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进入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7年退休。
作者：严向群
摄于1984年8月，调入北京二外前夕
如果不是特殊的机缘巧合，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和外国语学院有五年的不解之缘。
最早与外语的接触，是在“五七干校”上初一的时候。那时候的国家政策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对于外部世界的概念是要把反帝的红旗插遍全世界。那种现在想起来要啼笑皆非的“一览众山小”，却在观念上为自己和外语建起了屏障。再加上自己作文恰在那时候得到成年人的好评，对于母语的兴趣和对于外语的排斥相生相克。可不要小看这个“世界观”的最初形成，说其影响终生也毫不为过。
图中右侧那排教室中的右三，就是我第一次考英语的教室 在干校第一次的英语考试，我几乎就是交了白卷。这次的考试对于懵懵懂懂的我来说，是一个刺激。我当场在考卷上写了检讨，表示要痛改前非，以后好好学外语。但是对于外语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当翻译”上。
那时候毛已经开始他的“乒乓外交”，庄则栋红极一时。干校已经有翻译被借调回京，田间地头也能看到开始背单词的干部，借调后回干校的干部还做报告汇报他们的出国经历。由于这些信息，我对外语功能的认识不可能超越“当翻译”。记得老师对我的认识批复道：“学外语只是为了当翻译吗？”对于这个反问，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百思不解：学外语还有什么用呢？
或许在那个年代的老师也是心有余悸、欲言又止——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们外语是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更不可能告诉我们外语能够让我们学到西方世界先进的文化和科技。所以按照当年的认识和推理，我既然不想当翻译，干嘛要学外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食言，在初二那一年还是要求自己去努力背单词，应付考试。这可能和我在初二当选副班长有关，“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记得在离开干校前的最后一次期末考试结果，我荣登九十分以上的“先进行列”，英语老师崔思淦认为这些人是外语的可造就之才，逐一找我们个别谈话，面授机宜，勉励有加。
后排男译员为高丹非
在这些同学中，我记得有高昕和高丹非。他们都没有辜负崔老师的希望，前者后来一直酷爱英语，1980年代中期去美国，落地生根，至今已经三十多年。我近年几本画册的英译，都求助于他。后者杭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农业部翻译室工作多年，利用参加世界粮农组织会议的机会，跻身同声传译的行列，后离职下海，为国内同传界翘楚，也为我的画册英译多次出力。 从干校回到北京上初三，正赶上抓教育质量的“回潮”，英语老师虽然没能要求我们“博闻”，但确实要求了“强记”，我的英语学习在这种有外力的情况下尚属正常。但是黄帅一出，应试教育一旦瘫痪，我就“趣味主义”膨胀，只会“自觉”地多写作文，而把英语丢到爪哇国去了。尽管高昕那时候也无法预见后来的改革开放，但他依然是兴趣使然，就是在天竺苗圃学农时，还能带上当年唯一的英文刊物《北京周报》孜孜不倦。而我在天竺苗圃时则对旧体诗词乐此不疲，把从扬波那里借来的好几本诸如《诗词格律》之类的书居然整本抄录，现在尚能背诵的许多诗词都是那时候过目不忘的。
或许就是由于我还有那么一点点英文基础，高考时还得到了英语（加试）31分的参考分，在班里居然又被列入“英语好”的行列。尽管这时候我已经认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也确实花了很大力气去博闻强记，但是收效甚微。 现在想来肯定是有这么几个“反作用力”：其一、我对中文的初衷未改。虽然当年想尽量摆脱文学青年的诱惑，但是母亲寄来的《十月》、杨益民同学买来的《人民文学》还是会让我爱不释手，很多小说会过目不忘。这和一个单词要三番五次地去背还记不住形成强烈的反差。其二、当年自以为找到了新的“趣味”——《资本论》的逻辑，而且确实为之一度如醉如痴，也在诸多方面获益终生。以上两个原因可以都归结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但是对学英语的反作用力是显而易见的。 事过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能记住什么记不住什么，真的和自己的“兴趣”有直接的关系，强扭的瓜不甜，这在我学英文的道路上得到了鲜明的验证，而且在进入二外后被继续验证着。 话分两头。当我听说有可能调入旅游研究所的时候，心底那个早有的梦想，好像一下子就要化为现实。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这个梦想可能可以追溯到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记得父亲当时送给我一本很厚的《新英汉词典》，说我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这个与其说是他为我播种的梦想，不如说是他自己的梦想。因为他虽然当时已经供职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但是没有大学学历，处处遭人白眼的感受肯定让他刻骨铭心，所以希望在下一代身上“打翻身仗”。这与几乎所有海外华人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子女上名校如出一辙。
我在大学毕业时考北大《资本论》研究生无功而返，但是当年的社会氛围，就是研究生、研究所是大学生的梦想“天堂”，觉得那里和普通大学生的差别，如同市井和大学的差别一样，云泥之别。 既然二外能圆我的梦，我自然忙不迭地前去应聘。攀上那栋两侧都是四层、只有中间才有五层的大楼，研究所的办公室就在这五层。所长王立纲，吉林大学副教授。矮个子，浓眉大眼，人显得很精明。他与我谈了什么倒是印象不深，党支部书记林乐腠给我出了个短文的题目我倒是记忆犹新： 因为这是关系到我能否圆梦的一篇关键之文，我花了一个周日仔细打磨，最后誊清在父亲单位的大幅稿纸上。开篇的第一句是： 在这篇千余字的短文中，我通过故事和取舍，概括了我从有记忆到大学毕业的二十几年，如果当年高考写《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时有此点墨，也不至于马失前蹄，阴沟翻船。 这篇小传通过邓红转给研究所，后来退还给我原稿时，还被邓红在文化部工作的母亲盛赞了一番。只可惜没能留到今天，不然也是我人生中一份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呢。由于那篇“考卷”写得自信满满，也确实让所领导无话可说，我的应聘顺风顺水。 另外一头让农业部“放人”的细节已在《农业部》一文中详述，虽然也堪称水到渠成，但是其间和我结婚同步，又有毕业时调动受挫的前车之鉴，所以这次调动期间难免忧心忡忡。父母还以为我对婚事有什么不满呢。 1985年春节后我从厦门旅行结婚归来，调到二外的事情终于大功告成。摆脱了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方式，重返校园，竟然和七年前走进校园的感觉有点雷同——如释重负。迈过那道门槛，至少当时的感觉非常好。
坐者为所长王立纲
我入所之初，也正是研究所的草创时期。第一次去所里，所长正在忙乱地应付各种人和事，对我只是简单地交代了一下他想给我安排的工作：开办《旅游研究》期刊，把我纳入编辑部成员名单。当时交给我一个统计表的简单任务，他就转身忙别的事情去了。我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个表格搞定，见无其他事，便蹬上自行车打道回府了。
脱离了机关上下班的约束，时间利用可以最大化，这种“自由度”应该是梦寐以求的。比如说早上起来就不要赶着去上班，自己可以对着墙打打网球。白天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很久不练习的书法又重新捡了起来。那时候刘炳森的隶书风头正劲，我也似乎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古朴之风，把最初临摹的多宝塔改为张迁碑。
至于研究所最初派给我的编辑部工作，由于稿件不多，分摊到我头上的工作量也很小。记得那时候是由从钢院调来的张宝玉管我和郑杨几个人，此人说话一口东北口音，好像话总是含在嘴里，语焉不详，我们也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迟到早退寻常事，张宝玉就在背后给我上眼药。有一次全所开全体会，因为没有会议室，大家都搬了把椅子坐在楼道里。会前张宝玉想当然地认为我肯定又迟到了，大庭广众之下点我的名，没想到坐在人群中的我当场站起来，让他顿时下不了台。张宝玉2019年春作古，也算是长寿了。 由于研究所初创，第一个学期记得只开了几次全所会，坐而论道，没有什么实事。唯一有实质性的是我利用开会闲极无聊的时间，给在故宫博物院修复厂工作的高中同学王克微写了一封信，心血来潮想学裱画。因为家中确有李铎和郭沫若书法各一幅。没想到我这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却很快收到王克微的回信。掐指一算，我们高中毕业后也是十年没见了。关于她以及后来与她的交往，在我的《61中》一文中多有记述，此不赘。
应该是在第二学期，所长通过国家旅游局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联系了一单业务：会同各省旅游局编纂《中国旅游大全》。大约所长也看出张宝玉和我不合，就让蒋桂良老师牵头，把我和何小黎、苏路林、杨培华编入这个编辑部，每人分一些稿子改。那时候每周到所里两次，除了全所会，我们就是一起坐下来改稿子。
蒋老师近影
蒋老师个子矮胖，浙江诸暨人，到北京多年，口音还是非常重。虽然我祖籍杭州，听他说话还是挺费劲，更不要说那些纯粹的北京人了。蒋老师是学西班牙语的，但是来所之前好像有没有从事教学工作。他的脾气挺好，整天笑嘻嘻的。后来他好像一直留在所里，不久前在微信群里看到郑扬等去医院看他，好像是中风了。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难免令人唏嘘。 何小黎和我年龄相仿，是中共元老张闻天秘书何方之子。当时家住团结湖，和我家只有一街之隔。所以每到所里例会的日子，我俩经常一起骑车去。何小黎五官端正，中等个头，家里住的是和范曾、黄苗子、李谷一同一栋的落实政策高层，有点优越感也是正常。我去过他家几次，也说起去美国留学的事情，像他父亲明确反对的，也是不多见。那时候何小黎的弟弟好像已经去了美国，他父亲讲起打工的艰辛，让我身临其境： “美国那个小汽车多的我可见过，送外卖的要在车流里穿来穿去，一不小心就会被撞倒......”
何方老先生说的这个情景，倒是和后来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姜文演的那个角色如出一辙。 苏路林比我和何小黎年龄略大一点，应该是公安部的子弟，人精瘦，脾气有点古怪。所里大部分人都不在他眼里，对我们编辑部的几个人还算客气。 杨培华也是个子矮胖，好像是二外的家属。脾气很像蒋老师，整日笑容可掬，似乎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编辑部工作没有什么压力，我又是因中日围棋擂台赛对围棋忽然着迷，和蒋老师、小苏经常下起来没完没了。三人中蒋老师棋力最强，我第二，小苏是从不认输，输了就缠着我再战。有一次下午都下班了，小苏提出“封盘”下次再战，没想到下次再见到那棋局已经面目全非，显然他早已经看清了颓势。
旅游大全编辑部成立没多久，我和蒋老师出差去了趟天津。和天津旅游局谈稿子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一路上我屡败屡战的情景宛如昨日。在天津，我去了刚从长春调来天津的舅舅和舅母家。他们因为出身问题“发配”东北多年，苦头可是没有少吃。就是到了天津，开始也是只能挤在筒子楼里，住房狭小，可他们却很满足。 蒋老师还带我去了他一个在天津的同学家。估计他们也是多年不见，那个同学非要请蒋老师和我在家里吃饭。蒋老师席间不断致谢，他那同学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大实话： 我在所里的第二次出差，是和苏路林去济南和潍坊。去济南是和山东旅游局谈旅游大全的稿子，去潍坊算是调研。出门找亲戚，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我的思维定势。去济南前就让母亲和在那里工作多年的小姨联系。没想到在济南却遭冷遇，事后才知道是因为小姨的女儿在国庆三十五年时想到我前门家中借宿看焰火。恰逢未婚妻事先已被母亲安排来住，所以婉拒了小姨的女儿。这件事让小姨大为不爽，在济南还我颜色。少有挫折教育的我，一点小事，却感觉挫败感超强。
北京去济南，当年要六个多小时的火车，我们两人还买了卧铺票，尽管是大白天。可是后来从济南到潍坊，可就没有北京的买票优势了。不愿意再去求小姨，自己买了站票就上车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站着坐火车，而且是站在车厢衔接位置的窗下，时间也不算短，所以印象深刻。找到潍坊旅游局，我们两人已经是大汗淋漓。接待方倒是很客气，马上切了个西瓜给我们吃，那感觉和雪中送炭有一拼。 由于潍坊旅游局的热情接待，我们多住了几日。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年的“国际潍坊风筝节”，回来后写了篇《试论风筝成为国际旅游资源的可能性》的论文交《旅游学刊》发表。还去了益都的县博物馆、驼山、云门山，写了我的第一篇游记，发表在《山东旅游》上。不知怎么，我总是把这次出差和第二次与何小黎去曲阜弄颠倒了，把那次回来写的《古色古香数阙里》当作我的第一篇游记。 去曲阜，已经是1985年底的事情了。当时穿了一件腈纶棉的冬衣，何小黎帮我留影。太太看了说要攒钱买羽绒服，可见当时经济的拮据。这次出差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孔庙里面的旅游局招待所吃住，这于我是空前绝后。那时候“三孔”好像都不收门票，游客屈指可数。曲阜那时候还是个县，县旅游局的人请我们在孔庙里吃饭，喝的是当时市面上要搭配香烟一起销售的“孔府老窖”，其实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孔府家酒”。后者不过是把前者勾兑成了低度酒而已。东道主大约是想给我们个下马威，说当地有个喝酒的“规矩”叫“好事成双”——一次要连喝两杯酒。他们肯定想这样让“北京来的客人”臣服，走到哪都有吹牛的资本。没想到我和何小黎都是年轻有酒量，喝到最后，倒是他们败下阵来，提前告辞。当然我俩也是喝到微醺摇摇晃晃，扶着墙走回不远的住处。
这次所谓的调研我应该没有写论文，大约是前次苏路林就啥也没写，也无人过问。还有就是接下来的寒假，我极力争取去厦门出差，行探亲之实。那时候真的是捉襟见肘，去趟厦门感觉经济负担甚重，总想着怎么从差旅费中补回来。借口就是去各省旅游局催《旅游大全》的稿子，所长终于放行。
记得我是乘火车直达福州（那是还没有直达厦门的火车），在省旅游局的招待所住了一晚，再坐考斯特中巴沿福厦公路到厦门。这两程交通，应该费时三天，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当年从福州坐中巴去厦门的，大都是返乡探亲的华侨，衣着光鲜，荣归故里。记得在途中一个农村土屋里吃午餐，农妇代客运公司炒的荷兰豆，于我是十分新鲜的菜肴，那些华侨揶揄没有咸味，农妇马上端回去重炒，撒了一些酱油。华侨们大不以为然，撇撇嘴说吃饱了。 到达厦门岳父母在鹭江大学内的居所，已经是掌灯时分。见到出生不久的女儿，对她印象最深的就是个时差颠倒的“吵夜郎”。每天早上岳母要早早地来把她抱走，以便让妻子睡个回笼觉。
这次是我第二次到厦门，基本上是整个寒假都在厦门度过。所以借机搜集了一些资料，还到旅游局去走访了一下。可能那时候政府部门对研究所这样的单位就是不屑一顾，感觉有点爱答不理。加之自己脸皮薄，比较敏感，感觉登门求人有点放不下身段。想想这可能和农业部的经历有关。不管怎样，最后还是写成了《试论厦门成为旅游热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论文，而且交由联大旅游学院（二外分院）主办的《旅游学刊》发表。这个刊物是当年唯一公开发行的旅游研究学术刊物，主编是后来去了社科院的刘德谦。当时他还特别约我去编辑部谈了稿子，他说论文的文笔比内容更加吸引他，让我有些“金玉其外”的自惭形秽。当然他对二外的研究所论文交由他们发表不无得意，这篇论文至今还能在百度上查到。 返程时，我是经过上海回北京，在上海延安西路的外婆家里住了几天。在这里遇到了从未谋面的大舅，也看到了他对外婆的不恭。这时候大姨、小舅都已经搬离了延安西路，大舅带我去的亲戚家和我结婚时来上海遇到的大不同。有此才感觉到母亲家族人多派系多，矛盾错综复杂。大舅还拉着我和外婆一起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大约是我和他们两人唯一的影像。据说楼下有个小女孩没事老趴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上看，想入非非吧。 在上海跑了一下旅游局后，就直接回北京了。印象中所长对我没有去江苏等省催稿子有些不满。我在厦门打了几个电话，觉得去不去也无所谓。又是春运高峰期，假公济私、行探亲之实是确凿无疑啦。 《旅游大全》是什么时候截稿出版的，我已经淡忘了。只记得那书是分了几个分册陆续出版的。现在看来也是粗糙不堪。 我入所后，结合所学专业，给自己定了一个长远规划，以旅游物价学为主攻方向，最后争取著书立说。那时候的观念还很传统，打算从最基本的搜集资料开始做起，所以去图书馆查阅外文期刊，翻译有关物价方面的消息。
说起二外图书馆，还有一段趣事。我当初去办图书证，办证的老师说我走错地方了： 二外教师阅览室，宽大，人少。杂志和图书种类繁多。除了旅游专业期刊外，还有许多香港报刊，常常让我看得“不务正业”。当时《中国旅游报》上会刊载一些国外的奇闻逸事，香港报纸上的就更多些。当时太太在新闻出版社工作，要我帮她策划图书选题。我说这些奇闻逸事汇编起来不是本挺有趣的书吗？没想到这个想法后来还真变成了一本题为《大千世界300例》的小书，这应该是我的名字见诸书籍独立作者位置的首例，虽然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但也该算是自己“作家梦”的起点。这本书本来按照出版社领导的意思还可以编得更长更厚，但是当时自己又有了新的目标，所以放弃了这个多挣稿费的机会，草草收场。
在我翻译了一些旅游物价方面的稿件、在《中国旅游报》发表后，发现自己对英文笔译兴趣盎然，已经不满足于东抄西抄的文字游戏了。当时几块钱的稿费，邮局也要送来一张汇款单。三来四去，和那个女邮差也就混熟了。有一次她跟我说：
“你也学学对面楼里的范曾、黄苗子，什么时侯弄笔大稿费？” 这个邮差的话，对于我的笔译从短消息到长篇论文，最后直指原版图书，或许还真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国内还没有实行《版权法》，随便找来本原版书翻译后，只要出版社觉得有钱赚，就可以顺利出版。特别是那时候国外各色书籍刚刚涌入国内，猎奇心理充斥图书市场，书商的“第二渠道”也如雨后春笋，大有李代桃僵之势。 我找到的第一本原版书就是颇多男女裸体插图的《夫妻按摩》。当时太太拿到她所在的出版社给同事们一看，都认为这本书如果走“第二渠道”，肯定“有戏”。恰好这时我的一个同学在另一家官方出版社，因为什么事情去新闻出版社看到了这本书，就自告奋勇联系书商，承诺连图带文字“买断”这本书。我立刻找了个相机用黑白胶片翻拍了所有插图（原版书就是黑白照片插图），以最快速度翻译完了那本书。在谈价格时，我报价一万，最后对方砍到六千成交。要知道我们当时的工资也就是百八十元，这六千元可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一笔“大钱”。 拿到这笔钱，我立刻花去两千多买了一套当时颇为流行的组合柜，在本来就不宽敞的家里摆了一面墙。虽然那个组合柜的板材是廉价的刨花板外覆木纹贴面，可是我们还是一直用到第二次搬家的2014年才当废品弃之。太太当时说她看好一件蓝黑相间的格子图案的呢子短大衣，特别喜欢，就是太贵舍不得买。我们当即就去了大栅栏，在买下那件她心仪的衣服时，还给我买了一件皮夹克。我们穿着在当年颇为时尚的新装，还带女儿去团结湖公园合影留念。
这笔稿费着实让我们体验一把小小挥霍的快感。没想到的是，钱已经花得差不多时，那同学找上门来，说这本书即将付梓前赶上整顿图书市场，这本书被出版社收回书号不能出版了。他想帮书商要回已经付我的稿费，这个于情于理于钱我都无法接受，因为“买断”就是意味着钱货两清，哪有这样“找后账”的？我当时给他举了个例子：就好比你买了鸡蛋回家，路上你打破了，还能回去找卖鸡蛋的要求退钱吗？他大约也觉得这么要账太不靠谱，后来再没有来过我家，但是本来不错的同学关系也化为乌有。这就是所谓同学最好不要做生意，弄不好最后朋友都做不成的典型案例，后来类似的事情还有几起，我也是连续重蹈覆辙。
继《夫妻按摩》后，我又找到一本《江青传》的英文版。作者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特里尔，他所搜集的资料非常翔实，而且没有“口径”的约束，读起来感觉作者挥洒自如，直言无忌。我翻译这本书的情形与《夫妻按摩》完全不同，在没有任何出版社承诺出版的情况下，完全凭着对江青秘史的好奇心和文字兴趣，全文照翻。这本中文将近三十万字的作品，让我在没有电脑的条件下，完全凭着手写，一格一格“爬”出来，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只能用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来解释吧。 那时候研究所的事情不太多，我常常在所里集中的“例会日”，也把稿子带去翻译。有一次被刚从英语系调来研究所的郑亦雄老师看到了，她大惊小怪地问我： 郑老师还问我一小时能翻多少字，说翻译家是有明确标准的。我说我又不是英语专业的，哪能达到那个标准。 由于翻译的过程比较长，我还拿着最开始的几页去旅游出版社找在福建出差认识的副总编李泽儒。他说我的笔调像文学作品，不太像人物传记。然后说旅游出版社出这类书不太合适，建议我去找文学类的出版社。
我托太太把书稿拿到她所在的中国新闻出版社去给社长唐非看，没想到被他大加赞赏，说我的翻译很“传神”。其实当时如果没有“第二渠道”，没有“贪心不足”，这本书就在新闻出版社出了。太太拿到社长的手谕后，去和她的顶头上司殷崇文商量，两人都觉得走“第二渠道”肯定有戏，可以名利双收，结果错失了出版良机。
没有想到的是，河北出版社抢先出了合译本。几人合译当然比我一个人翻译要快得多，而且人家目的明确——就是码字赚钱。尽管“萝卜快了不洗泥”——合译谁也不会对质量精益求精，但是争分夺秒的紧迫感要比我强的多。我在这中间还参与了合译《时代的荒野》，就能说明我是多么不紧不慢的“从容”了。 夏大宇也是干校的低班同学，也是通过唐非进入新闻出版社。不知是从哪里找来一本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希尔顿的书稿《时代的荒野》，因为知道我翻译了几本书，就想让我领衔翻译，让他新交的女朋友蓝新天也参与。 这个女朋友本来是别人介绍给出版社美编殷秀梅的弟弟殷会利的，没想到没入殷会利的法眼，被夏大宇暗度陈仓，最后还真谈婚论嫁，结百年之好。那本书稿分给我了一大半，翻译完了我又转入江青传的翻译。没想到夏大宇联系的出版社也出了问题，我以为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找我，说这次找到了中国广播出版社，肯定能出。可是当初的翻译稿找不到了，问我能不能再翻译一遍？对于这么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没有深究，凭着当初翻译的印象，又把那书稿翻译了一遍。这本书后来还真的出版了，成为迄今为止我的唯一一本公开出版了的译著。
《江青传》翻译完成后，虽然错过了出版时机，但还是找了包括湖南出版社在内的几家出版社，结果无疾而终。好在当年的书稿还被太太保留下来了，没事翻翻，恍如回到当年。此后我还翻译了《彭德怀传》等书，有一本科普方面的书，深圳海天出版社承诺出版才动笔的，一直翻译到调入青旅后，结果也是无疾而终。 198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我和太太正在给不满周岁的女儿洗澡，所里法律室的谢蜀燕不请自来。由于不在一个室，我和她以前没有交集。这次她来是来传达所长指示：要张宝玉带着我们两人去厦门调研旅游职业教育。我说懒得和张宝玉一起出差，小谢还劝了我半天。她说如果我不去，就只有他们两人一起去了，她也不愿意。跟小谢聊天中才知道，她父亲谢大钧是《十月》主编，和我母亲同在北京出版社。看在她的面子上，我也就答应了。 这次出差所长点名要我去，肯定有知道我太太家在厦门的因素，还有就是看到我在《旅游学刊》上发表的那篇论文。所里同事虽然对所长颇多微词，但是平心而论，所长本人对我还是关照有加。 这次去厦门是我的第三次，但是乘飞机去是第一次。小谢应该是应届毕业生上的大学，然后进研究所，所以应该是第一次坐飞机。记得中途她要起身去洗手间，安全带搭扣解不开了，还是我帮的忙。
到厦门后，岳父执意让我回家住，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其实家里的住房还是比较拥挤，我和刚刚毕业不久的小舅子睡一顶蚊帐下的一张大床，基本彻夜不眠。张宝玉和小谢是住到了停泊在厦门港的一艘游轮上。原来是恰逢国家旅游局在厦门召开一年一度的宣传工作会议，那时候的宣传处就是后来市场处的前身，到地方开会牛得不行。地方旅游局也是竭尽所能，住在游轮上肯定有猎奇的目的。虽然我也很想有此体验，但是父命难违，我也只好忍痛割爱。 在厦门我们三人一起去了厦门港附近的一所旅游职业学校，和校方负责人、老师进行座谈。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老师说的：高考并非是选拔人才的最佳手段，有些非常优秀的考生临场发挥不佳，就这样被“一锤定音”，大有误人子弟之虞。所以他们提出在各个层面的教育机构，都应该有“精英教育”的机制。我以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中，“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关系不仅当年，就是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好。埋没人才的问题，自古有之，明珠暗投还不能仅仅归罪于教育体制。 岳父热情好客，特别请我两个同事去家里吃我从北京带回来的涮羊肉。这可能是厦门家中第一次自己做涮羊肉，火锅的燃料不足，水半天烧不开。岳母说这就是涮羊肉吗？小谢说：哪啊……北京的涮羊肉水要一直滚开呢…… 厦门的调研草草结束，我们随后就“搭车”参加了国家旅游局宣传处的武夷山之旅。当年厦门到武夷山的航线还没有开通，大家一起乘坐旅游大巴前往。由于在途时间比较长，车上就要求每个人的即兴表演。小谢一展歌喉，顿时技惊四座。我还记得她唱的是一首老歌《梅娘曲》，这首歌演唱难度非常大，非常人可及。当点到我到时侯，我唱的通俗歌曲《小二郎》没唱到一半，坐在我旁边的小谢就说你快别唱了，太难听了...... 我们在武夷山碰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可是我们谁都没有带相机。小谢见我认识宣传处的李维瑜，就说你跟她借来用用吧。李维瑜是原来团中央的干部，在干校时同在一个连队住过。当年她是宣传队的骨干，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小常宝。我自感和她没什么交情，自然也不好意思上前开口。坐竹筏时和北京旅游局的专职摄影王文波分在一起，看他长枪短炮，羡慕之极。这次是第一次来武夷山，印象绝好，决计一定要重游。果然后来在1994年、1998年两度到武夷山拍片并获全国大奖。 武夷山游罢，经福州回北京。对福州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佛跳墙”了。厨师能把这么多山珍海味勾兑出极为特别的美味，真要感谢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此后再吃到的所谓“佛跳墙”都无法与福州这次相比。 由于要从福州回北京的人多，机票一时间成了抢手货，我们三人还不能同机回京。在订机票的时侯，管会务的打电话来问：“那个张宝玉怎么写啊？是不是贾宝玉的‘宝玉“两个字啊？”我说是，看到一旁的脸色苍白、身材瘦弱的小谢，我附加了一句：“我们这还有个林黛玉呢......”没想到挨了小谢狠狠一拳。我的机票率先拿到，独自一人落地南苑机场回到北京。小谢应该是和张宝玉一起回京的。事后听所长说，小谢因为没能及时返京，多住了几天，还哭了鼻子，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虽然在研究所的四五年时间里，经历也算得上丰富，但是总是感觉业务没有走上正轨，这也是大家对所长颇多诟病的重要原因。许多人从学校门进研究所门，茫然不知所措，无所事事，无所用心，和我初到农业部的惶惶不可终日大同小异。记得有一次学校大会，我们和其它系的老师挨着坐。一个旅游系的老师问小谢，研究所都在忙什么。答曰：没事干。那老师后面的话更精彩：那还不得无事生非？
仔细想来，我们所里的人都还比较老实，没有惹出什么是非来。只有一件事我稍微感觉有点离谱：所里的小林和小郭，应该都是应届毕业生，正是要找对象的年龄。据说他们为此专门到舞蹈学院门口去“物色”，让我想到文革期间的“拍婆子”。只是他们两人瘦的瘦，胖的胖，身高长相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最后的结果是无功而返，似乎是特别的顺理成章。
所里无大事，小插曲还是不断。那时候我们住得离二外虽然远，但是不用每天坐班，所以也没有考虑在二外要求分房。邓红他们这些留校生就不同了，她们从开始的集体宿舍自然想能转到自己拥有的独立住房中。有一次所里下午集中，我看到邓红的眉线和口红都描错了位，就问小谢是怎么回事。小谢的回答我至今还记得：
“嗨，那宿舍里黑灯瞎火的......”
再后来说到分房，邓红说学校要分给她一个和别人合住的单元，叫“拼居”：
“你说二外这用的是什么词啊？”
所里的集体活动不多，只记得有过一次排球比赛和一次歌咏比赛。那排球比赛应该是团支部组织的，和外系，循环赛。曲进是团支书吧，踊跃参加，只是身体协调性差点。我和范文清在大学时都打排球，这时就成了主力。苏路林凡涉及到和“玩”有关的活动，也不当旁观者。何小黎好像就只是看看而已了。可是没打几次，我就浑身疼得感觉上楼困难，不禁暗自思量：
“这毕业才几年啊，身体就这么不行了？”
歌咏比赛所里选的歌曲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应该已经是杨永峰书记主管研究所事务的后期了。我和何小黎经常迟到赶不上排练，好不容易才赶上一次，杨书记说怎么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啊。何小黎调侃道：
“我们五音不全，就来那中间的‘嘿’吧......”
此后的确实弥漫起了一片肃杀、万马齐喑的“气场”，本来就前途渺茫的研究所就更是人心惶惶。由于当年所里招进了许多二外学外语的留校生，这时候寻找“出路”的指向也大都是出国留学。即使不是学外语的，比如何小黎，也在积极准备赴美留学的事宜。就连当年和我一起去福建出差、明确表示不想出国的小谢，也是态度大转，认为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不受到“感染”，也让郑老师在英语系帮我找了个英语听力课去听，在家里也开始了“托福”的准备。我一直觉得这个“托福”的中译非常绝，多少国人那时候真的是通过这个考试为自己“托”到了进入美国的“福”。那时的美国说是可望不可即一点也不夸张，哪像现在这样办个签证还能十年有效？
至于我的“美国梦”最后是怎么破灭的，本文开头说的“我和英文”应该是最好的答案，尽管还有家庭稳定、孩子太小等其它原因。
就在这研究所和留学两头都无望的情况下，我想到了风波后去国旅总社的一次调研。那时候我已经感到旅游研究不能坐而论道，要和第一线（旅行社）的实际紧密结合。去国旅总社的“价格处”调研本是和我既定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而且还是托所里的文瑾联系的，她因为看到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想联手写一些东西。没想到那个钱处长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对我们的提问敷衍了事，让我的自尊心大受打击。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旅行社当时虽然饱受风波的打击，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牛得不行。在考虑何去何从时，旅行社作为一个选择跳入了我的脑海。
那时候的旅行社，在北京言必“国中青”，我想到了团中央下属的青旅，回家和父母一商量，都认为是个比出国留学更“靠谱”的选择，总经理又是父亲当年的同事，调入比较容易。我就这样离开了二外，离开了旅游研究所。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严向群阅览室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