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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 薛广勤：我从藏区"逃亡地"回家参加高考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薛广勤，高级记者。1957年8月出生于山西万荣县，1982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阳泉日报、山西日报从事采编工作三十多年，2017年退休！
原题
我从“逃亡地”
回家参加高考
作者：薛广勤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将临近了，参加考试的学生与家长们在煎熬中企盼着，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是今天的学生们必过的坎。看着家长们焦虑的神情，学生们紧张的生活，思绪不由倒退四十年，回想起1978年我的高考。那是一段既心酸，又欣喜的历史，久久地隐藏在我的心中，好像一段不光彩的履历，不愿示人。
至今我岁过六十，退休在家，想起这些往事，心里仍然隐隐作疼，但这毕竟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经历，不愿意想，却又每每想起。索性打开心扉中的尘封，将其记录下来，与我的朋友共赏，若能给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一点借鉴与鼓励，也算一个慰籍。
往事如烟，而我的这段往事并不能像烟云一样地缥缈散去，那是一段痛彻心骨的记忆
人说上大学，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但说实话我没有做过这个梦，因为四十年前我做不了这样的梦，或者说当时我没有资格做这样的梦。
我出生在山西南端黄河东岸，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家庭。黄土高原虽说十年九旱，但肥沃厚实的黄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据老辈们讲，即使光绪三年，民国十八年的大灾荒，也很少听说过饿死人。平常年景这里的人们吃的是小麦面做的白馍，穿的是自己种植的棉花织成的土布衣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生活让这里的人们衣食无忧，很是惬意。
我出生在1957年，经历三年灾害，国家遭受了大难，但依赖父母的庇护，尽管不很健壮，还是一岁一岁地成长了起来。童年与少年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后又拿着镰刀割草。偶尔看场电影，就梦想着能成为电影里的人。看过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纪录片后，就想过长大后能成为建设大桥的工人，但这只是可笑的一闪念。
年龄大些时，也谈理想，我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汽车司机，因为汽车稀缺，村上有两名运城地区运输公司的司机，那待遇和做派比当个县长都牛，着实令人羡慕死了。要不就做一个木匠，因本家的哥哥是木匠，经常有人请去，吃喝不愁。
也还想过许多，就是没有想过上大学，因为那时上大学不是考的，是推荐选拔的，首要的一条就是红，又红又专，红是第一要素，能选上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和家长有门路的，那些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有点问题的子弟，只能靠边，别说上大学，就是当兵也不行。我因父亲的原因，知道这些都与我无缘。
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我理所当然地回村当了农民，那时是生产队，钟一响，扛着农具上地，所有的农活基本都干过了，我最喜欢的是赶着牛车送粪，三头牛拉着胶皮轱辘大车，鞭子一甩，”啪”的一响，挺神气的，每天上午和下午出工，中午可休息半晌。
第二年，命运关照我，村里的学校需要老师，虽然我在学校的成绩不算十分突出，但刻苦学习是出了名的，我下地时经常拿着书，得空就看，尤其是我一边务农，还一边给《运城报》写稿，发表过几篇，被报社聘为通讯员，在村里算个笔杆子，小有名气。加上父亲在村中的威望与人脉，我便被选为队办教师（比民办教师低，挣工分，领补助）。
我从小瘦弱，力气不大，能在村中的小学教书，不晒太阳，不被雨淋，已很幸运，因此格外珍惜，认真踏实地工作。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背课文、写教案，为了能当一名合格的教师，几乎每星期都要到隔壁中学的高中老师那里请教，让他看我备好的教案。在他的指导下，两年时间，我从先教幼儿班，再调至高年级，我所带的课程在全联校的会考中，也曾名列过前茅。
但好景不长，1976年，我这个远在黄河边的小人物的命运，被由北京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给逆转了，这场运动叫“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5日清明节前后，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引起了冲突，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把邓小平又揪出来了，说他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时全民共愤，全国共讨。后半年，学生放假之后，联校组织全公社(现在叫乡政府)的教师集中办学习班，主要任务就是批邓反右。
由于我还能耍两下子笔杆，便代表我们学校上台发言，当时年轻浅薄，胆大不知羞，颇爱卖弄文采，绞尽脑汁地用词，上台之后慷慨激昂，引得台下一片掌声，感觉很是自豪。殊不知，这一发言，危险已经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就在我发言之际，台上坐着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叫乡长）李连城打问我是谁，当他得知我父亲的名字后，就对联校校长发出了指令：这是坏人的孩子，要清理出教师队伍。
于是，第二天我就没资格开会了。说实话当时真的不服，我父亲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在村中颇有威望，咋就成坏人了？事后得知，我的父亲冲撞过人家。
我不服，找到了联校校长，但官小不顶用，找到当时的公社书记，记得复姓相里名治国，对我也还客气，让我把话说完了，正安慰我时，不想此时那李主任进来了，凶神恶煞般地对我一顿喝斥，把我撵了出来，记的当时我是哭着出来的。
回到了家，一连几天睡着不起。父母劝，叫来亲戚好友劝，慢慢也就过去了。好在大队没让我回生产队，把我留到了大队的试验队，这是个由大队组织，专门拨出几十亩地搞育种试验，农活要求精细，苦相对轻些。
但好景不长，那个公社李连城主任蹲点我们村，还要经常到试验队来，我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常撞见。那李主任因是个敢骂人、敢抓人的硬人物，人们送以“李疯子”的绰号，我自然小心翼翼地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躲着，但难堪还是躲不掉。
一次是麦收期间，县人武部的几个军人到了我们村支援夏收，就同试验队的人一起收割，田间地头一位干部摸样的就和我拉呱上了，但不知何时那李主任站到了我的身后，毫不留情地对我又是一顿训斥。说实话当时我愤怒极了，真想上去揍那孙子一顿，但我忍住了，我知道我的身份与处境是不允许我发作的，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地躲开。
再有一次就刻骨铭心了，使我终生难忘。那时时兴积肥，要从学校将厕所的粪便用平车拉到地头，和以黄土，以前试验队长考虑到我刚从学校出来，面子下不去，没派给我这个活，偏偏那李主任到了试验队，点名让我去，而且一段时间是固定的。
你想一个原来在学生面前体面的老师，现在却弓腰弯背拉着茅粪车出入学校的大门，那情景是多么的尴尬。我知道这是故意羞辱我，士可杀不可辱，我发怒了，扔下农具，头也不回地走了。但事情不算完，试验队在李主任的授意下，扣除我的工分，把我打发回生产队，还准备对我采取更严厉的惩罚。
事后经大队干部了解，那李主任为啥子一二再，再而三地和我过不去，是因为我给《运城报》写稿时认识了几个编辑记者，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鼓动我写了个材料，转给了时任运城地委书记的张怀英，张怀英给了万荣县委书记吕喜凤，吕喜凤过问了一下此事，这就惹下了大祸，给我上纲上线，说我上窜下跳要翻案，要对我进行捆绑游斗，施以无产阶级专政。
大祸临头，我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没有任何阅历，受不了胯下之辱，仇恨滿腔，要拼上性命和这孙子干了，这可急坏了我的父母，不敢离开我一步，并找来村里有威望的人给我做工作，其中高中老师薛忠印到家和我彻夜长谈，才使我迷失的心慢慢回归理智。惹不起，总躲的起，我决定出走，去哪儿？一家人商量后决定到甘南去投奔我姑姑。
我的这个姑姑说起来还挺复杂，是我那没有谋过面的爷爷解放前外出做买卖，在甘肃武都再娶的夫人所生，我那爷爷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代临死前，告诉我姑姑，老家是山西荣河西光华村。1960年代我那姑姑找了回来，和我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感情颇深。
于是我渡过黄河，到了陕西韩城坐上火车，过西安，走宝成铁路到汉中略阳下车，换乘汽车到隆南武都，再到舟曲。本应在舟曲再换车，但我到时，当天的班车已经发出，我在汽车站盘桓打问，遇到一位好心的大妈，她说公共汽车明天才有，一会儿有个迭部林业局的卡车要路过，司机她认识，也要给她的亲戚捎点东西去，给说说，看你运气吧。
时间不长，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停在了大妈的旁边，装上了大妈的东西，临走大妈多了一句嘴，把这娃捎上，他去你们那里找他姑姑。司机问我姑姑是谁？我立即报出姑姑的名字，司机一听认识，上车。我忐忑地正要爬上卡车后马槽去，司机说坐驾驶楼里，真是幸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在汽车的驾驶室里。
当晚，我就到了迭部县白云镇上的迭部林业局。将在老家的遭遇告诉姑姑与姑夫，恳求他们收留我。姑姑在非常为难的情况下答应了我，姑夫在林业局还是个小头目，只是我没有户口，只能混在包工队干临时工。
好在那是个藏区，天高皇帝远，好藏人。我便在那里伐开了木头，虽说苦点，但没有人歧视我，欺负我，得空还可到旁边的机修厂木工班帮助干点活，也学了点木工手艺。起码精神上是愉快的。因上过高中，学过几何，会算立方，我很快就成为包工队的检尺员了。
一晃大半年过去，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走后的当年底，国家就恢复了高考，政治形势也不那么紧了，家里希望我能回来，参加1978年的高考，老父几次写信催促。我心有余悸，正在犹豫彷徨之际，薛忠印老师的信来了，他说他已调离光华，到通化中学任教了，各校都在组织往届学生复习，他也带上复习班的课了。他说如果我能回来参加高考，希望很大。信最后，他说不管怎样，你应该回来看看。
说实话，这位老师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他给我指点迷津，他的话我是绝对要听的。我把信拿给姑姑看，姑姑说回去吧，这是条正路，现在形势真变了，若能考上大学，你从此就脱离苦海了，如果还不行，你再来。
于是，1978年4月，出走多半年的我又回到了曾叫我活不下去的的家乡。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通化中学我的老师那里。当时，复习班已开课多时，老师说他带的是文科班，你文科有底子，就在这儿补习文科吧。算来离高考仅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当天晩上回家，收拾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就坐进通化中学文科班的教室了。
通化离我们村有二三十里地，当时补习生不上大灶，一天三顿饭吃馒头，就咸菜，喝开水，就是喝一碗小米粥也是奢望。
为了节约回家取干粮的时间，由我的母亲每周给我送一次，一大面袋馒头，一大瓶子咸菜，那是一周的主食。
那两个月，我真是拼了，除正常上课之外，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政治、历史、地理课本，我过了两遍，语文稍好一些，我重在写作，几乎每周就有一篇作文请老师帮我修改。数学差些，我下的功夫最深，每天几十道题，完不成我就不去睡觉，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教室的长条板凳上蜷缩一会。我几乎利用了一切能利用的时间，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我也在背数学定理、公式。
7月初高考过后，我在家整整睡了几天。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地等待，我感觉到我考得不错，但那时高考有比我大的，有比我小的，谁也估算不透。终于等到了，二十多天后，县上放榜了，我去一看，没我，顿时傻了，这不可能。与我同行的几个同学不信，鼓动我申请查卷。但我的心很乱，竟不知是怎么从五十里外的县城回的家。
就在我万念俱毁，十分沮丧之际，我父亲的朋友从县教育局打听到了消息，文科榜上第二十一名的薛光勤，就是我薛广勤，榜上的一字之差，整得我水米难进，夜不能寐！
那一年的高考是先公布分数，再填报志愿。我当时的想法是就低不就高，能走了就行，在第一志愿栏里写上了山西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二十多天后的早饭时，离我家不远的邮电所送信的到了我家，拿出一封挂号信让我签收，尽管心里有准备，但还是激动不已，拿钢笔的手一直哆嗦。这一页薄纸，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现在得知，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达610万之多，录取41万人，录取率是6.6%，我算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获利者。
上大学的梦，虽然没有做过，却真真切切地实现了。我奶奶说我从此就有了功名，算个秀才了，见了土地爷不用下跪了。还真是，从那一刻起，我敢在村中大路的中间昂首阔步了，心中的感觉就是活出个人样了。人们看我的眼光也变了，最现实的是因我外出“逃亡”被生产队扣的二百多斤囗粮给送了回来。
自从上了大学，在不断增加知识的同时，我感觉骨头里的钙质也慢慢地增加了不少，逐步地硬朗了起来，脊梁骨也竖起来了。因有哪段痛苦的磨砺，使我在后来几十年的生涯中受益匪浅，不管前程顺畅还是曲折，道路平坦还是坎坷，我都能沉着应对，几十年风雨兼程，一路闯荡了过来。
2018年6月3日于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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