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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 吕兴光：工农兵大学生再战高考，拦路虎是教育局长
作者简历
吕兴光，1952年生。1978年考入山西师范学院，毕业后任职大同市委秘书处。后任雁北师院宣传部长、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山西大同大学宣传部长。教授。著有《西欧行》、16集电视政论片《大同改革三十年》、5集电视文献片《大同和平解放》、15集电视政论片《中国共产党在大同》等，获全国党史研究（影视类）一等奖。退休后，主编家乡文学期刊《山鹰》。
原题
可能因为读了几年书的原因，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总是首先想到那场动人心魄的高考改革。我个人认为，那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棋，它先于三中全会整整一年！
那年，我正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记得秋季植树，我们全校师生上了太原东山。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宣传鼓动的大喇叭不住地播送着工地新人新事。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大喇叭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其中一条是：今年高校招生不再推荐选拔，改为考试录取，考试的内容是文化课。
不知道别人听到没有，也不知道别人听后在意了没有，我在听到的第一时间就惊呆了。虽然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形势发展很快，但这样快地把推荐选拔上大学的制度改过来，也还是太快了。我的那份兴奋是别人没法体会的，我记得，那天依在西山上的夕阳特别美丽。
作为受推荐上了大学的我，真诚地感谢推荐我的单位领导。他们的厚爱、抬爱、偏爱，我永远铭记在心，此生此世不能忘怀。
但从另一个层面讲，我真的不喜欢那个推荐制度（其实是“九品中正制”的翻版）。一是觉得念书这个事必须实打实地“念”，升学必须实打实地“考”。够水准就继续念，如不够，就高高兴兴干别的更适合自己的事。这样做，既不浪费社会资源，也不给个人徒添烦恼，于公于私都好。二是觉得推荐制度中的标准错位，再加上操作规程不很科学，有才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推荐，才与不才混为一谈，容易造成埋没，不公平。
有一年，我妹妹的一位中学同学得到推荐，妹妹陪着她去见招生老师。老师随便测验了一个问题：“勾三股四，弦是几？”受推荐的同学不知道老师问得啥，我妹妹在一旁答了出来。老师问：“你报得哪个学校？”我妹妹委屈地说：“人家公社不推荐我。”
说真心话，如果能有一个“考”的平台，我就坚决不参与推荐选拔！
说这话可能有点吹大牛的口气，得了便宜还卖乖，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我读书的时候遇上了“文革”，学校的桌子板凳全造反了。不少老师被打成“黑帮”，关在“牛棚”里挨皮鞭、棍棒，学生们除了斗老师，就是上街贴大字报，搞大游行、大辩论，还有大串联什么的。我的父亲对我和弟妹说：“‘知识无用论’是暂时的，将来肯定会有用。如果全国都是文盲，怎能建成‘四化’？”他还逼着我们待在家里自学应该学的课程。
当时我觉得他的话很不合时宜，将信将疑。但我属于那种无勇气造反、不敢离经叛道的孩子，规规矩矩听他话了。有理数、无理数、一元方程，二元方程，一直看到解析几何、排列组合，还有物理、化学相应的课程。遇到实在搞不懂的拦路虎，父亲就领我去请教和他一起住过“牛棚”的老大学生叔叔们。就这样，让我渐渐垫起了一点学业基础。所以，在那个大家都还没开始恢复学习的时候，我最不怕的恰恰是考试，也最愿意能有考试的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想立即报名参加高考，考文化课，重新读大学，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在校大学生怎能考大学？这是逻辑上的不通！
1978年，我从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本来顺顺当当分配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希望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还是没有减退，于是，我报了当年高考的名。
大学毕业了要重新报考大学，受推荐的毕业大学生要返回来参加高考，这在当时是一件无法理解的怪事。最反对的是我的父亲，那年是“文革”后第一届全国命题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他担心我如果考不上，将如何“人之为人”？可我不甘心，生平第一次违背了父命，我考了！
监考老师在全场巡了两圈后，坐到我的旁边看我做题，几乎每场考试都这样。考试全部结束后，这位老师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布“新闻”，说他负责的考场上有个考生“按着顺序一道题、一道题地做呢！”那时，这个再简单不过的芥豆小事，竟成了传播一时的地方热门话题。考试成绩公布后，我超出“一类学校”录取线15分，是当年全县文科第一名。（理科状元是一位北京插队青年）
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得意的突破。就是当年考题中有一题：“朝鲜的首都是哪里？”我知道标准答案肯定是平壤，但我答的是汉城，然后加一个小括弧注明：“朝鲜宪法规定，首都：汉城，平壤是临时首都。”这是我读小学时，从一部很厚的《新知识辞典》上读过的。我知道，这样回答很可能是不得分的，但我宁愿不要这几分，也要表明我认为的更正确的答案。
该填报志愿了，身边的朋友使劲地鼓励我报“北大”，第二志愿报“南开”，然后再报山西大学，但教育局长不干了，他只允许我报雁北师专，说是便于‘哪来哪去’，毕业后再回到县里当教员。我腆着脸求告说：“您看我‘山大’毕业了，再读雁北师专，怕人笑话。”局长说：“那就报‘临汾’吧！”我知道，他指的是山西师范学院，校址在临汾市。我再问：“可不可以报‘北师大’，将来也不改行，还是当教员？”局长说：“那不行！最多可以报‘临汾’。不然毕业后回不了咱县了！”
就这样，第一志愿乖乖地报了设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说实话，我很不甘心。但又觉得，如果不听局长的话，风险很大。一旦人家翻了脸，就啥也报不成了，那就惨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局长和我，一个“左”得可爱，一个“傻”得可爱！不过，我终于保住了自己的读书权利，我还是满足的。
我又读了四年政治历史，成为改革开放的宠儿。
这些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弹指一挥间。今天，中国的改革早已天翻地覆，旧貌变新颜。但无论怎么变，都肇始于当年那场关于“考”的变革。
三十年来，“考”字又不断得到再发挥。就业要考，升职称要考，干部选拔也要考。考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考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理念。我常想，假如没有“考”，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子？
众所周知，“文革”时就不考，天下大乱，崩溃边缘！所以，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当年破冰起航的那个起点，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2008年8月18日
于大同医专
2018年9月20日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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