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程耀业：我参加的高考复习班，升学率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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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程耀业：我参加的高考复习班，升学率60%以上

Original 程耀业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程耀业，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1982年分配到农行太原市分行。先后在农行系统太原市分行，山西省分行，内蒙古、西安审计特派办和分局工作。历任科长、处长、助理特派员、省分行副行长。2017年退休。

原题

我的七八贸易前夜

作者：程耀业

1978年9月，我迈进了山西财经学院的大门，成为贸易班78级的一员，圆了我的大学梦。

回想起参加高考的前夜，乃至初高中的学习经历，虽至今已40年，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初中两年

上初中时，班主任是程振兰老师，教数学。他教学水平高，要求学生严，对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备至。他带的几届学生中，恢复高考后有十多位都考取了大中专院校。他在担任上届班主任时，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结合代数、几何教案，编写了各类试题及解答，既有深度又有难度。

到我们这一届，由于经费紧张，他建议同学们借用上一届学长的册子学习。我有幸借到了一本，在他手把手的教导下，我利用课余时间做完了200多道试题，这也为我后来的数学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程老师不仅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传授给我们，还教导我们尊师爱友，谦虚谨慎，踏实做人。在我上大学几年后，村里的初中撤掉了，程老师被聘到运城市一所023第一章结缘中学教书，后来成为市里的名教。

2012年，我去天津看望在那里休养的程老师，并请他吃饭，程老师非常高兴。初中两年，农村学校的条件很是艰苦。村里没有通电，学校的晚自习使用气灯，自习后回到家，我还要点上煤油灯再战。常常熬夜到凌晨。赶着临近考试时，通宵达旦，彻夜看书，恨不得尝试古人“头悬梁，锥刺骨”的学习方法。

有一次周末，我去看望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在那里我翻看了一摞父亲订阅的《人民日报》，有评论员的文章，时事政治，先进人物事迹，我的眼前豁然一亮，内心茅塞顿开。我懂得了要成为一个有志青年，要做国家的栋梁之材，就要勤奋学习，勇攀高峰。唐代著名诗人韩愈治学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直启迪、激励着我。

从父亲工作的供销社回来后，我把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及今后的打算写了一篇作文，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赞扬，并作为作文范例，在语文课堂进行了展读。说到《人民日报》，当时对一个农村孩子是那么的遥远、神秘、神圣。在父亲办公室看到的《人民日报》，在我年少的心田中播下了写作的种子，常常仿照练习。

1982年参加工作不久，我对自己学非所用、学商经从事银行工作一直耿耿于怀，不十分的满意。不满意归不满意，工作起来依然是尽职尽责。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写的稿子就在《太原日报》、太原人民广播电台刊播。虽然是些小报道、短新闻，却也引起了《太原日报》总编辑的关注，恳切地希望我能去报社工作。因所在单位领导的挽留等多种原因，我还是婉言谢绝了。

二、考入高中

1973年初，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孙吉中学高中部。班里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没上高中。多数是因为经济负担重，上不起，也有部分学习成绩没有赶上。他们全都回村务农了，有个别有点门道的就找份公干。回想起参加高中升学考试时，我做的一件错事，至今都感到后悔。

那是考试结束后，我感到数学、语文两门课都很满意，就有些忘乎所以，沾沾自喜，尾巴也翘到天上去了。我和几个同考的同学骑自行车高高兴兴地回来，刚到村口，正在焦急等候学生考试结果的王世昌校长，就问我们几个考得如何。不懂道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连自行车都没下，回答了一声“没问题”就回家去了。

王校长和父亲是老朋友。事后，父亲批评我，我才知道当时校长不单单是关心我，也是要掌握他的学生升学考试的整体情况。我作为校长老朋友的孩子，作为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要是远远看到校长就从自行车上下来，回答他的问题，细致汇报考试的经过，校长心里该有多高兴呀！因为我的不懂事和鲁莽，给校长造成的不良印象以及引发自己良心上的不安，至今难以忘却。

高中的生活更为艰苦。我所在的孙吉中学距家十多公里，因此上学要带一口袋的干粮。因为刚过完年，家里蒸玉米面馍时掺入了少量的白面称为“二面馍”。学校陌生的环境，众多陌生的面孔，一切都要从零起步，靠自己摸爬滚打，自食其力了。

好在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学校的管理，教学氛围都很正常。每周的课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俄语、体育、音乐，早操、晚自习，下午还有自由活动时间。一日三餐，凭饭票打饭。学生都要交粮食到公社粮站换为粮票，再从学校总务室领取饭票，菜票用现金购买。

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比较好的，饭票粗细粮比例大约在7：3。中等菜基本每顿都可打上一份。有双职工父母亲同学的条件估计还要更好点。但是，大部分学生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吃的饭主要是从家里带的玉米，高粱馒头。学校的馍要收点加工费，吃菜有时一周也不敢去食堂买一次。粗粮馍就着干辣椒面和盐巴。

就是这样低劣的生活，有个别学生也难以维持。有的同学因饥饿在课堂上或上体育课时眼前发黑，当场晕倒不省人事。我们班同村的两个同学，一个学期没到底，就辍学了。其中一位同学有“数学天才”之称，一起上初中时，同学们都很佩服他，到高中不久，他的数学天赋依然令老师和同学们折服。就是这样优秀的人才，经济状况不允许，上了三个月不到就退学了。

高中宿舍条件很简陋，一间宿舍12名学生，宿舍门两边各一排土炕，不能取暖，一排炕上挤6个人。我高中毕业之前，从来没有在自来水笼头下洗过一次澡。农村的孩子又没有换洗的衣服，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粗布衣衫。锻炼身体出了汗，第二天衣服上一道道一圈圈白色的汗碱印迹和汗臭味。这就更有利于虱子、虮子、跳蚤这类穷人的寄生虫生养繁殖。晚上同宿舍的十几个人，睡前最大的乐趣就是比赛谁身上的虱子多，谁的肥，谁的大，然后比赛看谁身上的虱子跑得快。

大虱子挤出来的血又黑又多，虱子繁殖能力太快，怎么捉也捉不完。今天捉完了，第二天虮子又长出来了。尤其是衣缝上的虮子，有时候密密麻麻一行行一排排，有长时间不洗头的学生，头发里又是虱又是虮，既可笑，又恶心。真应了那句“虱子多了不咬人”的老话了。

更可恨的是夏天，土炕上炕头炕尾炕圪崂里跳蚤特别多，它们专找这种地方生养。这种能跳出自己身高四十倍的小昆虫，咬起人来又疼又痒，难以忍受。被咬到的皮肤上立马长起一个小红疱，长时间消失不掉。夏天里，一只跳蚤往往折腾得周边几个人一晚上睡不好觉。

有同学从家里拿来点六六六药粉撒在炕头，刚撒上时，农药味呛得人进不去，勉强进去也睡不好，还耽心农药中毒。时间一长药力不足了，跳蚤又加劲报复性地咬人。这样的状况真是锻炼同学们的耐力和毅力。

风云突变，世事难料。第一学期还没有结束，上面的风向就变了。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盛行，政治挂帅、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号召一浪高过一浪。学校陷入一片混乱，教学进入冰点。学生大部分时间看报纸、读《人民日报》社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政治新闻。还要参加校办工厂炼铁炉的劳动和支援农业生产。

高二年级的时候，学校迫于政治的需要，组织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和同班的蔡创立同学被宣传队的领队樊寅虎老师抽调到宣传队。宣传队学生不足20人，有特长的学生，吹、拉、弹、唱、演，都很专业，外聘了一位孙吉本村的专业人士作指导。我和创立同学既没有文艺天赋，又不懂得演艺乐谱，纯粹是出于虚荣心，我拍钹，他敲锣，在里面混个乐子。

三、再战考场

1975年高中毕业，当时上大学是走推荐路子，我的条件不够格。过完春节，我被孙吉供销社王昌周主任推荐，担任孙吉人民公社通信员和水利干事。因工作上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三年多时间，我写了一些小材料，如会议通知，主要精力是看报纸、看小说、练钢笔字，文化知识一直没丢掉。1976年经过自己努力和主动申请，我在村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7年末恢复高考，我参加了考试却没有考上。录取工作结束后，我曾暗自流泪，痛下决心，第二年一定要考上大学。

1978年3月到6月，第二次高考前，我参加了孙吉中学文科复习班，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埋头苦学，扎扎实实，努力钻研。

刚进入复习班时，晚间，我怕班里人多杂乱影响学习，靠自己在公社工作时与老师都很熟悉的有利条件，就一个人去学校的小会议室学习。在数学上用了较大的功夫，语文老师张复芳看到我偏科严重，就怕我影响综合成绩。我心里有底，先攻克数学，这门课自己还有些基础，然后再个个击破。

果然，第一次全县统一模拟考试，文科班150多个学员，我的数学成绩考了第一名，我高中一个班的张敏英同学理科班语文考了第一名。我的班主任王贞民老师，看到这一结果，都有些不敢相信。这次统考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也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

学校接着就组建了尖子班，我被入选后，学习劲头更足了，白天课余时间，一个人就在学校的庄稼地里，面壁苦练，晚上尖子班小教室的同学们休息后，学校统一要求熄灯，我又一个人点着煤油灯，一直学习到深夜。

高考的五门主课，历史、地理高中时一点都没学过，政治也是全新的内容，我从头起步，按照老师的辅导范围和内容，一门一门地学，一本一本地看，一遍一遍、一题一题熟记和背诵。

最后，在去县城参加考试的路上，有些学习内容和试题像过电影似地一幕一幕展现在我的眼前，铭记在我的脑海。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大学梦成为了现实，我成功了。地区和县招生办第一时间将成绩通知给中学校长，校长第一时间通知到我所在的公社。我的伯父，亲切的关怀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复习期间，特意邮寄给我政治参考资料，高考成绩刚登记完毕，伯父就急迫地请地招办负责人了解我的高考结果。

我高兴、兴奋，热泪盈眶，欢呼雀跃。几个月的拼搏奋斗终于得以回报。父母亲看到我的成绩和为备战高考消瘦的我，流下了喜悦和怜惜的泪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