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丨庄稼婴：我在上海外贸学院的教书生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现为大学教授，迄今在中美高校教学、管理四十五年。

原题

蓝天下的青蛙

作者：庄稼婴

1970年代末，大地回春，生活充满了惊喜。在大街上，不期就会见到阔别多年的同学、朋友、插友。行注目礼，微笑，忘乎所以，大喊大叫：你回来啦！什么时候回来的？随之止步街头，梧桐树下，橱窗旁边，互诉别后经历，曲折起伏，喜怒悲哀一并袭来。

听着别人曲线回沪的艰难，情不自禁会感叹命运的不公，不公在于好运气都给了我。我插了四年队，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同伴中比我有才有识的大有人在，却在乡下蹉跎了十年的青春年华，好不容易回到上海，却依然心神不定，等待着街道安排工作。而我的心烦，微不足道，就是如何说服领导，不去教78级大学生。

次品萝卜

那时，我在上海外贸学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书。该校建于1960年，直属外贸部，建校后经历过两次撤校和复校。1962年第一次撤校，外贸学院并入了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两年之后（1964年）复校。1972年第二次撤校，又并入上外，1978年的春夏之际，再一次复校。

上海外贸学院

复校后，来不及招收78级大学生了，老师们松了口气。办公室里，人手一杯茶一本书，笃笃定定备课，新来的领导不慌不忙地筹建科系，补充师资，挑挑拣拣，宁缺毋滥。不料，放完暑假后，突然通知我们赶紧准备，78级扩招了，马上有几百名学生要来。

工人师傅叮叮咚咚整修校舍；办公楼里人来人往，一二楼搞行政的，穿梭于各办公室之间；系领导会议不断，商讨如何分班，如何安排现有师资；三四楼的教师办公室，常有工人哼哧哼哧搬来办公桌，每个办公室都要放六张桌子。

因着78级后面紧跟着79级，学校十万火急向各界招兵买马，每个星期都有新老师到来，由系主任领着，在校园里走马观花。

校方最后决定，学生按高考分数分成高班和普通班，十多个班级，先密集学外语，英语为主，也有日语法语。老师是两个萝卜一个坑，英语高班的任课老师多半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普通班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最后萝卜不够，掺进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次品萝卜，就是本人。我竭力申诉不够资格，领导却不为所动。

在我三年工农兵学员的生涯中，有一年多在校外“跟工农兵结合”。哪怕回到校园，批林、批孔、批儒、批水浒传、批资产阶级特权、批邓、批翻案风，没完没了。偶尔得以坐下来学英文，不幸同班同学中有个极左分子，三天两头在班里批白专、批老师、批同学、批不够革命的英语教材，害得我们今天学习《北京周报》，明天下乡劳动，这个星期读联大安理会发言，下个星期去码头扛大包，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杂乱碎片型的学习使得我毕业时，能背出不少三四个音节的政治词汇，却不认识最简单的生活用词。

有个星期天，我跟教研组的小华侨老师在学校值班，他四五岁的小女儿跟着一起来了。小华侨对女儿说：这位阿姨英文很好，你问她什么东西怎么说，她都能告诉你。小女孩睁着美丽的大眼睛：肚脐眼，怎么说？我一愣。她得意地笑了：鼻屎怎么说？我张口结舌。大眼睛说：爸爸骗人，这阿姨英文一点都不好。童言无忌。大眼睛刺激我每天发愤学英文。

混入78小江湖

第一天走进78级学生的教室，一屋子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见进来的不是满头白发的老教授，多少有点失望吧。然而，毕竟是学子，礼貌内敛，乖乖地坐着。学生跟着我，从最简单的字母句子开始复习，复习阶段的重点是打好基础，那些自学成才的，免不了有些怪腔怪调或理解错误。总体来说，学生的阅读能力不错，听说能力欠缺。复习就是要让他们纠正错误，听说读写同时并进。

教了一阵，心里有了点儿数。二十郎当岁，争强好胜，尽管学生是高考进来的，学识方面，跟我倒是半斤八两。我们这代人，十年中都没好好学习。只要他们学，我也学，努力比他们高出那么一点点，现学现卖，还是可以唬弄一下的。有了那么点自信后，我就放手大干了。

78级师生合影

回首往事，感谢校领导无情地把次品萝卜扔进78级的坑里，逼着我精读了多套国产和舶来英语课本，之后不懈地听原版，读原版。到了美国后，交流顺畅，愈发对校领导感恩不尽。

学生中，有小学的校友、同学的兄弟、朋友的朋友，知根知底。他们哪会一本正经把我当老师看待？年龄相近，经历相似，共识共鸣多，结果，跟78级不像师生，更像朋友，课里课外，畅所欲言。谁搞到了原版小说，翻拍了外国名画，抄写了先锋诗，翻录了邓丽君的歌，都乐于跟我分享。兴致一来，还结伴看电影、划船、踏青、逛马路。言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78小江湖慷慨容纳了我。至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我就留给小江湖中的英雄奇侠去讲述吧。

学校里，处处能感到向上的紧迫感。早上，学生在校园里晨读，晚上，在灯火通明的教室里晚自习。上课，迎接我的是专心致志的目光，课后，充耳是七嘴八舌的问题和学习心得。学生之间，卯足了劲，你追我赶。你背字典，我背莎剧，你听灵格风，我啃乔叟，你迷迪金森，我追王尔德……

我跟学生，虽然身处讲台的两边，内心是一样的感觉和希望，知识为我们带来了理想之光。就像井底的青蛙，射进深井的一束微光震撼了我们的心灵。大家朝着光明，奋力攀爬，爬在前边的，每上一步，呱呱叫着：这里更亮了。后面的，争先恐后，生怕错过了什么。

勇敢的小开

在新老师不断抵达外贸学院的某一天，我在楼梯口遇到了小开（外号），系主任正领着他上楼。第一印象是他身材魁伟，衣冠楚楚，呢子裤缝笔挺，一看就是有底子人家藏的老货。他直视着我，举止自如，不像有些刚摘了右派帽子的新老师，一举一动拘谨谦卑。系主任介绍说，这位老师六十年代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了外地的重点大学，最近调回了上海。

“小开”这个外号，跟学府不沾边，还是先说一下外号的来历吧。

有一天，一位老师一路笑着，走进办公室：哈哈，传达室的老师傅说，外语系来了个大个子，给猫打电话，说：猫咪，猫咪，那块肉在冰箱里。一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英文里“妈妈”可以叫mommy，老师傅听不懂英文，以为是猫咪呢。

那会儿，有冰箱的人家很稀奇，有人顺势打听了一下这位新老师的背景，原来他和妻子均出身于大资产（资本家），住在西区整栋的花园洋房里。资产的儿子自然就是小开了。

上海人听到“小开”，眼前浮现的是黑白老电影，有钱有闲、衣著鲜亮、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据说，小开是洋泾浜英文，爸爸有钱，是King（大王），儿子沾光，成了小King。几十年的革命，消灭了小开阶层，但这个称号滞留在上海的语言中，带上了诙谐的成分。

这位高大的小开着实与众不同，毫不掩饰他的出身和家里雄厚的财力。早晨，在服装朴素，行走匆匆或骑着自行车的人群中，突然驶进了一辆摩托车，噪声惹人注目。在众人的目光中，衣装合体的小开，自如自在。这是他的生活，不需要伪装，不值得吹嘘。从革命的暴风骤雨中，竟然走出了毛发无损的小开，无畏，坦然。新的时代来了，对小开，人们竟多了一份羡慕。

遇到贵人

有一天，我给学生讲了一阵《新概念英语》，回到办公室，把一个搪瓷大茶缸灌满了热水，捧着暖手，坐到了靠窗的办公桌前。上海的冬天，屋子里没有暖气，所幸办公室朝南，有半屋的太阳。

这时候，他走了进来，一位清瘦的老人，花白头发，戴着眼镜，他的脸棱角分明，给人坚毅的感觉。进门后，他看了我一眼，我立起身来向这位新来的老师打招呼。寒暄了几句，他走向靠门的办公桌，我拦住了他：换个座位吧，您年纪大了，冬天怎么能坐在门口呢？他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有个地方能坐就行了。但是我坚持挪到了他的位子上。

几个月后，跟他同行在淮海路的梧桐树下，他说多年来，没有人在他进屋的时候站起身来，故而对我的第一印象不错。于我而言，不过是出于下意识，全然没料到，不经意的一个举动，赢得了我人生中贵人的好感。

这位荣先生（化名），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解放前是上海滩上的律师。1970年代末，留美归来的屈指可数，哈佛博士凤毛麟角，他自然而然成了全校的热点人物。财务科发工资的说，荣老师厉害，全校工资数他最高，两百多一个月。那时小青工的月薪才三十六元，实惠的上海人听了，对他刮目相看。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荣先生从哈佛获得了法学博士，届时远东战火熊熊，他便滞留在纽约的律师所供职。抗战胜利后，迫不及待，横跨大洋，回到祖国。我问他：你为什么决定回国？他说：中国是战胜国，战后急需重建。当时觉得，我在中国更有发挥的余地。与其在美国做个小律师，不如回中国做个大律师。

他回国的时候才三十出头，轰轰烈烈了几年，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结婚生子，投资实业，在幽静的法租界置下了一栋小楼。

我见到小楼的时候，是七十二家房客的情景，花园里，横七竖八的自行车，废弃的旧木残砖，“万国旗”迎风飘扬，围墙上挂着滴水的破拖把。进了门，楼梯原来可以两人并行，却被堆积如山的破烂占去了一半，刚够一个人上下。荣家退居到楼上的两间屋子里。能住到两间屋子，据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荣师母说，是因为荣先生新近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归还了部分住房。

荣先生不识时务，鼓吹只有法治才能强国，就此被打成右派。四十多岁被赶去看仓库，二十多年来的辛酸，可想而知。等他走出仓库，已经六十五岁了。

荣师母高挑端庄，在中学教英语。下了课，去淮海路的第二食品商店买咖啡和牛油，那时买糕点还要用粮票，荣师母的奢侈下，是一个简单的心愿，用美味去抚慰丈夫受过伤的心。去荣家，荣师母一定挽留用点心，精致的带金边的小瓷碗，浅浅一碗绿豆百合汤，透明的玻璃碟子，三两块半边涂了巧克力的曲奇饼干。美与细致的追求，映出了他们对生活的认真和希望。

之所以跟荣先生走得近，除去同坐一个办公室外，还因为住在一个街区。学校没有坐班制，我们往往在下午两三点，一起坐车回家。他年龄大了，行动缓慢，上车我推他一把，下车扶他一把，然后沿着淮海路走一段，到高安路口分手回家。那一段淮海路人影稀疏，偶尔有几辆自行车和一辆26路电车徐徐驶过。

高安路

秋天，一片片枯黄的梧桐树叶飘落到人行道上，一阵风吹来，枯叶索索作响，他卒然长叹了一声：我回来的时候，有很多打算，可是都来不及做了，太晚了，太晚了。夕阳照到了朝西的墙脚跟下，嘘嘘的秋风卷走了他的叹息，我们静默地走过凋零的梧桐。

五块钱的价值

我跟小开的办公室在两个楼层。大学没有坐班制，但每个星期四下午，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楼上楼下的老师围坐于一室中，读报。在座的没有文盲，但没有人反对读报，读报省去了发言。领导时而来参加学习，要大家谈心得体会，幸亏有几名积极要求入党的，还有文革造反，需要将功赎罪的，喋喋不休，其他人发一会儿呆，到点下班回家。

多数时间，领导懒得现身，有几名城府不深的，如小开，如我，如小华侨，兴致上来，说上几句。我报告大家，某外刊上一篇文章的内容如何如何。我们教外语的，挺幸福，学校图书馆有不少进口的原版书刊报纸，《时代》《读者文摘》《基督教箴言报》等等。小开则会抓住敏感的词语，明知故问。一时间，老中青都话中有话，妙语连篇，会心一笑。

1980年前后，加工资的好消息在学校引起了轰动，十多年来第一次加薪。上头的精神是，不是普遍加，要根据个人表现。表现，在那个年代，难免带点政治色彩。党员眉开眼笑，造反派和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人愁眉紧锁。又有消息说，这次加工资，只加五元。五元听上去不多，在当时，却可以买五斤猪肉，150-200斤青菜（青菜一毛钱三四斤）。在加工资的刺激下，开会不再有人说怪话，有些人争相一早来办公室打开水、擦桌、扫地。

小开见了我，豪迈地说：五块钱，要它干嘛？不要它，话随便讲！

一句话，醍醐灌顶。自由，只要五块钱，太值了！

小开有如此高见，令我起敬。更欣赏的，是他的勇敢真诚。经历了没完没了的运动，恐惧渗入了我们的血液，不知不觉左右着我们的言行，大家千方百计掩饰着自己，小开却不屑掩饰，真实到了令人惊奇的地步。

另一位性情中人是小华侨，他有先于时代的经济意识，头脑活络，收集珍贵邮票，寻找外快机会，尽心尽力地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

我们几个，说话投机，四下打量一下，没有奸细窥伺，有啥说啥。有一次他俩来我家聊天，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小开骑着摩托车，穿着彩格衬衣，突突突开进了机关宿舍的院子。有位思想比较正统的老太太事后报告我妈：有个大“阿飞”来找你女儿。害得我再三解释，人家是大学老师，重点大学的高材生，就是穿了件多于三种颜色的格子衬衣而已。

小洋房里的军人

我不在乎那五块钱的工资，也有小华侨的功劳。过完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小华侨让我去上海警备区的军医进修班兼课。学员是文革中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医，除了专业课，一周四节英文课。

按照地址，找到了复兴中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黑色的大铁门关得紧紧的，按门铃后，一个穿四个兜的高个子军人来开了门。那时的军人一身绿，红领章，根据两兜还是四兜判断军阶。进门去，挺大的一个花园，关上铁门，一街熙攘嘈杂被隔在了墙外。高个子自我介绍是进修班班长，热情地把我领进教室。估计那是原来的客厅，十分宽敞，四扇并排的落地玻璃门直通绿茵茵的大花园。

教室里，也是一片绿，坐了三十多人，有男有女，有说有笑。我刚站到讲台前，班长大吼：起立。一班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立正敬礼，大声说：老师好！吓了我一跳，忙说：同学们好，请坐。屋子里一片静寂，毕竟是军人，哪像外贸学院的学生，请坐后还忍不住前后左右嘀咕几句。

这个脱产进修班，开办几个月了。英语课用的是医学英语类的教材，教学是业内说的公共外语课，不外乎讲解语法，英译中，中译英，学生能阅读就行，不像外贸学院的英语专业课，小班上课，听说读写并重。讲语法我很在行，一开讲，下面沙沙沙一片记笔记声。学生还要求领读课文，有时候，读完了一遍，还要求读第二遍。

提要求的，往往是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女生，身材纤细，嗓门却很大。一班人中，数她最积极，抢着发言，还爱提要求，直截了当，口气不容置疑。课间休息，常听她哇啦哇啦，指手划脚：某某某，你去跟院长说，就说这三点，一，二，三……；某某某，这个星期天的电影票，去找处长要，看他敢不给我们。不用猜，一定是高官的女儿。

其实，光看进修班的点名册，便知学员的家庭背景。胜利、和平、解放，还有一个字重复两遍，酷似小名的大名，平平、燕燕、玲玲。暴露出干部子女的痕迹。

过了一阵，跟学生熟了，班长私下告诉我，班里的男生多数来自工农家庭，女生的父亲，多为军官。我顺势问了一句：大嗓门呢？原来她是某省军分区司令的女公子。

跟大嗓门有天壤之别的女生叫秀梅，性情温和，身材苗条，长相甜美，白皙端正的瓜子脸上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走在路上回头率极高。周末，上街遇到了秀梅，身边站着个四个兜的军人，中等身材，腼腆寡言，忠厚老实得一塌糊涂。秀梅介绍说，那是她丈夫。

这些军医，功课繁重，要学生理、病理、药理、免疫等课程，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教室里。休息时间，不少人还在教室花园里看书。英文课下了课，常有人围着我，问语法，问发音，问句子翻译，跟外贸学院的学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军人比较严肃，也比较拘谨，不跟老师开玩笑。

跟他们相处久了，大嗓门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了。她的嗓门是有点大，也不会看脸色，但是直爽热情，自来熟。下了课，还拉我去楼上她的宿舍小坐。上了楼才知道，几个大房间里，挤满了双层床，学生在大洋房里过着非常简朴、集体主义的军营生活，每天从早到晚地学习，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一屋的女军医，跟我年龄相仿，无拘无束地东扯西拉，话题围绕着文革那几年，你在哪里，干什么。她们都有了十年以上的军龄，参军时，大的18岁，小的14岁，进了部队就当卫生兵，什么杂活都干，洗玻璃瓶，煮针筒，打扫卫生，护理病人，跟现在的“护工”差不多，慢慢升到了护士，后来上了军医大，跟我一样的工农兵学员。她们曾经是我羡慕的对象，因为不用去农村插队。

或许因为在与世隔绝的军队里度过了青少年和青年时代，这些女军医思想单纯，就象一群中学生。聊天中得知，平平、燕燕，平时不声不响不张扬，居然是营级干部，住在淮海路警备大队对面的光明公寓里。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的小学同学，不少来自光明公寓，父亲曾经是团长营长。白驹过隙，营长成了同龄人了，而且还是女性。

漂亮的媳妇，能干的女儿

转眼，五一节到了，大嗓门命令我，她说是邀请，去参加她三十岁的生日聚会，大声重复了两遍时间和地点。我推说有事，她呵道：啰嗦什么？叫你来就来。

到了五一，我犹豫不决。大嗓门可厉害了，知道我家住在机关宿舍，快到饭点了，骑着自行车就冲进院子，哇啦哇啦四处一问，一下子打听到我住在几楼几号，跑来敲门。我打开门，她不由分说，拉起我就走。我琢磨在路上拉拉扯扯不是回事，又是跟女军人，路人一定把我当做坏人，只得乖乖地跟她同行。

她家住在淮海路的一个小院里，两层楼的小洋房，隔着篱笆，隔壁有一栋同样颜色的三层楼大洋房，可以猜出，她住的小楼曾经是车夫厨子住的仆人楼。楼下的两个车库，现在改造成了住宅，她家和另一家军人，一家一间。

大嗓门的先生，很普通，穿便服，已经做了一桌的菜，席间也少言寡语。在座的还有一名能说会道的军人，大嗓门的发小，光听他俩侃了。得知大嗓门有个三四岁的儿子，她脱产学习期间，送到干休所的外公外婆那里去了。

吃完饭，上二楼，两个宽敞的房间，都是她家的。那是1980年，上海的住房非常紧张，三口之家，住三间屋子？地方上的部局长都没有的待遇。我很好奇：你们这是哪门子医院，房子多得分不掉了？大嗓门一五一十道来，原来她曾跟公公一家住在隔壁三层楼的大洋房里，公公去世了，婆婆回了南京，部队让她家腾房子，就腾过来了。不出所料，公公也是高干。

周末，大嗓门常骑着自行车来我家，希望我能给她开点英文小灶，她从帆布书包中拿出英文课本，念课文、翻译课文，时而还拿出自己的造句，请我纠音改错。

有一天，刚出家门，一名矮矮的女军人叫我，满脸笑容。仔细一看，竟是曾经住在光明公寓的小学同学小建。六年级她父亲调防，转学去了浦东周浦镇，当时觉得，她去了遥远的乡下。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小建15岁当兵，卫生员，十多年来，转战各部队医院，现在上海的部队医院做药剂师。她的父亲也从当年的团级干部晋升为警备区副司令，搬到了巨鹿路。巨鹿路那片小洋房，军用的不少，如空四军招待所，林立果搞571工程所在之地。

一听我是英文老师，小建迫不及待告诉我，她也在学英文，找了一位上外年轻俊朗的男老师做家教，同时，她还参加了高中课程补习班。那个年代，人人都忙着念书。

平平、燕燕、秀梅、大嗓门都是小建的同事，那个医院里，一转身，不是司令女儿，就是司令媳妇。虽然那么多司令家的女眷并肩工作，却和平相处，一般的军干家庭，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张扬，不许狂妄，当然也有管不住的，如天生的大嗓门。她们都是十几岁当兵，在人事关系简单的部队环境里共同成长，保持着纯洁真诚、同学般的友情。

我也终于得知，大嗓门的公公，曾任大军区的副司令，那些军分区、警备区的正副司令，都是他的下级。联想到大嗓门的先生，为人低调，脚踏实地，买菜做饭，刷碗洗锅，跟小说电影里，脸谱化的高干子弟，大相径庭。大嗓门呢，跟她接触久了，发现就是上海人说的“吃相难看”，骨子里古道热肠，有情有义，做事认真敬业，从进修班出来后不久就成了主治医生，之后又成了科室主任。

时而去大嗓门家，她家人来人往，多半是来求她帮忙的，看病、上学、参军、买车票、买机票、补课、找保姆，大大小小，七零八碎，什么事都有，大嗓门是天生的“老百搭”，各行各业有熟人。将门虎女，豪爽大气，来者不拒，做雷锋做得高兴得不得了。

漂亮的秀梅，小建告诉我，是某副司令的媳妇，她老实巴交的丈夫，是又一名不露声色的高干子弟。小建快人快语：我们医院啊，漂亮的是媳妇，能干的是女儿。

不过是坐井观天

荣先生，不久调离了外语系，去负责筹建国际商法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际商法师资的短缺。荣先生思考再三，研究国际商法，势必要接触大量英语材料，与其花时间向外界招聘不懂外语、不懂国际商法的中年律师，不如在校内培养懂外语、不懂商法的年轻教师，从头开始大量阅读外语专业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习商法，是通过语言符号，掌握概念和商法的行话。根据西方的人类知识起源论，语言是理解观念，探求真理的最主要工具。

我成了荣先生的候选人之一。他自告奋勇，要帮助我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给了我一系列的作文题目，每周写一篇，由他修改。有一个题目是：“我的追求”。

咬了半天笔头，写不出来。这个题目逼我思考，我究竟要什么？经过了十年风雨，要追求的，除了知识，还有什么？爱情？写进作文太肉麻。自由？独立？公平？涉及政治不写为妙。后来，我以一只猫的口吻，写了一篇快乐的作文，温暖的阳光、舒适的猫窝、芬芳的花园、美味的小鱼。

在办公室，他改好了作文，什么也没说就还给了我。回家的路上，他开口了：我很失望，你是凭小聪明。文字上你可以避重就轻，生活里是不成的。我反驳：与世无争不就行了？惹不起躲得起。他问：你父母躲过了吗？我躲过了吗？我哑口无言。他说：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写篇正经点的。要是你去美国留学，写这种东西，哪个大学要你？

那时，中美刚恢复外交关系不久，谁想过要出国？我在美国无亲无故，又是工农兵学员，要出国也轮不到我。没边没影的事，费那个脑筋干嘛？因为不知道究竟要追求什么，我没有补写一篇给他。

学院的名字里，有“对外”两个字，周围的人，确实是见多识广，包容开放。此外，外贸学院由外贸部和教育部双重领导，教学行事比较接地气，学院的几位领导精通业务、思想开明，不太在乎你是谁，更在乎你能做什么。在注重实干的氛围里，次品萝卜非但未受到过歧视，反而常被派去各种外事活动担任口译。业务能力多次得到肯定后，我不免沾沾自喜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荣先生提醒我：世界大得很。在现在的小圈子里，跟周围的人相比，你可能觉得自己不错。如果走出这个小环境，走出外贸学院、上海、中国，你会怎么样？

我一怔。原来我不过是井底之蛙。我决定出国。

一片蓝天

等把一切手续办完，要走了，他欣喜若狂：好啊，你需要去外面看一看，扩展视野。接着却苦笑了：我这辈子快完了，在仓库浪费了二十多年，六十多岁才回来干正事。当年回国的时候，踌躇满志，著书、讲学、办律师所，让中国成为法治强国，可是什么都没干成。你记住了，这次出去，除了你自己的理想，也肩负了我的理想，我这辈子没做到的事，希望你都能做到。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开口却打了个哈哈：算了算了，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哪有能力替哈佛的博士实现宏伟计划？

等我安定下来，回国探亲，在飞机上，决定到了上海就去看他。是他，推我迈出了一大步。留学是我做的第一个完全自由的重大选择，我终于了解了我是谁，我的局限，我的追求。他，都会懂的。

电话是他女儿接的。他的追悼会在我抵沪的前几天刚刚开过，他走了。

我跟荣先生的告别，是在1982年。跟他同事的那几年，是刚从噩梦中醒来的头几年。一只习惯了洞穴生活，两眼一抹黑的小青蛙，有幸遇到了被扔回到洞穴底部的老青蛙，老青蛙向小青蛙描绘了他记忆中的蓝天，拉着小青蛙，一步步把它带出洞穴。

我出国后不久，小开到美国来留学了，小华侨去了南方，78级的学生毕业了，走到了地球的每个角落，寻找着他们的梦想。又过了若干年，大嗓门也到美国来进修了，甚至学会了压低嗓门说话。我们的天地，曾经非常局限，日日夜夜，挤着压着，没有空间思考。有一天，外界的压力减弱了，从缝隙中，我们见到了知识之光，积压在内心深处对真理、自由和善良的渴求，猛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荣先生，我想告诉您，每当我看到了更广袤的蓝天，就更清楚了自己的无知和狭隘。我终于知道怎么写那篇作文：“我的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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