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敬源凌:美院落榜后,我发奋恶补数理化
作者简历
原题
我的1978
1966年,突然天地翻覆,文革开始。在“打倒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的狂潮中,父亲被戴高帽子,站高板凳,被贴大字报,挨大批判。
紧接着,所有大中小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其时,我11岁,正上小学五年级。一下子,小学还没毕业,就没书读了。
当时,“学了音体画,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一种流行。于是我拿起画笔,从临摹开始,自学起画画来。我临摹能力还可以,就是画领袖像,也没问题。
那时,父亲下放在车间劳动。车间办板报,他就让我去画刊头。
1969年,上面又要求复课闹革命。于是,小学戴帽办初中班。通知我们这些小学没毕业的小学生去报名读书。
去不去读初中,这件事由崇尚传统教育的父亲在确定。
当时,父亲对我讲:“现在社会上都还比较混乱,怕你去上学会受到社会的不良影响。今年就不去了,待明年看看情况再说。”
我对父亲一直是仰望的,我相信他对事情的分析。我同意今年不去。
实际上,我的小学同学都在这一年去上了初中班。
到了 1970年,社会情况变好些了,父亲决定我去上学。
但这一年,妹妹弟弟也到了上初中的时候,于是,我们三个一起报了名。
这一年,我都十五岁了。
经过学校的研究,一家三人报名,录取两名,自然地,妹妹弟弟被录取了。
多年后,父亲对我说:“那一年没让你去上中学,是我做出的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对于这事,他很自责。
但我不埋怨父亲。
2017年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了他的遗物。在他留下的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他写的诗稿的一个日记本里,我读到了他的这首诗:
风雾云雨,
一时把大地笼蔽,
红的色,黄的色,
白的色,灰的色,
绞在一处,
把人们的眼睛迷糊。
我不是天道的叛逆,
也不是神教的信徒,
然而却在这混杂中间,
我愚蠢糊涂,
对那史无前例的年代认识,
产生了一个决定的错误。
它挫损了他的前程,
留我一生内疚满腹。
纵是奋发自补,
我怎为自己饶恕。
1971年,我年满16岁,按照政策,应该下乡当知青了。于是,我这没知识的知识青年就来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啦。
在农村,在白天下地劳动后,晚上,我还坚持在煤油灯下练习画画。大队的板报,公社的展览馆,都留下了我的画迹。
后来,全国一度掀起农民画的高潮,我被公社推荐到省里参加了农民画学习班。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画出的农民画,在成都“万岁展览馆”展出时,心里还是有些惬意的。
1976年,我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在工厂,我坚持用下班时间继续练习画画。1977年,我参加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举办的年画学习班。
于是,年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在学习班老师的辅导帮助下,得以完成,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接着我开始了《公社的未来》画稿的创作。其构思与构图都获得了出版社的通过认可。
正当我潜心于这画的创作中时,1977年底,令中国青年震动的大事发生了。在经过十年的压抑后,高考制度恢复了!
当年,读了高中的弟弟参加高考,一举中榜,成为77级的一代精英。
1977年,参加高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录取率5%。
1977年我也参加了四川美术学院的考试,因招生名额奇少,自己功力不够,没有通过。
那时考上美院的罗中立、何多苓等,用美院老师的评价,他们入学时,已达到过去美院的毕业生水平了。
1978年,我在坚持将《公社的未来》创作完成的同时,我的心情降到了谷底。
1978年春,在弟弟上大学走后,我在日记里写到:突然地,我感到我掉入了猴群。我远远地,远远地望着那些学了数理化的人们。
这时,“学了音体画,走遍天下都不怕”已经换成了“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怎么办?父亲看出了我的困惑。提出:紧跟时代变化,放弃画画,自学数理化!
我接受了父亲的提议。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要爬出猴群,追赶人们!
在加紧完成画作的同时,我备齐了中学数理化的自学书和中学教材。
1978年9月28日,画作完成。画稿在9月30日寄给出版社后,国庆一过,10月2日,从正负数开始,我即迈入了中学数理化的自学进程。
这一年,我已经23岁。
当时,我给自己定的时间目标,就是1980年6月的高考!算起来是21个月,不到两年。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来争取时间。
我在工厂里的工作岗位是高压机岗位。高压机操作工的工作方式是:坐在两台高压机面前的一张桌子后,不时地看看几个显示其运转情况的仪表,定时记录。然后,又不时地围着机器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现象。
利用这工作条件,我上班就看书,下班就做作业。
我发现,只要善于在不利环境中发现其有利的因素,并对这有利的因素加以利用,我们就可进而改变不利环境。
我的学习方法不同于学校教学。学校是三科并进,我是单科独进。
我将自学教材和中学教科书这两套书同时看。各书的讲法不一样,这就等于我听了两个老师的课,能够帮助我更好地对知识加以理解。
我先将初高中数学学完,再学物理,再学化学。
这样,由于很好地对时间进行了管理,我用13个月,就学完了初高中数理化全部课程,完成了第一轮的基础学习。
这时,距高考还有8个月。
这8个月,我的计划就是熟悉和提高,方法就是多做题。
在离高考只有4个月时,我向厂里领导请了假。作为军队转业干部的周书记非常支持,马上就批准了。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去参加了一个补习班的学习。
当第一天走进有老师讲课的教室时,我激动不已,感概万千。
作为25岁的大同学,看着教室里那些18、19岁的上一届同学,我感到他们是幸运的。
离开课堂十多年了,今天有机会再次坐在课堂里,这使我培加珍惜在课堂上的时间!
在那几年的自学者中,学习数理化是少数,多数都是学习文科。因为学习物理和化学的比学习历史,地理难度要大些。
当时,我在是自学理科还是文科上做了一番分析,由于我想借用我的一点美术基础,去学习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建筑设计,希望以后能做有创意的工作。为此,选择了理科。
学习过程是很艰苦的,是整个脑力体力的综合付出,要在超短的时间内完成计划,就必须做出超过常人的努力。
在后8个月的复习练习中,我又采用了三科并进的方法。同时,将做物理看成是做数学的休息,做化学看成是做物理的休息。
我的作业本是用父亲在单位上拿回来的100页一本的大16开的公文笺来做的,因此,每本我都要用牛皮纸做个封皮。封皮长度会大于稿纸长度,然后再按照稿纸长度,将封皮折起来,这样就加厚了封皮,更好地保护稿纸。
为了加强自己对自己的鞭策,增加自己对自己的鼓励,我在每本封皮的折叠位置,都写下了自己的格言:
……
这作业本有三十多本,我在每一本里都写了类似的格言。
在作业本的每页右下角,我都写有日期,以自我监督,检查进度。因为,我在与时间赛跑。
1980年6月,经过了21个月的自学,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预考。(当时,由于报考人数太多,国家要求地方先举行预考,先期刷下一批人。)
预考出线后,1980年7月7、8、9日,参加了全国统考。
然后,填写自愿,等待考试结果。
我回到工厂,恢复上班。
过了一些天,万众期待的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公布了。
我高考上线!我赶回家里告诉了父母这长久期待的消息。
在全家人的激动中,我们等待着具体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我高考上线后,专区招办向全区发了一个简报,将我自学的事例作了表扬。
然而,我们的等待却迟迟没有结果,怎么回事?什么原因?
焦急、不安,代替了兴奋、激动。
听说一些人拿到了录取通知,这使我的心情格外地沉重。
突然,有一天,我在厂里接到父亲电话,说是专区招办的同志来我家了,要我赶紧回去确定事情!
我立马向厂里请了假,骑着自行车,从离家十多公里的工厂往家里赶。
一路飞奔。我在车上想,地区招办的人都来家里了,是录取有希望了呢?还是什么?这真不敢多想了,使劲蹬车,尽早到家!
气喘吁吁地赶到家里,见到了父亲陪着的招办同志一行两人,恭敬地与他们握了手。
我坐下后,招办同志告诉我:“由于你填的志愿出了点问题,所以,导致的你的录取通知书还没发出。今天专程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清楚,在填写志愿时,我奔着想学建筑设计的理想,只填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和湖南的一所建筑学院,并且在“是否服从分配”这一栏里,我写了“不”。
当时,我是想,21个月,时间太短了,如果落选,再干一年,考上理想专业,因为专业可是影响一生的事。
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一种走极端思维方式的错误想法。
招办同志继续说:“由于你报的两所学校是重点院校,而你的分数虽然上了本科线,但没上重点线,如果你填报了非重点院校,比如四川师范学院等,是可被录取的。如果你填了‘服从分配’,我们还可以将你调剂到没有录满的普通院校。而你却又填了‘不’服从分配,这使我们无法调剂。”
“由于你是招办通报表扬过的考生,所以领导要求解决你的录取问题。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地区师范专科学校还有几个录取名额没有录满,你是否同意到该校上学?如果同意,录取通知书会马上发出。我们也是为此专程来到你家里,与你们商量此事。”
人生常会不断地遇到两难选择,选择不同,道路与前程也会不同。
听了招办老师的话,我一时无语。我在思考中。
这时,父亲说话了:“同意招办的考虑,前进了一小步。放弃招办的考虑,明年,你可能迈出一大步,也可能原地踏步!据说,明年对大龄考生会有限制。”
父亲的话警醒了我,我已意识到填志愿时,在“是否服从分配”栏填写“不”,是个错误。
我向招办同志说:“谢谢你们的安排,我同意!”
就这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和周折,我带着遗憾,进入一所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科学习。我终于迈出了人生中这重要的这一小步!
1980年,考生333万,录取28万,录取率 8%。100个考生,8名入学。
1981年,果然,考试政策宣布,满25岁的就没资格报考了。
在学校,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时光。在我的努力下,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连年被评为“三好生”。并一直被选为班长,学生会副主席。
1983年毕业时,我也是这届被批准入党的五人之一。
做为“优秀生”,我被分配到一个地级市,在中学工作了一年多后,我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我保持学习精神。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发表了文章《论职务的“荣誉性”与领导体制改革》。
在《社会科学家》杂志发表了论文《关于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对绝对问题之我见》。该文被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摘要转载。
又经过努力,20万字的《应用管理学》一书,在1990年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8,是国家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高考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