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丨严向群：三晋访古，追寻大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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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丨严向群：三晋访古，追寻大师的足迹

新三届 20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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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严向群，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进入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去年退休。

原题

大师足迹校友情

作者：严向群

北京酷热。在网上看到保国同学自驾游的行踪，又听长治的海龙同学说那很凉快，当即买了次日飞长治的机票，会同学、拍摄专题《追寻大师的足迹里》[1]、避暑，一举三得。7月5日一大早去南苑乘联航，托运行李要付费，摄影包要另外付费，所有航空公司中独此一家，上火都没地方去撒。十年前我乘联航去新疆，那时的章程早就是昨日黄花。

终于来到我又一个未到过的山西城市——长治。保国、海龙同学接机，直接去了“通天大峡谷”。同学相见，分外亲热。从征文说到过油肉，午餐就点了一道四十年前朝思暮想的“大餐”，没想到是“赝品”，扫兴。

这个新开发、横跨晋豫两省的景区，游人少是最大优势。说“三山五岳汇太行，通天峡归来不看山”，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就在同学们仰望这个山崖时，我拍下了接片和他们比较自然的镜头。

晚上入住海龙新居大宅，开启度假模式。

在海龙家闲聊两日，他带我去了他家附近的观音堂。近在咫尺，居然有个“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印证了山西是全国地上文物第一大省。那里建筑虽然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之物，倒也无甚特别。让我惊着的，是最后一进的观音堂，光线幽暗中明代的贴金彩塑达五百尊之多！

全神庙，我只在悬空寺听说过。能将儒、释、道的神佛全部供奉于一殿之内，展示了张居正主政年代的包容性！过去七十年，能供奉的不都是“唯我独尊”吗？就在导游解释佛像前筑墙、上书“万岁”红标语、前放杂物才逃过那十年时，我用手机拍了一张正中最精彩的佛像。可惜没能调整好闪光和静音，导游本来就对我们“蹭听”讲解大为不满，借此机会，把我好一通数落。没得怨，只能怨自己不专业。

海龙看我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饶有兴趣，便又带我去他城里老宅住了一晚，先去去看了城里的城隍庙。虽然一提起城隍庙就想到上海那个曲桥和蟹粉小笼包，其实城隍庙是为祭祀城隍神而营建的，城隍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守护城池之神。这个元创、明清重修的古建，至今仍有三朝建筑保留。进门后两进院落，山门、耳殿、玄鉴楼、戏楼、献亭、中大殿、寝宫、配殿、廊房等建筑式样一应俱全。感觉一下就把上海那个城隍庙给“毙”了。这个城隍庙在全国也堪称首屈一指，“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名副其实。

始于隋、盛于唐、毁于宋、重修于明的上党门，可真是金玉其前，败絮其后。从前面看如此壮观的城门，后面居然空空如也。这么一个“薄片”的城门还真是见所未见。一说上党，我就只知道上党战役，以为就是个地名。殊不知，这个地名还颇有深意：“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

长治还有一个塔名由来（或说是由六府捐资兴建；或说是登顶可观六府）其说不一的隋朝古塔——六府塔。有趣的是古塔的残存塔座（金元时修复）和新建的复制品比肩而立，一下子就把这个“现代文物”比了下去。站在这两座建筑前，想让人不“厚古薄今”都不成。细看那劳民伤财的新塔，那些石雕作品千人一面，异常乏味。最后建造者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施工单位刻在石上，也让海龙好好把我奚落了一句：“说了半天，都是你们北京人在这里胡毬闹的……”

原来的塔内有螺旋塔梯，盘转而上，可登顶。塔基砖长50厘米，宽32厘米，厚15厘米，塔座四周饰有砖雕，有人物、花鸟、虫草、动物造型，刻工精细。每个座底角与角之间的结合部位，都有一个身披铠甲、双手擎天的武士造型。我实在想不通的是：连航天飞机都能造的泱泱大国，有这样翔实数据和实物的古建，怎么就不能“修旧如旧”地复制出来呢？

看着残存塔座上的精美砖雕，我真为那些当代古建公司的人感到汗颜：同为修复，为什么数百年前的古人能把千年古塔复制得这么精美？而你们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更遑论拿着纳税人的钱是怎么乱花的了。

大学班长建设闻讯从太原赶来，痛饮他说很少喝的啤酒，尽兴而归他家，在那里睡了一晚。

这次出门没有开车，所以感到了极大的不便。尤其是要完成“追寻大师足迹”的任务，无车恐难负重。四下联系同学，恰逢守江同学从新西兰回到大同，孟建同学也愿意驾车同往，遂定机票经太原飞大同。夜幕降临时，落地大同。由新城到老城，与十年前我来时可谓天翻地覆。隐约可见梁林两大师当年心路上的足迹，就像夜景的灯光，璀璨闪烁。

第二天一早，守江同学陪同来到复建的城墙下，此行“追寻大师足迹”由此开始。昨天隐约可见的大师身影，都化为眼前的一砖一石。当年梁思成对于北京城墙说过极为痛心疾首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由于梁思成对大同城楼的测绘资料齐全，照片文献详实，为修复提供了详细依据，因此保证了建筑原真性，保护修复完的大同城墙，重现当年徐达整修的蔚为壮观！如果梁思成能在上天看到这一座座城楼、一道道城墙拔地而起，他又该说出怎样铭心刻骨的“名言”呢？

从大同城墙的南门全景图可见，徐达六百多年前年在辽、金、元旧城基础上增筑的大同城墙，达到有史以来最精美的程度。城墙四面各有一座城门，上建宏伟的城门楼；城门外是瓮城，瓮城进深30米，面积17600平方米，与城墙呈凸字形，旁有偏门，瓮城上建箭楼或扁楼；瓮城外修有弧形城墙，将瓮城圈在内称月城并设有城门，门上建有门楼；月城外各有一座自成一体的四边形小城，各小城也有独立的城门、瓮城和月城，与主城相隔不到200米，有吊桥相连。只有经过某个小城，主城放下吊桥才能进入主城，进入主城得经过六道门。如此城门，北京、南京和西安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

徐达的辉煌在历史上两次被重挫，值得深思。第一次是清朝出现的“反清复明”的拉锯战，最后清军攻进大同后“斩城”——城墙削去五尺。清朝没有沿袭前朝那种“火烧阿房宫”的“不破不立”，沿用明皇宫，确实可圈可点；但是对大同城墙的深恶痛绝证明他们并没有完全跳出历史的局限性。第二次则是1946年7月31日到9月16日的攻城战中，我军攻克了南、东、北三小城，但始终止于主城的城防下，战役中城门、城楼、城墙、角楼等均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收复北平相比，当时的军事指挥者杨成武完全没有聂荣臻进军北平时的文物保护意识，让这么一座精美的城池毁于硝烟炮火之中。元帅与上将，就此分野？

此后大同城墙的遭遇就完全可以用梁思成说北京城墙的那句“名言”来概括了——1952年拆毁钟楼、四牌楼前后，北、东、、西三个城门被拆除；1964年7月南城门楼被“落架保护”；同时残存的瓮城、望楼等相继被拆除，外墙砖被扒掉；1980年代大兴土木使绵延的城墙又变得断断续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8-1988年，被认为是“有错必纠”空前绝后的十年，可是此间北京、大同等古城继续遭受破坏，厚今薄古、压住前朝的皇权意识阴魂不散。

这时候再来看那位名叫“耿彦波”的市长，真是了不起。就在皇权意识依然甚嚣尘上、有错必纠也已经过了二十年的2008年，耿市长却敢在大同大刀阔斧，得百姓绰号“耿拆拆”“耿建建”。他的“不破不立”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可是大相径庭！那时的的“不破不立”彻底毁掉了北京古城；耿的“不破不立”让一个破破烂烂、古迹难寻的大同，重返六百年前。他这样的市长，70年来有几个？他的名字写在修复后的东城门门洞一方不起眼的碑记上，实在是太低调了。终有一日，大同要为他竖起个人纪念碑。

耿彦波的最可贵之处，是完全置个人名利、甚至健康于不顾，呕心沥血为大师还愿，为大师树立起丰碑。大同是全国唯一为梁思成建立纪念馆的城市，这和北京以城市规划为名拆除梁林故居形成多么大的反差，耿市长的高尚情怀，可见一斑。

走进梁思成纪念馆，一张全国地图清晰地勾勒出“大师足迹”，也是我以后国内旅游的“路书”。相比之下，当年大师们是骑着毛驴、踏着泥泞寻访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国宝；而我今天却能用四个车轮追寻他们的足迹，实在没有不去努力完成的理由。

从这个纪念馆的展览中，我才知道梁林二大师曾经四到山西，足迹从雁北到晋南，翔实地考察过山西大量国宝级文物，许多考察都是“发现性”的，价值不可估量。而第一次到山西他们就来到大同，对大同的华严寺、善化寺和云冈石窟进行了分析、考证、测量、绘图与摄影记录，逐步形成大同辽金古建筑的营造法式记载，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后来编著《中国建筑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关于善化寺，梁先生不仅拍摄了俯视全景照片，而且对其中的大雄宝殿精心绘制了侧视结构图（现放大后在纪念馆中展出），文字记录更是反映了他的忧心忡忡：“大雄宝殿七间，雄峙台上。殿内诸像，雕塑甚精美，姿态神情，各尽其妙，惜柱架北倾，非急与修冶，恐颓毁期不远矣。”对于善化寺，梁先生真是如获至宝：“大殿，普贤阁，三圣殿，山门四处，均为辽金二代遗构，不意一寺之内，获若许珍贵古物，非始料所及。”不要说当年，就是今天，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体察到一个古建筑学家的拳拳爱国之心？

到大同的第三天，我和孟建同学去了被梁先生称之为“海内孤品”的华严寺。寺中精品当属梁先生亲笔绘制的“薄伽教藏殿”正面立面图，图右下角有梁先生的亲笔签字。

“薄伽”是薄伽梵的略称，为释迦牟尼世尊的梵名，教藏即经藏。。梁先生对其赞曰“殿系辽华严寺之经藏，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极稳健洗练之至。其内外檐斗拱梁柱之比例，权衡甚美，犹存唐建筑遗风。殿内又有藏经典之壁藏，与天宫楼阁，系海内孤品，为治《营造法式》小木作最重要之证物。”

对照梁先生的精美绘图，我事后才发现自己在拍摄华严寺时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完全没想到此间居然有南北两条主轴线，居然把薄伽教藏殿一线当成了无足轻重的“现代文物”，只集中于上下华严寺、特别是大雄宝殿的拍摄了。足见行前功课有多么重要。

梁先生称大雄宝殿“殿面阔九间，巍然压台上。自来外籍所载像片，仅收一部，未传真象，余辈遽窥全豹，不期同声惊讶，叹为巨构。殿之结构，依斗栱观之，尚保存金源旧状，仅内部彩画天花，与中央佛像五躯，为后代所制。”未能引起梁先生重视的是正脊上的琉璃鸱吻，高达4.5米，由八块琉璃构件组成，北吻是金代的原物；南吻是明代制作，是中国古建筑上最大的琉璃吻兽。至于为什么梁先生那么看重薄伽教藏殿，盖因那是一座历经辽末保大之乱后幸存的辽代建筑。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同人考察云冈石窟，随后在合著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刊发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在结构根本原则及形式上，中国建筑两千年来保持其独立性，不曾被外来影响所动摇。所谓受印度希腊影响者，实仅限于装饰雕刻两方面。”这些考察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意义非常。

十年之后，我第二次参观云冈石窟，依然为祖先精湛的石窟艺术感到震撼。那座被奉为云冈代表作的“昙曜五窟”之第20窟，就是北魏著名的高僧昙曜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早期云冈石窟的特点是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而云冈石窟的鼎盛时期是其中期，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对于云冈石窟早、中期的艺术风格，梁先生等人的文章如此评述：“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而最后却在装饰花纹上，输给中国以大量的新题材、新变化、新刻法，散布流传直至今日，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云冈石窟到了晚期，开凿大窟的官方行为已经终止。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旧有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告别大同，继续“追寻大师足迹”，直奔五台山豆村。此前我已经看了大量大师发现这座大唐巨构过程的资料，那一路的传奇让我向往不已。大约是求见若渴，从五台下高速后的路程感觉长路漫漫。

终于来到佛光寺门前，那门小得让人失望。可是跨过这道小门，眼前的景象就如梁先生的记述：“这座庙宇位于山坡的一处高台上，面对一座大院，周围有二三十棵古松环绕。它是一个雄伟的建筑物，仅一层高的大殿，有着巨大、宏伟、简洁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一眼望去，立即表明了它远古的年代。”

我虽然是在午后进入佛光寺，但完全可以想见梁林二先生和营造学社同人莫宗江、纪玉堂在夕阳余晖中看到佛光寺的激动心情。当时的佛光寺，被斜阳勾勒出一片神秘的剪影，金色的阳光不仅洒在巨大的屋顶上，而且也洒在这四位远道而来、历尽艰辛的古建筑学家疲惫而又激动的脸上，此时的林徽因肯定是最美的。

佛光寺大院中最醒目的，要算佛殿阶前中线上高3．24米那尊经幢了。不仅是因为当年林徽因在这里留下了登高测量的工作照，更因为随着考察的深入，这个经幢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佐证：明文记载了年号“唐大中十一年”，确认经幢年代为大唐无疑；有“弟子佛殿主宁公遇”的字样。后面的这段文字成了一个有趣的伏笔，而且对于证明佛光寺是大唐原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独有偶，登上陡峭的台阶来到佛光殿，又一尊唐代经幢矗立门前。两尊经幢相隔年代不过20年。严谨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些并不能证明眼前这座大殿也是唐代原构。但是梁先生一进入大殿，就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他写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

从感觉上，大师们都预感到这是一座大唐原构，但是感觉不能代替科学，他们要找到真凭实据。被林徽因称为“梁上君子”的梁思成，为了找到通常写在屋脊檩条上的文字，英勇地爬到了天花板上。述其“英勇”毫不为过，因为“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梁先生）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工作至苦。”

这以后的故事就要全都要感谢林徽因的睿智和灵光乍现了。她在测绘完毕，大家席地就餐时，仰望昏暗的房梁，竟然用她的远视眼，看到了一行谁都没有发现的字迹。她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一扫大家闺秀唇不露齿的矜持和羞涩。她从梁先生苦苦搜寻的反方向，发现了奇迹！为了看清字迹写的得是什么，大师专门请寺里的老僧在附近村庄找了两个农民搭架。林徽因自告奋用爬上去擦洗污垢。这个在今天轻而易举的过程，竟然整整持续了三天。

当“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清晰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其他人尚感费解，林徽因突然快步奔向大殿外的石经幢。她忽然记起，在佛光寺大殿前的石经幢上那句“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梁上的题字与经幢上的刻文相互吻合，大殿的建造时间终告确定——距大师们发现之日1080年，距今1161年！梁下那行字迹本身兼有欧阳询和虞世南的风格，是不可多得的唐人墨宝。

用“无以复加”来形容大师们当时的喜悦，毫不为过。梁先生是这样记述的："“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看到梁先生当年在大殿里支起三脚架拍摄的场景，让我艳羡不已；同时也实在要感谢大学同学益民的事先安排，让我在严禁拍摄的今天，能把镜头伸进密布的铁栏杆里拍下让大师们叹为观止的精美塑像和印证历史的字迹。特别是梁上“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那行字，我两次进殿、拍了十几张才拍清楚。光线昏暗到连取景位置都看不清楚，真不知道林徽因当时是怎么灵光乍现，发现奇迹的。对此，梁先生的一段话可能是最好的注脚：“施主是个女的！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希奇的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右军中尉王守澄以“功德主”的名义与宁公遇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根木梁上。右军中尉是唐代宦官的首领，佛殿主宁公遇，只记载是唐长安送供女弟子。梁先生推测，宁公遇有可能就是王守澄的家人，因为在唐代，有宦官娶妻的习俗。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那样大的财力出资建殿，她必有强大的后盾。

更为传奇的是，殿中居然有女施主的唐代塑像，而且大师们去时，居然被殿中和尚认为是建殿施主武则天。当我把相机伸进栏杆去拍这张千年前的女施主时，想起林徽因站在她身侧的留影，心情激动到手都有些颤抖，真真感觉到大师仿佛就在我的身边。

当年被梁先生称为“标尺”的林徽因，站在任何一尊古物前，其他善于目测的建筑学家，就能大致判断出这个文物的体量。当她站在女施主塑像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塑像的尺度，更看到林徽因对古国文物的爱抚之心和一片深情。梁林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在《我的母亲林徽因》中这样写道：“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我相信：终有一天，林徽因的夙愿会有人来完成。

林徽因还留下了一张作为“标尺”的照片：画面中她双手叉腰，仰望彩塑，神情专注。这张照片应该是梁思成在房梁上俯拍的，透视的效果造成了林徽因身高不及塑像的腰，“标尺”出现偏差。但是，这张照片把大师一身傲骨、崇尚前贤、热爱艺术的风采展现的淋漓尽致。

当年这些唐朝彩塑既让大师们震惊和仰慕，也给他们带来了界定年代时的诸多困惑。因为1929年，寺院诚习老和尚出于好心，化了许多布施，对佛光寺的佛像全部油饰一新。唐代塑像有点炫光刺目，颜色有点鲜丽，而且不是按照原来的颜色油饰的，但是它的骨骼、体量、造型、神情，依然是唐代原作。现在文物鉴定中常常提到的“贼光”，当年实在让大师们心生疑虑。其实这种画蛇添足的蠢事，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在重蹈覆辙，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关于寺内的壁画，梁先生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一文中有专门的论述：“左次间前内额上的栱眼壁，画作七个圆光（实际为八个—笔者注），每圆光内画佛像十躯，光下作长方框，内写各佛号。最左一格题“佛光庄信佛弟子刘太知……宣和四年三月初……”(公元1123年)。以笔法及构图格式而论，这幅宋宣和圆光形佛像图，与左次间内额上的壁画迥然不同。宋画颜色也还鲜焕，绝无黝黑之变。已成黝黑色的彩画，除此右次间内额者外，我们仅在云冈少数崖顶石窟藻井上见到。这又可以佐证左次间的壁画，其时代之早，远过于宋宣和年代。”

虽然都是一个寺院的壁画，梁先生还是根据内容和颜色，判断出了时间先后：“这些壁画中最古的在右次间前内额的上边。栱眼壁长约450厘米，高约66厘米。其构图分为三组，中央一组，以佛(似为阿弥陀)为中心，七菩萨胁侍，其左第一位是观音，余不可辨。颜色则除石绿色以外，其他设色，无论是像脸或衣饰，均一律呈深黯的铁青色。左右两组都以菩萨为中心，略矮小，似为观音及势至。两主要菩萨之旁，又各有菩萨、天王、飞天等随从。各像的衣纹和姿态都很流畅圆婉，飞天飘旋的姿势，尤其富有唐风。”

在诸多珍贵遗存中，佛光寺建筑的艺术价值自然最高。东大殿是唐代保存至今的唯一一座宫廷式建筑，体现了大唐建筑的精髓：台基低矮，檐柱粗短，斗拱硕大，屋顶平缓，色彩单纯——给人以台基部分脚踏实地、平和稳重，主体部分个性张扬、雄壮有力，屋顶部分舒缓宽广，犹如大鹏展翅搏击长空的印象，使本来显得有些压抑的建筑产生了一种轻灵舒展的态势。

佛光寺名因北魏孝文帝（一说是孝文帝册封的羌族领袖宕昌王）朝拜五台山，在返回首都平城的途中路过这里见到了佛光，因此建寺纪念，并赐额佛光寺而得。前身为三层九间弥勒大阁，因唐武宗灭法而毁。大中九年，唐宣宗特许修葺佛光寺。由长安的宁公遇夫人和三次主持皇帝废立的大宦官王守澄等人捐资出钱，愿诚和尚主持修建，大中十一年（857）（一说大中十年）建成了这座东大殿。

东大殿的各种建筑样式中，斗拱形制鹤立鸡群。梁先生为此著文描述：“内柱的斗拱出华拱四层，全部不用横拱，上面拖着月梁如虹，飞架于前后内柱之间，秀健整丽，是北方宋辽遗物中所未曾见过的。”

当梁先生等人攀上横梁时，发现了只有唐朝才有的大屋顶结构，他写道：““那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据，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脊檩上有无题字，还是无法知道，令人失望。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梁先生后来的精美绘图见证了当年的艰辛和一片赤诚，也验证了他说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不负古人”，多么朴实却又闪耀着先哲智慧光芒的箴言！它将照耀着我继续前行，去义无反顾地“追寻大师的足迹”！

[1]大师乃梁思成和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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