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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丨严向群： 进出农业部，经风雨见世面的两年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严向群，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进入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8年退休。
原题
因见稼穑功
作者：严向群
1、入部序曲之一——分配风云诡谲
大学毕业前半年，班里的气氛十分诡异。内紧外松大致可以概括。
一方面，是学业完成，处于等分配期间，大家都比较闲在，班里以保国同学为核心的围棋小集团迅速扩大，原来窝在宿舍里上下铺之间厮杀的狭小空间，已经不能满足众多围观者的需求，“战场”移到宿舍门前右侧一棵大树下的树围子里，对弈者和观战者围着凸起的树围子坐定，没座的只能买“站票”。
大一春游晋祠
我当时对围棋毫无兴趣，和某些同学一样，认为在惜时如金的大学四年里下围棋是玩物丧志。加之公微同学在大一时就现身说法：“我从不参加那些带有博弈性质的娱乐活动，诸如打牌下棋。因为那很容易伤和气。”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当然我也无法想到，在几年后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我会沉迷其中，在实况直播时摆上棋盘随着进程打谱，直到看着聂卫平大获全胜。也才逐渐领悟到陈毅所说的“棋虽小道，品德最尊”的深刻含义，乃至后来马晓春的著作《围棋36计》中阐发的古代文化之博大精深。
除了围棋，还有一项公开的集体活动，是我乐此不疲的——同学们骑车带人，成群结队去晋阳湖游泳。由其引发的我写的“事故”，还是挺惊心动魄。有一次游泳碰到太原矿机学院的几个应届毕业生，在那里愁眉苦脸地讨论毕业后的去向，而我们当时听到的似乎都是好消息，优越感油然而生。
另一方面，分配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尽管关于我们分配方向颇为乐观，还是有许多同学暗中“找人”托关系，虽然都是暗箱操作，但也有直言相告的。比如我同桌，就不断向我报道他如何托人，分到北京大有希望。尽管他后来关系不够“硬”，被人顶替，为此还潸然泪下。直让我也感到不能坐以待毙，写信告诉父母，看看能不能在太原找找熟人。
这事一开始就是个误判，此后还引出了不少笑话。母亲当时在北京出版社，“熟人”就是山西出版社的编辑了。这个编辑也是书生气十足，居然直接打电话去院办问我的毕业去向。没想到碰到班里的最爱装神弄鬼的姜现勇正好在那里晃荡，抓起电话就胡说一通，说我被学校处分过，不能分回北京了云云。那编辑闻讯大惊，连忙把这个“噩耗”告诉我母亲。当我知道后，拍马直奔班主任办公室，一问究竟。班主任老师也被这无厘头的消息弄得一头雾水，直言相告我已经分配在农业部，还说我在北京有办法调换单位，言下之意也承认在北京的名额中，农业部不被看好。
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社会现象，即使就是农民出身，却也重商轻农，认为商业部肯定要比农业部好。其实如果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角度去看，当时最大有可为的，就是“广阔天地”。杜润生老率领包括王岐山在内的一干青年才俊，连年发布一号文件，使改革真正杀出重围，也使机构庞大的农业部把自己放在了素餐尸位的尴尬境地。
虽然那时的我们都是一腔报国热血，但是怎么才能脚踏实地，还是非常迷茫，所以不能高瞻远瞩，真正投身改革。贪图虚名，不能务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班主任老师稟实相告后，我连忙借了个自行车去山西出版社向那编辑通报，在校门口被坐在教学楼前台阶上百无聊赖的姜现勇叫住，才知道那无厘头电话的真正出处。
其实当年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北京名额12个，我们三个从北京考来的没有可能不分回北京。另外八个名额除一个顺位推给北京在山西的老插老覃，其他7个都是山西本省无法消化的同学。其中太原的占了3个，晋南的2个，河北的2个。这种突破原则的格局，确实给了许多人“跳龙门”的想象空间。
颁发派遣证，是四年大学的最后一幕。尽管我事先已知自己的去向，但还是没有想到，班里有几个同学当众拒绝领取系领导安老师派发的派遣证。失意者中，某同学的经历最为奇特。他不能分回自己的家乡，竟然是因为毕业论文提出了书记厂长分工负责制而被教《资本论》的老师认为是要“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而且还要在分配去向上“还以颜色”，这真是个需要胡耀邦给平反的冤假错案。
回想起来，那老师这个心结还真不是孤立的。我在做价格的毕业论文时，提出“价格体系”的概念，对于这种未曾见诸书本的“歪理邪说”，那老师也是大不以为然。并且让主管我论文的夏老师转告我必须推到重来！依我当年的脾气，这种学阀作风肯定是无法接受的。我直接找到那老师家要去问个究竟，他居然死活不开门。
由于我的论文事件是在“非常规分配事件”之后，夏老师特别来劝说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因为论文影响了分配。由于分回北京当年于我是“唯此为大”，所以只好接受“胯下之辱”，重新写了一篇应景的毕业论文。回到北京没两年，看到《光明日报》上专题讨论“价格体系”，我特别剪报寄给夏老师，以示愤愤不平，夏老师还回信好生安抚了我一回。
直到入学四十年后，我策划班里的征文活动，一同学写到该老师时，写到他当年毕业论文也被整过，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该老师自己因为右派言论被发配到山西，自己又以极左的思维方式反过来整治他的学生，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比较蹊跷的是，当年就有同学把该老师的名字引申，叫他“鬼斗”……
告别校园
我在拿到派遣证的同时，就听到“小道消息”——两个农业部的名额中，有一个要分到农业部在廊坊的干部学校去教书。且不说我对教书毫无兴趣，更不能接受本来分配到北京的我又被再分配到“河北”——那时对廊坊毫无概念，只觉得在远离北京的河北省。虽然当时都认为，根据哪来哪去的分配原则，和我同分配到农业部、原籍张家口的同学理所应当地应该去廊坊，但我却感觉“军情”紧急，必须要先入为主，便以最快的速度打点好行李，率先离开了学校。
2、入部序曲之二——选择
回到北京后，我急忙把“军情”禀报父母。恰巧原来父亲的同事丁文斌在农业部人事处当处长，一打听，人家说大学生奇缺，部里还分不过来呢，哪轮到廊坊干校的份?我们这两个名额已经明确分到畜牧局和种子局，丁处长说这两个局我可以任选其一 。由于我们专业的教学偏颇，使我对中国农业经济可谓一无所知，对于畜牧业和种子业如盲人骑瞎马。对这种选择性障碍，母亲利用她的人脉资源，去请教科普作家，答复是“当然畜牧业更有发展前途”。我就是这样选定了畜牧局。
我们当年报到的农牧渔业部大门
我去农业部报到时，父亲同往。这个大约又可以印证了父母的过度呵护。当然父亲还肩负一个让我改名的“重任”。因为我在文革中改名换姓，作为长孙，毕业归来恰遇爷爷在北京。但是自幼我就没见过这个文革被赶出杭州城的爷爷，直到大三携弟去杭州旅游才第一次相见，陌生感让爷爷对我改名敢怒不敢言。即使在北京第二次见面，对这件事也只能背后向我父亲揶揄。他们肯定认为我调入农业部是一个改名字的好时机，加之有丁文斌这个老熟人，父亲所以登门拜访，当面说项。
丁文斌的答复我记忆犹新：“嗐，这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回去跟你们老爷子说说吧！你不知道现在改个名字有多麻烦.......”
父亲一方面对我改名肯定也是心存不满，一方面也是父命难违，面对丁文斌大大咧咧的答复还是想继续争取。丁文斌顺嘴问了我一句户口落在哪个派出所了。当他听说是团结湖派出所，马上大包大揽：“嗐，这事简单了，交给我吧......”
原来他也住在团结湖，认识派出所所长！这个蹊跷，是本来不想再改名字的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按照丁文斌的意思，我当场写下写下一纸“更名申请”：
“团结湖派出所：本人原名严向群，由于文革政治运动的原因，改名为陈创。现在要求改回原名，特此申请，请予批准。此致敬礼！”
因为这个申请要所在单位同意盖章，农业部人事处的一名干事接过来一看就说：“你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原名是什么啊？”
丁文斌看后马上说：“你再好好看看，人家一开始就写了原名是什么了......”
丁文斌又扭头对我父亲说： “别看你在团中央是笔杆子，你儿子的文字功底可不比你差哦......”
丁文斌与李昭
对于这个在团中央机关属于年青干部、绰号“小叮当”的前辈口无遮拦的夸奖，我还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就这样，我在丁文斌的陪同下，直接在派出所找到所长，轻而易举地改回了那个我感觉“文革”味道颇浓的原名，尽管我得此大名还是文革前三年，足见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文革的温床。
父母的过度呵护并没有到此为止。确定分到畜牧局后，父亲又找到在那里工作的以前的同事张鹏鲲。张去问人事处，说有内贸、外贸两个公司可以任选。按照人之常情，自然就选了外贸公司——全称：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
我在进入农业部、办理转团组织关系时，还有个小插曲。那时候的农业部，就如我在家中偶遇王岐山他说的那样——“衙门作风”。办个团组织关系，啰里八嗦。不耐烦的我冒出一句：
“这么麻烦还不如我退团算了......”没想到对方说退团手续更复杂，我只好作罢。回家向父母抱怨，被一辈子“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母亲臭骂一顿：“你刚刚参加工作，政治上就这样自甘落后，给新单位留下多么坏的印象！”
现在想来是因为我经历了文革批“白专道路”，对所谓的“又红又专”厌恶之极，什么入党入团在我看来都是假大空。可那正是刚入党的母亲兴高采烈要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时，她也没想到，在她通过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她提出唱歌的建议后，那个书记居然那么回答： “我看算了吧......”这个答复和我想退团应该是不谋而合。
丁文斌在视察工作
怎么也没想到，我在网搜丁文斌照片时，竟然搜到他十年前就已经驾鹤西去的噩耗，年仅71岁。他后来离开农业部去河北、新疆工作，成为副部级官员。网络上能够看到他务实改革的光辉历程，我惭愧万分。惟愿他在天之灵依然笑容灿烂。
3、入部第一乐章——种畜公司
从名头看，这个公司可是不小。我第一天去和平里七区二十五楼三层报到，才知道这只是二十来个人、一个大办公室就一网打尽的小公司。我推门进去说找经理，一个瘦高个、戴白边眼镜的男士从办公室一角站了起来，说经理没在，随后和我攀谈了几句。事后我才知道他叫李振清，业务处处长。只记得他问我英语口语怎么样？我说当然不能和外语学院的毕业生相比。他说我们这里也没有外语学院的毕业生，有一个安徽大学英语系的77级毕业生。我说我不是英语专业毕业。他可能觉得我不是业务处的急需人才，谈话戛然而止。他给我指了和他办公桌呈对角线、办公室另一角的一张空办公桌，让我先在那里坐下。
慢慢熟悉之后我才知道，公司分为：业务处、财务处、储运处、办公室四个部门。业务处有公司正副经理杨清、李聚兴，处长李振清，成员宋莒、谢秀霞、程国辉、袁定国、郝戈平和老赵，翻译王晓楠、许珊珊；财务处只有会计李文学、出纳李文嬙，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他们是兄妹俩呢；办公室有主任夏庄，成员有李颖、谢欣、李卫红、张维克、司机王珂和小古；储运处老范是处长，兵好像只有徐平一个人。
上世纪50年代建的和平里七区的楼房
下午杨清经理回来和我谈工作。其实他早已胸有成竹，内定我去财务处了。这工作对班里其他同学来说可能无所谓，对我几乎“噩耗”——从小学、中学乃至高中都对数学望而生畏的我，考大学义无反顾地选文科，大学中所有涉及数学、会计的考试都是“捉刀代笔”，考研究生时也是只选不考数学的《资本论》...... 让我终日与计算器和账本为伴，岂不“如丧考妣”？
为此，我和杨清经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我们的专业，企业管理和价格是我们专业的主攻方向云云，直到把他这个农业大学畜牧专业的文革前大学生讲得一头雾水。讲到班车要开了，我们一起去赶班车的路上，碰到畜牧局人事处的处长，那处长问了一句：是让他干财务吧？杨经理还嘟囔了一句：好像他学的是企业管理......
不管我怎么据理力争，经理也有一定之规——这个公司是畜牧兽医专业的唱主角，其他专业的都是配角，你个财经学院毕业生不干财务谁干？你就是学企业管理也不能让你干啊，难不成让我这个经理喝西北风去？最搞笑的是经理为了说服我安心干财务，特别强调了一句：“我们公司现在最薄弱的是财务，还缺一个财务处长呢......”这样直白的“诱以官禄”，如果在当下应该是百发百中，即使是在当年应该也是屡试不爽。可没有想到偏偏碰到我这个过于清高、视官场如粪土的“外星人”，顿时成犄角之势。在这种顶牛的事态下，我只能明修栈道——表面上应付并不繁重的工作，暗度陈仓——准备考研和四下去找我喜欢的工作。
既然把我分到财务处，虽然公司也没有几笔生意几笔账要记，会计李文学也不能让我闲着，要把一部分账本移交给我。李文学，个子矮胖，高度近视，头发花白，整日笑眯眯的，不管别人怎么冷嘲热讽，他都毫无怒色。记账于我实在是件苦差事，难免心不在焉，字写得浮皮潦草，李文学连称看不懂。
直到有一天，业务处的郝戈平让我帮他抄一份合同，事毕被他大赞我的硬笔书法，让一旁的李文学百思不解：“为什么账本上的字写得让人看不懂？”
为这事，言语木讷的李文学还被郝戈平和老赵奚落了一顿。郝戈平应该是凭着他娶了畜牧局副局长的女儿周亚星进入这个公司的。虽然没有学历，人也还聪明。说活比较幽默。记得有一次办公室主任说要看中国女排的实况直播，说能“长志气”。郝戈平马上接了一句：“长志气有什么用，怎么不涨工资啊？”
郝戈平的“师傅”老赵，应该是杨清的农大同学。他们两个人搭档做业务，一般都是老赵面授机宜，郝戈平亲力亲为。对老赵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有一天午餐后，李振清又高又壮的夫人跑到办公室拼起来的办公桌上睡觉。老赵进来就说：“嚯！卧佛哦……”
哄堂大笑之后，李夫人的午睡也被搅合了。
业务处的程国辉和我坐对面，东北人，谦和老实，工农兵大学生，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当时他辅佐副经理李聚兴在做一笔进口日本种猪的生意。没想到在天津港入关后，检疫发现有口蹄疫，要焚烧深埋。小程为此事常住了天津一段，讲起在荒郊野外深埋也是艰苦异常。
那时供给严重短缺，拉猪的司机看到这么处理鲜活的大猪，心疼不已。要求切一块带回家，也被严守检疫法的小程严词拒绝。所以我到公司后几天，小程才从天津返回。此后他和李聚兴就要和日商谈判理赔的问题。可是公司里没有日语翻译，业务处的另一个工农兵学员王晓楠就跑来问我，有没有办法找到日语翻译。
我回家跟父母一说，父亲就找到他的老同事、当时在青旅的王达祥，从他手下找到一个刚毕业的日语系大学生郭晓林，和李聚兴、程国辉三人一起去了天津港谈判。我之所以对郭晓林记忆犹新，是因为多年后又在青旅、中旅成为同事，此为后话。他们三人去天津的谈判据说艰苦卓绝，日商肯定是想少赔钱，李聚兴就破口大骂。郭晓林说那些话我都没法翻......
据说小程后来做到公司副总，牛得不行，使我和当年那个小程无法对上号了。不过膨胀之心，凡人难免。换做自己，也未必能够免俗。
王晓楠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是进公司早，又爱张罗事，所以给我的感觉是“翻译头”。其实真正的翻译也就是两个半。还有一个是安徽大学英语系毕业的许珊珊，半个是办公室的谢欣。谢欣肯定是不甘于在办公室打杂，自己又喜欢英文，所以整天和许珊珊套近乎，练口语。
许珊珊个子很高，符合北京话说的“条儿顺”，但是单眼皮，眯眯眼，小虎牙，远不符合“盘儿靓”。这样的女生在77、78届已是凤毛麟角，两项都不具备的应该是大多数。所以当我们两人一起去部里参加迎新生大会的时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远远看见就说，你们公司那女生和你挺合适啊。
我那时候哪有他那个心思，只想着怎么“先立业”呢。大约公司里只有许珊珊一个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所以我们两人聊天比较多，我也把对工作的不满意都告诉她了。她深表同情，但又爱莫能助。她后来嫁给一个畜牧局的外地农村来的大学毕业生，可见那时还是看重学历，不重金钱和家庭背景。再后来据说种畜公司在加拿大有个养鸡场的业务，她和老赵去了居然移民不归，也是让我大跌眼镜。
王晓楠爱张罗事，突出表现在每天早上她要扫一个小时的英语“盲”——给那些没有英文基础的同事带学《英语900句》。她看我视若无睹，有一天特别跑来问我，我说那本书书我在大学就倒背如流了。闲极无聊，我就让她教我学打字。为了避嫌她纵容我“不务正业”，她还让我晚上去她家学指法。我还曾经找来一本猫的英文画册没事翻译玩，“like”一词还是她告诉我不仅有喜欢的意思，还有相似的意思。
别人看我翻译这种和公司业务毫无关系的书，就和杨清打趣说我们可以进口“种猫”，杨清也不好意思发作，重复对方的话后拂袖而去，语气明显透露出不满。在我后来离开种畜公司时，父亲问我在这个公司有什么收获，我说只有学会打字吧。王晓楠的盲打技艺传授还真是让我受益终身呢。
业务处的其他人接触不多，胖乎乎的袁定国被杨清等戏称“袁大头”，应该也是他们农大的同学。所以在这个公司里学畜牧和兽医的牛掰的不得了，其它专业的都要被蔑视三分。这应该是我坚决要调出的原因。储运处的老范倒是待人平和，公司男性的头都是他理的。他那时就提醒我：“你要注意啦， 两鬓以上已经有了向上谢顶的前兆了......”
老范看我执意要调走，就说你不愿意干财务就来我们处吧。我想就是不干会计，也不可能跟他下乡去采购牧草啊。
当时在公司里接触比较多的是司机王珂。他是公司唯一一个小车司机，自然有点奇货可居。他父亲王长富在畜牧局办公室也是司机。王珂年龄比较小，精瘦。后来李京说他“小鸡子似的”，惟妙惟肖。王珂听到后反唇相讥，说李京“肥头大耳”，也恰如其分。他们两人搭档说相声倒是难得的一对。
我那时经常要去中国银行办理些外汇支票之类的事情，王珂开车。这在当时应该是很奢侈了。王珂利用工作之便，帮人家接新娘办婚礼，倒也不瞒着我。有一次他跟杨清说轮胎坏了要去换。杨清问什么时间能用车，王珂说还要观察两天。
这在今天谁都会认为是无稽之谈，可在当年汽车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还真蒙人。杨清虽然不好刨根问底，但在王珂背后还是嘟囔了两次。那两天王珂肯定是公车私用无疑了。听说王珂后来进了证券公司，想起他当年猴精的样子，都是挺匹配的。
当时公司在东大桥有个暗房，钥匙是办公室张维克管的。张维克是畜牧局办公室武华龄的儿子，由此可见那时畜牧局有多少自己的“子弟兵”。我闲得没事，就要来钥匙去那里通宵达旦地放大照片，后来还把大学同学杨益民叫上一起去。那一段经历后来对我玩摄影还是大有裨益。当年放大的许多黑白照片，保留至今。
初到农业部，同学来访，印象深刻。
2018年与郝志璟（右一）相聚
第一个是五台生源郝志璟，来北京出差首先去找他的舍友、同样分到农业部的同班同学。郝志璟找到他时，正是下午上班时间。他既不想当面推脱陪同老同学之责，又不敢去跟新单位领导请假，最后想出个顺水推舟之策，给畜牧局办公室打电话找我去顶替。但是他不知道我改名字了，办公室接电话的人满楼道叫“谁是陈创啊？部里计划司有人找......”我一听就知道是他，正赶上我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之际，蹬上自行车就去了部大院。
见面后我不假思索，当即把郝志璟带了出来。其实大学四年我和满口五台话的郝志璟几无交集，但我既没有想到他的顾虑——怕得罪新单位领导，也没有去想我和郝志璟关系一般可以不管此事。只觉得同学一场，哪能不管呢。我骑车把郝志璟带到公司，直言不讳地跟副经理李聚兴请假，说要陪同学转转。这个理由让对方一愣，最后还是批准了。现在想想自己也是太没有城府了。准假后，我骑车带着郝志璟逛了趟北海。
第二个是被“发配”兰州的同班同学。恰巧他住的招待所就在我们办公楼旁边，我是带着同情和慰问的心情去看望他的。没想到一提到兰州，他就说那里远不是我们想像的戈壁黄沙、寸草不生，情绪之好大出我的意料。我也顺水推舟跟他说不要纠结那个什么学位证书啦，什么用也没有。他连连点头称是。
他们两个之后来的同学就多了，那时候大家都没钱，也没有请客吃饭一说。第一次王树森召集北京同学一起吃饭还是AA制，每人掏了十块钱。
会计工作让我感到难以为继，寻找新的工作紧锣密鼓。中国财经出版社、国家物价局都明确表示只要原单位同意放人，调入没有问题。或许是我的毕业论文是物价，或许是我当时还是痴心不改地要研究《资本论》，或许是当年的物价局长胡邦定是母亲同事的老公，最后我选定了物价局。为此还专门到胡局长家里去了一趟，他让我写一篇物价方面的短文。我一挥而就后，送到局长办公室。他看到后到第一句话是：
“这字是你写的吗？”——老派知识分子还是笃信“字如其人”。
遥想当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易如反掌，是今天无法想象的。还有一点无法想象的，就是所在单位可以“不放”，这在当年的我也完全没想到。更没有想到的是，物价局有会计李文学的同学，我自以为秘密完成的找工作信息早已不胫而走。所以当我找到经理家中提出请调，他早就想好了拒绝的说辞，最后还附加了一句：
“我们是外贸公司，还是比物价局好吧......”看到我万分沮丧，临别时他还安慰了我一句：
“可不要为这个事情睡不着觉啊.......”这句话让他不幸言中，我还真是一夜未眠。我思虑过多定力差的弱点，那时候就有显现。经理的打压，一下让我信心满满的调工作前途渺茫。单位不放，这个最大障碍又该如何去迈过呢？有一次我骑车路遇丁文斌，说到公司非让我干财务，丁文斌说：
“你不要慌嘛……”这句在我听来虚无缥缈答复，其实确实点到了我的命门——浮躁。说好听点是急于求成，苦于报国无门吧。父亲为此还带我去了丁文斌家，丁文斌马上说，夏庄原来是中央团校的，就在这个楼住，我们现在就去吧。因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初衷——调出农业部，所以被我马上拦住了。
邢崇智
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母亲又想到当年干校同一连队的指导员邢崇智。此人后来在畜牧局当局长，农业部当副部长，此时已经是河北省委书记了。趁着春节前老邢回京探亲之际，母亲带我去了他在三里屯26楼的家。老邢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养了猫，气味刺鼻。老邢其人，朴实无华。事情一讲，他认为问题不大。因为现任畜牧局长李易方是老邢的老部下，春节期间拜年会见到。听他一说，应该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老邢的这句话确实说到了，但是结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局长李易方“接招”后，没有想象的卖个人情“放人”，而是有他的“拆招”之法。当时畜牧局还有一个王荫坡局长，主管我所在的种畜进出口公司。李局长肯定是考虑到了他和王局长的微妙关系，如果直接“放人”，恐有越俎代庖之嫌。可是如果维持现状，他又没有完成前任的托付。结果某日他把我和副经理李聚兴叫到他的办公室，一锤定音——调我到他属下的中国牧工商总公司。这个让我始料未及的结果也确实一下堵住了我的嘴。你不是要求换工作吗，我们重视人才，满足你不当会计的要求，可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4、入部第二乐章——牧工商
我调入的新单位全称：中国牧工商联合总公司生产经销处，办公室与刚调出的种畜公司半箭之遥都不到，几乎是门对门，在同一层楼的西北角上。办公室狭小，只能摆8张办公桌，已经是最大限度了。正副处长杨文光、马清琪靠西面对桌而坐，我和主管草籽的老董靠南对桌而坐，李京的办公桌与处长的呈直角并在一起，张鹏鲲与小马的办公桌在东墙对放，潘丰舜的办公桌贴北墙而立。
总公司的总经理是李局长兼任，两个副总是杨振华和杨稼。按分管业务，杨振华分管我们处，他高大魁梧，脸园似球。一口陕西话，应该是那边的人。他说话言简意赅，跟我谈工作很简明扼要——你就搞市场信息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杨经理还真是有点远见卓识，那个时候没有人提什么“信息社会”，更无法遇见到后来会出现让那么多人一夜暴富的IT行业，可在八十年代初杨经理就意识到了市场信息的重要性，他应该是后来信息产业部部长的最佳人选。
回到当年。那时候的市场信息来源十分有限，就是从公司订阅的一些专业报刊上报摘编辑后，送打字室打印，下发各地牧工商公司。这个工作于我太没有技术含量，所以那颗躁动的心并没有因为脱离了会计工作而得以平复。只不过是相对稳定罢了。由于编那个信息周刊于我过于轻松，处长们就不时给我派点其他的活计。
演员冯奇
第一个活计是坐在我对面、主管草籽业务的董培华因为是“单干户”，希望拉我入伙。老董一副文弱书生样，长相很像上影厂老演员冯奇。就是那个在电影《春苗》里说：“田春苗？她没有处方权！”的那位。老董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说话特别爱紧张，结果就是复句特别多，让李京学他接电话，真是一绝：
“对方：喂，你是董培华吗？
“董：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
老董提出我和他一起去上海出差，处长们也同意了。他无官一身轻，虽然想坐飞机，但是碍于情面，还是让我先去部里订火车票，说如果订不到就坐飞机。结果很容易就订到火车票，我们两人坐卧铺去了上海。记得我就是跟他去了一趟上海农业局，谈了没一会就完成任务了。
后来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们两个没有一起回北京，我在上海外婆家多住了几日，第一次谋面的大舅带着我去陈莉姨母家，我才知道母亲家族内部“派性”错综复杂，谁和谁经常走动，谁和谁老死不相往来......大舅还拉着我和外婆三人一起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应该是我和外婆唯一的一张合影。
这次出差完成我的一个“第一次”——返程坐飞机。老董拍板买飞机票，肯定是应了那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记忆犹新的是我被分到宽敞的第一排，起飞之际还真有点小紧张——因为这是我的身体第一次离开地面。环顾左右，看到还有许多老外，心想还有这么多“垫背”的，死不足惜。
今天乘机已经无数次的我想起当年的心态，不禁哑然失笑。当年乘机，真有一种上等华人的感觉。机场窗明几净，机上机下服务人员都是彬彬有礼，和现在乱糟糟大车店的感觉天渊之别。
第二个活计就是在办公楼旁边的招待所召开全系统市场信息交流会的会务，主要是协助老马办会。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来自深圳的同行观念明显超前，对于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显优于内地牧工商的大老粗。当他们邀请我们有机会去特区体验一下时，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向往。老马显然对此铭记在心，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就问了我一次：
“想不想和我去趟广州？”
我的答复当然是求之不得。现在看来，在我骨子里就有渴望“人在旅途”的基因，长时间地在一个空间原地不动是我无法忍受的。
老马去广州是局长李易方给他派的活，有五十万政府拨款给广州，要派老马实地考察一下。这笔钱在1980年代初可不是个小数，没有现在的五千万至少也有三千万。当时农口政出多门，除了农业部系统，还有农垦系统。广东农工商应该就是隶属后者，其总经理姓陈，又矮又胖，老马叫他“陈胖子”。他和老马私交很好，特别想争取到这笔钱。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广州市农业局。今天说起当年的无偿拨款，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可那时候还没有“拨改贷”呢，特别是受国家重点扶植的畜牧业，花国家的钱更是有持无恐。
确定我和老马去广州后，第一件事就是买机票。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当口，发生了大陆第一起“卓长仁劫机案”。
1983年5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296号三叉戟客机飞临山东半岛的海面上空时，混在旅客中的以卓长仁为主凶的6名劫机者，突然冲到飞机的驾驶舱前，将飞机迫降在韩国的春川机场。次年，在韩国被判刑的卓长仁等人被当局“驱逐出境”，并将他们送往台湾……
蒋经国“召见”六名劫机犯，左二为卓长仁
东窗事发，民航管制严厉异常——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能乘飞机。老马副处级，符合规定；我无官无职，只能坐火车。我提出分头赴穗，老马还挺仗义，执意要和我“同甘共苦”。可是这时火车票在部里就没有那么好订了，老马说：“只好你辛苦去趟火车站买票了。我们一定要买下铺哦......”
老马身材矮胖，肚子大，爬不上去是情理之中。我在父母的前门家中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去售票处一问，一张下铺也没有了。找了个公用电话问老马怎么办，答曰“只好麻烦你明天早上早点去排队了......”
第二天我天没亮就起床了，拎了个马扎，披了件大衣，早早地在售票处窗口下占了个第一名。结果一举拿下两张下铺，开启了我们两夜三天的”南巡“。只记得火车越往南天气越热，又不是空调车，我们俩大多数时间躺在下铺睡觉或者聊天，让中铺和上铺的乘客无处可坐、无可奈何。老马是典型的北京人，一口京腔。说起我们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当官不当京官儿，经商不干活鲜儿“。这两个结尾处的儿化音把个老北京渲染得无以复加。
一到广州，我们就被陈胖子接到他们下属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下榻，整日大吃二喝，酒店的早茶还让我们随意签单。没几日老马就说我们必须换个住的地方了。原来表面上这次拨款投资是公平考察，但是李局长已经给了老马倾向性的意见——广州市农业局。老马明知陈胖子只是个陪衬，这么白吃白喝人家的，当然于心不忍。
后来我们转入省委招待所，接待事宜主要由广州市农业局负责了。在省委招待所里碰上个北京来出差的小伙子，他说最感奇怪的是广州的菜都不切就做好端上来了，他还纳闷地问服务员： ”你们广东是不是没有刀啊？“
而我对于广州饮食印象最深当属早茶。每天一大早要花那么多时间，吃那么种油腻不堪的食物，在我的经历中是前所未有。其次就是每餐必不可少的两道菜：苦瓜和烧鹅。当地人说真是贵客来了必上都两道菜，我却觉得味同嚼蜡。
记得有一次在闹市区一家餐馆就餐，客人虽然只有老马和我两人，陪客不仅坐了满满一大桌，而且还有旁边的另外满满一大桌，几乎都是陌生的面孔。老马私下对我说：“他们报销入账时肯定是这么写：接待总公司马处长餐费......”
那时候就是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哨城市，人们也要抓住这个“打牙祭”的难得机遇，那种拮据的生活水平，肯定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能想象的。为了表示接待规格高，广州市农业局副局长还趁荔枝成熟时节，带我们去荔枝园里吃现采的荔枝。我们席地坐在荔枝树下还没有剥开两个，那副局长的面前已经是荔枝壳一片了。他的那种娴熟也是让我眼界大开。
老马说起荔枝：“甜不呲溜，没什么好吃的......”尽管如此，老马还是想着给北京的局长处长都带些回去。或许是那年广东荔枝大丰收吧，或许是物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革，这种以往在北京绝难见到的稀罕水果，在我们回到北京后也在市场上看到了。这肯定是老马始料未及的。
广州农业局的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投资要建养鸡场的选址，其他时间就是吃喝玩乐、游山玩水了。由于没有什么硬性的时间要求，我还受父母之托去看了在暨南大学居住的母亲前同事谷惟，漫无边际地在校园里寻找，还真让我找到了。正巧碰到她儿子新婚燕尔，回家探亲。她漂亮的儿媳妇高苗我在家里见过一面。可是对坐在她家的小餐桌上，我居然没有认出来，还问了一句“高苗没有来吗？”后面就自然是好不尴尬了。
没想到晚上走的时候，错过了末班车的时间，只好在她家的客厅里支起个行军床借宿一夜。那时广东的夏天家中也没有空调，每个房间都要开着门通风，新婚的“嘈杂之音”不绝于耳，难免让我想入非非，一夜未眠。
为了表示热情好客，广州农业局还安排我们去了从化温泉。由于是夏天，所以也没有泡温泉。对那里的记忆就是葱茏环抱，带走廊的洋楼鳞次栉比。去那里首先就想到了陈毅写过的一首诗“来到溪山绝胜处，安排笔砚即为家。看罢瀑布天色晚，缓缓戴月走溪沙。”想到这里在当年可是高官福地，百姓禁区。如今也能够长驱直入，世道可真是变了。
结束穗城之旅回北京时，选择交通工具时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以为肯定还要坐火车回去的我们，被接待方告知他们出具介绍信可以买到飞机票，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这次该是我平生第二次乘飞机，但是印象极为深刻。首先是机上“空姐”被换成了清一色的“空少”，看着膀大腰圆的他们笨拙地给乘客分发食品和饮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他们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反劫机特种兵。其次是乘客脸上十分诡异的表情，好像劫机随时都可能发生。因为广州离台湾要比东北近得多。第三个肯定是看官无法想到的我的心态——有点巴不得有人劫机。因为不久前那次劫机的全体乘客在韩国不仅受到盛情款待，好吃好喝好住，而且还畅游韩国，每人还受赠当时国内极少数人有的西服革履一套......这样免费出国旅游一趟何乐不为？现在想来那个想法多么幼稚可笑，多少次铤而走险的劫机让无辜乘客命丧黄泉？
第四个活计是跟着肉牛公司的副经理高玉彦去大厂回民自治县屠宰场“实习”。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大学生的入职实习规定，但我估计是处长们看到我们每天坐办公室无事可做，要我们接一下“地气”吧。
大厂屠宰场车间
肉牛公司是隶属于生产经销处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经理由杨文光处长担任，高玉彦负责具体事务。由于他会日语，大量与日本洽谈合作的外联工作都由这个皮肤黝黑、终日乐呵呵的东北大汉承担。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肉牛公司。肉牛公司的起因是由于当年胡耀邦看了两个内参，一个是内蒙古牛肉销路不畅，一个是广州市民买不到牛肉做他们爱吃的炖牛腩。胡耀邦大笔一挥，把这个沟通南北供求关系的任务交给了农业部。
层层下达，任务名正言顺地来到生产经销处，肉牛公司应运而生。张鹏鲲和小魏还为此专门南下广州去推销牛肉，还住过澡堂子。这和我们去投资考察的待遇天壤之别。再后来，又出现了使馆提出宴请宾客吃西餐在北京买不到优质牛肉，批文转到肉牛公司，高玉彦引进日本牛肉和在山东即墨开发肉牛基地的任务由此而来。
去大厂印象最深的是要我们进冷库搬牛肉，真正体验了一把“风霜刀剑严相逼”的感觉；次深的印象就是一日三餐脏乱差，这在当年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第三个印象就是因前两个印象而大家集体装病，对高玉彦谎称腹泻不止，吓得他让我们一次服用好几片黄连素，然后将这次实习草草收兵。
第五个活计是春节前去肉牛门市部卖牛肉。这个牛肉应该就是内蒙古滞销的牛肉。门市部设在农展馆电影院旁边的一个不大的屋子里。当时北京春节物资供应依旧十分紧张，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四下打电话给熟人来买。记得母亲出版社的美编“小胖鱼”来买时，顺嘴对我说了句： “你大学毕业怎么干这个啊？”
这种轻商的思想，诱发了我的所谓怀才不遇，自感明珠暗投。如果从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来说，可能比较正面。反正对我后来坚决要求调动工作影响极大。在门市部卖牛肉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一个老外，见面就问我：“你是穆斯林吗？”
我虽然马上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感觉自己脸都红了。从那个老外诡异的表情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相信。
我不仅邀请熟人来买牛肉，而且还代购一些放在家中冰箱里，等人来取。比如邓明就是到前门我家里来取的，同时谈到她给我介绍那位汤姓美女的情况。
第六个活计是给韩德群领导的奶类办拍照片。奶类办的起因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有一个帮助中国解决奶制品短缺的方案，具体方式是向中国提供多个发达国家捐赠的奶粉，然后加水后与中国的牛奶调制成混合奶。这个“产品”如果在今天，肯定口感让人无法接受。可在当年，国人喝到牛奶已是稀罕物，哪里还有什么口感可言。
这个带有慈善捐赠意味的项目，双方都要有相应的官员和机构。联合国官员来华考察交流，奶类办负责接待。那时候这种项目要“立此存照”吧，老马通过一次出差发现我爱好摄影，就推荐了我。那个时候公司也只有一部海鸥DF, 我又向小叔叔借了我向他推荐的一支中焦镜头和一个单反，混迹于一帮报社记者之间，也没有显得太差。
这次拍片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养牛专业户，那些老外看到压水井非常新鲜，也调动了我的“抓拍”冲动。事后我还写了一篇短文《万物皆存游子趣》，发表在北京出版社的《旅游》杂志上。这应该是我第一篇图文并茂的稿子，没想到会延续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一发不可收拾。
印象次深的是第一次碰到拍片彩色胶卷可以无限使用，感觉超级爽。奶类办还给我找了个助手，在拍宴会之类的活动时，她专门给我换胶卷。这在当年是非常“奢侈”的感觉了。彩色胶卷，当年的奢侈品。离寻常百姓家还有十万八千里。李易方局长有一次私下找到我，说何（康）部长喜欢摄影，让我给他送几个彩色胶卷去，并给了我一个部长秘书的电话。现在想来，那时的领导可真是廉洁，几个胶卷都要拐这么一个大弯。如今说起来近乎神话。
印象第三深的是和一帮记者混了几天，才发现他们口无遮拦。在一个加工厂休息的时候，居然互相问起了各人的婚姻状况。一个女记者表明单身身份的时候，另一个男记者居然直接凑到她身边直抒胸臆，让我大跌眼镜。这可能就是我只能暗恋别人、最终经人介绍才能找到对象的原因。
当年奶类办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叫孙元贞，借公司在日本买了一个复印机而去日本“学习”了一段时间。这件事今天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在当年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出国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牧工商和出国有关的人士首推翻译阎昌和柴欣。阎昌应该是牧工商成立不久就入职的，因为他是工农兵大学生。他个头中等偏高，眉清目秀，谈吐风趣。那时候有工间操，我们经常结伴去附近的菜市场逛，看到卖排骨的他常常会端详半天，然后摇头而去。
我不解其意，问他为何不买，他说：“都是剔肉标兵剔出来的排骨，哪还有肉啊......”
柴欣不是77就是78届毕业的大学生，当时还兼任团支书，经常召集开会学习什么的。由于她在和种畜公司对称的另一侧大办公室上班，和我来往很少。她个头儿很高，李京他们管她叫“柴古妞”。只记得司机王晓东有一次说她外事活动后，坐在后排四仰八叉的样子，王晓东故意猛踩刹车，“治”了她一回。她在牧工商待了没多久就不知其踪，比我还早离开牧工商。
说到出国，不能不提到后来调来的郭伟。她应该是79还是80届毕业的，高大威猛，偏胖，性格也像假小子，大大咧咧的。处长杨文光明显喜欢她的性格，来了不久，就把进口鱼粉的业务交给她去办理。她的肥胖身材在当年物质尚匮乏的年代非常罕见，有一次小沈和她外出办事回来，就说他们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让座——人家以为郭伟怀孕了呢。郭伟当场就“恩将仇报”地嘟囔了一句：“讨厌！”
郭伟是地道的北京妞，说话连音明显，接电话时的“我郭伟啊”，听起来就像“我鬼啊”。说起当年北京女多男少，女大学生找对象困难时，郭伟说： “好歹咱也先划拉了一个......”
当然她没有想到。那个在外贸公司工作的她的大学同学，后来对她大打出手，以离婚告终。她男朋友喜欢摄影，她就千方百计想给他买个进口相机。没想到很快机会就来了——进口鱼粉业务让她去了趟日本，带回了她的“大件”——尼康单反套机。没想到没怎么用就出现了故障，我记得故障是由于他们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
但是郭伟就是有这个本事，居然找到尼康公司又给她换了个新的，这是当年脸皮甚薄的我想都不敢想的。郭伟后来离职下海，扛着一个大纸箱的连裤袜到农业部的电梯里去卖，又自创咨询公司做大做强......没有当年敢于去找尼康公司的泼辣是无法设想的。
和郭伟去办事的小沈叫沈寅生，79届农大毕业，人瘦高黝黑，说话腼腆，有点咬舌音。分配到生产经销处的时候连摆他办公桌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总感觉他在四处晃悠。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件事：
其一是他家在外地，宿舍被安排在农展馆的肉牛门市部。那里有洗工作服的洗衣机，由于离我住的团结湖比较近，我经常带着要洗的衣物去那里洗。有一次他问我要不要茅台酒，一听说7块钱一瓶我就连连摇头——那时候每月工资才42.75元，每月都是紧巴巴地混到月底，哪里敢于问津这样的“奢侈品”？谁能想到35年后的今天，那茅台酒价格涨了两百倍，而且都是当年的酒价哦。如果当年我买了小沈的茅台酒存到今天，差价两千倍也不止了。
其二是当年新疆的烤羊肉串刚刚进入北京，小沈第一次请我吃就先买了十串，吃完余兴未尽，他又要了十串。尽管当年的价格不过一毛钱一串，可是对于我们菲薄的收入，也算是“大吃大喝”地“挥霍”了。
其三是我筹备结婚时，在办公室附近的家具店看好了一张木质双人床。买好后小沈蹬了一辆三轮车帮我运到团结湖，搬上四楼。
我离开牧工商后，和小沈依然有联系。他听说我搬离团结湖后，还为我空着的房子找了个租户。这时他已经在公司跻身高管行列，租房是为了他一个东北的关系户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租的。他还曾在地安门的一家海鲜酒楼请我们这些当年在牧工商“同流合污”的男男女女吃过一次大餐，这时候李京对小沈的称呼已经是“沈总”了，尽管我听来感觉特别生分。后来听说小沈卷款外逃，移民新西兰，夫妻不和......和当年那个憨厚朴实的小沈似乎对不上号。
李京是先我到牧工商的“元老”，没有学历但是可以“拼爹”——其父是前畜牧局副局长。他体型偏胖，整日笑眯眯的，很有喜感。不时流露出的幽默也蛮有趣。有一次公司另一个部门的孙桂霞要出差，李京就学着她家乡的东北话问她：“ 这是要搁哪疙瘩糗啊？”
李京应该是在语言模仿能力方面较聪慧的，他学起广东话怎么骂人也是妙语连珠： “丢你个劳毛，丢你个洗饭，丢你个恒噶长......”
我刚到牧工商时，李京正在和药械公司的王晓蘭谈恋爱。那个女孩应该也是畜牧局的“子弟兵”，但是观念比较前卫。比如发型啦，牛仔裤啦，似乎都能捷足先登。更重要的是深圳经济特区刚刚问世的时候，她就跟李京提出来自己出去闯荡的打算。
那时候北京司局级干部被视为“高干”，办公室里来自广东的草根潘丰舜就管李京叫“高干子弟”。李京这样有优越感的家庭背景肯定没有闯荡江湖的动力，所以对王晓蘭经常冠以“开拓者”的绰号冷嘲热讽。但是最后他们的关系居然因此而告吹，是我始料未及的。
李京和阎昌一样，是在牧工商一直干到退休的我当年的同事。但是或许就是因为“高干子弟”的背景，本来幽默乐观的李京后来因为公司的人际关系而出现了抑郁症倾向。由于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对他很能理解。只是听说他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潘丰舜是77届华南农学院毕业的广东人，又矮又瘦又黑。普通话讲不好，广东话又是农村话，所以和大家不那么融洽；真来了广东人出差，他也怕露怯。就是讲起他的畜牧兽医专业，特别是“杂交优势”津津乐道，言下之意一定要找个北方人做老婆。因此得一绰号“小杂交”。后来他终于和财务处的会计陈健成婚，算是圆了他的“杂交优势”的梦想。不过那个陈健好像是“二锅头”，平时也是凡人不理，个色得很。
潘丰舜因为是最早到公司，唯一的一个海鸥单反他把在手里，我要用还要经过他的手，感觉很是不爽。我拿到手后也是故意不还他，他又告到老马那里，暗中使跘。据说他后来也离开牧工商，自己做生意，藏身躲债。
魏晓寰（1953-2019）
牧工商还有一个保持联系时间最长的当年同事魏晓寰，和我同届，北京商学院毕业。小魏比我年长几岁，性格比较柔弱。突出的表现是他当年没有住房，和单位要房子都哭了起来。他爱好书法和篆刻，比较极端的是上班没事干，给他女朋友刻高跟鞋的跟。我则把手头能找到的石头拿给他，想个什么古诗词就让他刻一个。
事过多年，他还说那时候刻的可是有保留价值哦......那时候有个全国首届硬笔书法比赛，我们都投稿参赛。结果我名落孙山，小魏却榜上有名，可见他的功力比我强得多。小魏的女朋友在故宫博物院，后来先他去了日本。
那一段时间小魏有点没着没落，热衷于参加社会上风行的交谊舞。李京就借用当时流行的电视剧《霍元甲》中歌词调侃小魏：“昏（读“分”）睡百年......”
那时候我们两人都是单身，小魏经常晚上到我团结湖家中露一手他的厨艺，比如在炝锅时放少量辣椒和糖，炒出来的菜会很香。他在生活细节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小魏后来也去了日本，据说是在书法篆刻方面大有精进。百度说他还获得世界华人艺术家称号，书法作品被奥地利共和国、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收藏。篆刻作品作为外交礼品赠送给法国希拉克总统、奥地利共和国海因茨·菲舍尔总统、联合国瓦尔德海姆前秘书长……
小魏最大的那个头衔还是阎昌在网上发现后告诉我的，虽然大家都会感到不无水分。小魏去国后曾返京宴请过牧工商的哥们，恰巧他的一个大学同学袁鼎是我机关大院发小刘晓茹的老公，无意中在刘家的一张照片上发现，联系日多。我近年自己的两本画册和一本为大学同学做的书，都请小魏操刀篆刻，他倒是有求必应，还是很注重当年情谊。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和小魏微信上联系为本书刻一个“岁月留痕”的书眉章时，他称病住院了，说“没有气力了”。今年清明前两天，他的微信居然传来他病逝的噩耗，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人生无常，也不能这么无常吧？小魏可只有66岁哦。
在小魏大学同学为他准备追思会时，我把他为我刻的印汇集一纸，题为“睹印思人，怀念晓寰”，算作对他最好的悼念吧。
我在牧工商干到1984年底，总体感觉还是晃晃荡荡，“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我在调工作时把这句话说给李易方局长，他倒是连连点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局长对我真是厚爱有加。他不仅没有轻易让我调走，还曾经两度想让我扬长避短，发挥特长。一次是畜牧局要代部里拟发一个公文，李局长特别点名让我全程操作。这个在我看来易如反掌的小事情，被小沈后来反反复复提到。他说：
“李局长这么看重你，你还非要调走。你要不走，后来怎么也能当副部长了......”
还有一次李局长提议我调到畜牧局宣传处去，但是要征求我的同意。主管我的杨文光处长就跟我说现在企业待遇怎么怎么比行政好，劝我别去。我当时想：反正也不想在畜牧局长待，就别瞎折腾了。李局长的好意也就这么被我回绝了。
就在我去意甚坚、四处寻找的时候，中学同学邓明的妹妹在二外毕业留校了，而且留的是我最想去的研究所，这于我可是求之不得。原来就在这一年，二外划归国家旅游局，同时挂“中国旅游学院”的牌子。东北某大学的副教授王立纲抓住了这个机会，挑头在学校里办起了这个中国首家旅游研究所。草创时期，四处招兵买马，邓明提供了这个信息，我应聘成功。
接下来就是怎么说服牧工商放人了。这时候的我与两年前初到种畜公司大为不同了，人事关系的联络图已经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又有两届大学生分到单位，可说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我借一次公司活动后给李局长送照片的机会，去他家里当面提出调动工作的申请。结果完全如我所料，李局长非常理解我的说辞，看在老邢和同事两年的面子上，慨然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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