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邱根发，1955年生人。1974年毕业于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赴江苏省沛县大屯煤矿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入职西郊宾馆，从事酒店管理。2015年从丁香花园总经理任上退休。著有文集《墨西哥散记》，参与编撰《现代饭店管理实用手册》等五部专著。
作者：邱根发
每年报纸上刊出高考消息时，我总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感慨。回想起四十三年前我参加的那次在大屯煤矿的高考，实在是一场决定命运的人生搏斗，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原是沪上72届初中毕业生，从1968年至1972年在中学课堂上整整坐了四年。彼时，值“文革”特殊岁月，而上海这边从我们这届起，正式推行所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四年一贯制课堂教学。于是，按序应该是71年初中毕业的我们这拨学生被延后一年毕业，故谓“72届”。依当时的说法，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一毕业那就是高中学历。孰料，“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连个初中学历都“揩塌”。这怨不得谁。平心而论，由于极左路线干扰，我们那时候并没有系统而正规地读什么书，尤其是取消检测学生成绩标准的考试升学制度，良莠不分的教育“大锅饭”，自然没有得偿所愿的学历待遇。1972年年底，我们这届即将离开校门的学生，面临当时“工矿”农村”两个去向。所谓“去向”，是按学生各自家庭农工比例情况的“再分配”。由此，我作为“工矿”的边缘人，被分派配至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①读中专。同样因为“文革”时段之缘故，未被纳入学历教育档案。1974年年末，算是从上海冶专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境内的大屯煤矿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刚参加工作没几年，是江苏省大屯煤矿的一名普通技工。这个煤矿是上海设在外地的“飞地”企业②，干活在江苏省沛县，也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举兵起义的地方。编制却属于上海，管理自然归上海统一领导。一起被分配到大屯的同学共有十几个，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我所在的具体工作单位是大屯煤矿指挥部姚桥矿机电科。原来想象应当是坐在办公室里与图纸打交道的科室人员。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我们的待遇是“以工代干”，必须跟矿工一样，每天到地下460米深的井下干活。下井时天还没亮，上来时天又黑了，终日不见阳光，真是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娘姨还晚……与原先的大上海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时，上海煤矿技术研究所为了赶超英美，大打矿山翻身之仗，研制出一款新的采煤设备，叫双滚筒采煤机。这种设备可以大大减轻采煤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采煤产量，从此改变工人靠打眼放炮来采煤的落后生产方式。因为这个设备刚刚研制出来，需要在煤矿的实际操作中调试工作效率。初到煤矿时，我就参加了这个新设备的试用和检测工作。不仅先在大屯煤矿，还到安徽淮北市的朱庄煤矿和徐州市矿务局的一个老煤矿——庞庄煤矿去调试。我们天天披星戴月，每天在井下要待10个小时以上。那些老煤矿已经被开采了几十年，被掏空的坑道老深了。从井口乘“罐笼”（一种矿山专用的升降机）到地下几百米的深处，再横向里走到“掌子面”（即工作面），有时要在井下走一个多小时。开工前还要开班前会，换衣服，领矿灯。虽说是八点钟上班，实际上我们六点钟就要动身了。1975年上半年，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经济工作的时候，全国人民精神大振。那时国家为了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号召大家大干快上，大打矿山之仗，矿区的工作非常紧张，经常要加班。煤炭行业的大报小报整天都在宣传“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当时在全国煤矿业掀起了“学劳模、学标兵”的热潮。而大屯煤矿学劳模的两个重点对象是，煤炭部徐州庞庄煤矿劳模陆金龙，煤炭部大屯煤矿指挥部掘井队27处劳模吴修伦。那时，矿上经常评选“采煤模范”，被评上“采煤模范”的工人戴着大红花，被大家簇拥着，敲锣打鼓地走出来，非常风光。那大红花是用一幅毛葛制的红被面制成的，回到家里拆开来就是一个被面。这个办法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很聪明，既是精神鼓励，也是物质鼓励（当时一条毛葛被面要10元钱，而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井口贴着醒目的大幅标语是陆金龙英雄的豪言壮语：“苦干一百天，气死帝修反！”还挂着吴修伦提出的口号“地球转一圈，我们要干一圈半”（意思是与地球抢时间，一天要干一天半的活儿）。我们每天从红色大标语下面走过，总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何况，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人，被称为上海的第一代矿工。这个称谓，意指上海没有煤矿，从我们这十几个来大屯煤矿的人开始算起。那时的政治气氛浓厚，工人的工作热情高涨，大家都在忘我地拼命。井下工作的条件异常艰辛，每天从井下上来，除了瞳孔中的眼白，从头黑到脚底板，连流出来的鼻涕和吐出来的痰都是一片漆黑。而矿工的伙食很简单，尤其是中午饭在井下吃，每人发两个大饼。大伙儿一只手捏一只大饼，围着半桶开水啃大饼（原本是一桶水，但从井口挑到工作面，一路上晃荡，只剩半桶了），所以每人喝水也很有限。由于手上沾满了煤屑，井下又没有自来水洗手，大饼拿在手上，一捏一个黑手印……更可怕的是，因为设备简陋，井下常常出现塌方，隔三差五会发生工伤事故，瓦斯爆炸的事情也时有所闻，我有几位工友也出了工伤，压坏了腰。在这种情况下，我思想上慢慢产生了忧虑，家里父母也很为我担心，主要是担心我工作上的人身安全。但即使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我仍然不放弃对知文化知识的渴望，喜欢看书看报，写些文章，那时候书籍很少，如果碰到好书就把它抄下来……现在想想当年的工余阅读学习真是刻苦，每天在早晨六点钟上班之前和晚上下班之后，抓紧时间看书、抄书，我甚至还抄录了十几本笔记薄的鲁迅杂文选以及毛主席诗词集等，至今许多诗词朗朗上口，印象深刻。古人尝曰，雪夜围炉读禁书，为人生至大幸福。人生十八九岁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年龄，偏巧撞上“文革”禁书年份。为避时忌，自己只能躲在蚊帐中把好不容易借来的如巴金《家》《寒夜》，老舍《骆驼祥子》，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等所谓“禁书”通宵达旦地阅读，实在倦了就用冷水洗把脸，就这样聊以宽解年轻人的阅读的饥渴。实在没有书可以看了，有一次下班，步行几十里路去淮北市新华书店去选书。那会儿书店，品种异常单一，除马思列斯毛著作，《呐喊》《朝花夕拾》等镶嵌鲁迅先生头像的著作外，还有就是“梁效”文章单行本一类的读物。记得在那儿买了所谓“三结合写作小组”读物《他们特别能战斗》《祖国在前进》等。有一次市区书店买书由于太过劳累，不知不觉就昏倒在书店里。1976年我还有幸被选入大屯矿区指挥所写作小组，创作了《矿车飞奔》的文章。为不辜负领导错爱，我不得不进一步压缩已经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彼时，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故而，有时走过矿区的子弟学校，看见那里的校舍和进进出出的学生，心里特别羡慕，心想自己什么时候能重新走进课堂就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自然、很原始的愿望，就是盼望能不下井工作，能在地面上工作，能每天见到阳光就满足了，能在阳光底下得偿所愿地阅读书籍，简直高兴死。过了一天又一天，似乎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1977年10月，有一天夜里加班后，大家围在一起吃夜餐，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对我们这些迫切希望改变处境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写信回家，叫父母和亲戚朋友想方设法找一些中学课本来“啃”、来背，弄不到这些课本的就互相传抄......但是，我们毕竟还要上班呀。这样每天晚上的时间就显得异常宝贵，每天都要在灯下复习到深更半夜。好不容易盼来高考的具体方案，可因为我们的单位地处江苏省内，就把我们大屯矿区的考生划到江苏省的考区。要命的是，江苏省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成千上万，尤其是苏北贫困地区的青年，为了改变命运，简直豁出去了拼命读书。省里为了保证高考质量，决定先进行一次筛选性的“初考”，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初考”通过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高考。我和几个白天上班的同事就在沛县一所中学里参加了“初考”。不出所料，语文我对付的还可以，数学就不行了，因为原先在学校时学得就不多，离开学校时间长了，十有八九全忘了。结果，我们被筛选出局。据说，被筛选下来的居然高达97%。呜呼！我与1977年11月11~12日恢复高考的开锣大戏失之交臂，可想而知，给我的精神打击有多大。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矿区的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着郭沫若先生《科学的春天》那激动人心的讲话。在这之前，著名作家徐迟先生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洛阳纸贵，我连夜一口气读完，完全沉浸在陈景润的数学世界里，精神上受到巨大的震撼。当时报上还刊出了叶剑英同志的一首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形势喜人，催人奋进。心想，既然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我们今天不拼搏还等何时？人生能有几回搏？拼着命也要上！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高考攻关。好在1978年的高考，有关部门又把我们这些大屯矿区的考生划回了上海考区，而且教育部也颁发了高考复习大纲，社会上各种高考复习资料也应运而生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自己的机遇就在此时，只能打赢，不能失败。于是，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像个饥饿的人发现了面包那样，只要一下班，就向案头那堆高高的复习资料猛扑过去......由于高度紧张、劳累，每天的饭量只有三四两。尽管那时煤矿工人享受着全国最高的粮食定量，每月有59斤口粮（码头搬运工当时也只有56斤）。原先我是不够吃，现在却怎么也吃不下了，脑子里整天都是书本上的公式、表格、事件和人物、年代......有时，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想让脑子休息一下，可是那时的大脑好像已经由不得我来支配了，它不断地在那些题目之间自行跳跃、穿行，永无休止，永不疲倦。父母从上海寄来了麦乳精等营养品，在那时都是难得享用的奢侈品，我也食之无味。而且，我发现自己似乎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了，周围的一切似乎与我不搭界，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身高1米76，体重120斤的我，一下子骤降了10斤，可谓“皮包骨头”。 那些日子，人就像是一壶沸腾的开水，一刻也不能平静。1978年7月7~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三天，我在大屯指挥部矿区一所中学的教室里参加了高考。第一场是考政治。进入考场，我的心在扑扑地跳，不知老天爷会怎么“发落”我们。当拿到试卷时，我的心渐渐安静下来了，还好，都是我复习范围之内的时事政治题目。小心翼翼地、一笔一划，生怕写错或漏掉了什么，终于在10:03分，全部答完，走出考场。中午就在我们矿区的一个食堂用餐。记得那天中午食堂吃馄饨，我只吃了四五个，根本吃不下，因为心里还惦记着下午的历史考试。下午的历史卷子，我记得很清楚，主要是三道题：“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金田出发到定都天京，行军路线的连接”、“官渡之战”、“孟良崮战役”，后面还有一些小题目（其实那些题目并不小），如“简述周总理的前半生”。虽然有一些是我并不熟悉的题目，但是凭着我平常爱看书的优势，即便是不太熟悉的内容，也能知道个大体轮廓，所以几门功课考下来，还是历史得分最高：77分。第二天是数学和地理。数学是我的弱项，紧张得一头大汗。但是细细琢磨，还是做出了几道题，但总体情况很不理想。这样，就大大影响了下午考地理的情绪。中午原本想看看地理书，但脑子乱哄哄的，什么都看不进去。还好，下午的题目感觉还不是太费事，凭着耐心和记忆力，也算顺利交卷了。第三天是语文和外语。外语不计入总分，是参考分。这又是最后一搏，只有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总算踉踉跄跄熬过了紧张而又忐忑的三天时间。走出考场的时候，我浑身都酸软下来了，本想好好休息一下，彻底睡个好觉，可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考场和考卷，心里一会儿得到点安慰，一会儿又灰心丧气，犹如担着十五桶水，七上八下，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一个月后，总算盼来了高考的成绩，我的高考总分是300多分。又过了几个月，收到了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扩招的录取通知书，终于使我上大学的梦想成为了现实。自此，我进入了这所号称中国酒店管理界的“黄埔军校”——我国第一所旅游专科学校，成为这个学校的第一期学员，也掀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三年后毕业了，我被分配在上海市委招待处工作（1984年起改为东湖集团），于是彻底改变了命运。一晃40年过去了，我在这个岗位上多次接待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首长，以及外国重要宾客，还编著过多部酒店专业的业务书，撰写的报纸副刊作品荣获第二十五届上海新闻奖；荣获1996年上海十大藏书优秀奖的称号，自以为还是学有所用。回想当初我在大屯煤矿，拿着录取通知书向领导汇报时，领导一方面向我表示祝贺，同时为我开具了一张证明书，叫我到矿上后勤器材科去领一些草绳、草包之类，好打理行李回上海。上面写着：“兹有我组邱根发同志考取上海大学，需搬行李，请贵单位给予支援些草包、草绳等物品，为感。此致敬礼！机电组1979.4.2”。可想而知，当时的大屯煤矿，物资条件还很有限。领导给予草包、草绳的照顾，也算是礼薄情谊重。揣着录取通知书，我的心早已飞回了上海，除了我的宝贝书本，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也就没有去领什么草绳、草包。所以领导为我开具的证明书，至今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一个文件夹里。与大屯矿区往返指挥部的车票、从徐州返回上海的火车票以及高考成绩单等一同成为我那个时代段的珍贵纪念。我在大屯矿工作前后一共只有5年不到的时光，然而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却是极不平凡的5年。没有这5年的锤炼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此期间，接受了煤矿工人劳动生活中常人难以体察的艰辛的考验。我经受住了考验，并结交了许多大屯矿区的朋友，他们善良厚道。自打我离开大屯的几十年来，我们像亲戚一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四十三年前那场在大屯煤矿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教育工作会议毅然决定恢复高考，使千千万万人上了大学，改变了每个人的人生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注:
①上海冶金专科学校由中专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2000年与“上海化专”等学校归并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现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文革”期间，则等同一般职业技术学校。
②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上海有不少飞地，这些地区主要位于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其中，上世纪50年代在南京西善桥镇东侧发现了铁矿，国家决定在南京搞梅山炼铁基地(又称9424)，作为上海钢铁厂的后方物资供应地，为上海炼钢提供生铁。2008年梅山归属南京管理。
在江苏省沛县大屯镇形成了一块上海飞地，就是上海大屯煤矿。此外，还有像位于江苏盐城的上海大丰农场，位于安徽黄山的上海黄山茶林场等。最突出的是，位于浙江舟山的洋山港。2005年12月10日正式开港，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深水港区，经营权归属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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