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陈剑，1957年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安徽省铜陵市委、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浙江省温岭市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健康中国50人论坛执行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
原题
负重前行可大任
——工农兵学员评述
作者：陈剑
笔者连续刊发了“国之骄子老五届”和“命运多舛老三届”，正准备刊发新三届的文章，但突然发现自己有重大遗漏。紧随老三届之后的“工农兵大学生”又称“工农兵学员”，同样也是共和国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已远离人们的视野，但仍有一些成员活跃在共和国舞台上，并扮演较为、甚至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群体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他们，认识他们，对这一群体给予符合史实的客观评价，是准确认识当代中国重要内容。因而有必要对工农兵学员作一整体分析评价。
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工农兵学员，应当看作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也是一次需要认真总结的尝试。虽然持续了10年，只招生了七级学员，大约95万学员，却影响着中国之后几十年，而且至今仍在受影响。为什么会有工农兵学员，需要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脉络作一疏理。笔者在上一篇“命运多舛老三届”中写道，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同志为《从 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一文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这导致了老三届和2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另一面。毛泽东同志此时考虑十分成熟，他的回答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人民日报，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的指示）毛泽东这一思想，与他多年的观点，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书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提出“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实践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一个初中、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就能独立工作。而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还要经过多年实践才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符合多快好省原则。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所作的探索，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认可，并在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个批示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西安市百货公司“七二一”大学毕业合影
这段批示深深印刻在笔者脑海，也困扰笔者50多年。困扰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20世纪现代国家，大学要不要办，怎么还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给出最终答案是可以办，但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人口学等，以笔者理解，看来是没有必要办的，也没有必要设置，有毛泽东思想武装即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社会改造大师，用了不到30年时间，成功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实现了历史性的改朝换代。在他看来，很多学问实际没什么用处，很多大师实际也没有什么学问。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指示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所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课程设置为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及专业课等。专业课结合本厂的典型产品或科研课题组织课程，自编教材，自选教师，按生产顺序分阶段进行教学。学员全脱产学习,但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工人大学”。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此外,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分配的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等等。上述文件说明，”推荐“是这一文件的关键词。由于提出的要求弹性大，有很大的解读空间。实际上是谁掌握了推荐权力，也就掌握了解读权力。工农兵学员生源来自五个方面：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化程度只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即可。工人、农民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低于初中文化，小学甚至半文盲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也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但不是生源主力，只是注意招收。上述五方面生源，后来也有一些变化。特别是青年干部，后几届几乎不见踪影。解放军战士，主要集中在部队院校，地方一些医学院校也占有一定比重。但多数高校，这一比例逐渐下降。知识青年，在后几届这一比重则逐渐提升。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自此直至1976年，全国前后共招收7级学员，总计约95万人。一些高校到1980年初工农兵学员才毕业。时间跨度前后十年。这是严格按照毛泽东同志指示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结果如何评价，在后文作一分析。
1972年，美国记者来华拍摄的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
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和丰富的基层实践，文化程度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初中学历的生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主体。1971年北京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还有加减乘除也不认得的文盲。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很多学生入校后又忙于阶级斗争，“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最初几批学员的使命。但毕竟文化程度太低，许多学员毕业了还达不到中专水平。如何既能够符合社会实验意图，又能够提升工农兵学员的水平，一个重要选项是提升学员入学时的文化水平。1973年邓小平复出，对两年前开始的推荐办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内容。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已是重大进步。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很多人奔走相告。那一段期间笔者也十分忙碌，作为此时高一学生，大约半个多月时间，笔者每天晚上给几位关系要好的只有初中毕业的在工厂工作的考生、也是哥哥姐姐们进行辅导。辅导的内容是数学、物理等。几位考生参加考试都取得了较好成绩。这是六年期间唯一一次考试。但好景不长，张铁生事件出现了。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知青张铁生在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时，在试卷背后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交了一份被视为“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夜之间他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成绩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他自知理化成绩不好，就在考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
“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
张铁生这封信，实际是一种情绪抱怨：自己很忙，平时没有时间复习，希望能够给予机会。笔者在当时是抱着极大同情心看这封信的。但这封信被人利用了。放在时代大背景看，这封信严重阻碍了邓小平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努力。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铁生成了”四人帮“一块可以打人的“石头”。历史就是这样诡异。孤立地看，张在考卷上写一段给领导的信发发牢骚，可以理解，也属正常。但这封信被他人利用，张成为打人的“石头”，个人如何把控就十分关键。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录取，1975年1月，张铁生当选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11月29日，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此时张铁生已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无法左右自己。“四人帮”被粉碎后，1983年3月23日，辽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法庭辩论时，他说自己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1991年10月6日，张铁生刑满获释，一年后，张铁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励下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1973年邓小平为恢复高考制度的努力，虽然出了张铁生事件，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白费。甚至相反，“白卷英雄”引发全国对文化考试究竟是否有必要的思考。此时，文化革命进入中后期，“九一三”事件后人们也有更多思考。学生文化水准过低，各院校也为生源质量发愁。为保证招收到符合条件的学员，各院校后来提了一些建议，包括多从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学员，实行推荐加考试的方法，招收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入学，在大学设预科，补到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再升入本科等等。可以作这样一个判断，七级学员，生源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提升，到了1975，1976年的生源，更有了明显提升。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6级12月入校。1977 年，邓小平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工农兵学员随之停招。1980 年年初，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走出了校门，工农兵大学生从此成了历史。 1993年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教学厅字[1993]4号文件。其中规定，对于1970－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当时规定普通班学制暂为2至3年），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该时期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如何评价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可以这样说，这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与作为政治家毛泽东二者融合的杰作。始终坚守”卑贱者最聪明“的毛泽东心系中国普罗大众，为劳动者鼓与呼，自然得到了中国普罗阶层的怀念。这一社会实验自然有其合理成份，特别是如何为普罗阶层鼓与呼，在当下中国仍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笔者在自己的小文”命运多舛老三届“中，提到了一个被人们忽视的群体——回乡的老三届。工农兵学员一个重要来源来是贫下中农。笔者在农村插队时了解，虽然工农兵学员推荐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毕竟为回乡知识青年提供了一个改变自身出路，提供向上一个可能。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严重不公平制度，从农村走出去上高校，虽然有走后门等问题，但也不排除招收了相当一部分农村优秀青年。政策执行的是哪里来哪里去，但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就是国家人，拿工资，是国家干部。这对回乡知青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与1966至1970五年完全停止招生相比，显然有进步意义。这个社会实验也能够找到一些合理成份，但总体分析，在为中国普罗阶层提供学习机会的同时，这个社会实验却在更大范围内制造了社会不公平，是严重的社会不公。他堵死了无数莘莘学子，无数有才华的年轻人上大学的机会，并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科技发展规律。为什么邓小平1977年恢复高考得到了亿万人民的普遍拥护支持，正是顺应了亿万人民心愿。而这一社会实验，不仅没有提升、而是降低了中国教育整体水平，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国际科技先进水平的距离。用现代化视野分析，这个社会实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这项社会实验并不成功，但对于95万工农兵学员来说，则应给予较为正面的积极评价。曾经有那样一群人，在跌宕起伏的命运面前，他们没有气馁，没有被淹没。这是一群吃苦耐劳、谦虚谨慎、为人低调、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的群体。这一群体，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入学，绝大多数学员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且十分努力。并在各自不同起点上取得了明显进步。他们来自中国基层，了解中国国情和人民的需求。他们顾全大局，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接地气，了解基层需求，是这一群体显著特点。如果从政，这一特点有利提升人民认同度。95万工农兵学员，虽然基础不一，水平参差不齐，但接受三年及以上教育后，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亟需人才。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努力，参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中国社会40多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群体中，有一些基础厚实、志向远大的学员。三年或三年半的学习，实际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他们努力抓住，并勤奋努力。在北京大学，季羡林、冯友兰等大家都曾给学员执教。因此，有心学习、自制力强的学员是有机会得到难得的教育。特别是1975年和1976年入学的同学，他们在校期间，国家历史掀开了新篇章，大学学习氛围愈益浓厚，更促使他们勤奋学习。1976年级学员更甚。走向社会后，他们抓住一次次发展机会，或报考研究生，或出国深造，或勤勉从政。
1975年发行工农兵大学生邮票，一组五枚
与老五届、老三届一样，工农兵学员同样走出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国务活动家等。例如在科技领域，有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优异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院士（浙江医科大学，1970至1973年）；有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副国级领导人陈竺（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1975年至1977年）等。更有一批担当大任的领导人，包括省部级、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领导人。例如正国级领导人张德江（延边大学，1972—1975年 ）、王歧山（西北大学，1973－1976年）、王沪宁（上海师范大学干校，1972-1977年）等，他们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并影响了当代中国发展。共和国大厦是一代人一代人前赴后继建造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也有一代人的局限。当年工农兵学员作为社会实验样本是个人不能左右的，虽然历史已经证明这项社会实验并不成功。但这一群体每一个人积极努力，在不同的起点上为中国现代化做出贡献，值得后人铭记。他们与老五届一样，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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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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