报名的知青，占据着很大比例。似乎越遥远越艰苦，也就越有诱惑越有刺激。他们高举红旗高唱战歌意气风发，告别亲人告别城市的依依不舍，让位于开创新事业的伟大抱负。在这样的情形下，当然更不会有凄凄切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伤，相反，还会有革命者的浪漫诗意。对比之下，奔赴“五七干校”的出发场面，竟是如此地令人失望。也有红旗招展，也有标语飞扬，也有欢送的人群，但出发的人们绝对没有那些知青的豪情与抱负，自然也就没有了他们那种精神抖擞的状态。
1972年，沈虎雏来到丹江干校探望父母沈从文与张兆和不同于革命小将，“五七战士”中的大多数人，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为革命的对象，或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或者是“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身份的不同、角色的不同，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得清楚奔赴“五七干校”对于他们所具备的意义。那里不过是城市里“牛棚”的延续，他们面临的仍然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学习、劳动。在那里仍然需要夹着尾巴做人，仍然只能是接受改造，别无其他。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们当然不会有知识青年那种浪漫情怀。在一些部门，当领导各部门斗批改运动的人员向大家宣布建立“五七干校”的决定时，就已经毫不掩饰地把黯淡的前景一一描绘出来。在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连最高指示所说的可以不去干校的“老弱病残”，也都同样被列入“五七战士”的行列之中。一位作家回忆，当作协宣布所有人员都要下放干校时，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不要再幻想回北京来。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1983年，发表长诗《老婆呀，不要哭》的《诗刊》杂志
黄永玉在五七干校偷偷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文革”后发表于《诗刊》
1972-4-15黄永玉在五七干校写给李宝瑞的信
另一位作家也这样谈到学部的情况：“当时各地都是由上边下通知，被通知的同志不得不依照规定的日子和地点集合，下‘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说下去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这只是表面文章，欺人之谈。你想不下去，能行么？各地的情况虽有差别，但是强迫下去是一致的。以社会科学院（前学部）为例，军代表宣布的精神三点：1．老弱病残全都要下去，走不动的用担架抬，一个不留，这叫做‘连根拔’。2.革命群众下去是劳动锻炼，那些头上有帽子的，下去是劳动改造。3．那些有问题的人，我们劝告你们，别再痴心妄想回北京城了，北京城不需要你们这号人。”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奔赴“五七干校”的出发场面，自然而然深深笼罩着一种凄清，一种感伤。当看到已过古稀之年的俞平伯、已过花甲之年的冰心、张天翼、陈翰伯等人走在下放劳动的队列之中，我想，稍稍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和正常心态的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出快乐或者豪迈的情绪。
杨绛干校六记
杨绛便是以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去为钱钟书送行。这是一个令她难忘的历史场面。她看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伯夫妇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这一幕令她难以接受。杨绛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她发现周围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几年后，在那本著名的《干校六记》中她回忆了这一切。尽管她的笔调格外地简洁冷峻，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着的无奈和惆怅。在众多“五七干校”中，最让我关注的自然是设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咸宁干校因位于向阳湖而又被称作“向阳湖干校”，它满员时曾容纳过六千多人。我不能断定它就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像它那样在一个小小天地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容纳如此众多的中国文化界的翘楚精英。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个个值得关注的名字：冰心、沈从文、陈翰伯、冯雪峰、张天翼、郭小川、李季、萧乾、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他们曾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创造中表现出他们的才华和学识，如今，他们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汇集到向阳湖。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将因这样一批人的来临而在当代文化史上变得重要起来。这是—次前所未有的汇集，也许还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汇集。我相信，下个世纪的人，难以想象竟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人物。不过，更令他们惊奇的，应该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在垂暮之年，不得不抛弃以往的一切，改换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步履蹒跚地在沼泽地里、在田埂上留下新的脚印。在这里，农业劳动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所有他们过去视为神圣的与文化有关的一切，则被视为羞愧甚至耻辱而被摈弃。据我所知，在所有干校中，向阳湖干校的境况可能最为艰苦。和一些中直党政机关的干校、各地省直机关的干校有所不同，来到这里的“五七战士”是真正应该受到改造的对象。在向阳湖干校里，作家、学者、专家、出版家，纵然是学贯中西，纵然是著作等身，在田野里，这些东西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或者庄严。学问、才华和庄稼、肥料，在那样的情形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本来就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对象，他们有的单位（如作协）甚至有可能将不存在。回北京是遥遥无期的事，他们有可能永远就以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存下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璨然，年岁已高，身体瘦弱，重病缠身，但他也得吃力地在菜地里抬一大桶粪。他1938年去延安，早年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得力助手，但他终于未能挺过“五七干校”这一关，在1972年死于向阳湖。文学评论家侯金镜也在菜地劳动。他是有名的病号，但管理人员仍然要他挑水。一天，他连续挑水十担，当晚便心脏病猝发而死。人们不时看到，已是花甲之年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在盛夏的毒日下装卸砖头。这样一个学识渊博早年就投身革命的文人，却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他的手颤抖着，顾不上擦去满脸汗水，像年轻人一样每次提四块砖。人们还记得，他走路八字脚不大利索，有次过向阳湖一座独木桥，没人帮忙，只好慢慢爬过去。就连夜间起床小便时，尿桶发出声音，也受到过看管者的严厉斥责。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了六十年代初萧乾遇到的同样的尴尬，当时他在右派分子集中劳动改造的唐山某农场。他素来胆小，不敢过独木桥，每次只得小心翼翼地从上面爬过。在那样的时刻，他大概没有想到，十年后，类似的体验会在更多的文人身上发生。不过，萧乾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向阳湖畔不仅要不断地重复十年前的动作，还会经历新的磨难。他难忘的是和冯雪峰一同参加拉练的一个个夜晚。干校一律按照军队编制，每个单位为一个连，管理者是军人，在军宣队看来，是连队，当然就得有军队的课题。于是，冯雪峰、萧乾，还有更多的年过花甲者，毫无疑问也该如同青年人一样，走在深夜拉练队伍的行列中。萧乾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情景：一次翻过一道土岗子，他看到冯雪峰咕咚一声跌倒，便赶紧去搀扶。冯雪峰，这位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人，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摆手，并向前面指了指，示意萧乾别管他，快跑，不然会受到批评。萧乾仍然坚持将他扶起。听到前方传来的口号声，冯雪峰推搡着萧乾，上气不接下气地勉强说了句：“快跟上队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因为迟到，受到了年轻军人的严厉斥责。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我的心异常沉重。我难以想象，在现代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会以如此狼狈、可怜的姿态，出现在皎洁的月光之下。这里，不仅仅没有了对革命者、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甚至连最基本的对老人的爱护，也荡然无存。向阳湖，因为这样一些人的这样一些故事，在我的脑海里不再会消失。
与此同时，在与湖北相邻的河南，俞平伯、钱钟书所在的“学部干校”，那些学者们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活。翻译《堂·吉诃德》的杨绛在菜园里为修建一个厕所忙碌着：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根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
……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秫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干校六记》）
和杨绎的忙碌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哲学家杨一之的修建养鸡棚。杨一之是哲学所研究员，曾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和俞平伯一起奉命养鸡。为了防止小鸡丢失，他们到集市上花了几十元买来两把高粱秆，搭起一个篱笆城将小鸡围住，两人累了一中午才休息。等起床一看，已是鸡去城无。只有一只跑不动的小病鸡和一大群大嚼“建筑材料”的农家小孩。原来这些高粱秆都是不长粮食的甜秆，是当地农民的天然食品。杨一之也由此得了一个与名字谐音的雅号——“养一只”。有了这样一些沉重的故事，所有加在“五七干校”身上的冠冕堂皇溢美之词，顿时成为毫无生命力的肥皂泡，破碎为留不下一点儿痕迹的虚妄。将知识分子视为天然的应该改造的对象，并且必须在农村这样的天地里予以实施。这只能是“文革”这样一个畸形时代的一个畸形创造。在干校里人们出演的，不仅仅是那些“五七战士”们的个人悲剧，更是整个民族的、国家的悲剧。陈白尘在他的日记里，非常生动地记录下了自己在最初因不能到“五七干校”时而感到的沮丧。1969年9月9日
早晨集中，宣布下放以前的全部日程。我若留在北京，将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了，不禁茫然。自从回到群众中去以后，精神上是比较愉快的，今后又要重返孤寂的生活中么？忽然，李季来找我，透露说还是作下放的准备，大喜。11时许，专案组通知我说，已同意我随群众下放了。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时大为忙乱，开购物单，写家信，紧张万分。
下午开誓师大会，宣布下放名单，我被列为外单位随同下放而由中央专案组管理的人员，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9月15日
上午写汇报，抒述被批准下放的兴奋心情，即交出。但片刻之后，专案组侯××来通知说：“经研究已基本决定，你暂时还是不下放。”兜头一瓢冰水，木然良久，又是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理由何在？无从得知，极为苦恼。作为老弱病残加以照顾么？天翼又何以独去？一变再变，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真是精神折磨！
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陈白尘所代表的一种心情，但当时这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对于那些早就成为“右派”的人来说，到“五七干校”，还会是某种程度上的安慰。远在新疆的一位“右派”作家，“五七干校”无形之中改变了他原有的境况。好几年时间里，他被下放到伊犁劳动，工资也被停发。而能够到“五七干校”，就意味着他和别人一样，也具备了“战士”资格。于是，他写信申诉，要求恢复他的工资。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工资不仅恢复，而且还把几年停发的工资一次补齐。当他向我讲述这些往事时，当年的那种意外之喜仿佛还留在他的脸上。他说：“当时拿到两千多元，那个兴奋，简直和现在拿到二十多万元的感觉差不多！”我所在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蓝翎，也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他被打为“右派”后，下放到河南省直机关。他告诉我，这里的干校，情形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在管理者的眼中，那些来自中央、来自省城的干部，毕竟是具有一定级别的人，他们来到干校，只不过是短暂的过渡，或迟或早，仍然会返回城里，那时他们说不定还会是威风八面的领导。所以，一般来说，这样的干校，生活条件、待遇并不恶劣，劳动强度也不大。与他们类似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他们早已陷入逆境，种种磨难不再那么可怕。更重要的是，在干校里，所有人，无论过去彼此身份有多大差别，也不管过去相互之间有多少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现在都是一样的“战士”。对于这些受过多年委屈和歧视的人来说，无疑有一种享受到平等的满足。陈白尘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他给大嫂写了一信，在连部的邮简内偷偷发出，信封上写的是大嫂的名字——陈王氏收，下款未注地址。当第二天开邮筒者持信追问发信人，要求补写地址时，他却不敢出来承认是自己发出的。尽管信中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但他害怕的是没完没了的追究，害怕由此而带来无穷的后患。于是，他只装充耳不闻。他的信被公开了，由人在晚饭时在食堂门口宣读，以寻发信人。他写道：“幸而无任何政治内容，只是要这要那，未引起注意。我不敢抬头，闷声吃饭，汗流浃背。”然而，事情没有结束。陈白尘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揪住。他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为指责、惩罚随时可能降临于身而惶惶不安。他去大田翻地，但“终日心绪不安”。他的信虽然作了伪装，但笔迹有的人是可以认得出的，尤其是一句来干校后专门检查家信的女士。他感到万幸的是这位女士当时不在。直至收工时仍无事，他这才稍微放下心来。刘焕章先生送我收藏的沈从文从干校寄回北京的木箱板子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福州一所教会学校教过书，校长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教育学博士，同事中则有几个美国传教士。和他一样，这位博士后来也成为干校的一员。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3年，正在插秧的博士，被连部叫去发给一套新制服，并要他立即进城理发洗澡，原来省里要来外宾，他被要去担任翻译。博士走进了省政府的大客厅，重又坐上舒适的沙发。外宾进来了。他意外地发现他们正是原先他学校里的那几位美国教师。对于他来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情感最为复杂心理变化最为迅疾的一个瞬间。久别重逢的兴奋，历史场景变换的巨大反差，个人命运的嘲弄，等等，一并向他袭来。博士终于承受不了如此大的心理冲击。他猝然倒下，永远也没有再站起来。和寄信而带来的苦恼相比，博士的遭际无疑具有更强烈的命运震撼力，对“五七战士”的思想、感情，必然会产生猛烈冲击。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根据周围发生的一切，来重新认识，来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尴尬和无奈。于是，干校的种种，对于他们就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而应是某种意义上的催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许多干校中人，才有可能从一片懵懂中走出来，开始冷静地思索自己，思索“文革”，思索历史，从而为后来的彻底否定“文革”，作了历史的铺垫，为迎接一个新的时代，酝酿出他们真诚的热情。这该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文革”后，我们读到的一些文学前辈的作品，显然与以往大大不同。有了更多的历史思考，情感更深沉，文笔更老辣。既然他们走进过干校，既然他们经历了干校的种种现实，他们就不可能摆脱它。虽然没有大量反映干校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但他们后来的所有创作，都或多或少折射着干校生活留在心中的投影。从这个角度看，干校对他们真的起到了“改造”的作用，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那里渐渐走出了“文革”的噩梦，从而在晚年达到了一生中文学创作的最后高潮。假如把视野从文人范畴扩展到所有“五七战士”，便会看到更为壮观的历史涌动。不同领域的人，正是在干校时期开始了他们对“文革”、对历史的反思。个人崇拜渐渐淡去，务实精神重新得到重视，这样的反思，为哲学、经济学、政治等方面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我们难以想象，没有这样一批人的影响和积极参与，“文革”后的中国，会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表现得如此活跃，如此充满勃勃生机。显然，不能忽视对“文革”（包括对“五七干校”）的淡忘，更不能对虚饰和美化无动于衷。痛苦和磨难并不像理论上所叙述的那样，就一定会让人清醒让人警觉。忘掉悲剧，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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