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陈剑：国之骄子老五届，被时代折腾的一代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剑，1957年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安徽省铜陵市委、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浙江省温岭市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健康中国50人论坛执行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 

原题

国之骄子老五届

作者：陈剑

原载微信公号常态发展

在共和国历史上，有三个特殊群体，就是老五届、老三届和新三届。共和国诸多的风云人物来自这三个群体。了解这三个群体，就大体了解了共和国72历史。但对这三个群体，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本文就此作一个疏理，作一个界定。今天刊出第一部分。

老五届指1961至1965年入学的五届大学生。按照原定学制，他们应该分别在1966至1970年毕业。因为“文革”原因，未能完成全部的课程学习，未能按时毕业分配的五届大学生，被称为“老五届”。这一群体对应年龄段涵盖1941—1947年这一区间。当时每年招收约13万名大学生，这一群体总量约65万人左右。对于这一时期文盲人口占比仍然较多的共和国来说，他们是国之骄子，如珍珠般珍贵，是共和国稀缺之源。

这一群体是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开始上学读书的，其成长过程完全与共和国发展同步。且经过完整的六年小学教育，六年中学教育，并经过严格的高考、严格的政治审查，几乎是一百个同龄人中才能录取一名的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百里挑一的“天之骄子”。

这一群体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特别是三年大饥荒，一些人吃不饱，穿不暖，影响了身体的正常发育。

一. 被折腾

这一群体最大特征是被折腾。也就是个人的命运，在大历史进程中被时代抛来抛去，个人很难把控自己未来。

上大学了，首先遭遇到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教授被批斗，学校停课，大学正常学习秩序完全被破坏了。老五届中的大部分未能完成基本学业，未能按时毕业分配。尤其是1965年进校的学生，只读了一年书，就开始闹革命了，这些同学又被戏称“老高四”，即“高中四年级”。大学毕业后，这些同学被安排去了工厂、矿山、军垦农场和基层农村学校，绝大多数用非所学。

清华大学的"文革"大字报

老五届经受时代折腾，“文革”期间最明显。他们很多人既是“文革”弄潮儿，又是“文革”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部分老五届在“文革”初期崭露头角出了大名，但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66年开始的红卫兵运动，是领导人直接动员和组织的。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万红卫兵，这其中就有众多的老五届。他们热情参与，积极响应，一些老五届因此成了各省市的造反派头头。

最出名的是“文革”初期的“五大红卫兵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除了聂元梓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外，其余四个都是老五届。这几位风光一时，但风云突变，很快就如同用过抹布被扔掉，被关押。对这几位命运，很难用合适语言表达，但身不由己则很显然，这也几乎是“文革”初期所有红卫兵领袖命运。

老五届在“文革”中最惨烈的损失，是在广东的牛田洋军垦农场，两千多名老五届在那里劳动锻炼。1969年7月28日台风来袭，人们在“人在大堤在”口号鼓动下，跳进决口以人墙堵决口，结果83名大学生与470名部队官兵牺牲了宝贵生命。

“七·二八”烈士纪念碑

二. 科研短板明显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由于人才断代，知识断层，老五届作为国之骄子的稀缺人才就突显出来 了。在科技领域，老五届走出校门之后 ，蹉跎了青春岁月，很多人至少有8年时间完全脱离科研一线，即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才陆续有一些老五届回到学校和科研机构。但毕竟脱离科研时间长，再加上基础不扎实，从事科研短板明显。

虽然有一些毕业于著名高校的老五届同学基础相对扎实，例如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不乏有个别优秀者，但整体寥若晨星，乏善可陈，没有涌现出大师级人才群体。目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队伍中，属于这一群体的人数很少。

温元凯老师

我认识的1980年代改革十大人物温元凯老师很有代表性。温老师是我的朋友，194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  ，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73年调入中国科大任教，也为恢复高考做出了重要贡献，77级同学因此十分感恩（十几年前，我与温老师被同一机构多次邀请在广东作报告，我的开场白就感恩温老师为恢复高考所做贡献）。1977年31岁的温老师被提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1978年下半年，32岁时曾到我校作科技报告，笔者有幸聆听。

此时温老师激情豪迈，具备了一个科研工作者优秀素养，遗憾的是科研工作没有坚持几年，就被上级机构安排担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由于长期为改革鼓与呼，198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但从政风险大，个人难把控。改革也有起伏。1980年末期后去美国，1990年代初期闯荡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现在温老师在北京从事经济咨询工作。担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

三. 政坛主力

老五届的经历，特别适合中国政治发展。因而从政者诸多，是中国政坛的绝对主力军。老五届65万毕业生，笔者估计至少有一半从政。即担任科级及以上的领导。这里说的科级，主要是在县市一组担任局长主任等领导职务。

笔者1980年代在中央机关工作，经常到基层调研，看到大量老五届大学生被选调到县市委办局担任领导。笔者在北京认识的司局级、部级领导，也有相当一批来自这一群体。

这一群体之所以从政者众多，其原因一是有丰富基层历练。虽然受时代折腾，但由于长期接触基层，普遍有十多年的基层历练，“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奠定了他们的忠诚勤勉的品格，而这种基层历练为他们从政奠定了厚实基础，成为最大优势。从这个角度说，老五届因祸得福。

二是资源严重稀缺。198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社会急需要大量年富力强的同志承担改革重任，但资源严重稀缺。老五届群体接受了中国社会十多年的磨练，此时3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十分符合干部选拔标准。无论在校学的是什么专业，组织部门对年轻干部巨大需求，只要是大学生就被安排使用，这几乎是那个时期各地组织人事部门的唯一选择。老五届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重任！

老五届作为政坛主力，可以对副国级领导作一个分析考察。以党的17届中央政治局为例，政治局委员属于副国级，25位政治局委员，属于老五届就有9位（分别是王刚、王兆国、刘延东、李长春、张高丽、俞正声、贺国强，包括出问题的周永康、徐才厚），占了36%。曾担任正国级领导中，就有李长春、贺国强、俞正声、张高丽，包括出问题的周永康。

老五届目前最低年龄已经74岁，从明年开始，就陆续进入80岁，普遍进入颐养天年阶段。这是经历过历史折腾的群体，也是为共和国改革开放做出重要贡献的群体。在此向这一群体表达致敬，衷心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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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获作者许可分享，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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