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吴珂：档案袋好像武侠小说的阴阳簿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吴珂，1951年7岁在上海读小学，1953年10岁到北京读小学，后考入北京二中，1958年到安徽，入读合肥二中，1962年考入合肥工业大学，1963年转学上海工学院。1968年毕业，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再分配到上海工作，先后在上海多家机床企业任职。1999年调入上海电气集团上海质量技术研究所任副总师，兼任上海机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监理工程师培训讲师。2014年滿70岁退休。

原题

我们这辈人（之2）

我 的 大 学

作者：吴珂

1、高考

高考对所有的学子来说都是一扇严峻的门，你进去了就可能有美好的前程，挡在外面了，一切都很难说。不要说怎样去面对父母的责难、学友的鄙视、社会的冷漠，还要面对去新疆拓边的动员，总之一定要考上大学，不是王子就是乞丐，不是白马就是青蛙！

可以说所有的书都背熟了，所有的题都做过了，所有历届考试的卷子能搞到的也都研究过了，到考前反而平静下来。

进了考场拿到考卷，才发现题目难的难、易的易，容易的可以不用思考就做答题，难的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如立体几何三维的论证，作文题“雨后”等。夏天考试紧张时，汗如雨下，有个女生报告说考卷没有字，老师来看其实是眼发花，卷子汗湿了。

我考完后就到上海去了，住在阿姨“四伯”家里。有一天表姐过来告诉我，说我的大学录取通知单来了，我拆开一看是合肥工业大学采矿机械系，我的心竟然没有一点快乐。

人就是这样不知满足，没考的时候就怕考不上，志愿不敢填得太高，待到考上了又后悔了，志愿蛮好再报得高一点就好了。

2、不适应大学的生活

合肥工大其实是一所不错的全国重点大学，教学严谨，师资力量强，学科门类多。入学后，我的学习生活仍然很艰苦，还参加了两个运动队，一个是学校的乒乓球队，那是因为有一次在合肥师院打球偶然会过外来的二个高手，其中一个会拉弧圈球，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他怎么拉，过来我就压住，上旋慢就劈死，结果我小胜。没想到这人就是合工大校队的队长。他在新生入学接待时是高年级引导生，一下就认出了我，所以没经考核就发展我进了校队。还有一个队是小口径步枪射击队，我拥有一支固定保管的枪，枪法一般，但喜欢玩枪。在班里我担任付班长，基本上什么事都不管。每个星期球队和射击队练习以及相关会议占去了我很多的课余时间，我必须把它们都补上，否则学习就会跟不上。

大学—年纪主要是基础课，高等数学、画法几何、高等物理、机械原理，还有外语，三天一测，五天一考，刚从高考战线上撤下来的疲惫之体受得了吗？很多高中时的优秀生到了大学成绩不行了，学如逆水行舟真是这个道理。我第一次考下来，一个优秀，一个良好，还有一个合格，我不乐意了。

我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早晨吹起床号提前一小时起床，晚上熄灯铃后再学习一小时后就寝，当时和我一起执行这个计划的是我的新朋友冯江水。江水是东至县人，温文腼腆，爱大声笑着说话，人家说他就像是我的影子。

3、苦行僧

苦行僧式的读书生活早晨要早起，可是一没有手表，二没有闹钟，两个人商量一下，只有临睡前多喝水，早上尿一涨，就爬起来。天上刚有曙光，我们外语已读完。等起床号响了，我们就去大操场跑步，等人家来晨练，我们已经跑完步去喝稀饭了。早自习时，同学们在读外语，可是我们已经在预习当天的新课了。下午我分别去参加两个运动队的训练，晚上做作业、复习功课，看参考书就要放到晚自习以后。教学大楼熄灯时管理员是一个教室接着一个教室关灯，我和江水跟着他一个教室挨着一个教室撤退，直到无灯可守，才笑嘻嘻地回宿舍楼，由于回去的晚，很少有跟其他同学接触的时间。

一个学期下来，我和江水的成绩自然是名列前茅。其间还有两个人和我们为伍，一个是系团委的张定玉，他是县里镇上的人，很会讲话，有粘劲，非要和我们粘在一块。还有一个是机械仪表系的女生，我每次晚自习时忽前忽后都感到有她的身影，直到有一次上机械制图的大课，我去晚了，看到一个女生的椅子旁还有一个空座，不好意思地问她是否可以坐下，她把书挪开，我坐下后才发现她就是那个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晚自习的女生。她披着一件土布蓝花的大棉袄，娇小的身材，睫毛低垂着。

自始至终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甚至我不知她姓什么，也不想去打听，要知道内心隐藏着的东西才是最可贵的。原来苦行僧也有人喜欢！奇怪的是周边的人，长期以来江水和定玉都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其他人，这种默默无声的友谊也许只有我和那个女孩子才知道，可是如果不讲出来，就像《红莓花儿》唱的那样，让暗中思念的人怎么去猜想呢？

4、转学

就在一年级上学期结束的一天，合工大的赵校长把我找到他家里去，赵原来是宿县地委的地委书记，因为对“三面红旗”的执行上“右倾”，被撤了下来，他降为副职跟我父亲在合师院合作了一段时间，两个老兄很合得来。现在又上调到合肥工大任正职，那是李青天纠正“左”的倾向中的一个安排。我见到赵校长很亲切，我还叫他赵院长，我说我还一直记得您在我们家在最困难的时候送来的一条大鱼，拎直足有我人那么高，当时我父母外出治病，赵伯伯送来的鱼，我们把中段留下来等父母回来吃，单是那个鱼头，我们用灶台上的大锅就煮了满满一锅，劈柴烧的炉膛里亮堂堂的，几个孩子吃得饱饱的，靠在火旁睡着了，至今难忘。

赵说你父母调到上海工作了，根据调令举家迁沪，所以你要转学到上海呢。天哪！大学哪有转学的呢？我不想走，赵说，到哪去读他不管，但他可以根据调令把我转出，转移到哪读问上海去吧。我提着行李回到家，妈说，刘秘书已经把我的学历材料送来了，档案等以后上海的学校定了他们再转去。她又劝我一定要一起走，说着说着掉下泪来，我知道妈妈为了父亲调任上海已经到省委跑了好长的时间。父亲的身体不好，师院党委的组织派了个二十几岁的护士长小腾固定地跟着他护理，无论是在家吃药、打针还是住高干病房，她都像上班一样准时每天跟着。妈看着不舒服又不能吵，所以请了个长假陪父亲到上海看病，通过上海党组织的老领导找了华东局的领导苦苦请求，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纸调令。

母亲说，儿子，妈求你了，赶快帮妈搬家。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想起学校宿舍里还有一个箱子，回到学校已经放寒假了，空空荡荡，走出校门时一片大雪，遇见班里的同学白莎，她问我拎着箱子到哪里去？我告诉她我转学了，到上海去。这是合工大同学中第一个知道我要离开的人。回想，我们家是1953年离开上海调到北京的，时隔十年后1963年初又回到了上海。

5、休学

到上海后，爸爸妈妈要重新分配工作，我们孩子们也要到学校去读书。上海名校的校长叶克平和段力佩都是爸妈解放前地下党时的老战友，所以弟妹们分别去了上中和育才。大学特别难安排，这时我们全家住在上海的公安局招待所大沪饭店，我一时找不到对口的学校，呆在旅馆里挺着急。后来听说地方性大学可以解决，是爸的一个老朋友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沈珑副院长帮忙，找到上海工学院机械系的瞿为霖主任肯收，最后上海教委孙兰局长点头才进去的。

进工学院后，由于我是一个晚来的插班生，各门功课都必须补课，虽然我依然勤奋，但却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我的高考成绩是平均80.5分，而这个学校只要70分就可以录取进来，跟不上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脱课太多，实际上还是因为沪皖两地，中学里教学质量的基础差距问题。高考成绩是可以拼出来的，可是中学的基础是平时练出来的。基础好，上了大学后就不觉得吃力。大一下的高数、电气、化学、外语比高中时难多了，我每个星期天都留在学校里做功课，可是学业毕竟是循序渐进的，我终于垮了下来。有一天脑子轰的一声，两耳鸣叫起来，眼前一片金花，躺下不能入眠。同学们把我送回大沪饭店，沈云发支书见到了我的父亲说，您必须让他休息了。

这样我我刚进去不到两个月就被迫休学了。

实际上这是我在合工大一年级学习的不幸延续。

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是橘在江北还为橘，橘到江南则成枳。我的两眼充满泪水，想起了江水、定玉，还有那个不知名的披着蓝棉袄、始终伴我夜读的女孩，转学给我的打击太大了。

俗话说，人的命运是受上天主宰的。我原本不相信，可是现在有点信了。回过头想来，如果不是由于我休学半年，那会后来受那么多罪！你想，复学以后我才会和68届一起读书的，而68届正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是红卫兵运动中最活跃的部分。

我还没有走出校门，我的命运就已经大致圈定下来，方感到冥冥之中是有定数的。当然个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跳出来，如果处世低调，还可免灾，而以我的个性不可能。其他就要看个人的素质、良心和悟性，我妈说我是玻璃人金子心，只要不碎能有所为，但卷入大潮是不可避免的了。

5、复学以后

休息了二个月，我回到学校去。这时已经到了新学年，我必须到下一届的新开班去注册。学生科开始不同意，只好去找大学院长，妈妈请了假专门去见院长。一进院长室的门，张敬人院长一下认出了妈妈站了起来，原来他们还是新四军苏中四地委的老战友，张院长当时是她的上级。张一个电话过去复学手续变得很顺利，学生科长一切照办。系里的领导姜书记对我很关心，要我先恢复身体健康，学习反正是从头来，应该没有问题。

第一年我确实是这样做了。我还报名参加了校射击队。乒乓是不行了，乒乓球的胜负除了技术以外，主要还是赢在心理上，打球在关键时刻要顶得住，可是我大病后失去了这份自信心。

只怕再患“神经衰弱”，学习上也只求中等水平，不敢拼命。大学二年级的学习，按部就班，课余生活也有趣，我和老师以及同学们关系都相处得很好，大二时被选为校学生会生活部长和班里的班长。大三时发展为第一批学生党员。

大二暑假时曾到海军工程兵下连当兵，在宁波莫枝军港干了一个月。白天开山放炮，下雨读书读报，晚上出操放哨，夜里紧急集合打背包，扛枪跑上五公里那算少。我学会了抡锤扶钎，知道了当兵的人流血流汗服役不容易。返校后还编了相声和叶全平同学一起演出，逗得大伙哈哈笑。

农忙时参加三夏抢收、抢种，边割边收，边收边挑，和农民打成一片。学校阮世炯书记抽空下乡来慰问，他走后我被调到伙房当了炊事班长，照顾我的身体。可是我不会烧饭、炒菜，买菜算账有事务长，我只能干点杂事。大家感到我有点特殊。

课余时间我还是绿茵场上的积极分子，叶全平、李宏根和我组成了前锋铁三角。排球我也喜欢，摸高不行，大多当替补队员。

如果这样渡过大学生活，那就风平浪静，太令人回忆了！可是国家的政治风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大三开始，“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把我卷进去，送到浪尖再抛到谷底！

5、“四清”运动

（1）上钢二厂工作队

“四清”运动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的宗旨起初就是派工作队下乡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中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这是一项很受农民欢迎的举措，它使农村中的生产力得到恢复，纠正了浮夸风中“左”的倾向。

后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天津附近的农村“小站”蹲点，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却挨了批。这也是连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敏感暴发点，所有“正面”的东西都将转化为反面。

我在大三的时候被派到上钢二厂“四清”工作队搞“四清”，全班同学都分配到厂里去担任各分队的队员，我是党员留在队部组织科。这个工作队隶属于冶金局工作团，团长是局长陆铁夫，我们队长是江怡，副队长是劳改局副局长牟德欣，可见对该厂之重视。

运动的第一步是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第二步分清二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组织领导干部下楼，第三步建立新的领导班子并搭建第二梯队，选拔革命接班人，现在宝钢的朱尔沛就是那时筛选出来的。

所以这样做就是要防止像苏联那样，党和国家变色、变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运动搞到后期就变成人人过关，为了防止运动走过场，还要“梳辫子”，我也被派到下面的钢丝绳分队参加专案工作，因为调档案必须要党员身份才可以接触。

我第一次打开档案袋看，才发现人世间政治真是很可怕，好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阴阳簿。牛皮袋中很多本子里，每一页贴的都是一些举报的条子，有的具名，有的不具名。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不管具名不具名，凡是检举了，就要把问题罗列成册，一一进行内查外调加以核实。如：莫须有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腐败分子要查，搞经济上投机倒把的坏分子要查，散布反动消息偷听敌台、反对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更要查。

这样查下去，工作队在厂里的阻力就越来越大，许多部队里复员下来的班排长，大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才从部队上清洗下来，同时他们的历史材料也被带到地方上，当时这些人已经成为厂里车间基层的骨干，大多是班、组长。运动一来他们的老帐就被翻出来晒晒太阳，其中有些人挨了整，没想到他们后来竟成了“文革”第一批杀出来的老造反，成了上海工总司的骨干，成了王洪文的党羽。他们确实是被工作队逼出来的“造反派”，“文革”开始后他们先拿工作队开刀，听说有的队长腰都被斗断了，你说狠不狠。

我负责的一个对象叫杨阿炎，在厂里是个老油子，主要的问题是贩米跑单帮，困难时期私制卷烟，投机倒把，贩米是违反统购统销政策的，当时投机倒把超过贰仟元不法收入就可定罪“坏分子”。要知道带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那日子可是不好受。

我是学生出身，办案没有经验，经老队员指点，方知问不出案子中的非法销售收入，但是如果知道他有几台卷烟机，每月的产量，当时黑市上私烟的价格，这样总收入就大致估得出。问题是怎么打折头，如果打八折就上了二仟元，打七折就算不上。可是私下杨阿炎给我跪下了，他老泪纵横，说是为了一家老小吃饭，不得已才犯的“罪”，希望我放过他，我最终下不了重手，定他为七折，列为教育对象。

显然在深挖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中，我的思想表现得比较右倾。不久，我被调到冶金技校“四清”工作队，队长就是原副队长牟德欣，副队长是上海警备区驻虹桥机场的摩托化营的孙营长。

（2）冶金技校“四清”工作队

冶金技校位于北新泾，是一个中专性质的技校。我们进入冶金技校时正值“文革”的发动初期，我分配在队部担任队长的秘书兼队部的文书，同去的还有冶金系的王平和小赵等同学。

我的主要任务是编简报，每天的主要会议我都要参加，然后晚上开始编简报，把上级的精神，主要是把队长的讲话精神插入到会议的与会者发言中去，引导第二天的运动。往往要搞到深夜，甚至到鸡叫。完成后把简报稿放到队长的桌子上由他审阅完后打印，在上午的会议上发下去。我上午可晚一会起床，这个工作极大的锻炼了我，使我知道政治运动是怎么导演的，群众是怎么运动的，笔杆子是怎么耍的。

运动的初期，教师和学生都很平静。学校里有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呢？校长只管教学，其他均交由工作队去管。

在队委会上队长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学校里要学习“十六条”，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动全体工作队员去找鬼，然后把“鬼”放到学生中去打，把火烧起来。我很清楚，放火的是工作队，不是学生。

排查档案后，发现有一个姓张的语文教师政治上有些问题，他原本是志愿军里的一个随军记者，一是报道第五次战役有错误，二是与朝鲜妇女有不检点行为，被志愿军责令回国，最后发落在这个学校教书。经研究拟将此人定为打鬼的对象。

然后由我们学生队员找该校的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启发他们，让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去揭开阶级斗争在学校里的盖子。

在发动的初期，重点还是搜集运动中是否有与运动相抵触的言论。海瑞罢官的讨论当时已有正反两方面的交锋，教师们中间是怎么评论的呢？希望小将们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与封、资、修战斗到底。果然在引导的座谈会上，与会同学们讲到了张老师，工作队就予以肯定，把火力集中到他身上。同学们得到支持后，再回去串连他们的伙伴，收集到张的“反动言论”还真是不少。不久会议上就点了张的名，学生们包括一些老师都像“反右”的初期那样对张老师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样横扫牛鬼蛇神的火就点燃了。

后来北京传来消息，说“四清”工作队在清华大学和北大都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受到毛主席的批判。

工作队长叫我们回自己的学校去，说他们已得到命令要他们检讨在学校里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估计烈火马上就要烧上身，要我们快些跑，因为“你们回去后，到了学校又是革命小将了”。

我们恋恋不舍的告别了队长和老队员，回到自己的母校上海工学院去参加本校的“文革“”。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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