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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李锦:改革开放前山东农村有多穷?

李锦 新三届 2021-05-18

原题

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作者:李锦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今天,你是否相信20多年前编注:此文写于2000年前)会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90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记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1978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1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10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10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3口人挤在这张庆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


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90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大爷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掩饰贫穷生活。大爷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员。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大爷的诉说,刹那间我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沂蒙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3点才做饭。


老妇救会员约60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3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了21年干部。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个村处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粮39公斤,老百姓靠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钱,而且这还是实物折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全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30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可媳妇跟人家跑了。


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出过贼,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


出了他家,干部在路上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官,刚成亲才3个月。他当了20多年干部,可也当了30多年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干部还介绍,听说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没想到30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有人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候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


不管咋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了这女人,现在日子过得还是蛮和睦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特地又转身回去,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拍照时他们都笑不起来,脸上流露出忧愁。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好走”。

一个当了20多年干部的人到50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不了多少年,这个村子不就会自生自灭么? 


(本文摘自《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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