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原题
“五七干校”里的文化人
从佳木斯出发，沿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而行，直至兴凯湖。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三江平原上的北大荒一望无际，延伸着红的、黄的色彩，煞是壮观。比起在云贵高原，或者在江南水乡看到的大一块小一块的色彩分割，似乎这里才显出了大自然的恢宏气势。行走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我强烈地感到了人可能永远只是大自然的一种点缀。那次到北大荒是去采访农垦系统。大概和同行人的兴趣有所不同，从踏上那块人们早已熟悉的土地之日起，在感慨拓荒者的艰辛、伟大的同时，我就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追寻。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想像着我所认识的一些老前辈，他们当年作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这里之后是如何度过难熬的时光。聂绀弩、刘尊棋、丁聪、吴祖光……从他们那里，我早已听到过不少发生在这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但只有当自己呼吸到这里的空气，踩着他们流过汗水和泪水的土壤，历史的感受才会更为深切。在去北大荒之前，我听歌唱家张权讲过，她的丈夫莫桂新在被打为北京音乐界的“大右派”之后，被发配至兴凯湖，很快就在那里死了。她不清楚真正的死因，即便都是“北大荒人”的朋友们，说法也不一致。我在兴凯湖农场住下之后，借来场志翻阅，只在上面看到一句简单的记载：1958年9月，因一种流行性传染病，大约有十多人去世。我去那里还是在七、八年前，场志中所讲的具体是什么病我已记不清，但所说的时间，正是莫桂新去世的时间，想必所记的十多人中就包括了他。可是，我从当地一位老农垦那里，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当莫桂新一行“右派”被发配到这里之后，负责管理他们伙食的管理员，从中克扣贪污，把他们的粮食拿去倒卖，使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后来这件事被在北京的家属反映上去，北京方面要派调查团来了解。于是，场方在调查团到来那天，立即改善伙食。这些长期饥饿难耐的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肠胃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不能一下子承受过多的食物和油腻。他们拼命地吃。结果，几乎所有人都立即腹泻不止，直到肠胃病蔓延，不少人相继死去。莫桂新是他们中的一个。作为一个留学归来报效祖国的著名音乐指挥家，就在那样的环境中竟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完了他的人生。听了这个故事，我的心情久久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郁和悲凉充溢。我想，回到北京之后，最好不将这样的传闻告诉张权，尽管它极可能就是事实的真相。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何必再以这样的传闻来刺痛她的心。我把它一直埋在心底。最终我也不清楚张权生前是否知道了这个故事。那次黑龙江之行，除了北大荒外没去其他地方，而且从那之后，我也没再去黑龙江。我想，如果再有机会到那里，我也许还会去一个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十分不著名的地方——庆安县柳河。我觉得有莫桂新这样一种悲剧性命运作点染，在那个十分不著名的柳河诞生的十分著名的“五七干校”，一开始仿佛就无形之中具备了某种历史的延续。这样，当今天人们有机会重新回望这种“文革”产物时，便会觉得它在历史行程中的位置变得更加突出，对许许多多走进过干校的人来说，它所具备的意义，也从而会变得更加厚重起来。从地图上看，庆安县离哈尔滨并不远，不过“柳河”这个地名就无法在分省地图上找到了。它实在太小了，以致连在地图上占据一个黑点的位置都没有。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柳河当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之所以值得提起，是因为1968年5月7日，一座被命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首先出现在那里。在历史的卷宗里，它是一个门类必不可少的开篇。
“五七战士”中的大多数人，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为革命的对象，或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或者是“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身份的不同、角色的不同，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得清楚奔赴“五七干校”对于他们所具备的意义。那里不过是城市里“牛棚”的延续，他们面临的仍然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学习、劳动。在那里仍然需要夹着尾巴做人，仍然只能是接受改造，别无其他。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们当然不会有知识青年那种浪漫情怀。漫画家方成（右2）与同事在人民日报社干校劳动时留影在一些部门，当领导各部门斗批改运动的人员向大家宣布建立“五七干校”的决定时，就已经毫不掩饰地把黯淡的前景一一描绘出来。在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连最高指示所说的可以不去干校的“老弱病残”，也都同样被列入“五七战士”的行列之中。一位作家回忆，当作协宣布所有人员都要下放干校时，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不要再幻想回北京来。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奔赴“五七干校”的出发场面，自然而然深深笼罩着一种凄清，一种感伤。当看到已过古稀之年的俞平伯、已过花甲之年的冰心、张天翼、陈翰伯等人走在下放劳动的队列之中，我想，稍稍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和正常心态的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出快乐或者豪迈的情绪。在众多“五七干校”中，最让我关注的自然是设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咸宁干校因位于向阳湖而又被称作“向阳湖干校”，它满员时曾容纳过六千多人。我不能断定它就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像它那样在一个小小天地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容纳如此众多的中国文化界的翘楚精英。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个个值得关注的名字：冰心、沈从文、陈翰伯、冯雪峰、张天翼、郭小川、李季、萧乾、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他们曾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创造中表现出他们的才华和学识，如今，他们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汇集到向阳湖。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将因这样一批人的来临而在当代文化史上变得重要起来。这是—次前所未有的汇集，也许还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汇集。我相信，下个世纪的人，难以想象竟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人物。不过，更令他们惊奇的，应该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在垂暮之年，不得不抛弃以往的一切，改换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步履蹒跚地在沼泽地里、在田埂上留下新的脚印。在这里，农业劳动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所有他们过去视为神圣的与文化有关的一切，则被视为羞愧甚至耻辱而被摈弃。据我所知，在所有干校中，向阳湖干校的境况可能最为艰苦。和一些中直党政机关的干校、各地省直机关的干校有所不同，来到这里的“五七战士”是真正应该受到改造的对象。在向阳湖干校里，作家、学者、专家、出版家，纵然是学贯中西，纵然是著作等身，在田野里，这些东西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或者庄严。学问、才华和庄稼、肥料，在那样的情形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本来就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对象，他们有的单位（如作协）甚至有可能将不存在。回北京是遥遥无期的事，他们有可能永远就以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存下去。“文革”后参与创办《英语世界》并担任主编的陈羽纶，是—位英语专家，他曾翻译过人们熟悉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当年他已年近半百，因为在“文革”初期挨整被工宣队误诊失去左脚。但是，两个月后，他也不得不拄着拐杖来到向阳湖。像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尽管行动不便，也得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用仅剩的右腿踩缝纫机，认认真真地为其他学员缝补衣服，有时还在小卖部代卖香烟。最令他难忘的是上干校的茅坑。每次上茅坑都非常吃力，稍有不慎，还可能掉进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璨然，年岁已高，身体瘦弱，重病缠身，但他也得吃力地在菜地里抬一大桶粪。他1938年去延安，早年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得力助手，但他终于未能挺过“五七干校”这一关，在1972年死于向阳湖。文学评论家侯金镜也在菜地劳动。他是有名的病号，但管理人员仍然要他挑水。一天，他连续挑水十担，当晚便心脏病猝发而死。人们不时看到，已是花甲之年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在盛夏的毒日下装卸砖头。这样一个学识渊博早年就投身革命的文人，却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他的手颤抖着，顾不上擦去满脸汗水，像年轻人一样每次提四块砖。人们还记得，他走路八字脚不大利索，有次过向阳湖一座独木桥，没人帮忙，只好慢慢爬过去。就连夜间起床小便时，尿桶发出声音，也受到过看管者的严厉斥责。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了六十年代初萧乾遇到的同样的尴尬，当时他在右派分子集中劳动改造的唐山某农场。他素来胆小，不敢过独木桥，每次只得小心翼翼地从上面爬过。在那样的时刻，他大概没有想到，十年后，类似的体验会在更多的文人身上发生。不过，萧乾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向阳湖畔不仅要不断地重复十年前的动作，还会经历新的磨难。他难忘的是和冯雪峰一同参加拉练的一个个夜晚。干校一律按照军队编制，每个单位为一个连，管理者是军人，在军宣队看来，是连队，当然就得有军队的课题。于是，冯雪峰、萧乾，还有更多的年过花甲者，毫无疑问也该如同青年人一样，走在深夜拉练队伍的行列中。萧乾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情景：一次翻过一道土岗子，他看到冯雪峰咕咚一声跌倒，便赶紧去搀扶。冯雪峰，这位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人，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摆手，并向前面指了指，示意萧乾别管他，快跑，不然会受到批评。萧乾仍然坚持将他扶起。听到前方传来的口号声，冯雪峰推搡着萧乾，上气不接下气地勉强说了句：“快跟上队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因为迟到，受到了年轻军人的严厉斥责。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我的心异常沉重。我难以想象，在现代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会以如此狼狈、可怜的姿态，出现在皎洁的月光之下。这里，不仅仅没有了对革命者、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甚至连最基本的对老人的爱护，也荡然无存。向阳湖，因为这样一些人的这样一些故事，在我的脑海里不再会消失。与此同时，在与湖北相邻的河南，俞平伯、钱锺书所在的“学部干校”，那些学者们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杨绛便是以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去为钱锺书送行。这是一个令她难忘的历史场面。她看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伯夫妇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这一幕令她难以接受。杨绛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她发现周围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几年后，在那本著名的《干校六记》中她回忆了这一切。尽管她的笔调格外地简洁冷峻，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着的无奈和惆怅。翻译《堂·吉诃德》的杨绛在菜园里为修建一个厕所忙碌着：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根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
……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秫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
（《干校六记》）
和杨绎的忙碌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哲学家杨一之的修建养鸡棚。杨一之是哲学所研究员，曾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和俞平伯一起奉命养鸡。为了防止小鸡丢失，他们到集市上花了几十元买来两把高粱秆，搭起一个篱笆城将小鸡围住，两人累了一中午才休息。等起床一看，已是鸡去城无。只有一只跑不动的小病鸡和一大群大嚼“建筑材料”的农家小孩。原来这些高粱秆都是不长粮食的甜秆，是当地农民的天然食品。杨一之也由此得了一个与名字谐音的雅号——“养一只”。假如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而有意识地从不同角度了解，“五七干校”就可能永远作为一个固定的、相互一致的模式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一样的悲悲凄凄的告别，一样的半军营式的管理，一样的被迫无奈地劳动……真实，现实远不是如此简单。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五七干校”，境况和待遇有所不同；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五七战士”，面临的磨难和心情，也互有差别。陈白尘在他的日记里，非常生动地记录下了自己在最初因不能到“五七干校”时而感到的沮丧。1969年9月9日
早晨集中，宣布下放以前的全部日程。我若留在北京，将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了，不禁茫然。自从回到群众中去以后，精神上是比较愉快的，今后又要重返孤寂的生活中么？忽然，李季来找我，透露说还是作下放的准备，大喜。11时许，专案组通知我说，已同意我随群众下放了。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时大为忙乱，开购物单，写家信，紧张万分。
下午开誓师大会，宣布下放名单，我被列为外单位随同下放而由中央专案组管理的人员，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9月15日
上午写汇报，抒述被批准下放的兴奋心情，即交出。但片刻之后，专案组侯××来通知说：“经研究已基本决定，你暂时还是不下放。”兜头一瓢冰水，木然良久，又是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理由何在？无从得知，极为苦恼。
作为老弱病残加以照顾么？天翼又何以独去？一变再变，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真是精神折磨！
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陈白尘所代表的一种心情，但当时这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陈白尘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他给大嫂写了一信，在连部的邮简内偷偷发出，信封上写的是大嫂的名字——陈王氏收，下款未注地址。当第二天开邮筒者持信追问发信人，要求补写地址时，他却不敢出来承认是自己发出的。尽管信中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但他害怕的是没完没了的追究，害怕由此而带来无穷的后患。于是，他只装充耳不闻。他的信被公开了。由人在晚饭时在食堂门口宣读，以寻发信人。他写道：“幸而无任何政治内容，只是要这要那，未引起注意。我不敢抬头，闷声吃饭，汗流浃背。”然而，事情没有结束。陈白尘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揪住。他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为指责、惩罚随时可能降临于身而惶惶不安。他去大田翻地，但“终日心绪不安”。他的信虽然作了伪装，但笔迹有的人是可以认得出的，尤其是一位来干校后专门检查家信的女士。他感到万幸的是这位女士当时不在。直至收工时仍无事，他这才略微放下心来。三十年代他在福州一所教会学校教过书，校长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教育学博士，同事中则有几个美国传教士。和他一样，这位博士后来也成为干校的一员。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3年，正在插秧的博士，被连部叫去发给一套新制服，并要他立即进城理发洗澡，原来省里要来外宾，他被要去担任翻译。博士走进了省政府的大客厅，重又坐上舒适的沙发。外宾进来了。他意外地发现他们正是原先他学校里的那几位美国教师。对于他来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情感最为复杂心理变化最为迅疾的一个瞬间。久别重逢的兴奋，历史场景变换的巨大反差，个人命运的嘲弄，等等，一并向他袭来。博士终于承受不了如此大的心理冲击。他猝然倒下，永远也没有再站起来。 “文革”后，我们读到的一些文学前辈的作品，显然与以往大大不同。有了更多的历史思考，情感更深沉，文笔更老辣。既然他们走进过干校，既然他们经历了干校的种种现实，他们就不可能摆脱它。虽然没有大量反映干校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但他们后来的所有创作，都或多或少折射着干校生活留在心中的投影。从这个角度看，干校对他们真的起到了“改造”的作用，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那里渐渐走出了“文革”的噩梦，从而在晚年达到了一生中文学创作的最后高潮。假如把视野从文人范畴扩展到所有“五七战士”，便会看到更为壮观的历史涌动。不同领域的人，正是在干校时期开始了他们对“文革”，对历史的反思。个人崇拜渐渐淡去，务实精神重新得到重视，这样的反思，为哲学、经济学、政治等方面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我们难以想象，没有这样一批人的影响和积极参与，“文革”后的中国，会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表现得如此活跃，如此充满勃勃生机。历史是复杂的，文学创作更为复杂。我也许应该改变一下审视干校文学的角度。走进人的内心深处，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1995年“二流堂”欢聚于夏衍家，前排左起吴祖光、郁风、高集、高汾、唐瑜、黄苗子，后排左起丁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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