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陈幼民：未来的画家梦想当一个职业革命家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插队，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编审、副总编辑。2011年退休。

原题

上学记

作者：陈幼民

2019年春季，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次意大利游学之旅。行至佛罗伦萨，参观完百花大教堂，正值饭口，便四下寻找餐馆，人生地不熟，徘徊间，却在旁边的小巷子里发现了一个中餐馆。

餐馆不大，只有一间门脸，七八张桌子，卖的是盖浇饭和面条。几个华人姑娘忙里忙外，收钱送餐，食客很多，既有同胞也有不少洋人，熙熙攘攘，生意红火。

和我同桌的，是两个中国孩子，高中生模样，一人捧了一碗面在吃。我看他们既不像旅游的，也不像是打工的，便问他们在意大利做什么。

“考佛美呀！”一个孩子随口答道，语气有点轻慢，带点你连这都不知道的意思。“佛美…”我突然意识到，他指的是佛罗伦萨美术学院。这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孤身一人跑到佛罗伦萨来，报考世界排名第一的美术学院，胆子够大的。可他却觉得没什么了不得，好像“佛美”和国内的“央美”“鲁美”就是一字之差似的。

告别了两位中学生，从饭馆出来，我问同行的王克明陆晓娅诸君，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大家说，在陕北插队呢。

我无意在插队与求学之间作价值高低的比较，只是想说，当年让几千万知识青年中断学业，放弃个人理想追求，无视一个健全社会多领域多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福是祸，想必明眼人心中早有定论，尽管对上山下乡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但国家在文革结束后立即恢复高考，逐步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这一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已经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当年的我们和这两位中学生相比，有哪些不同呢？当然，首先是身份不同，他们是正在求学的学生，而我们是挣工分的农民。但还有两点更重要，第一是选择权，他们对自己学什么将来干什么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二是国际视野，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自己倾心的学校。

而这些，我们当时都没有。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起码插队可以选择去山西还是陕西。虽然不知道佛罗伦萨美术学院，但却知道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看着那两个孩子，我想起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我从小就想当一个画家，由于家在报社，小学时便开始和美术组的几位叔叔学画，再大些，考上了北京少年宫国画组。我的理想之路是，努力学画，争取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再上中央美术学院，实现成为一个画家的梦想。

而文革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几篇社论，就把我们以往的认知都颠覆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好像都需要重新认识。青年们要关心的是国家大事，那些个人成名成家的想法，早应该丢到太平洋里去了。

记得一次疯狂的集会之后，国画组一位要好的师哥面色凝重地对我说：“幼民，我不想学画了。”

“那你想干什么？”我问。

“我想当一个职业革命家。”

“职……什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跑回家去查书，方知道列宁、捷尔任斯基这些人才是职业革命家，他们从事的工作是集会游行辩论组织罢工搞地下活动策划起义等等。这些对于当年卷入史无前例大革命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我虽然也被裹挟其中，整日刷标语写大字报，可心里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那块料。但在这时，你若还说想当画家，恐怕周围人会把你当怪物看。学画的理想，只能在心里深埋起来。

一九六九年去陕北插队，一年四季不得闲。临走的时候，哥哥送了我一个速写本，在村里画过一两页后，便丢在箱子里，再也没用过。拿锄头的手已握不住画笔，和生存相比，画不画画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我时常站在山头上呆呆地眺望远方，对今后的命运感到迷惘和无奈。

一九七一年底，我被招工进了延安汽车修理厂（俗称大修厂）。听说招进来一个会画画的知青，各个车间马上就展开了争夺，唯独条件最差的热加工车间认为自己没戏，一言不发，厂长大手一挥，那就给你们，于是我就成了一名热处理工。

说实话，我不是一名好工人，在热处理近两年，也没搞清楚铁碳平衡图是怎么一回事，我有一半的时间在搞宣传。“促生产”我出不上力，“抓革命”却少不了我。出板报壁报，制作大型展览，还在厂里竖起了八幅巨大的油画宣传画，让大修厂在省交通厅组织的现场会上大出风头。厂里也没亏待我，让我参加了延安师范马云老师组织的美术培训班，在这个班上学到的知识和完成的课堂习作，成了我日后报考美术学院时拿的出手的一点资本。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在延安逛街时，突然在电线杆子上发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的招生广告，(文革中，西安美院与西安音院合并，改称艺术学校，后不久又改回原建制，为行文方便，下边还是统称西安美院，）其中还有美术专业。想不到，这一张小小的简陋的油印广告，竟然重新点燃了我求学的希望之火。

我找到来招生的杜建国老师，他看了我的画，觉得还好，并告诉我，要想参加考试必须首先征得厂里的同意。果不其然，厂里马上拒绝了我的请求。想想也是，刚来半年就想走，你以为厂子是你们家开的吗。

第二年，西安美院继续招生，我吸取了去年的教训，没跟厂里打招呼，先到延安第二招待所找到了来招生的武永年老师。

武老师是著名的油画家，他的大作《信天游》享誉画坛。在我眼中的大画家，人却非常谦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仔细看了我带来的习作，还认真做了点评。

说来也巧，那时我们车间人手不够，师傅便安排我上了一个月的大夜班（晚12点到凌晨8点），给了我大好的白天时间。我下了班，上午就去找老师跑报名考试的事，下午抽时间睡上几个小时，这样一个月下来，听到厂里的女生议论，陈幼民最近怎么瘦得跟猴儿似的。

很快迎来了专业课考试，考场仍设在第二招待所，内容是静物写生，画一个茶壶几个茶碗。画完了，武老师用我的画当例子做点评，我当时画的，毛病很多，但看别人的画，似乎还不如我，心里便有了些底。

参加完考试，还没得到结果，我却去了西安。原来省交通厅也要办一个大型展览，可能是延安大修厂的展览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省厅抽调我和其他两位同事到西安参加展览筹备工作。

省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要比厂里好了许多，但我的心情却一直处在焦虑之中，因为西安美院那边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心里的这块石头始终在空中悬着，那滋味，真叫人寝食难安。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心想，既然身在西安，何不就到西安美院去一趟，打探一下消息，哪怕是没考上，起码咱也知道西安美院长什么样子不是。

当年的西安美院地处郊外一个叫兴国寺的地方，坐落在一道古原的脚下，长途车颠簸了很久才走到这里。还在暑假中，大部分老师住在城里没来，所以校园里显得空空荡荡。传达室的师傅拦着不让进，我有些沮丧，但仍不死心地说出武老师的名字，这时却听旁边有人大声说，武永年老师今天来了，在呢！在呢！我喜出望外，按照人家的指点，很快找到了武老师的宿舍。

没想到武老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陈幼民，你这么早就来了，还没到报到时间呢。

什么？！我惊呆了，您的意思是说，西安美院录取我了？

武老师说，是啊，你还不知道？是我亲自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你们厂的。

我赶紧解释说最近一直在西安办展，厂里也没通知我。

武老师说，离开学还有五天，你马上回延安，办好手续，争取在开学典礼前到校。对了，还有一项作文考试你没参加，到校后赶紧给补上。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就像天上掉下个馅儿饼，砸的我有点晕。告别了武老师，回到交通厅展览组，那个负责人知道上学不易，痛快地放我离去。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回延安的路程。

那时的交通条件，从西安到延安需要两天的时间。先坐火车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虽然这一路我走过多回，可总觉得这次的车走得格外的慢。

尽管得知了被录取的消息，可我最初的那一点喜悦马上就被忧心忡忡取代了。行百里者半九十，虽然西安美院录取了我，可如果厂里不同意，那我一切一切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这一路我没吃好没睡好，等看到宝塔山的时候，人都虚了，心里想，听天由命吧。

回到厂里，马上找到政工组（当时厂里管人事的部门）的樊组长，询问录取通知书的事，樊组长似乎早有准备，他慢条斯理地说，这事呀，我还要先批评你，怎么不经过厂里同意，私自跑去参加考试，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我赶紧认错，恳请领导原谅，又说了一通自己从小喜欢画画，希望领导能圆我这个梦，等毕业后，一定回到厂里来效力云云。

樊组长口气软了一些说，你看这样行不行，学校就不要去了，等你从交通厅回来，厂里准备把你调到厂部，改做行政工作，你很有才，字又写得好，厂里会培养重用你的。

我这人向来心软，听不得好话，看到领导这么诚恳地劝导我，很是感动，几乎脱口就要答应，这时，脑子里却出现了另一个声音：陈幼民，别答应！挺住！

我看着樊组长，咬了咬牙狠心说道，樊组长，我还是想上学。

樊组长盯住我看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说，既然这样，你就把这几张表填了吧。说完，拉开身边的抽屉，拿出几页纸递给了我。我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报到手续、入学登记表和一张空白的卷子。

我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不禁后怕，如果答应了樊组长留在厂里，那这几张表，我就永远也见不到了。

我压抑住狂跳的心，不敢表露出任何的情绪，手里紧紧地攥着那几张纸，生怕他又要了回去，然后起身，致谢，推门，走人。

都说夜长梦多，我生怕这中间再出什么岔子，没和任何人打招呼，迅速填完了表，到相关部门盖了章，回到宿舍就收拾行李。这天正好厂里有一辆卡车要去西安拉货，停在厂门口准备出发，我和司机打了招呼，把行李扔上去，然后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不想让人看见。

车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终于出发了，我一直躺着没动，等车开过了崂山，我觉得这事已成定局，不会改变的时候，才站起身来，立在司机楼的后边，任凭山风呼啸过耳边。

不是我胆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任何一点纰漏，都有可能使我的上学梦破灭。回想起来，我感到万分庆幸，觉得老天爷还是眷顾我的，如果我不是一时兴起要去西安美院，如果那天武永年老师没在学校，我就不会得到被录取的消息（厂里是不会主动通知我的），等我在省交通厅办完展览，早就错过报到时间，失去这次机会。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管理不严是好是坏，因为像我这样，没经过单位领导同意就去参加考试，且考试才完成了一半，就被录取了。这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也很感谢樊组长和厂里能放我一马，因为他们不让我走也是正常行使权力，无可厚非。在放与不放之间，人的一丝善念最终使命运的天平倾向了我。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北京孩子迟迟早早都要走的，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呢。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猜的，那就是武老师去大修厂送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肯定为我说了不少好话，看在他的面子上，领导们才同意放我走的。

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安美院的时候，学校正在举行开学典礼，我扔下行李，推开了礼堂的大门。

后来同学们这样形容我的到来，典礼举行到一半，领导讲话，全场肃穆，这时门开了，依里歪斜地走进一个人，戴着鸭舌帽，挎着大书包，驼着个背，结结巴巴地张口问：“一、一年级坐哪儿……”

第一堂课，照例是静物素描，我支好画架，在画板上铺好纸，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手有些发抖，仿佛地也在微微颤动。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我梦想的生活，终于开始了。

多年以后，有位研究中国教育的朋友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上西安美院，我对他说，不是我选择了西安美院，而是西安美院选择了我。我就像是落在水里的人，爬上了离我最近的那条船。尽管那时上学的人，被称作“工农兵学员”，这个名称也曾给过我压力，但我还是十分感谢那次招生，因为我知道，历史的机遇对于我，可能就只有这一次，错过了，也许终生与艺术之路无缘。

我认识的一个女知青叶娃，酷爱画画，杜建国老师说，她的艺术感觉比我好，那年她也考西安美院，因家里有海外关系被拒之门外。文革后，她还想再考美院，杜老师劝阻了她，因为对有些艺术行当来说，和那些应届的成天泡在考前班里的高中生相比，我们这些老知青，已经失去了年龄的优势。后来，她考取了西北大学考古系。

上学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专业的学习不仅给了我进入艺术领域的名分，更重要的是，为我的继续前行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与这个基础有关。今后不管还能走多远，我都将永远记住我的出发地——西安美院。

陈幼民专栏

原载作者博客，本号获许可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工农兵学员伊耆：山河表里潼关路
王岐山和改革四君子的故事成小秦：师恩难忘成小秦：朋友丛大长，用中国文人精神熬过美国大衰退刘晓阳：从插队到洋插队的北京姑娘
秦晓：走出黑暗的启蒙之旅1970年北大新闻专业
工农兵学员纪实（上）1970年北大新闻专业工农兵学员纪实（下）高经建：浙大拒录的"工农兵”吕丁倩：我经历的1976年高招，工农兵学员是如此推荐的邹坚峰：我和工农兵学员同校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追念师长……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