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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 李金声：零分作文，42年前的那次躺枪落榜
作者档案
作者准考证上的照片
李金声，男，1956年出生。先后毕业于江西政法学校、中国政法大学。曾任《检察日报》社长助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主任、监察局副书记。现已退休。
原题
四十二年前的那次落榜
作者：李金声
42年前的那次高考，录取率是百分之四，我不幸地被挤在了分数线的下面。
1977年秋季，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恢复了。我在当了三年知青后，再次走进考场，名为接受国家的挑选，实际上是自己在赌一次命。那年，全国570多万人参加考试，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多一点。这个录取率包括了北京上海这样教育基础好一点的地方，如果只算我所在的偏僻小县，录取率大概在百分之一左右，名副其实地百里挑一。我是落榜生，在那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我壮烈地牺牲了。
喜讯传来
10月21日（这是我一生都忘记不了的日子）早上，我为红薯地锄草，锄了一块地以后，我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纸和新闻摘要》节目。
这是我多年来保持的习惯。在大山坞里，报纸只有《人民日报》和省报，还是一周送一次，靠读报了解山外的事情，存在严重的“时间差”。下乡的第二年，我向妈妈要了30元钱，购买了这台上海产的“春雷牌”晶体管收音机。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我比大队里其他人都更早地获得消息，就得益于这台小小的收音机。
那天早上的新闻，头条是华国锋主席会见一个非洲外宾。第二条是邓小平副主席出席一个科技工作会议。我一边收听一边继续锄草，揣摸着新闻背后的信息。第三条的标题是：“我国改革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几个字蹦出以后让我一愣，这可是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停下锄头，站在红薯地里，继续听下去：“恢复招生考试，自愿报名、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我瞬间呆了。这是真的吗？自愿报名？学校按照考试成绩录取？也就是说能不能上大学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这是我下乡的第三个年头。我下乡的地点是江西省乐平县临港公社九墩大队。在江西省地图上，临港公社只是一个很小的点，九墩大队根本没有。在乐平县地图上，九墩是一个句号大小的圆圈，四边一片空白。小山村孤零零地藏在山坳之中，既使在乐平县，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九墩。
初来乍到的半年，我在知青队里当社员。耕地、插秧、耘田，割稻，学会了很多农活。来的时候一身让人羡慕的健康皮肤，在太阳的烧烤下，变成了紫铜色。手脚上10个指甲被农药烧成了深褐色，经久不褪，用小刀都刮不掉。来的时候体重130多斤，人称胖子，仅仅一年，就瘦掉20多斤，从此胖子的绰号再也与我无缘。
1975年“双抢”过后，大队把我调到村办学校，让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所谓“民办教师”，就是不占国家编制，不领国家工资，只领取微薄补贴的农民教师。农民教师兼有教师和农民两个身份：上课时是教师，不上课时是农民，身份还在生产队里，口粮还在生产队里，学校放假的时候，要回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
下乡的那天，我就用倒计时的方式计算每一个过去的日子。每过去一天，我在心里就划一横，反复计算着两年还剩下多少天。当时政策规定，知青满两年，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招工或者当兵。当时，我和知青乡友们都以为，两年一过，我们就可以回到城里了。
两个寒来暑往，700多个日日夜夜，很多时候我都有一种坚持不住了的感觉。可是，上学、招工杳无音信，最初给我们的那些承诺，一个也落实不了。我多次到公社知青办询问，负责人连头都不抬，嘟嘟囔囔地说：“你刚来多久，就想飞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安心当一个农民吧。”
与九墩小学校长盛长金合影
当兵是一条出路，可是名额很少，身体要求又严，还有很多潜规则，对多数人来讲，等于没有这条路。
后来我才发现，旁边的一个大队有9个上海知青。他们1969年从上海来到这里，一晃已经来了8年多了。除了一个女知青嫁给了当地社员，生了一个孩子，已经彻底放弃了回城的梦想。其余8个知青，一个也没有离开，他们已经苦熬了四个两年了。
恢复高考？体面地离开这块伤心之地，重新走进校园，这对我来讲，简直比梦境还温暖。
几天后，报纸到了，我逐字逐句地研究这篇消息，确认自己的理解无误后，再次捂住自己狂跳的心脏，喃喃自语：“我的机会来了”
我毕业于一个三线工厂的子弟中学。这个工厂1970年由哈尔滨搬迁至乐平临港汪家岩。最初，工厂没有计划建一所子弟学校，在与战争抢速度情况下，孩子读不读书并不是重要的事情。可是，战争并没有打起来，生活还要继续，建学校提上了议事日程。我的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都是在树林子和竹棚子里上课，到了高二，才搬进了建好的校舍。教师来自东南西北，大多数都是工厂职工的家属，正规学校调来的教师没有几个。而且长期配不齐，我们的物理和英语课到了高中才开，历史和地理课一直到毕业也没有上过。加上“一打三反”和“批林批孔”等运动的影响，我们的中学基本上可以说是混过来的。
工厂子弟也有好的一面。很多家长都是大学生，有的甚至是清华、哈军工、北航这样的名校毕业生。家庭的熏陶和父母的辅导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因此，我们学校少数尖子生比地方学校的尖子生并不差多少，甚至还更强。
我的性格喜静不喜动，读书还可以，数学物理成绩一直比较好。在校时，很多次考试，刚刚考完，老师就把我得了一百分的试卷贴在走廊墙上，让同学们对照检查，发现自己错在哪里，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什么也比不了的褒奖。虚荣心是激励学习的一种有效措施，我在中学阶段，成绩一直名列全年级前茅。
作者在中学时
1973年教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乐平县举行了一次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竞赛，我代表乐河中学参加了数学和物理两项赛事。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我获得了物理竞赛第三名，数学也进入了前30名，是唯一在两项赛事中都获得了好成绩的学生。乐平是一个大县，包括厂办的一共有32所中学，参加竞赛的中学生300多名，我的这个成绩让学校领导和老师也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的物理课老师说：“如果像文革前一样，李金声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应该是有把握的。”
算命
周末我回了一趟家。家人已经知道了高考恢复的消息，都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姐姐说“这次你的机会来了”。我爸爸说“争取考好一点，能上北航最好，考不上北航能上南京航空学院也行”。我父母的工厂是制造直升飞机发动机的军工大厂，工厂里面有很多航空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在我爸爸妈妈心目中，北京航空学院是最好的大学，学航空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能考上北航，这让他们在工友面前会很有面子。
离开家里三年，家里已经大变，我的书柜被搬走了，所有书籍都东放一堆、西放一堆。我用了半天时间，找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终于找齐了自己读过的各个学期的教材。
当时没有任何参考书，教材是我能找到的唯一复习资料。在翻箱倒柜过程中，我意外地找到两本上海出版社出版的知青自学教材。一年前，我去乐平新华书店，发现了上海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知识青年自学读本》。这套自学教材包括：数学、语文、政治、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这几本放在架子上，在我眼里金光闪闪，像宝书一样，十分诱人。可惜我的钱不够，倾尽囊中的一块多钱，只买了《数学》和《物理》两本。等我再去乐平的时候，这套书已经下架了。营业员说，“书中有问题，上级通知不能再买，已经被省新华书店收回去了（文革中这种怪事屡见不鲜）”。我的这两本自学教材成了漏网之鱼，让我有几分庆幸。
这两本书，我读了几次，感觉一个是深奥，比我们原来学过的教材要深很多，对我而言，能看懂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二是原理讲得少，主要讲应用，大量的工农业生产实例。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套适合知青自学和提高的教材。读这种书需要整块的时间，我在农村学校当老师，一天忙到晚，不是读这种教材的时候，所以当时没有把这两本书带到九墩。幸运的是，我随意做了其中的几道数学题，其中一道题就出现在不久后数学考试的试卷上，不知道是不是有天意。
我姐姐是1969年初中生，勉强算是“老三届”（标准的老三届指1967、1968、1969三届高中生），也能报考，并且年龄上限扩大到35周岁。可是，她已经进厂工作，在车间里当了三年徒工以后，调到厂宣传科，担任工厂广播站广播员。她对我说“我不考了，咱家就看你的了，希望你为我也争一口气”。我知道她没有自信心，她中学三年都交给了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发放传单，到各地串联，没有正规上过一天课，她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再说，当时在一个国营军工大厂里工作，到处都是羡慕的目光，她也没有想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愿望。
那次考试，报名比较自由，知识青年可以在公社里报名，也可以在自己的户口迁出地报名。那天，我与很多知青一起，在乐河厂教育科报了名，成为乐河厂参考的一名考生。
我家距离九墩并不太远，徒步一个多小时。晚饭后，我背着十几本厚厚的复习资料，步行回九墩。在路上，我边走边在心里琢磨这次考试。我有很自信的一面：虽然离开学校三年多了，可我当年的基础不错，在全县中学生大赛中获得了那么好的成绩，说明了我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我也有不自信的一面：1976年10月之后，学校走上了正轨，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在我后面毕业的师弟师妹们，学的比我们多，掌握的比我们好，与他们一起比高低，我的劣势显而易见。我的强项是数学物理，可是我们高中时两门课的教材，范围和难度只相当于1977年初中三年级，现在高中的数学和物理我基本上不懂，靠自学赶上去，时间够吗？
回到九墩以后，我开始了系统复习。早上早起一个小时，围着小学校，边散步边背诵政治复习题。下午放学以后，我端一张小方凳坐在校园里的老樟树下，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复习物理数学。我把常用公式写成一张一张纸条，贴在床旁边的墙壁上，每天睡觉前认真地读几遍。纸条越贴越多，一大面墙都成了我的公式板。最开始我躺在床上就可以一张一张翻看，后来要蹲在床上，再后来要站在床上才能读到贴在高处的纸条。
高考唤醒了每一个知青，大家都进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在知青点上的同学，纷纷请假回家，一心一意复习。我也犹豫，到底是复习工作两不误，还是放弃一头，背水一战。校长老李说，“学校不可能给你太长的复习时间，如果你要回家备考，我就提请大队换一个老师，考上考不上你都不用再回来了”。
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选择，对我而言，实在左右为难。当时的规矩是，特别出色的民办教师，在经过一定年头试用后，可以转为公办教师。一担“转正”，就有了国家正式编制，就开始吃“皇粮”，也就等于跳出农门了。我到九墩小学以后，教学成绩出色，一至五年级都可以教，数学语文及其他的副课也都胜任。几次举行的公开教学都很成功，多次被公社教育办公室表扬，我是有希望“转正”的。在这个重要时点，我如果主动放弃教师岗位，是否明智呢？
可是，一边工作一边复习，我能有多少时间复习呢？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要把中学所学的主要课程全部重温一遍，还要自学现在的高中教材，时间显然是不够的。
家人都不同意我冒险一搏。妈妈说：“早起一点，晚睡一点，能考上最好，考不上继续教书。你们一起去的那些知青，很多都不如你，你还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
关键的关键是，我对未来完全看不清楚。我不知道这次考试能否坚持下去（文革中朝令夕改的事情很多）。如果是一次性的实验，明年重新恢复推荐上学，还是由基层组织说了算，我现在搏命似的一赌，如果考不取，今后怎么办呢？既使这次有幸考上，按照当时的惯例，录取前还要政治审查，大队党支部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自己放弃教师岗位，肯定要得罪大队领导，他们会认为我自私自利，在政审时再把我拉下来，我不是舍了孩子又没有打到狼吗？
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到邻村找了一个还俗的和尚给我算了一卦。
这个还俗和尚，原来在浙江一个寺里出家。文革初“破四旧”，他们的寺被查封了，他辗转回到家乡。“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他在公社大会上台发言，批判佛教，被公社树为改邪归正的典型。我知道这个人，他住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光线暗淡，一股霉味。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好像是正在哄孩子睡觉，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们共同生的，还是这个女人从外面带来的？
带我去的小王老师，陪着她母亲来过多次，和“老和尚”很熟悉，对他算卦的灵验程度十分迷信。她对我说，“他算命相当准，公社周书记的母亲总是找他，他还为县里的大领导算过，没有人不佩服他的。”
“老和尚”明白我的来意以后，再三再四推辞，说他已经歇手很久了，现在再不弄那些东西了。他说：“我现在是公社社员，一切听党的话，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封建迷信。”
带我去的小王老师向我使眼色，我明白她的意思，急忙从兜里掏出一元钱，强行塞到“老和尚”口袋里。“老和尚”虚情假意地推让了一番。然后说：“你们大老远地跑来，让你们就这么回去，我的心也过意不去。”
他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一个签筒，用手摇晃几下，让我从中抽出一支签。他看过签以后，先是赞扬了我几句，说这个签多么难得，我多么福大命大造化大。然后，故作神秘地对我说：“今年不是你的运气年，你的福报还没有到时候，明年是你最好的年头，到时候应该能转运。”
“老和尚”给我的这个签解，并不是我希望的。为什么是明年而不是今年？不过，我转念一想，年底考试，明年入学，不是正好到了我的转运年吗？“老和尚”应该没有算错！
我一激动，又给了“老和尚”五角钱。一元五角在当时不是小钱，“老和尚”被我感动了，在送我们门口时，说了一句“你和这个妹子可是好姻缘呀”。他这个话让我刚才有点兴奋的心情顿时像泼了一盆冷水，心里想：他这是什么眼神呀，小王老师比我大几岁，胖得像个水桶，我和她怎么会有姻缘呢？老和尚算命是瞎掰吧？
算命归来，我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像我妈妈说的那样，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补习班
大约是11月下旬，工厂应广大考生要求，举办了高考补习班。补习班每天晚上6点钟上课，9点半结束，每次三个半小时。上课的老师主要是工厂设计科和教育课的大学生，也有几个子弟学校老师。为了支持我备考，爸爸把他的自行车给了我，我在九墩小学下班后回家，吃过晚饭去上课，下课以后再骑车返回九墩。
补习班分文理科，参加补习的考生必须明确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我一直以为高考像高中考试一样，考试不分，考完以后，在填写志愿的时候，再分文科理科。我在学校的时候，数学物理不错，化学较差，语文还行，历史地理虽然没有学过，但我喜欢看书，中国历史也知道一些。怎么选择？很伤脑筋。
我专门请教我的老师钱淑兰。她对我说：你最好还是报文科，你们那个年级，数学学得太浅，如果和后来的几届尖子学生相比，你的理科优势并不明显。你能否被录取，取决于招生规模，招生数量大，你的希望大，招生数量小，你就没有什么希望。钱老师一直是我最信赖的老师，一些和母亲都不说的话，我也愿意和她说。对我而言，她是老师，也像母亲。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报名参加了文科考生补习班。
上课的第一天，补习班的场景下了我一跳。6点钟不到，通往子弟学校的路上，人挨人黑压压的一片。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甚至还有夫妻一起来的。平时坐40多人的教室，挤进去至少80人，还有十几个人坐在走廊里。我原来以为，除了我们首届学生，其余的都应该是我的师弟师妹，既使不认识，也都脸熟。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认识的人连一半都不到。很多都是在工厂已经工作了将近10年的南昌航空学校毕业生，有的孩子都有两个了。南航学生是中专生，虽然工作很多年，但大部分还是小于35岁，符合这次报考条件，他们想通过这次考试为自己的人生再做一次选择。
作者在报名前夕
文科班第一个晚上讲数学课。讲课老师是厂教育科副科长赵宝林。赵科长在乐河厂很有名。他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曾经是他们那个县的高考状元。来厂以后是技术骨干，最拿手的就是为青年工人辅导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
赵老师说，我们是高考补习班，任务很明确，就是帮助考生完成最后冲刺。能帮助你们提高20分是我的梦想，如果只能提高2分我也满意。走上考场的是你们自己，作为老师，我们只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代替不了你们自己。
赵老师说，补习班没有教材。他摇晃了一下手里的大本子，说，“我收集了1954年到1965年12年的高考数学考卷，几天后我们还将拿到省里在鹰潭组织的试点考试试卷。我会按照这些考卷的题型和覆盖范围，为大家辅导数学。”
可能是第一天的起点有点高，推进速度又有点快，很多考生听不懂也跟不上，第二天上课，学习的人就少了很多。一个星期以后，教室里剩下不到40人了。理科班的人更少，只有文科班上语文、历史、地理课的时候，人还拥挤一些。实话说，数学课我也听得云里雾里，一向好提问的我，课间休息的时候，竟然躲着赵老师。我担心他询问我是否能听懂？还存在什么问题？这些我根本无法回答。
鹰潭试点考试的考卷来了。教育科油印以后发给我们，不夸张地说，看了几张考卷以后我眼前发黑。不仅仅是数学，几乎所有考卷，除了填空和简答题，10分以上的题目，一道题我也答不出来，有的考题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它是属于哪个学科、在哪个阶段？不仅我完全没有学过，应届毕业生也都看不懂。老师们都说：“难度太大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预计。”
语文重点是补习古文。子弟学校的杨佐喻担任辅导老师。他说，你们在校的时候，古文接触得很少，文言文基本读不懂，必须恶补一下。杨佐喻老师选了5篇古文，要求我们必须背得滚瓜烂熟。5篇古文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晚上回九墩的路上，我边骑车边背诵，推车上程冲岭的时候，两边的山把星月遮挡的严严实实，山风刮过像鬼在嚎叫。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大声吼叫其中的名句，吓得路边的野兔和蛇纷纷逃窜。我意外地发现，大声喊叫比低声吟咏更有助于记忆，那些我在程冲岭上喊过的句子，至今还能随口诵出。我想把这个经验传授给我经常考试的儿子，我儿子不屑地说，整个北京你能找到让你大声吼叫的地方吗？
考试临近，招生办下发通知，明确大学和中专要分开考试（之前说考试一同进行录取再分开），这样考生就不得不做出明确的选择。由于不知己也不知彼，大部分考生还是选择了参加高考，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报名参加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考试。
我们九墩知青队的马秋明选择参加中专考试。她的家传很好，在校时成绩不错，基础比较扎实，在我当时看来，她报考中专有点吃亏了。后来的情况证明，她的选择才是量身定做，她顺利考上了江西省卫生学校，成为九墩知青第一个考出去的人。
马秋明住在我家前院，我们又是一个知青队的乡友，关系一直很好。复习期间，她总是来我家，说是向我请教，其实是一起复习。一张不大的书桌，我坐在这边，她坐在那边，没有问题时我们很少说话，遇到问题时两个人讨论一番。很多时候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轻轻地呼吸声，这时我们都会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相视一笑，然后再低下头来看书。
考试的前几天，要填写报考志愿书，最重要的是选择学校。马秋明没有和家人商量，而是把志愿书放在我的面前，说“我也不怎么懂，还是你帮我选吧”。对这种超级信任，我当然非常享受，为她选了6所我认为非常适合她的学校。她的母亲和姐姐都在工厂医院工作，她熟悉医院，想报卫生学校，我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初她只敢报县卫校和地区卫校，说“如果能考上已经很不错了”。我认为她不够自信，在我的劝说下，她勉强同意填上了江西省卫生学校，结果她真的被这所学校录取。多年以后，她在一家省医院当护士，我去看她，她不好意思地说，“真应该好好谢谢你。”
那是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也是一段甜甜蜜蜜的日子。紧张的复习备考仍然没有阻止我做梦。在我的梦中，大学的校门，明亮的教室，欢快的校园生活，当然也有湖边柳下的约会……
补习班结束之前，工厂教育科组织了一次结业测验，按照高考的科目和考试时间，进行了一次近似于实战的模拟考试。很多人并没有参加考试，我其实也不想参加，觉得浪费两天复习时间有点不值得。可是，我已经被列为重点考生，教育科认为我是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如果我不参加，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影响。经过动员我还是参加了这次模拟考试。
为了逼真，考题很难。我数学得了28分，政治得了72分，史地得了40分，语文得了85分——这是补习班里最高的分数。
问题出在语文考试中的作文。杨佐喻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难忘的时刻》，要求写记述文，不超过800字。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包括杨老师自己也没有想到，9天后的语文考试作文题就是《难忘的时刻》。杨老师的神来一题，让他名声大振，我却意外地遭遇了一场横祸，因此而名落孙山。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县里小有名气。一年前，中央要求宣传华国锋同志，出版社印制了大量华国锋的画像，进村时要举行欢迎仪式。我取材于此，写了一首36行的小诗《喜迎华主席彩像进村来》，发表在地区的报纸上。模拟考试语文试卷发下来以后，我以这首小诗为基础，写了一篇800多字的作文。
对这篇作文，杨佐喻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评语是：角度新颖，文字流畅，感情充沛，充满了诗歌的味道。作文满分是60分，他给了我58分。厂教育科为了证明补习班很有成效，把这篇作文作为范文油印下发，考生人手一份，教育科写的按语最后一句是“供广大考生参考”。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很多考生竟然像背诵政治复习题标准答案一样，把我的这篇作文一句不差地背诵下来。当他们在正式考试看到这个作文题的时候，也像我一样兴奋地心跳。他们凭着记忆，把整篇作文默写在考卷上，于是，乐平考场出现了十几篇从内容到文字都差异不大的作文。
走进考场
1月7日全省统一考试开始。乐河厂参加考试的考生近300人。为了帮助考生到县里参考，工厂联系了县银行等几个部门，请他们腾出会议室、仓库等地方，让乐河考生在考试期间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乐河厂距离县城30多公里，都是山路，每天来回不可能，住在宾馆或招待所考生又负担不起。
1月7日凌晨，工厂运输科门前，七八辆解放牌大卡车按顺序停在路边。考生加上送行的家长超过千人，在厂保卫科人员的引导下，分别走到不同的车子前面。我背着一个行李卷：外面是草席，里面裹着被子，手里还提着一个旅行袋。没有人送我，我一个人站在路边。看着眼前这令人伤感的场面，我的心里有一种被送上刑场的感觉。
考场设在乐平县中学。我第一次走进乐中，发现校园很大，超过100亩地。教室掩映在树林之中，大礼堂、运动场，实验楼，都是我在乐河中学所没有见过的。我们跟随着导考人员，找到自己的考场。把随身所带的书包放在门外，手持准考证进入考场。考场是普通的中学教室，一张条桌坐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想偷看的话很方便，当时的考试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对考生戒备森严。
与我坐一桌的人，是来自临港公社的J。我认识他，曾经和他一起在水库工地上做过宣传工作。他是乐平县知青，毕业于这所学校，据说在学校的时候是高材生。坐下以后，距离开考还有几分钟，我们聊了几句。我问他报了哪几个学校？什么专业？他告诉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江西大学，都是马列主义专业。我问其他志愿呢？他说就报两个，其他学校也不想去。他的自信让我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不敢再抬头看他。我当时的心理是，随便一所什么大学，只要肯招我，我都会乐不得地跑过去。
第一天上午考数学。我浏览了一遍卷子后，感觉和我预料的差不多，难度非常大，我会做的题目不多，考及格完全不可能。但我也意外地发现，一道二元二次方程题，和我在知青自学教材《数学》上看过的那道题相似，我曾经解出来过，这15分我能确保。其他大题，只有撞大运了。
下午考政治。中共党史和哲学类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时事政治题答出了一半，国际共运史答得最差，我粗算了一下，得分应该在60分以下。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第一部分是语文基础知识。包括四大名著分别是什么等10个小题。第二部分是古文，两篇不长的古文，先翻译，再解释其中的文言虚词。第三部分是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作文题边上标着70，意味着作文满分是70分，比杨佐喻老师预料的比重还大。
浏览了语文考卷，我悬着了心平静下来，当时的感觉就是幸运。语文基础知识部分，我能答出一半。古文部分，两篇古文中的一篇，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选用了，我正好教过四年级语文，对我而言这10分是白送。作文题自己曾经写过，老师给了高分，再写一遍只会更好一些。
大意容易出错。在高考这样特殊的时刻，一点错误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我按照顺序答题，在翻译另一篇不熟悉的古文时，耽搁了太多的时间。开始写作文的时候，剩下已经不到40分钟了。我本来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再调整一下结构，写出几句更为优美的句子，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只好匆匆地把写过的作文默写了一遍。
其他三门考试，我都是比较早交的卷子，只有语文考试，我差不多是全班最后一个走出考场的。监考老师说，你再不离开我们就不收你的卷子了。最后一行字我写得非常潦草，我都无法确信改卷老师能认出来。
地理我考得不好。一道考题要求考生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每个洲写出5个国家的名字。我只完整地写出了亚洲五个国家的名字，其余三个洲只写了几个国家的名字。越南、朝鲜和中国关系不错，报纸上经常见到；日本侵略过中国，自然忘记不了，印度和中国打过仗，这四个国家的名字很容易想起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曾经给毛泽东主席送过芒果，当时报纸广播宣传声势很大，让我罕见地记住了这个比较长的国名。非洲我只知道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因为中国为他们修过铁路，马季为此创作过一个相声《友谊颂》。美洲我只知道美国，在交卷子之前，又想起了一个古巴。文革前我们总是吃从他们国家进口的糖，名字就叫古巴糖，舌头的记忆帮助答出了这道题。
地理考卷上还有一道题，让考生在江西省地图上，准确地标出江西周边的省份。1970年，为了三线建设，我们一家从哈尔滨南迁至江西，乘坐浙赣线火车在鹰潭下车，这个经验让我知道浙江在江西的北边。除此之外，江西周边的其他省份我都填写不出来。
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一个笑话。一个准备上大学的人，地理知识竟然贫乏到如此程度，还配持有那张高中毕业证书吗？但这就是当时的实情，我肯定还算好一些的，更多的人连我都不如。经过十年文革，整个民族都退化了。
走出考场，我如释重负，有一种频危病人被抢救过来的感觉。考生们大都比较兴奋，都炫耀自己解答出了多么艰难的问题。我的同班同学Q说，“谢谢你写了一篇好作文，我把你的作文搬到了我的考卷上，如果我考上了，一定请你喝酒。”Q在校时学习成绩很差，如果考体育特长生也许能有一点机会。他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抄袭，在他看来，政治、历史、地理，大家回答的不都是一样吗？为什么作文不能一样？
其实，坚持到四科全部考完的还不足一半人。送我们来的时候，工厂派了七八辆大卡车，接我们回去的时候，只来了4辆车。
在工厂运输科下车的时候，我爸爸推着自行车来接我。他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轻轻地摇了一下头。爸爸看我与其他考生完全不一样，有几分生气，站在路边大声咆哮：快说呀，到底考的怎么样？
落榜了
大约10天后，传来了录取的消息。第一批录取的分数线是204分，每科平均51分。因为是第一次考试，组织者缺乏经验，不公布录取考生的考分，也不允许考生查分。考上还是没有考上，只能以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为准。
乐河厂第一个被录取的人是厂总工程师的儿子杜野兵，录取的学校是上海同济大学。杜野兵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他的录取完全在情理之中。第二个被录取的南昌航空学校毕业生唐志钦，他被录取的学校是江西师范大学。而后，乐河厂再没有传来被录取大学生的消息。三百多考生只录取了两个，算百分比还不到百分之一，这是不是古今录取比例最低的考试我不知道。马秋明被江西省卫生学校录取，也轰动了临港公社。
我一直焦急地等待。我对自己的考试成绩很不满意，但是扪心自问，平均51分的录取线还是超过了。实际上，第二批第三批录取分数又降了，据说还有平均分数不到40分的人被录取了。
一天晚上，杨佐喻老师意外地来到我家。他到地区参加语文科目评卷，工作结束后教育局送他们到井冈山等地游览了20天，下午才回到乐河。教育局之所以送他们去游览，一是犒劳他们，评卷毕竟十分辛苦。二是避免考生与他们接触，给招生工作带来麻烦。
杨老师说，他在评卷时，听说乐平县考场出了问题。十几篇作文结构基本一样，语句差别不大。评卷组分析，肯定是监考不严考生互相抄袭才造成的。当时通讯不便，不能及时听取乐平方面的解释，时间又非常紧急，本着从严把握的原则，招生办决定这十多张卷子都涉嫌作弊，作文都给零分。杨老师对我说，他当时就想到，一定是我的那篇作文出了问题。
我惊呆了，我们一家也都惊呆了。作文零分，对我而言，最有把握的作文失守，上不了录取线还用说吗？
我爸爸接受杨老师的建议。次日，到厂教育科开了一个我是这篇作文原作者的证明，火速赶往地区教育局。
几天以后，我爸爸垂头丧气地回来。他说，辗转多处，好不容易找到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有关人员带他到了考卷存放处。已经录取考生的考卷，早被录取学校取走，落榜考生的考卷，堆在一个农村小学的十几间教室里，等待着作为废品处理。教室里堆得像山一样，一个人想在其中找出一张考卷，无异于大海捞针。工作人员对我爸爸说：“你去翻吧，找到试卷以后给我们看一下”。稍倾，又对我爸爸说：“今年录取工作基本结束，就是能证明别人抄袭了你儿子的作文，也找不到录取你儿子的学校了。现在大家都这么忙，谁有闲工夫管你家这些闲事呢？”
我爸爸是一个老工人，对工厂外面的世界认识有限，简单地认为，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明年再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吧？高招办如此草菅人命，我爸爸甚至都没敢抗议一下。
本来应该是我自己到地区去申诉的。祸不单行，因为复习过度劳累，加上迟迟收不到录取通知书的打击，我大病了一场。在爸爸去地区查分的那天，我就被送进了工厂医院。
一切的一切都是命。我想起了那个“老和尚”，想起了他为我解签时诡异的神态。我甚至迷信地认为，我之所以能碰到这种倒霉事，就是因为晚上过程冲岭时的大喊大叫。那一带被九墩老百姓称之为“鬼山”，夜里有很多鬼魂游荡，我一定是冒犯了哪个主管考试的小鬼，所以才遭此大难！
身体的病和心里的病一起爆发，那个春节我过得死去活来。几次次高烧不退时，我竟愤怒地诅咒：“高考、高考，杀人的高考，为什么要恢复呢？还不如像文革那样，永远不再高考。”
诅咒归诅咒，考试还要参加。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考试，这次再无故事发生，我顺利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背上行李，登上了去往省城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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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