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本文作者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7年考入苏州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复旦大学英文系博士，几个月后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就读，1991年获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教授文学和文学理论。中英文著述盛丰。
2015年09月，《人物》杂志就徐贲新书《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的采访：
1、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概念，“犬儒”这个词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现状，您如何定义它在今天的基本含义?
我讨论的现代犬儒主义完全不同于古代犬儒主义，也与古代犬儒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中的犬儒主义，它的基本含义结合了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元素。由于犬儒不是一个中文原有的概念，中国对现代犬儒主义的研究也远没有西方丰富，所以犬儒主义还是一个“借鉴”的外来概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至今没有任何现成的中文本土概念可以代替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概念。任何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概念，如幽默、现代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其来源的中西古今，或开始有些陌生并不重要。只要一个概念是我们所需要的，又比其他概念更合适，那么，它在本土环境中运用，就一定会在运用过程中有调整和丰富的机会，渐渐也就不觉得陌生了，而且少了它就无法说清许多事情。
我所用的犬儒概念与今天中国社会文化有两个主要的相关方面。
第一是，彻底看穿、看透，因为彻底，所以绝对不相信、不接受，不抱任何改变的希望，也不做任何改变的努力，成为一种虚无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人们因为看穿一切价值标准的“虚伪”和“权力操纵”而否定一切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价值追求，他们在无权的时候无不可忍受，有权的时候则又无所不为。
第二是，明知不对，照做不误。难得糊涂。德国学者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把这种明白和觉醒称为“启蒙”。他把犬儒主义定义为“受过启蒙的错误意识”，也就是明白人的迷思(或错误行为)。这种犬儒主义不仅关乎社会中的体面人士，而且也关乎所有普通民众。在这样的犬儒社会里，说的时候人人明白，做的时候人人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自欺欺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自欺欺人，“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
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的小说《法比安》(Fabian，1933)里有一个名叫迈尔密(Malmy)的人物，他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制度中，但却对此无动于衷。他说：“我在撒谎……至少我知道自己在撒谎，我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好的……就算瞎子也能看到。但是我还是在尽我所能为这个制度服务。” 凯斯特纳描绘的是一个醒着的人在装睡，一个明白人在装糊涂，他不仅知道该装什么样的糊涂，而且知道该怎么装。这是一种高明的，无是非观的糊涂——难得糊涂。
鲁迅在《准风月谈·难得糊涂》里说，“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古代的犬儒主义者是有是非观和对错原则的，而且还能做到在个人行为中身体力行。
迪克·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指出，犬儒者“需要站在理想的平台上才能向他们批评的靶子投石块。一个自己处于坠落中的人投石块既使不出劲道，又没有准头”。今天中国“难得糊涂”的犬儒主义是处于坠落状态的犬儒主义，犬儒者有的根本就没有供他们作是非判断的理想平台，有的即便是有，也只是用于看穿世态，出于明哲保身或其他理由，他们是决不向任何靶子投石块的。
2、您为什么将犬儒主义作为指向当前中国社会普遍深层问题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概念?
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只能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概念。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有需要，第二个是无以代替。第一个因素在逻辑顺序上是第一位的。
犬儒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对当今中国社会种种病症有综合和整合作用的社会文化概念。2014年9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多家网络媒体转载报道，但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病态”呢?得有个名吧。其中至少有八九种可以说是犬儒主义的。
一、娱乐至死(没有目标或信仰，得过且过);
二、看客心态(看穿、冷漠、围观，管了也没用，不如不管);
三、习惯性怀疑(上至政府，下至朋友，对谁都不信任，都不相信);
四、审丑心理(在一个是非不分的环境里，美丑、善恶、真假也无法辨别，何必要坚持美、善、真);
八、“鸵鸟心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被宣传的现实反正是假的，不如躲进小楼成一统);
九、思考恐惧症(多思多惹事，有的是前车之鉴，你要我怎么说，我就这么说，这才是安身保命之道);炫富心态(看穿一些道德、理想、未来展望的虚妄，只有钱才是实在的，才是世人认可的唯一价值);
十二、初老症(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没有追求，过一天算一天，坐吃等死);
十三、自虐心态(这个说法并不确实，因为一般人既非共产党又非体制，“骂共产党、恨体制”是鄙视和不相信权威，不是“自虐”。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明白人说糊涂话，既不诚实，也不真实，它本身就是犬儒主义的)。
这八九种“病态”(当然还可以有所添加)之间有着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关系，难以设想在整体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不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可以一个一个地单独“诊治”这些病态。因此，我们也许应该问，整体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病症又是什么?既然十来种病态出现在同一个历史阶段的同一个社会里，那么，那个使它们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病态又该用怎样的概念来归纳和整合呢?
这个能够起到归纳和整合思考作用的概念，它应该是一个指向普遍深层问题的社会文化概念。犬儒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概念。虽然它也许不是唯一可以用作这种归纳和思考的总体概念，但在我们形成或找到另一个或另一些普遍概念之前，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其他概念所难以替代的。这个作用不是来自这个概念的某种词典或百科全书式定义，而是来前人和我们同时代人对犬儒主义已经贡献了的丰富观察、研究和论述。
犬儒概念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就我所知，现在还没有一个像它那么内涵丰富、复杂、还在变化的概念。这是犬儒概念的生命力，但也是造成它可能会被滥用。因此使用者在用这个概念时，需要做议题范围内的解释或说明，叫stipulation，我们在使用读者可能不熟悉的专门用语时，都是需要这么做的。如果是外来词的话，有时还需要附上原来的外文。一直到今天，西方论犬儒主义的专著在区别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的时候，也还是会对犬儒主义的概念特别加以解释和说明，例如，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就用了kynicism 和 cynicism的区分。
3、您说：“我们面临的犬儒文化是一个困境，它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也延续着我们历史和民族心理的多种负面因素，因此呈现出根深蒂固、恶性循环、不断再生的形态。”您所说现实生活的元素有哪些?历史和民族心理的负面因素又有哪些?
现实因素可以说是诸如前面提到的多方面“社会病症”，或者也可以是一些人们常用别的说法称呼的犬儒特征，如玩世不恭、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凡事看穿、看穿但不说穿、睁着眼说瞎话、厚颜无耻装崇高、阳奉阴违、随波逐流、难得糊涂、有奶便是娘、醒着的人装睡、假面扮相人戏不分、面具游戏久假不归、无所不为、两面三刀等等。
我们可以把这些看成是犬儒的一词多义或是它的不同概念内涵。当文化研究把这些多样而互异的犬儒表现联系起来的时候，犬儒便形成了更完整、复杂、深层的概念内涵。这是语词与概念内涵的新遇合，在这种遇合中，许多在具体社会现象、情境、事件、事例、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虚伪、谎言、伪装、狡黠、阳奉阴违、首鼠两端会在整体的观照下呈现出为互有联系，你中有我的犬儒文化特征。
梁启超在《呵旁观者文》(1900)中分析了六种“旁观”表现：浑沌派(“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为我派(“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呜呼派(“‘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笑骂派(愤世嫉俗、喜笑怒骂，“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暴弃派(自暴自弃、妄自菲薄)、待时派(不作为地等待时来运转)。这六种表现的“旁观主义”其实亦可称为“犬儒主义”。
历史和民族心理的负面因素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积淀而成的。其中最有害的就是奴性、忍让、得过且过、吃亏是福、随遇而安、奉承权贵，不以为耻，反而当作一种“生存智慧”。鲁迅先生描绘的阿Q转化为“阿Q精神”，要是直接翻译成西文，西方人一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解释也要大费周章。但是，如果解释说是一种中国式的犬儒主义，他们一听就懂，那就省事多了。
前面提到的“难得糊涂”可以说是最具国粹特色的犬儒主义。老庄哲学和各种“隐逸”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犬儒主义因素。例如，《庄子》里有一个“华而不实”的故事：
齐景公对晏子说：“东海里边，有古铜色水流。在这红色水域里边，有枣树，只开花，不结果，什么原因?”
晏子回答: “从前，秦缪公乘龙船巡视天下，用黄布包裹着蒸枣。龙舟泛游到东海，秦缪公抛弃裹枣的黄布，使那黄布染红了海水，所以海水呈古铜色。又因枣被蒸过，所以种植后只开花，不结果。”
景公不满意地说:“我装着问，你为什么对我胡诌?”
晏子说：“我听说，对于假装提问的人，也可以虚假地回答他。”
这个故事也收在古代笑话里，可是，今天人们阅读这个故事，未必都真的会笑出来。先秦的古代笑话中不少是像“华而不实”这样的“笑话”，如自相矛盾、削足适履、买椟还珠、杞人忧天、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东施效颦等等。这些笑话都是谈言微中，能透彻入微地击中某个问题的要害。
就“华而不实”的故事而言，有的人会觉得齐景公可笑，居然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晏子很智慧，幽默地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晏子有些犬儒，明明知道齐景公在瞎问，却还一本正经说些让他中听的好话，跟着他瞎胡调、捣浆糊。要是齐景公不接着再问他为什么胡诌，那晏子的好话或智慧岂不就成了附和和谄媚?
其实，在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所有的王者(或上级)都像齐景公那样明白或愿意承认自己是在瞎说，而下属在顺应着他的喜好并随声附和时，也很可能并不是为了提醒在上者的谬误，而反倒是鼓励他更过分地瞎说。大跃进的时候，有科学家证明粮食准能亩产万斤。要是当过农民的领导人问科学家，“我假装相信，你怎么也跟着胡诌”，也许科学家可以给他一个晏子式的回答：“我听说，对于假装相信的人，也可以虚假地为他提供科学证明。”可是，领导人并没有这么问他，所以，科学家的附和行为只能到此为止，他说的那些在上者顺耳、中听的话便只能是一些无原则的瞎话。这是犬儒主义的行为。
中国的传统“智慧”中有不少这样的东西。童蒙书、家训、善书里比比皆是。例如，《增广贤文》里有许多看穿、看透世道险恶，因此要明哲保身、竭力躲避、莫管闲事的箴言教诲。如“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逢人却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
这种人生智慧一直在影响着中国人，例如，至今“莫谈国事”仍然是许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不断在新的环境下翻陈出新、发扬光大，变成提倡在商言商、学术专门化，鄙视“臭公知”等等。有人称这是“老狐狸精哲学”，我称它是犬儒主义。
4、您把犬儒主义区分为公开的犬儒主义与戴假面的犬儒主义，它们的表现分别为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别?
这种区别是不同政治环境，尤其是言论自由的状况造成的。它们的基本区别在于，当一个人因为犬儒主义而不相信统治意识形态、制度、权威、信仰体系以及由权力或习俗规定和主导的法律或价值规范时，尤其是怀疑和鄙视政府、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的时侯，公开的犬儒主义会在公共言论和行为中表示出来，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则经常不会，不仅不会表示不相信，而且还会假装成相信的样子。
公开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怀疑，公然拒绝，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也是什么都不相信，但正因为对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对什么都可以装作相信。他们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有的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于是索性不去管它相信不相信，“难得糊涂”地过一天算一天。
当然，这不等于戴面具的犬儒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们私下或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中也会有不戴假面的时候。这时候，不加掩饰的犬儒主义就会以各种亲密和亲近者之间的玩笑和谑戏方式表现出来，往往是在饭桌上、娱乐消遣的时候，如毕福剑开毛泽东玩笑那样。
5、在列举“犬儒”的表现时，您说他们总是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公正。为什么“看穿”被您视为现代犬儒的重要特征?
我说的是由于看穿和看透而丧失求变意识和否定求变可能的那种犬儒主义。它的必然表现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讲究现实和实惠，察言辨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老狐狸精智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难得糊涂”，或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说的， “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
6、就您对中国当下社会的观察，学术环境里的知识分子在“犬儒”这件事上的态度，表现得和普通大众是否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什么?
普通民众一方面对政治体制抱有不满和愤怒，另一方面却又充满了无力和无助的感觉，因此对社会和未来的任何良性改变都丧失了希望和期待，陷入一种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绝望处境。这样的政治犬儒主义在民主和专制国家里都有存在。
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它与一般民众犬儒主义不同在于，它经常是理论化的。例如，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在价值问题上采取或宣扬绝对的相对论，成为实际上的道德虚无主义。常见的知识分子政治犬儒主义结合了政治投机和个人功利，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或是它们的某种混合形式)——遥远观望和积极投效，观望和投效的对象都是统治权力。例如，有一些在西方任教，拥有西方国籍的新左派教授人士。他们对公民权利无保障的危害是有认识的，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但是，他们对别人在这种制度中的处境却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不惜在理论上为这样的制度辩护，积极摆出一种特别能理解和接受的姿态。
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玩的是一种精致的游戏，普通人是玩不起来的。例如，有文化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文革时的“忠字舞”相当于今天跳迪斯科的大众文化。毛泽东说的文革每5到7年搞一次，就相当于民主制度下定期自由选举。当然，我们可以不理睬这样的说法，只当他们是胡说八道。但是，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他们是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胡说八道呢?那就必须有一个解释了。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就提供了这样的解释。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哲学家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他的《论屁话》(On Bullshit)一书中分析了这种犬儒主义的胡说八道，这本小小的书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包括中文。他认为，胡说八道比欺骗和说谎更有害于社会。我想不妨添加一条：知识分子的胡说八道则又是所有胡说八道当中最有害的。
7、2013 年 6 月，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上提倡企业人士应该“在商言商”。后来您在文章里说，这是一种以“专业主义”为名的犬儒主义。所谓“专业主义”为名的犬儒，和中国人常说的“莫谈国是”是一回事吗?
是的，问题不在于莫谈国是，而在于把这当成一种智慧，一种本就应该如此的正常状态，自以为聪明，拿来规训别人，这就成了我前面说的“老狐狸精智慧”。谁都知道，生意要做大，就得有当官的做靠山，在中国，当官的就是政治。“在商言商”“在学言学”都是与现实不符的。明知不符，还硬要这么说，这是醒着的人在装睡，是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
8、有人说“最激烈的理想主义者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您认同这个说法吗?其间原因何在?
美国喜剧演员，社会批评家George Carlin说过，“每个犬儒主义者的内心都有一个失望了的理想主义者。”( Inside every cynical person, there is a disappointed idealist.” 希望越理想化，就越是容易失望和幻灭，从幻灭过渡到放弃所有的希望，这是很自然的转变。因此，犬儒主义的对面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美国著名记者Sydney J. Harris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的话：“理想主义者认为，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重要的。犬儒主义者认为，长期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不重要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眼前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决定着长期以后会发生什么。”(An idealist believes the short run doesn’t count. A cynic believes the long run doesn’t matter. A realist believes that what is done or left undone in the short run determines the long run.)拒绝犬儒主义不等于回到天真的理想主义(所谓的“青春无悔”)，而是要从失败的浪漫理想主义汲取教训，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未来的希望，既不放弃希望，也不盲目乐观。
9、在不能摆脱犬儒主义困扰的国家里，爱国主义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
有两种常见的表现，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在“玩”爱国主义。
第一种表现是伪善和虚伪。有的人一面高调爱国，碰不碰就给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一面把子女送到国外，把钱存到国外。当然还有别的令一般人吃惊的“爱国举动”，如北大“反美”女生马楠挑战到访北京大学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一举成就“爱国”之名，后来到美国嫁给了美国人并有两个孩子。这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爱国主义，让许多人一提到爱国主义，就本能地怀疑是骗子在耍花招，觉得反感和恶心，并因为讨厌骗子而迁怒于爱国主义。
第二种表现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把爱国与爱某个权力等同起来，以爱国的名义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效忠这个权力。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宣传伎俩，不少人因为讨厌这种宣传而对爱国主义本身有所反感。
这两种虚伪的爱国主义都会极大地破坏爱国主义的价值，使许多人习惯性地认为，“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这是一种坚决不相信、不接受任何爱国主义观念的犬儒主义。它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任何一种爱国主义都当成无赖的骗术或是统治权力的宣传，不相信任何性质的爱国主义可能具有积极意义。
王蒙在谈到王朔作品中的“玩世主义“时指出,“首先是生活亵渎 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 王朔。” 玩世主义就是犬儒主义，这样的犬儒主义者有何止是王朔?而被残酷地“玩完”的许多主义中也包括了爱国主义。
10、罗永浩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叫“理想主义者与犬儒主义社会”。他在演讲中说：“今天的中国成年人社会里有95%的人是[cynical]的人，但是这些人从来不知道[cynical]是什么意思。” 您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吗?
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是从哪里来的，是很多的意思吧?我想，他说的那种犬儒主义者确实不在少数，而且他们很可能并不懂犬儒主义的意思。一个人并不需要了解犬儒主义才成为犬儒者。几乎所有的犬儒者都是跟着自己的经验、情绪和直觉在走的。一旦了解了犬儒主义，他们当中有的人也许反倒会不那么犬儒主义了。这也是我用一本书来讨论犬儒主义的用意所在，第一是让尽量多的人知道什么是犬儒主义，知道我们生活在一种怎样的犬儒主义社会文化里。第二是希望社会里的犬儒主义者可以逐渐减少，这样才能改变我们现在的犬儒社会文化。
11、年轻人是否和犬儒一词天然无缘?
一般来说年轻人比较理想主义，有抱负，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也比较有正义感。一旦碰到不公不义、龌龊丑恶之事，便充满了愤怒，理想化地想要对它进行彻底的纠正。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礼教，消灭封、资、修，占领华尔街，都是年青人在那里冲锋陷阵。
一般来说，老年人是最犬儒的，一个人年岁越长，人生阅历也就越多。老年人可以变得更智慧，但也可能变得更犬儒。智慧是因为务实而理性越发成熟，而犬儒则是因为原先就没有信仰，所以越加老奸巨猾。
不幸的是，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向。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我们的大学，也包括北大，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网上有一个转发周保松的微博： “如果天总也不亮，那就摸黑过生活;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别去照亮别人。但是──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我们用什么概念去言说“精致的利己主义”或者“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懦夫嘲讽比自己勇敢的人们”、“卑微如尘土且又扭曲如蛆虫”这样的心态、行为或生活状态呢?这个概念应该就是“犬儒”。还有一些常能听到的说法：“莫谈国是”、“难得胡涂”、“吃亏是福”、“看透一切”，“躲避崇高”、“就那么回事”、“你懂的”，甚至“生活就像强奸，既然反抗不了就要学会享受被强奸的快感”——在这样的人生信条背后，也都有着一种既明白又憋屈，既世故又苦涩的犬儒主义。
12、您有一个观点，“不相信”对“犬儒”来说是一个动机，也是一个结果，它存在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凯尔德维尔(Wilber W. Caldwell), 在Cynic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里指出，我们可以从原因或结果来说明犬儒主义，其原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件事情的原因(或对它的反应)，那么就会获得对它的了解。尽管这比较间接，但仍然是一种有根据的正当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使定义依靠日常语言，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或理论)语言。而且，必须看到，不同种类的犬儒主义是不同原因造成的，运用的是不同的策略，产生的是不同的效果。”他是把原因与结果放在一起说的。一方面，绝对看穿，什么都不相信，就会什么都不接受，虽然到处看到不满意的事情，但都不会有所行动。另一方面，自己无所行动，怪这怪那就是不怪自己。说自己不行动，是因为早就看透了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结果。这就落入了习惯性犬儒主义的恶性循环。
13、您去年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用脚后跟想的犬儒主义》中，有一句“习惯性犬儒不知道什么应该怀疑，什么应该信任，什么情况下可以怀疑，什么情况下要守护信念。”您认为什么应该怀疑，什么应该信任?
无论是怀疑还是信任或信仰都必须基于理性的思考，理想思考的结果是否具有真理价值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思考是为了寻找和接近真理。因此，理性思考与犬儒主义那种非理性的自动拒绝是对立的。怀疑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拒绝真理，而是对真理抱有不舍的期待和追求。 但是，对自称为真理的东西，怀疑则又是一种必要的有效检验方式。
胡适说过两句非常令人深思的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说的“在不疑处有疑”就是用怀疑去求实，如哲学家波普尔所说，证伪可以拓展为一种由怀疑主导的求知甚至生活方式。胡适说的“在有疑处不疑”就是信任，1960年12月30日早晨，胡适喉部有点发炎，胡适的秘书胡颂平怀疑这是“昨晚喝了不算太好的酒的缘故”。胡适说：“不要怪人!连医生也不敢随便说的话，怎么好怪人家的酒不好。”这是“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不能什么都不相信，什么人都怀疑。我们不能谁都信任，那是天真，但也不能谁都不信任。莎士比亚说，“爱所有的人，信任几个人，不要对不起任何人”(Love all, trust a few, do wrong to none)。当中这个“信任几个人”是最难的，因为人生中最难的事情之一便是只信任值得信任的人。正因为难，信任本身才是如此珍贵，而不是像犬儒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毫无意义。因此，如果谁对你付出了信任，你也就有了不背叛他，不出卖他的道义责任。不把信任当一回，这样的犬儒主义一定会给损人利己、卖友求荣、落井下石、无所不为的恶行打开大门。
14、书里您提到：“犬儒主义并不总是一无是处，它缺少的是判断力，它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可以犬儒，什么时候不该犬儒。” 这种判断力具体来说是怎样的?我们何时可以犬儒，何时不该犬儒?
“判断力”(judgment)是一种实践理性。一是理性，不思考，不思想就无从谈理性。二是行动，思想引导行动，否则便是自娱自乐的游戏。判断力的主要功能就是区分不同的情况，好有所不同的行动。阿伦特说，思想是判断的准备，我想应该就是这样意思。人真正要学习的不只是知道有哪些事情，而且是那些事情的意义，而这不能只凭记性好，而是更要有判断力。
做事也需要判断力。大人对小孩子说：听话，照做，就不会有错。那是因为小孩缺乏判断力。对成年人不能要求这样。政府不能只是要求民众听话，照做，不能把他们当没有判断力的成人儿童。听话，照做的民众是不会锻炼出自己的判断力的。他们只能永远听由权力的控制和摆布。
美国科学史家Stephen Jay Gould说，“如果不学会运用判断力的工具，而只是一味地听从自己的希望，这就撒下了在政治上受人摆布的种籽。”也就是说，惟有依靠判断力，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该希望的和可希望的，什么是不该希望的和不可希望的。例如，有人对你说，一年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算你非常期待实现共产主义，你也应该判断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判断一下说这个话的人可能是什么用意，有什么目的。
犬儒是一味地听从自己的怀疑，所缺少的也是判断力。对于怀疑，判断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惟有通过判断，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或对什么应该怀疑，什么时候或对什么不应该怀疑。胡适说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体现的就是他的判断力。
15、如果说“犬儒”的出发点是为了自保，那么这一做法最终是否能让人收获幸福?
自保是人最低程度的生存需要，不是幸福。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把保全生命看成是人最根本的需要，他自己一生都处于不安和恐惧之中，他的情绪反应在他的“自保”说中。犬儒主义经常是人不断被伤害，却又始终无力抵抗，终于彻底无望和放弃的结果。犬儒主义者始终处于一种莫名的不安与焦虑之中，这种不安与焦虑让犬儒主义者在慢性的不幸福中艰难度日。犬儒主义的特征是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都是不能有能动的行动。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伦理学》中指出，“幸福”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幸福是一种完全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他说，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更有许多人过着“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满有道理”。自保的安全感是奴性的安全感，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幸福样本。
16、您在书中提及人和人之间的“礼物关系”，它是破除犬儒的一剂良药吗?
我是在谈爱情和婚姻的功利主义时说到“礼物关系”的。迪克·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Seeing through Cynicism)一书中指出，许多人不相信对爱情和婚姻的永久和超功利价值。第一个原因是自己经历了这方面的不幸遭遇，或者看到过太多的破裂婚姻和离婚家庭。他们不相信婚姻可以“天长地久”，把婚姻视为一种为男女双方彼此提供方便的可长可短的互利关系。
第二个原因就是功利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关系功利主义在男女双方都有。一方面，许多男的，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理想型”男士，要么养情妇或二奶，要么有外遇。另一方面，许多女的，尤其是年轻美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是想钓金龟，就是愿意当“小三”。他们对爱情和婚姻抱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态度，把性关系当作赤裸裸的买卖。
礼物关系代表与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不同的观念，但是，光凭观念是无法改变另一种观念的，所以还谈不上是纠正时弊的良药。功利主义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和扩散的。我只是要说，美国一对结婚七十年的年逾90的老夫妻，相隔15个小时先后辞世，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是幸福的，也让我们许多人感觉到了这种幸福。
17、关于“犬儒”，您和您的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朋友，有哪些一致的判断和不同的判断?
我生活在国外，很少有机会与国内的朋友们就犬儒主义做交流，在网上读到一些他们写的文章，有论及犬儒主义的。例如，陶东风教授有几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如《雷锋为何被大众文化恶搞?》《犬儒：当代中国新国民性批判》。他关心的大众文化犬儒主义的“恶搞”，给我不少启发，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对犬儒社会中的大众戏谑有相同的看法和判断吧。
18、您说犬儒文化并不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困境，出路在哪儿?
出路需要关心这个问题的众人一起去寻找，我自己觉得，还得从启蒙的基础工作开始，这就少不了知识分子们的努力。他们的学问不应该只在于各自的学科专业，还应该有公共问题的意识和关心。不幸的是，当下“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个骂人的话，这是社会犬儒化、愚昧化的一个表征。我从自己的文化启蒙工作中总结了这样三个方面，它们也构成了本书三个部分的基本内容。
第一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文化的改善，包括重视社会文化中的信仰缺失、信任危机和普遍存在的犬儒主义影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善要求人们切实看到存在的问题，不掩饰不回避。这就需要说真话，让真实、诚实、公开、公平、公正真正成为指导政治运作、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的道德伦理原则，让民主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第二是理性和心智的启蒙。这一启蒙能帮助人们学习、锻炼和提高思考、辨别、判断的能力，犬儒心态经常是基于非理性的害怕、恐惧、不信任、猜疑，进而成为一种惰性和习惯。习惯性犬儒主义的养成大多是与人的思想懒惰有关，经常是因为不能独立思考和判断。启蒙使人既勤于思考，并知道如何思考，这是走出习惯性犬儒主义的必由之路。
第三是公共说理。启蒙是为了明理和说理。人与人说话和交流对话的能力是社会理性的根本体现。一个人对自己说理，是为了弄请问题，对他人说理，则是为了建立相互了解、信任、避免强迫和压制的人际关系。犬儒主义不仅是一种绝望心态，而且也是人际交流的失败。犬儒主义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坏，由于犬儒主义，我们在评估和检验别人说理的公共真实性价值之前，就已经拒绝相信。我们今天社会中对立、仇恨、怒气、谩骂、暴戾很多都与不说理有关。
（徐贲专著《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东方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原载《人物》杂志2015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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