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丨一份不靠谱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新三届 2020-08-25

原题

一份不靠谱的

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转载自微信公号学人君

原编者按：一个人的遭遇，反映的是时代的嬗变，在时代的潮流前，个体是微不足道的灰尘。但微不足道的个体的幸运所在，正在其可以在为数不多的境况中，将命运攥在自己手里。作为有着一千多年文官考试制度的国度，高考是我们每个人熟悉的，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对从上世纪走来的他们来说，有着比任何人都深切的体会——本期整理了部分新三届学人的高考故事，而从这些故事中，即可窥见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又可看见在这潮流下人们未曾停歇的努力和不屈。

贺卫方：严重偏科的文科少年

贺卫方，1960年生，山东牟平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法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中外法学》前主编。长期关注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2001年第一期《中国青年》把他列为“将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之一，2011年度美国《外交政策》“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

1977年，严重偏科的“文科少年”贺卫方在高考后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结果考试结果，数学只考了4分，不出意料地落榜了。1978年，经过一年努力的贺卫方“二战”总分考到347分（山东省文科重点线为340分）。这次贺卫方没有填报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报的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但最终他却被录取到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

贺卫方后来回忆道，“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拿到通知书，无比激动，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怎样的心情，就是我从邮递员手里拿到通知书时的心情。”原来西南政法学院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年招生，由于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录取时还差一两个学生，就从上了重点线的人中调节，结果贺卫方就被调过去了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的学校。

摘编自：《贺卫方高考数学只得了4分的北大教授》，新浪网，2007年5月01日

葛剑雄：考不了大学，就考个研究生

葛剑雄，1945年生，浙江湖州人，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

上高中后不久，上大学就是葛剑雄的梦想，他早就把目光瞄准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但1962年正在读高二的葛剑雄，在一次体检中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此后他虽然非常努力地进行治疗和休养，希望能及早康复，但直到1964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他的肺结核还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在老师的劝说下，他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之后在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

“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心想即使工作十年，我还符合报考大学的年龄，总能找到机会。所以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二年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

1983年，葛剑雄（左）被授予博士学位后与导师谭其骧合影，右为同时获得学位的周振鹤

1977年，高校开始重新招生，葛剑雄上大学的愿望死灰复燃。但当时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足岁，而当时他已满31足岁，失去了报名资格。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足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稍作考虑后，葛剑雄选择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没有考虑或打听报考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哪位教授的难度如何，有多少人报名，反正只是试一试，倒也没有什么包袱，所以考前还是与平时一样工作，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作些准备。”但最终凭着平时的积累，葛剑雄一路顺利通过初试和复试，成为了谭其骧教授的研究生。

徐友渔：阴差阳错进了数学系

徐友渔，1947年生，四川成都人。哲学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成就在于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和文革研究。中国大陆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从2015年11月开始在纽约新学院任驻院学者。

徐友渔生于1947年，因父母早逝，他从14岁起就独自居住，这无疑奠定了日后已成为他突出特点的独立性和精神力量。1966年，徐友渔高三毕业要考大学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梦就在下乡当知青和招工回城的标准式经历里耽搁了整整十年。“在那漫长的十年之间，我周围很多的同伴都已经放弃了学习，但我一直坚持自学。上大学，几乎是我唯一的希望。”徐友渔回忆说。

文革后，1977年秋冬交接之际，徐友渔在充分的准备下，参加了高考，“在考场上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比如政治考题之一是解释‘先验论’，我从柏拉图谈到康德，再按照要求批判林彪的唯心论，我想，判卷的老师也未见得知道得比我多。” 徐友渔回忆那段历史时，仍然很自信，他说，“考完两门时，我就觉得不用考第三门也可以录取了。”

但是，出乎意外和令人尴尬的是，他落榜了。这次高考和文革前一样，仍然有“政治审查”这一关，而且标准和文革前一样，所谓“家庭出身”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之后，徐友渔强打起精神在车间干活，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几个一起复习功课并考上重点大学的亲友送到学校。

但到了1978年3月初，徐友渔接到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录取通知，虽然志愿上没有填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知道被录取了，我心里也高兴，但并没有特别兴奋。心里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惆怅。”徐友渔说，“我知道，那些成绩可以但‘政治条件’不佳的人如果还有点运气，其归宿就是进师范院校，因为当教师在政治等级上属于低档，不算进入要害部门。”“至于学数学，我倒是很喜欢。只要能进大学门，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摘编自：徐友渔：《回忆我在川师大的日子》，网易新闻中心2007年5月2日；《徐友渔忆高考：搭上扩招末班车体验劫后余生》，新浪新闻，2017年5月30日

邓晓芒：我要考不取，天理难容！

邓晓芒，1948年生，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邓晓芒也在1960年代初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70年代返城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对于他自己的读书与考研经历，邓晓芒在《我怎么学起哲学来》一文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1970年，我离开了知青点，申请一个人回到我的老家耒阳农村，真正生活在农民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孤独常常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当你的目的不是放在经世济民、报答某个人或某些人之上，而是要为自己“成人”时，你就可以不依赖于社会或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独自一人去和历史、和全人类的精神对话。在老家农村的三年中，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哲学书，包括西方哲学原著。

1976年以后，许多书慢慢开禁了，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其效率非常惊人。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哲学功底，它使我的理解力和分析综合能力大大提高，能迅速把握事情的本质，看起书来往往一目十行。尽管如此，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我还是很费了一番踌蹰，是报考文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由于对最后这门学科我学得最系统、最有把握，从可能的实际效果考虑，我才选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

记得那天从水电安装公司下了个早班，一身灰土地去省招办拿了张报名表，骑车回家的路上，夹在车后的表掉了，后面两位女士拣起来交还给我，还没等我走远就在议论说：“哪里考得取？”我心里想，我要考不取，天理难容！

但毕竟，因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已上了录取分数线，并去北京顺利通过了复试，在政审上仍被卡了下来。我的母亲十分伤心，但我自己倒并不感到特别遗憾。因为这时，我填报的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的陈修斋先生收到了我在报考的同时给他寄的信和两篇论文，给我来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学成绩。

后来知道我因政审落选，并决心明年第一志愿再报考他的研究生，又来信再三勉励我。他说他不担心我的专业和基础课程，但要注意外语的准备，我原来考的俄语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学用得较多的是英、德、法语，最好能在这几门中选一语种，打一点基础。我当时憋着一口气，瞄准了我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语言，找了一位学过德语的老先生请教，用8个月的业余时间苦学苦练，后来居然以高出分数线10分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考试。

摘编自：邓晓芒：《新批判主义》，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0-308页。

莫砺锋：专长是看“弯弯曲曲”的书

莫砺锋2010年在台湾猫鼻头断崖边

莫砺锋，1949年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曾拜于程千帆先生门下学习，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

1966年，在苏州高级中学就读的莫砺锋很快就要参加高考了，早在那年的5月，他便填写了高考志愿草表，前三个志愿是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数学力学系和自动化控制系。到了6月，莫砺锋正摩拳擦掌准备走上考场，不料高考突然被废除。之后和那年代的大多数年轻的学生一样，他开始了“上山下乡”的十年。

下乡以后，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任何招工、招兵都与他无缘。从1970年开始，部分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那种“群众推荐、领导选拔”的招生方式将莫砺锋彻底拒之门外。由于不肯用辱骂亲生父母的举动来与家庭“划清界限”，莫砺锋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

几年后，莫砺锋超过了25周岁的招生年龄上限，他的大学梦“他生未卜此生休”。但是莫砺锋天性喜爱读书，务农、务工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后来他再也弄不到新的中文书了，便设法找些英文书来看。

1979年1月莫砺锋在安徽大学校园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不久便被证实了，报纸上刊登了文章，论述高考制度的重要性。莫砺锋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报名。他担心过不了“家庭出身”这一关，便跑到公社里打听虚实。公社的文教干事告诉他“公社领导认为你是已经被教育得很好的‘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政治鉴定肯定不会有问题！”

莫砺锋紧绷着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可是关于年龄的条文成了新的拦路虎：“考生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1966、1967、1968届高中生的年龄可适当放宽，但必须学有专长。”而这时的莫砺锋已经28周岁了，他虽是1966届高中生，但除了种庄稼、开车床外，哪有什么“专长”呢？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帮着出主意，突然公社生产组长一拍大腿：“你们真是骑驴找驴！小莫不是经常看‘曲曲弯弯’的书吗？你们有谁认识那些曲曲弯弯的洋字？这英语不是他的专长是什么？”于是莫砺锋在报名表上填上“专长英语”，并将几个志愿都填成外文系。

至于考试，莫砺锋觉得根本不需要做准备。他报名后依然天天上班，只是借了一堆报刊来看，算是温习“政治”。1978年春天，29岁的莫砺锋走进安徽大学外文系，成为了一名“77级”大学生。

摘编自：莫砺锋《高考：1977》，《中华读书报》2017年4月1日。

周其仁：完达山上走出的大学生

2018年4月18日，周其仁在北大朗润园

周其仁，1950年生，上海人，中国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有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等。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是中国农村改革方面的重要学者，在北大曾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周其仁出生于大都市上海，1968年，他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地处黑龙江虎林县的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在那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

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1968年—1976年，周其仁作为下乡知青在完达山打猎、养鹿

在结束七年半的狩猎生涯后，1977年的秋收时节，周其仁站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是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后来有高考机会，自己再把高中的课拿来学习，等于是自学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可能就永远没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

到了填报志愿时，他回忆道，本来不用任何犹豫，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1978年黑龙江省的政策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那一年我已经28岁了，北京大学要不要我这样岁数大的学生呢？远在千里之外，我觉得毫无把握。思虑再三，只好放弃填写北大，最后按第一志愿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录取。”

摘编自：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4月；《周其仁，完达山上走出来的经济学者》，《环球人物周刊》，2018年6月19日

葛兆光：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

葛兆光，1950年出生于上海，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宗教史。

1968年上山下乡时，葛兆光去的是一个紧挨着麻风寨的苗族村寨，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儿当知青。下乡的时候，他带了一樟木箱子书去，那里面有一套石印本的《石头记》，有《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说，一到晚上，他就在油灯下面捧着这些书翻来覆去地看。

后来离开乡下的时候，这些书差不多都被朋友拿光了，只剩下《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没人借，还一直留在身边。1970、1971年贵州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工，葛兆光因为会做砖做瓦，所以进了砖瓦厂；后来砖瓦厂倒闭，他又到了农药厂。农药厂后来也关了门，这样，他又到了供销社，常常下乡跑收购。

1977年冬，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当时的葛兆光正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战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购，从乡下回到县城，才得到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从6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复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

葛兆光和阴法鲁先生在颐和园

填报志愿时，时年27岁的葛兆光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只能学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结果，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没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后来，他成功被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录取。

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因为比别人年纪大，葛兆光很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也因为年纪稍大，老师对他管得很松，让他随便看书，这样他就可以更自由地读一些书。

摘编自：《葛兆光教授的治学之路》，《书城》，2009年04期

潘绥铭：从历史学开始研究性学

潘绥铭，生于1950年，中国大陆著名性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潘绥铭的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对他来说，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唱“十八摸”，大概他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他觉得，这才是他的性学第一课。

1975年以后潘绥铭有幸接触了“社会弃民”，知道不少当时两块钱一次的卖淫和解放后始终没断过的工矿区“买鸡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现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复燃”或“贪图享受”这一类关于性服务“小姐”的人造神话。而且，当时没人听说过“西方性解放”。1981年，潘绥铭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世界中世纪史。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性研究。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马上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颇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摘编自：潘绥铭：《在中国发现性革命：一位“自娱自乐”的社会学家的自述》，2011年潘绥铭教授在台湾“中央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罗志田：被“调剂”到了历史系

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

1977年是罗志田下乡的第九年，那一年大队中学临时请他代课。农忙放假时，罗志田回到成都家中，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恢复了，他便赶紧开始补习。因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那是名副其实的“补习”，与今曰高考“复习”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这样罗志田白天教书，晚上继续学习，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高考之后，在填报志愿时，他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的中文高师班，即所谓中专“戴帽”的大专，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换专业，才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完后已近过年，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忽然我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告诉我录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历史系。”

约1979年于四川大学门口

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录取不太看志愿。大学毕业后他才知道，因他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当时录取他的老师也担有政治风险，经过争议，终以“重在表现”的理由录取了他。“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査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下乡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难’问题，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斗争哲学’之余威尚在，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难以忘怀。”

摘编自：《往事与随想：永远的197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66页。

陈嘉映：成也外语，败也外语

陈嘉映，1952年生，上海人，当代著名哲学家，著有《海德格尔这学概论》《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像》等。

1976 年前后 , 时局急促变化，陈嘉映一再告诫自己 “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书桌”，一边做些翻译，一边读书。1977 年恢复高考，无数青年学子欢呼雀跃，发奋学习，陈嘉映就是其中一员。

“我为高考做了认真准备，但并不是指望上大学学到什么东西，大学只是比印刷厂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陈嘉映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琢磨会德语的人少，没什么竞争。结果不是这么回事儿。考生中有一帮外语专科学校的德语毕业生，人家受过正正经经的训练，年龄又小。在外语专业，尤其是德语这样的小语种，当时25岁的陈嘉映算是大龄的了。

“更糟糕的是面试，召进考场，回答完Wie geht es Ihnen 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整话来。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幸亏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让我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我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这个考生在农村吭吭哧哧自学，能够考成这样怪不容易的，将来说不定是咱们德语专业最好的学生呢。我就这样混入了北大。韩老师的期待没有实现，我的德语口语始终没有过关；不过我倒也不是成绩最差的学生。”

青年陈嘉映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就传出恢复研究生的消息。出于与学业全无关系的考虑——插队八年，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如今一把年纪，不宜回过头来寄生于父母，研究生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够自己糊口了——陈嘉映决定报考研究生。

研究生考试的笔试顺利通过，面试再次出了麻烦。原说面试的内容是现代西方哲学，他自以为在这个领域，考生中没有哪个会比他知道得更多。谁知考官们一上来先问的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策略》等文中关于矛盾、实践之类的论述。“这些劳什子，多年前也读过，这时候却糊里糊涂记不起什么了。后来听说考官们对我白痴般的样子颇感恼怒，根本没心思再提问现代西方哲学。”

这一次是熊伟力主留他：学习外国哲学，外语极端重要，这个考生德文差不多考了满分，还会俄文和英文，弃之可惜，毕竟，矛盾、实践之类一两年就可以补上，几门外语却不是一两年就能学好的。于是他便成了研究生。

摘编自：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

陈平原：

“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陈平原，1954年生，广东潮州潮安县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时，陈平原正在粤东山村插队，他是从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上，读到那篇《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才知道国家政策改变了，可以自由报名参加高考了。当时广东省高考的考试科目主要有两门：语文和数学。对于喜欢读书的陈平原来说，语文的复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靠的是平日积累，而且，那时他在山村学校当民办教师，正好教初中语文。他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重温数学上。幸运的是，陈平原所在的中学组织了短期培训班，所有报名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可以回去复习。就这样，在培训班老师的带领下，陈平原用最快的速度将中学数学温习了一遍，并开始做各类习题。

然而，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开考，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复习时间的严重不足让陈平原走出考场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当时不公布分数，事后我也不想打听。我报了中山大学，还被人家嘲笑，说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考中大？”由于无法预估分数，陈平原在父亲的指导下填报了志愿：第一志愿中山大学，第二志愿华南师院，第三志愿肇庆师专。

1977年12月，离开山村前夕，陈平原与家人合影

1982年中山大学毕业证书

春节过后，不少高校开始给考生寄送录取通知书。可是陈平原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见踪影，这让他非常着急。“那时我很瘦，不知从哪儿听说，上大学有体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体检时才99斤，还差一斤，直感叹，早知道，体检前应多吃一个红薯。为这事，父亲专门带我去请教韩山师专的校长，分析了大半天，估计特殊专业才有这样的要求，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直到有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传达室送来一封盖着邮戳的挂号信，信封上写着“中山大学”字样，他知道自己终于如愿以偿。

摘编自：江蓠：《陈平原高考回溯：永远的1977》，《民生周刊》， 2013年第19期

钱颖一：酷爱数学和英语

钱颖一，1956年4月生，北京人，经济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1972年8月，钱颖一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刚开始1972年的时候，有点想让这一批直接上大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学习氛围都很好。1973年，高校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们前面那一年半念的还都是挺努力的，突然出了个交白卷，‘哗’一下子就改了，还是得从工农兵里面招大学生。然后我们所有人73年底毕业，74年4月份就都去插队了。”

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尤其酷爱数学和英语。“生产队是密云县最穷的队，在山上，我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我念英语，听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教学节目跟着学。”“学《新概念英语》学到第四册时就难了，积累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两三个月回城一次，每次都要到梁从诫他们家去一次问这些问题，答疑。梁从诫的太太，我的老师方晶老师，先问她，她不懂了问她丈夫梁从诫，梁从诫英语也挺好的，他们俩都不懂了，说咱们到里屋去问一个人，我们都叫他金爸，他都给我们解答了。金爸就是金岳霖。”

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重大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50天后，钱颖一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的考场。报志愿时，钱颖一分析过自己的优势，必然是数学和英语，他心目中的最佳志愿是北大的数学专业，遗憾的是，当年只有清华的数学专业招生，这便成了他的第一志愿。1977年的高考，考试的具体时间各地有差异，却是唯一一年冬天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当年高考，四门课总分400分，钱颖一考了360多分，被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录取。清华大学的数学专业和北京大学的物理专业，集中了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最高考分的学生。在39人组成的清华“数七班”里，学生年龄从16岁到31岁不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丁石孙的儿子都在“数七班”。

摘编自：《钱颖一：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央广网，2017年6月6日。

许纪霖：人生是不断的“错过”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许纪霖高兴坏了，他很快就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在填报志愿时上海的文科生只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那个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大合在一起），许纪霖填报志愿的时候都是与新闻、中文、历史有关，“为什么要考文科呢？实际上，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但我对文科有一种偏爱。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当时很想从事文学创作。”

但最终他却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在大学的时候许纪霖也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兴趣很广泛，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选择专业，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哲学、经济和政治，他选择了政治专业。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苏联改革的研究。但是毕业留校后，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党史教研室，与陈竹筠老师一起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

摘编自：许纪霖《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序言。

张维迎：想学文学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1959年生，陕西省榆林人，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界，张维迎以产业组织和企业契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见长，并著有博弈论等方面的学术著作多部。

张维迎出生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偏远山村。他的童年与少年印象最深的是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饥饿。1977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下令恢复高考，使他的命运与千百万人一起出现转机。1977年，张维迎填写高考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因为给县里的广播电台写过通讯，第二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第三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填完这三个志愿，看到志愿表上还空了一格，他随手写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第四志愿”。在体检、政审后，由于长期没有收到通知，张维迎以为已经没有录取希望。结果在3月底，母亲告诉张维迎，村里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他考上大学了。

原来，一位年龄偏大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中央立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招生。张维迎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搭了他们的“便车”而被录取到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何炼成教授利用扩招机会申办的，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专业，也就没有人报考。当时有八大金刚——也就是八个老师去招生办把所有剩下的文科生档案摊了一地，一个一个挑，最后张维迎被挑了进去，由此张开始了经济学研究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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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