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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刘宇:高考之路,从理科落榜到文科入闱

刘宇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历

刘宇(郝远征摄 )


刘宇,1979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毕业分配至新华社。先后任新华社总社、伦敦分社、华盛顿分社摄影记者,摄影部采访室、国际室主任。现任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


原题

我的高考之路




作者:刘 宇
原载微信公号刘宇别有所图


长沙一中同学高考后兴奋地劈出一字马的照片上了热搜。我的湖南籍大学同学在班级群里说:“那是我的中学。”

图片来自网络

这几天,老同学们都在微信群谈论他们当年经历的高考。有的记得某一科的分数,还有的能想起数学最后一道题是几何证明题,最牛的同学竟然能说出题目是“证明A立方等于B立方,16分。”41年前的事了,这样超群的记忆力,我只能是大写的服!

同学们的回忆也让我想起自己的高考之路。比起他们的好记性,我自愧不如,考了些什么完全忘记了,但肯定难度比现在的试卷低得多。网上有个帖子说,可惜没生在那时候,当年的考题放到今天就是白送分,初中生都能考上北大。

1978年,清华大学1977级学生。这批新生是十年动乱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 顾德华 摄

问题是他没有生在那个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77、78、79级)大学生后来被称作“新三届”。相对应的是66、67、68三届初、高中学生的“老三届”。那时有句话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新三届”大学生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在我们人大新闻系79级同学中,少数是应届毕业生,更多的是工人、农民、士兵、知青……最小的17,最大的28。尽管同窗四载,我对同学们当年是怎么从五湖四海走到一个教室来的,知道的并不多。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那时候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很火,小说开篇的题记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虽然不能说一考定终身,但高考肯定算是“紧要处”的一步。

 我的小学相册,下右二是我

我本该1966年上小学,因为文革推迟了一年入学。我的小学过去叫建设部小学,后来改名为向群小学。我在小学进了宣传队,不知天高地厚地排演过《红色娘子军》的第二幕。我还和同班同学张小松(图中上左二)说过对口词,代表学校参加了海淀区的汇演。现在还能想起开头的几句:“枪,手中的枪;枪,革命的枪;枪,革命政权依靠它,三座大山倒一旁……”

我那时很想学个乐器,自己买过笛子、箫、口琴、二胡、京胡,其中只有笛子后来能吹出完整的曲子来。没有条件找老师,是对着一本《怎样吹笛子》的小册子自学的。小学老师曾让同学写过未来的理想,记得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文艺战士”。

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京剧团来学校招生,老师推荐我去试试。我也没搞清是哪个团,只听说是“样板团”。我当着“样板团”的人,唱了一段《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后来就没下文了。

其实我更擅长的是出墙报和黑板报,这应该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是学美术的,印象中他从未主动教过我美术知识,但家里有一些画册和文革前的《美术》《装饰》等杂志。我不知道翻了多少遍,对中国当代的画家多少有了一点了解。那时,西方艺术几乎是禁区,但是会介绍列宾、苏里柯夫等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画家。

我自己开始学着描描画画,每个班级都有宣传栏,我的爱好派上了用场,经常熬夜画报头到深夜。也因此,我的宣传委员一直从小学当到大学毕业。总之,那时候的心思基本没怎么用在文化课学习上。

稀里糊涂地上了中学。那时没有重点中学的概念,好像也不需要中考,都是就近入学。我上的是立新学校,前身是由慈善家、教育家熊希龄先生1920年创建的香山慈幼院。立新在甘家口那一带还算可以,现已更名为北京实验学校。

在中学阶段,大家的学习成绩就拉开了。我的成绩怎么说呢,不好也不赖吧。文科还行,数学凑合,理化很烂。1978年的高考,我最想学美术,其次是考文科。我曾经给中央美院寄过一张自己画的素描,也没接到文化考试的通知。

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母亲觉得学文科将来没多大用处,希望我学建筑。她在建筑工业出版社工作,我很喜欢翻看一些建筑设计资料集。觉得学建筑设计也不错,可以发挥我喜欢美术的特长,但这意味着必须考理科。那时候没有高考复习班、强化班什么的,我曾经到天津找姥爷补习过物理,他是南开毕业的,虽然多年没接触专业,教我还是绰绰有余。问题是我对理课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还是想考文科,母亲的坚持和建筑师的诱惑,最后糊里糊涂地走上考场,结果可想而知。

记不清借给我军装的是谁了,大概摄于高考前后

估计家里对我复读再考大学也没什么信心,就决定先找份工作。我的运气还不错,高考后不久就在国家测绘总局所属的测绘研究所上班了。单位听上去还不错,实际上是在测绘所下面的车间当工人。具体工作是研磨测绘仪器上的镜片,在当时能当个工人算是非常好的工作了,我那时没意识到上大学对今后的一生有多重要,家里也没给我任何压力,心想就这么干下去也不错。

让我决定再考一次的动力是大学扩招。1978年有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实际招收40.2万人,仍然有太多学生进不了大学的校门。先后在天津和北京担任市委书记的林乎加建议招收走读生,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短短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这些分校后来合并建立了北京联合大学),16800多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和我同时到测绘研究所工作的的两个高中毕业生幸运地赶上了扩招,欢天喜地地上了大学。我刚好差了几分,这让我深受刺激,也燃起了我的斗志。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也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备考。这次我决定遵从自己,改考文科。

留给我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测绘研究所的工作也不能丢。那时,单位已经派我到北京一个生产坦克目镜的军工厂实习,白班夜班倒着上,我只能在工余自学。上班时怕师傅说不专心,我就把各科的要点写在卡片上。吃饭时常常花一毛一分钱买个月饼,坐在工厂的台阶上一边啃一边看卡片,掌握一张扔一张,最后一摞卡片越来越薄,事实证明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国家测绘总局曾经组织系统内的青年职工考过一次数学,我竟然考了第一名,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本来不算强项的数学能过关,其他几科也没那么可怕了。

高考前一天晚上,整晚没睡好,但第一门考下来感觉还行。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得知我的高考成绩后,不相信地说:考了这么高!

我曾经觉得高考失利是件丢脸的事,羞于提起。现在很感谢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庆幸自己能从挫折中站起来,战胜自卑和懒惰,在1979年的春天拼了几个月。

高考的经历还带给我一条感悟是,任何时候都要追随自己的内心,人各有短长,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比别人多下点功夫,或许潜能比自己想象的大。有些事没有达到预期,常常是因为自己放弃了努力的尝试。

毕业前在人大校门口留念

人大新闻系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居然录取了我,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时人大刚刚复校,百废待兴,老师们刚刚从五七干校放下锄头,重拾教鞭。多数同学的高考之路比我艰难得多,也分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都比我厉害。在人大的四年,给我最多的并不是学了多少专业知识,而是认知范围的扩大,人文精神的熏陶,职业理想的确立……当然还有,同学之间的友谊。

人大新闻系79级同学毕业前合影

一晃41年过去了。同学们,还记得毕业相册上刘锦生同学的诗吗?

是你,是我,是我们在一起
宛如秋风中的籽粒
为着太阳般的理想
我们,曾这样紧密相依
深长的期望
飘落的叹息
相助中走过泥泞与蒺藜
我们的名字也因此融为一体
 
——眼下,该离别了
却默默地,没有任何渲染
固然,那逝去的迷茫、星儿般的碎语
每一个里面,都有我,都有你
 
是的,即便分开,也不会消失隐灭
我们的存在,就是顽强的信息
相互给予着力量,今后
从执着的追求中去掘取生的诗意
 
呵,这一刻,我们
将窗口的余霞小心地收起
任光阴流淌,无论哪个地方
一声呼唤,便是一缕生动的回忆……
              

——刘锦生 1983年7月



2008年,作者采访珠峰火炬接力


2020年春,作者在武汉疫区。(陈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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